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史不可势利兼谈郭沫若 -- 丁坎

叹利哥莱托尚有拼死的一刺。。。

恩格斯：“歌德很不喜欢跟‘神’打交道；他很不愿意听‘神’这个字眼，他只喜欢人的事物，而这种人性，使艺术摆脱宗教桎梏的这种解放，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在这方面，无论是古人，还是莎士比亚，都不能和他相比。但只有熟悉德国民族发展的另一方面———哲学的人，才能理解这种完满的人性、这种克服宗教二元论的全部历史意义。歌德只是直接地———在某种意义上当然是‘预言式地’———陈述的事物，在德国现代哲学中都得到了发展和论证。”

“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如在《伊菲姬尼亚》里和意大利旅行的整个期间，他讨厌它，企图逃避它；他像葛兹，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一样地反对它，向他投以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辛辣的嘲笑。有时又相反，如在《温和的讽刺诗》诗集里的大部分诗篇中和在许多散文作品中，他亲近它，‘迁就’它，在《化装旅行》里他称赞他，特别是在所有谈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他冲来的历史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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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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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曾在给歌德的青年女友裴蒂娜的信中叙述过这样一件事：

　　“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的皇族。我们远远就已看见。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我徒然对他说尽我所有的话，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衣的钮子，背着手，往最密的人丛中撞去。亲王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洛道夫对我脱帽；皇后先对我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起见，我看着这队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上，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毫不同他客气……”

贝多芬很酷，——后世人一直说他“有气节”。

歌德…… ——于是就成了“反面教材”。

贝多芬比歌德年轻20岁，自然比他更叛逆——这封信还没变形，流传的故事，一个越来越高大，一个越来越渺小。

……

歌德幸好不是中国人。

中国人确实需要学马恩——学了之后，有助于摆脱“一个50分，一个70分，先把70分送上神坛，再把70分打落神坛，打到负分去，然后转头夸50分伟大”的套路。——这中间能翻多少案？很热闹，很传奇。有多少长进？聪明的从此倒是晓得了人言可畏，还是拿50分好。

倘若一直这样，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

更佩服有学问的年轻女人（不是不尊重 是为了押韵，请见谅）。

原来老是心存侥幸，老想着乱拳打死师傅。后来被冯唐易老给制止了。还得谢谢冯唐，否则恐怕已经身首异处了。

郭少年成大名，以潇洒慷慨自负。他不仅是一个名人，还热衷政治。这种热衷，我觉得不应该简单地看。在那个时代，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是以寻找中国未来道路为己任的，无论后来他们走到那一边，他们最初的付出都有出于真诚的东西。

郭做了自己的选择。他相信了，然后去做了，特别是在49年以后，还很努力，努力到把很多东西做成了后人的笑料。可是我们如果去重温一下那个时代的氛围，去体验一下“党”和“人民”，特别是“人民”。很多相信“人民”的人从来没有意识到，“人民”也是人！你那点毛病他都有，一样都不差。

现在流行穿越和架空，晚上无聊的时候去起点中文翻翻，那种对历史的傲慢奔腾澎湃，电脑那点小小屏幕简直抵挡不住。如果我们用这种傲慢去看过去，那当然说什么也没用。但我觉得，我们总归多少应该宽容一点的。因为轮到别人说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没法回嘴，只能随人家乐意。

一花双宝啊。

你有我有。

向来都是从普通版转到争议版，未有从争议版转到普通版。有，请从此文始。

不害人就是救人！也是救己！

先在此谢过郢客代答，并花之。

鲁郭之争，有误解，有意气之争，但大方向一致。

误解方面：鲁迅多次出言反对郭所谓“崇拜创作”，

这个道理很显然，中国自身的文明已陷入困境，必须借助外边的活水才能自清，鲁迅提倡拿来主义，强调翻译，所以对郭的话不以为然。

但这实际上是个误解。

首先，郭自己就是活跃的翻译家，当初文学研究会的人跟创造社打笔仗，就用肉欲描写者，盲目的翻译

者之名指称指郁达夫和郭沫若。而鲁迅自己也提过，他喜欢的尼采著作，当时中国只有半部，这半部还是郭翻译的。

那么这误解怎么来的呢，说起来郭真是冤枉，

郭沫若是说过：

他的这些话，是由于看了当年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双十节增刊而发的，在增刊上刊载的第一篇是翻译小说，第二篇才是鲁迅的《头发的故事》。

本来是替鲁迅不平，结果被误解。

意气方面：

革命不只是时髦，也不只是口号，但当时多有以革命为时髦和口号之人。有些人是出于抢滩的投机心理，有些人是出于幼稚。创造社，我以为当属于后者，他们幼稚地以为自己最革命，批评语丝派是趣味文学，把鲁迅跟他弟弟等量齐观。

中间自然又好一阵笔仗，对此，鲁迅的评论是：

其间，郭化名杜荃，对鲁迅挥洒了一堆他后来十分后悔的评语：

鲁迅对此还是很在乎，多次以封建余孽自称。

对于创造社的攻击，鲁迅自然愤怒了，于是他

给出了严酷的回应。当然，

其锋芒也不仅仅指向创造社。

如前所述，革命不只是时髦，也不只是口号，不能期望事事顺利，也不能指望人人响应。为此鲁迅提倡韧的精神，而这点的确是创造诸君缺乏的东西。

他们常常表现得多变而无常性。

鲁迅认为，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的善变者，都可以称作流氓。然后点了创造社诸人的名字，这就是著名的才子加流氓的由来。

平心而论，鲁迅的眼光的确很敏锐，但对创造社诸君也的确苛刻了些。创造社十年，对新文化的创造，贡献还是很大的，落得个这么个评语，自然不服，

所以郭就说：

鲁郭二人之间的历史过节主要就这么些内容。

关于大方向一致：

这不是我说的，是鲁迅自己说的：

我想这可以为鲁郭之争定下基调了吧。

值得一提的是，郭对鲁迅是真心尊敬的，这里不说鲁迅去后的事情，(因为那时已经没有宝座之争，对死人说漂亮话颇容易。)说说鲁迅还在世的情况。

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书稿一毕，就在圈内四处流传，容庚教授向中研院史语所郑重推介，主事的傅斯年先生答应出版，但条件是改用笔名(这个嘛，郭某当时还是通缉犯)。郭拒绝了，对容庚说：

(以郭当日在日本经济之困窘，这不能不让人心生敬意。)

后来郭的著作还是由民间的大东书局出版了，他写信给李一氓，请他取了书去分赠鲁迅等人。

鲁迅收读后

对比一下，郭对官方和鲁迅的态度，其他就无须多言了。

其实，鲁迅对郭，旧事的一页也早就翻过去了。

他在《伪自由书》的后记中为郭打过抱不平：

左联的成立，就是他们尽释前嫌的结果。左联东京支部创了一份《杂文》杂志，

鲁迅给杂文社的同仁来信说

等到毛彻底被打掉——这些人，又会就势打倒周，用完扔掉。

所以，只强调浓墨周的“忍辱负重”；毛打掉之后，打周的利器仍然是今日划为“忍辱负重”的论据。不过，毛周那会儿可就是“首恶”和“从恶”的关系了。

建国后毛、周的军事思想（朝战、核弹）、外交思想高度一致，——两人在这方面是好搭档。你怎么切割？周和刘、邓亦还有分歧的。

……现在民众觉醒速度惊人，——难以借扬周倒毛了，便开始直接刻画周“依附”者的形象了。有人已经拿九大下手，宣扬周如何谄媚无我；呵呵，这会儿，“榜样”又是暗暗惊心、虽谄媚却有我的“林副统帅”了。

创意层出不穷，我的天哪。这些人描述语调，都是人家肚里的蛔虫，且同时兼具700万像素的监控摄像头，一切尽在掌握，就是这样，一定是这样！

一个创意不成，一百八十度华丽转身，——依然是蛔虫+24小时摄像头般语调！

谁说我们没发明变形金刚的？历史变形金刚，哪个国家能有我们玩得绚烂多姿？！

对于这些人来说，忍辱负重的周总理，可惜可叹的王实味，——都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反“集权”才是真的。可是王实味的性情、出身、道路，今天若活在他们身边，肯定要被打成“愤青”的。老实说，王实味若活在今天，——这位自动放弃外企高薪愿意考研、还是学文学哲学的主儿；对买办之路毫无兴趣，愿意参与左派研讨实践的主儿，怎么都和张口闭口拿他当招牌的人不是一路的。

刚才看了一篇细脖大头鬼的文章【原创】陈永苗的“人头原则”，引到陈永苗的两篇文章。后改革1

后改革2

我读了亦笑亦怕——

毛“极权”，邓“堕落”——60年全否定了，陈永苗到底想走多么远，去看看就晓得了。这篇文章实在够诡异，够扭曲，我完全明白细脖大头鬼兄的感受。

建国60年，重温两个30年得失，也是应该的。

可是“重温”，有人是为了整合历史，有人却是为了全面弃绝。毛、邓双倒——这才是最可怕的用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乎？）

毛、邓均有做大国之主的胸襟和能力。就这一点，我对刘，持保留态度。

毛的教训有邓汲取，邓的得失亦有江胡偏较。……

——谁也不是神仙，历史便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现在的论人背后，和政治、和利益、和未来道路关涉太大了。郭沫若动辄被人打到负分，不过是其中的一朵小小浪花而已。

我们必须小心有些人的用心，还是自我求知、独立思考，还原人物本身为好。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引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一句话：“歌德和黑格尔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接着，郭沫若说：“这句话同样可以移来批评李白与杜甫。……他们两人也未能完全摆脱中国的庸人气味。”

郭老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