主题:【原创】那年庐山(五) 七月二十三日 -- 史文恭
难道你不知道按中国人最灵活机动?海外军团声名赫赫啊,你以为那么好的经验到中国来就顶用?我看没那么简单。避税和偷税两个行为都同时在进行当中。中国的事情照你底想法是要下猛药,就如同对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可行吗?没有可操作性,说了白说。中国就照目前的法律征税,能够基本执行得好的前提下,进一步才有可能啊。民主选举那么好的东西,我们不是也没有?从你的话里,我感觉到的是仇富心理,似乎对富人征高税就可以解决公平难题,谬矣,这是舍本逐末。另外,我们能不能把忌妒心转变为羡慕心呢?
我要笑出来了,兄弟,中国的富人主体还没有到第二代。中国的富人主体都在405060阶段,你太脱离实际鸟。说话口气还那么大,算了,和你谈论很吃力。
还有一条路就是革命,至少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至于说其他措施,可以补充。
你要有兴趣,可以查一下美国、欧盟、日本的个人收入税的累进税率问题,和中国比是怎么样的。还有,对偷漏税的惩罚是如何的。
不怕出笑话?!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到底需要勇敢到什么程度?又惨到什么程度?
革命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哪个是长期稳定地解决了公平问题?七八年就来一次革命……这个事情现在别说做,说也不会说了。
征高税——富人的避税能力是很强的,人家惹不起还躲不起么。
那么平等问题就无解了?某种程度上,确实无解。现实的办法就是缓和,不要让这个问题爆发,就是最大的成功了。
另外中国人从心底里也不怎么在乎平等——有多少父母是用平等而不是出人头地来教育子女的?
最后解释一下:如果社会是公平的,那么必然是不平等的,因为人就是分三六九等的。
革命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会因为它不能彻底解决公平问题而不发生了,也不会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
农村大修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持续了很长时间。一般认为1957年冬到1960年春这三年整,是农村水利设施的“大跃进”时期,我国大部分大中型水库和大型灌区在这一时期上马,1961年至1965年续建配套,逐步发挥作用。全国有效灌溉面积1965年达到4.81亿亩,较1957年增长1.06亿亩,年平均增长1320万亩。
所以说,高强度劳动与三年饥荒中“饿死人”有关联,是可能的。
修建水利设施完全必要。但是,在此之前1958年因浮夸风已高估了来年粮食产量,导致59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和高征购,农民口粮减少,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当时建工程采用大会战方式,动辄成千上万人一起上阵,短期密集劳动,如果营养跟不上是容易出问题的。
至于说公社,只是其中一种组织工具。
在一个完整的庐山会议里,有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后来的记录里,被同化成一批灰色的身影或者鼻尖涂着白粉的京剧人物,他们就是上山的各方面的TG大员。包括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张仲良,曾希圣,吴芝圃等,这些都是最起码当时一省第一书记以上职务的要员,除了前面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后面几个也都是久经考验的几十年革命生涯的老布尔什维克。举一个小例子,刚到庐山不久,各个干部放假游玩,有一位干部坐车沿山路去庐山白鹿洞,路上看到一老一少驾一辆大板车在陡峭山路上艰难前行,忙呼车上随从和自己一起下车,帮忙推大车上坡。大概推了一里地才上了坡,全身汗都湿透了。----这个干部是谁?就是后来的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当年的抗战时期老战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而且,这些长期革命生涯锻炼出来的方面大员,尤其是省委的第一书记们,既有出众的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又有第一手的实践信息,因此,大跃进带来的种种弊端对于他们而言,显然是认识的最清楚的。但历史告诉我们,这些大员的大部分,在后来的巨大争议里,并没有站在彭总一方。而在争议发生之前,在东哥开始纠左一直到庐山会议召开之际的八个月里,他们有没有主动向东哥提出问题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湖南省的第三把手,周惠(他哥哥惠浴宇乃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江苏省省长,所以他们家是一门两巡抚)本没有资格上庐山的,但湖南省在大跃进中较为冷静,没有像王任重的湖北和陶铸的广东那么疯狂,(当时谭老板谭震林,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在北京开会,问各省1959年的粮食产量,湖南上年是二百二十五亿斤,这年他们报了二百五十亿斤,增产10%,但湖北居然报了三百五十亿斤,从上年的一百六十五亿斤一下翻番还带拐弯,结果谭震林在表扬湖北之余,立马对湖南口呼革命口号:“His Mother’s,主席的家乡居然插了一杆大白旗!引自权延赤《周惠与庐山会议》),但后来的结果是陶铸的广东饥民大批逃难到湖南,结果湖南只好借粮食给广东救灾。王任重更惨,上庐山开会,结果湖北的干部明着借送了西瓜来看省委书记,实际上却赖在他房间为的是要粮食,可怜王书记当时吹牛皮时豪情万丈,现在无粮可给,尴尬可想而知,还好湖南第一书记周小舟来访,得知原委,又借了湖北一批粮食,才让王任重逃过此劫。------因此,纠左一路巡行神州的东哥到了湖南,看看形势不错,居然还有余粮,自然对周惠高看一眼,所以特别指定要周惠上山开会。(这也说明,东哥当时的确一门心思要纠左。)----但就是这个周惠,他看到连《人民日报》都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高产卫星,也不免有所动摇,以为各地可能都收到钱学森教授的指点,使庄稼神奇地吸收了特别高的太阳能,造成亩产万斤,乃至十万斤的神话,所以派手下一位农业专家,到各地实地考察了一方,结果回来的报告是,除了江苏常熟的亩产六百斤的确是事实外,其他都是彻底的谎言。---这下子,周惠慌了,共产党员基本的责任感促使他要向上报告,但他的同僚冷静地阻止了他,:“你上报,有用吗?-------”-----于是,周惠在认识到自己人微言轻后,又把希望寄托在了来视察的大员们,如湖南老乡谭震林,结果谭副总理说,要上报你去,不要牵扯我。---之后,大将谭政,(东哥的小老乡)和上将王震从广东出差去北京路过长沙,周惠借机和他们提起大跃进的浮夸风,结果发现这两位将军早就知道大跃进的问题,他们去看了广东的粮食仓库,发现只有上面一层是粮食,下面全都是稻草。王震还怒骂:“his grandmother’s, 这到底是骗别人还是骗自己?!”-----见到这两位领导和自己意见相同,周惠马上乘机进言,:“您两位都是首长,说话都有份量,你们回北京见到毛主席,也把真实情况给他说说?”
想不到,这个提议招致酒宴的一片冷场。呆了半天,在咽下一片腊肉后,谭政大将苦笑道:“谁说?叫谁说?---谁敢说啊?”--------王震把手一摆:“谁敢说啊?说不得。”-------为什么呢?因为前不久的反反冒进,刚刚结束,东哥亲自点名周公和陈云犯了错误,周公和他的反冒进四大金刚都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周惠想要这些大将军们提的意见本是文官的事务,现在文官们都噤若寒蝉或随声附和了,那么武将们又何必为他们火中取栗呢?(引自权延赤《周惠与庐山会议》)
-----所以说,东哥的反右,一手寒冰掌封住党外的嘴,反反冒进,一手七伤拳关上了党内的口,而这个时候,等到全国欢欣鼓舞的闹剧散去,冰冷残酷的现实浮现出来,他老人家这时候才开始发现他当初这两手外家功夫的刚力打出的万马齐喑的反噬之厉害了。
----历史,从来就是有连续性的,因此庐山会议前的严峻形势,本来就是东哥在国内以大力开碑手对待不同意见的必然结果。----在这一点上,他老人家是难辞其咎的。
好了,现在尘埃落定,东哥也明了了大跃进的危害,知道了当初厚着脸皮在他面前吹得天花乱坠的总督巡抚们只不过是有意无意的逢迎和吹捧罢了,那么,在真相大白之后,在教训沉重面前,他将如何着手来整顿他的吏治,如何来整顿他的朝纲呢?-----在做这个工作前,他必然首先要对之前的大跃进做一个结论,对这些方面大员所作的工作确立一个评定的标准,----当然,非常重要的是,这个结论和标准,必须是在最广泛的基础上取得共识的。------而这就是庐山会议的第一个目标。-------但这个目标的实现却是非常困难地,因为那将牵扯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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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期制,多么英明神武之人,都难免变成混蛋。当然,老毛太牛,一手扭转诺大个贫弱国家的命运。只能由着他当到死,这也算是代价吧
K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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