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就达雅兄的备战经济说几句，兼及改革三十年（窘给大家道歉） -- 葡萄
危机分析的间奏部分：
关于思想机、控制论与运筹学：
计算机早期的研究，可以从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在理论上证明了建造一部数字电子思想机的可能性开始，并通过破译密码而建造的巨人计算机将该理论变为现实。而后来自麻省理工的科学家们，通过改进自动雷达自导的防空火炮控制系统，在自动控制理论上澄清了自动纠错系统的数学形式和一般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由诺伯特.维纳提出，根据信息而不是物质或者能量的反馈系统的一般原理。开始尝试把生物系统和机械系统相类比，将他们的动作还原成为自我调节过程中的信息交换，并把他的宏伟想法命名为“控制论”。控制论一词Cybernetics，来自希腊语，愿意为掌舵术，包含了调节、操纵、管理、指挥、监督等多方面的涵义，维纳以它作为自己创立的一门新学科的 名称，正是取它能够避免过分偏于哪一方面，“不能符合这个领域的未来发展”和“纪念关于反馈机构的第一篇重要论文”的意思。而几乎在同时，约翰.冯.诺伊曼通过在在战争中通过与有关计算机的相关工作经验，得出了一套关于自动装置或者思想机的一般理论，该理论将人类思想简化为类似通用形式的过程，并建立了决策数学理论。
最后，英国和美国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们通过对雷达系统、潜艇、舰艇、飞机侦察等军事系统的眼决，开创了全新的运筹学领域。在战时与战后，在计算机的帮助下，运筹学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控制论在战后，大致可以分为第一时期的经典理论阶段：这个时期的代表著作有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45年在美国发表的《工程控制论》。第二个时期是60年代的现代控制论时期。导弹系统、人造恒星，生物系统研究的发展，使控制论的重点从单变量控制到多变量控制，从自动调节向最优控制，由线性系统向非线性系统转变。第三时期是70年代后的大系统理论时期。控制论由工程控制论、生物控制论向经济控制论、社会控制论发展。在世976年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的学术会上，专题讨论了“大系统理论及应用”问题。控制论也形成了工程控制论、生物科。其中生物控制论又分化出神经控制论、医学控制论、人工智能研究和仿生学研究。社会控制论则把控制论应用于社会的生产管理、效能运输、电力网络、能源工程、环境保护、城市建议，以至社会决 策等方面。维纳在1950年出版的《人有人有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一书中着重论述了通信、法律、社会政策等等与控制论的联系。阿希贝1958年发表的 《控制论在生物学和社会中的应用》一文，认为运用非线性系统的控制理论，可以研究社会系统。（相关连接：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0569125.html 另附百度百科关于控制论的介绍：http://baike.baidu.com/view/62820.htm ）
而与控制论同时兴起的运筹学，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才开始兴起的一门分支。作为一门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学科，在处理千差万别的各种问题时，一般有以下几个步骤：确定目标、制定方案、建立模型、制定解法。其广阔的应用领域，它已渗透到诸如服务、库存、搜索、人口、对抗、控制、时间表、资源分配、厂址定位、能源、设计、生产、可靠性、等各个方面。并在经济学方面得意广泛的应用。（另附百度百科关于运筹学的介绍： http://baike.baidu.com/view/24356.htm ）
关于和毛泽东有关的八卦：
作为危机分析的前奏，写了关于毛泽东的一个八卦，这个八卦从本质上说，反映了运筹学和控制论本身与计算机应用的相互关系。及在人与计算机相互之间的互动会产生什么样效果的一个描述。就象，在开国后毛泽东可以通过接触当时的超级计算机得出之前约翰.冯.诺伊曼通过与计算机相关工作经验的类似结论。这里，更不要说与运筹学息息相关的控制论方面中国有一个钱学森了。同样我相信，不管是谁，通过同样的接触，只要对人类当时已知的社会工作有一定了解，一定可以得出从运筹学控制论所揭示的一般原理既：将人类社会的组织行为通过数学的手段可以简化为通用的形式加以量化，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研究与管理，而在此基础之上的相关应用不仅会促成人类在生产与生活应用上的各种突破，并最终将改变现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各种构成，进而催生一种全新社会形态。
假设，我写的这个八卦把毛泽东换成冯.诺伊曼，或者不为人所熟悉的张三、李四之类的各色人等。我想，多数人应该相信，不同的正常的人在同样的环境下经过特定的训练都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所区别的是得出同样结论需要多少时间。而在我写出这个八卦话题的时候，正因为毛泽东这个话题所具有指带性及其象征性。于是有人理所当然并理直气壮的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我在神话毛泽东。并就我所及毛泽东的相关文字，都做出类似的结论。这里，不妨把毛泽东替换为美国、替换为中国，或者说任何我们争议中的话题。因其个人理解中的指带性及其象征性，我们在讨论中有所理所当然并理直气壮的相关有多少，并因此有据于此作出的相关判断其可信程度究竟有多少，这是一个问题。
同样对于今天危机中所设及的问题，对于计算机在相关问题上的运用，从相关讨论里可以看到一些人的不理解甚至是不屑。对于今天已经广泛利用计算机手段应用于我们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运筹学与控制论乃至设计数学模型与计算机应用的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作为个体表现中控制我们可以接受。而作为整体方面的应用，西西河里很多人认为是不可理解和难以接受的，或者嗤之以下棋论与麻将论。从某种角度上说，这样理所当然与理直气壮有时候需要问一问为什么？
关于我和一些朋友的争论：
几年来，通过对危机的分析与相关问题跟踪观察。所涉内容几乎包含了社会科学很多大学科，这些学科包括政治、历史、军事、经济、法律在、宗教、心理学、行政管理、组织行为学等等等等。实际的说，由于在很多学科方面缺乏必要的训练，在总结过去很多问题上，走了不少弯路。所兴，通过交流和讨论甚至争论，不仅学到的是知识而且也逐渐形成了自己关于一些方法论的方式与方法。并通过，对自己一些做判断的得失及其事后在汲取经验教训基础上对各种问题认识与再认识做不断的修正。并试图，努力通过此种方法建立自己对这个世界各种问题的一个系统的认识。总的来说，随着危机的不断发展，自己对于各种问题的认识不仅开始成熟，而且正在就此基础上对一些可以深入下去的思考做必要的积累。这样的积累，就包括于对这次危机的分析与判断之中。
很幸运的是，在这个过程里，能不断认识一些有才华、有能力、有抱负的不少朋友。在与他们的交往与交流里，我们相互学习彼此促进，对我来说受益良多。然而，在本次危机里，我和我很多朋友，即使在对于危机的肇因与最后结果有着相同的观点甚至是惊人的类似。但是，我们就危机走到今天的具体走向及相关发展依旧有着非常大的分歧，以至这样达到分歧会引起各种争论。这样的争论，往往会涉及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前途的认识，具体的说就是在危机里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相关应对的得失成败的判断。这些争论，就目前看来，其本身恰恰说明了本次危机的复杂性。或者说，相比1929年的大萧条，今天的经济危机影响，已经远远超过目前人类各种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有关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了。再进一步说，表现为网络时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同时代的各种技术革命的广泛应用正在前所未有的改变着我们的学习、生活工作。那么就此推论，我们日常所熟悉的社会关系会应上述所述因素而发生改变。所不同的是，具体改变什么时候来，一什么样的方法出现，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变我们所熟悉的一切。因此，在如此多的变量之中，超级计算几也无法从现有的海量资料里的出让人信服的有效判断。对于此，在我看来，这样的情况的出现，几乎注定随着本次危机对于我们目前文明社会的影响，将不仅仅是一次危机。对于这次危机的研究本身，就足以改变我们对于很多的物在今天习以为常的观点。
就我现在所思所想而言论，重要的不是什么最终结论，或者说起码的阶段性结论，重要的是在观察危机积累与学习，争取早一步认识新时代的规律性的一些什么。于是，对于其他不能对我来说于此有所促进的讨论或者其他，应是没有耐心了。真的是，一万年太短，只争朝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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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修过，呵呵，据说MBA有这课程。我不是MBA，我是神使鬼差随便选的这门选修，一看居然是芝大的教授交换到我那个农民大学里的，好像还挺牛，教科书是自己写的。而且是交换在我那儿最后一年，被我赶上，赚了。
基本上就是你说的运筹。
我用了一学期的时间，将这门课总结为一个词：结构。稍加阐述的话，是指，时间的结构，空间的结构，以及两者的结合。这就是事情的全部，除此无他了。
人类社会 3.0
实现能发展经济，不污染环境，人人富裕，人人为尧舜的人间仙境的具体步骤。以下是我个人的胡思乱想，能理解的人可以当未来预测，不懂的可以当科幻小说。
先回到题目：《人类社会 3.0》，虽然说得是3.0，1.0和2.0 都要讲讲。
人类社会 1.0 ：道家的理想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社会。老死不相往来的山村。不知有汉的桃花源。
人类社会 2.0：亚当斯密 （Adam Smith）的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分工，工业革命，商品流通，全球化生产。
无论是人类社会 1.0 或2.0，都是不能正常运转的理论模型。值得一提的是理论建立者虽然天南地北，东西不两立，模型的建立都是撇开道德的。人在他们看来都是天生道德完美的，而且不完美的人处在他们的模型中都会改恶从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讨论老子的“无为而治”和亚当斯密的“laissez faire”是不是异曲同工，分流共源。
要在一般条件下运转人类社会，社会大致依靠两个平衡器，道德和法律。我说的道德不是孔夫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亚里士多德的“善恶”。 任何群体都有对害群行为的敏感，并对不合群的个体进行孤立和排斥的本能，而群体中的个体也对群体的孤立和排斥非常敏感和恐惧。在人类群体中这种本能的具体体现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道德。由于自然道德本身就是善恶的起点，自然道德是没有对错的。老百姓排斥贪官是自然道德，贪官们排斥清官也是自然道德，小学生排斥被老师表扬的同学都是自然道德。而我们熟悉的道德是经过不断进化的内含我们所在社会运转机制的行为准则。 儒家的道德就包含了封建社会围绕皇帝天子的意志和利益自上而下来运转的社会结构。如果有人认为他信守的道德是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神授天赋的，我建议他回中世纪，在那里他比较容易找到同言人。 当然单单孤立某人是无法阻止害群行为，特别是当害群行为是有益于个体的时候。 这时候就需要通过法律惩罚有害的个体来阻止害群行为。 由于法律需要隐含正当暴力来运作，并依靠强有力者来执行，本质上是必要的恶或非道德的具体体现。（作者恶漏300引文，很明显本人不是国家主义者）
实际上，一般运转的人类社会中，道德和法律是互相矛盾但不冲突一体两面的。偷窃犯法，但历史上一般中国人是不会告官的， 宁肯在道上讨个说法， 因为官府根本不会管你。被抓到的嫌犯都当成江洋大盗来有罪判处，滥杀也好，敲诈也好，进了六扇门，好汉也低头。同时真的江洋大盗功夫做得好的话，完全可以和官员一起称兄道弟，逍遥法外；有兴趣还可以捐个官自己当当。但根本原因正是官府的无能和腐败，和江洋大盗的江湖道义一样被官场，江湖规矩这样的准道德容纳。官府，大盗们已经形成他们自己的独立群体，从而不再害怕人民群众的孤立和排斥。不同群体之间也从此建立新的缓冲机制防止对方逼人太甚。不同群体一旦开始暴力冲突，草民开始杀贪官，官府开始剿匪，这说明社会已经运转不良了。 最后的道德底线就是王朝的天命了。 中国古代把死诤当作忠臣的职责，实际上就是在用最后的道德底线来对抗无能皇帝的害群行为。如果天天有忠臣要死诤，那整个国家就快完了。历史上，任何王朝的大部分时间即不是官逼民反的革命时代，也不是路不拾遗的长安盛世，而是贪官有贪官的活法，草民有草民的活法的混沌年代。
在两个不同版本的人类社会中，各自的道德和法律是完全不一样的。从1.0到2.0必须有一整套全新的道德和法律体系，因为2.0社会的政府和人都具有1.0社会中不可想像的能力与破坏力。19个普通人抱着必死的信念拿着小刀，可以劫持4架飞机，在2小时内屠3000人。 由此引发2场战争， 万里之外，2国顷刻破灭，千万人的生活被改变。同是2.0社会的我，4年前都觉得难以想像。比起个人，2.0社会中滥用权力的政府相对来讲相当普遍。说实话，也只有在有2.0社会经济体系，没有其道德和法律体系的社会里，权力滥用可以上升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水平。
从2.0社会道德和法律体系出发来批判1.0社会道德和法律体系，特别是正在转型中的社会是非常容易和轻松的；就好像批判一个结蛹的毛虫非常难看不会动连虫都不如一样。因为特别轻松容易，所以做的人特别多。阿猫阿狗出国兜了一圈，都可以评论外国人如何文明。不过这样做近百年了，升级好像还是没有成功。立一部宪法容易，全国人民道德要提高可要难得多。
说了半天，3.0社会是什么东西，如何实现题头的人间仙境。说起来很简单，3.0社会就是信息化社会。可看到这里，读者难免大失所望，信息化社会都是昨日黄花了。十年前大概还可以吸引眼球，如今早就是陈腔烂调了。不过我倒想读者停一下想想: 你十年前的汽车，房子，电器，家具你今天是不是还可以用。有几个人还在用十年前的电脑，手机？信息化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年年更新手机，电脑在某些人看来是巨大的资源浪费。这一点我是赞同的。但你升级的不是电脑，手机；你升级的是你通过电脑，手机接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虽然听起来我好像一个电子商场推销员似的，不过你使用电脑的时候，你大概从来只觉得电脑太慢从没觉得电脑太快过。
光电脑，手机，软件，程序这些新技术，实际上远不能成就一个全新的社会，因为现在这些东西只是在取代过去的技术。社会中人的基本工作和互相关系还是一样。像2.0社会迫使1.0社会的人抛弃他们大部分的过去融入新社会那样的改变还没有开始发生。当第一台水力纺织机开始工作的时候，大家大概只觉得方便。但第一台硕大丑陋的蒸汽机车，喷着浓烟，发着尖叫，拖着笨重的，混身作响的躯体在铁轨上缓缓而动的时候，这个可怕的怪物才是真正的即将到来的世界的象征。
什么东西将会成为是信息化社会的“蒸汽机车”？我个人认为是能把物质信息化再转换回来的实物复制器。大家脑子里大概会闪过像“星际迷航记”（Star Trek）那样的物质转移光。宇宙飞船上的船员站在船上的转移室中，一道令下，身体周围开始发光，身体然后逐渐消失。同时，星球表面某地，凭空出现一道光柱，船员在光柱中开始出现。 等光柱消失后，船员就可以在星球表面活动了。任务完成后，船员用同样方法回到飞船上。
真实世界的实物复制器恐怕没那么戏剧性，至少第一代不会。现有技术里，最相近的东西恐怕是大家都用过的扫描机和喷墨打印机了。实物复制的过程就像用扫描机扫进一张照片，在计算机里加工一下，再用喷墨打印机打印出来一样。不过扫描机和打印机都是三维远作的。打印机还要考虑打印材料。目前技术只能打印塑料和低融点金属，复制品的强度和精度也有限。
单看现在，这种技术应用范围实在有限，主要用于产品设计，模型改良。设计人员在电脑里设计产品，再用三维打印机造出模型。再根据模型进行近一步的修改。再重复直到最后完成样品设计。根据样品和产品指标，生产厂家进行大批量生产。说到这里，这样的生产方式和以前的生产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提高了样品设计的速度，缩短了生产周期；没有什么革命性。
实物信息化革命的秘密和要点就是把样品的生产变成成品的生产。电脑里设计好了，打印出来了，就是成品。当然这样的话，生产成本就太高了。三维打印机的造价可不低啊！而且打印速度也不快。不过不要紧，只要过了一个技术临界点, 三维打印机的造价会一下子掉到所有原料加生产能耗的价格上来。这个技术临界点就是生产出能复制本身的实物复制器。理论上，只要造出第一台，就可以用第一台去造第二台，再用第一台，第二台去造第三台，第四台。过一代就能翻一番。第一台之后的造价就都是所有原料加生产能耗的价格了。一旦过了这个技术临界点，复制器和复制器所能生产的产品就完全被信息化了，因为任何这样的信息产品的生产都只需要复制器，原料，能源，加如何生产的信息。在任何时间地点，只要有这四样东西，就可以生产所有的信息产品。 用户可以像在网上下载图像，音乐，电影那样下载产品生产信息，然后再生产出任何他所需的信息产品。
帝国主义阴谋论者可要小心听了，实物复制器的出现就意味着工业时代真正的终结。复制信息产品不需要工厂，工人，管理者，仓库，远输工具等；工业产品所必需的中介。理论上，唯一必需的劳动者是产品设计人，剩下的就都是自动机器的工作了。 除了生产复制器因为材料，大小，强度或精度等原因而不能复制的产品外，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的传统工业是无法和复制器信息产品进行商业竞争的。传统工业会像传统农业，手工业一样被淘汰。不过被淘汰的顺序会有差别，劳动密集型的低级商品和小商品会是第一批，简单电器和工具会是第二批，接下来的就要看实物复制器的技术水平提高得有多快了。复制器本身应该就是复制器能生产的最高水平，理由是如果复制器能造出更高水平的复制器，大家都会用旧的复制器去造新的复制器，所以比复制器简单的东西都不会再用传统工业去生产。有理由怀疑第一代实物复制器很可能就在第三世界完成传统工业的建设，企图更上一层楼的时候被推出。恐怕一夜之间，新厂房，新流水线，新培训的工人，会完全作废。不过这种大批破产，大批失业的社会动荡比起1.0社会升级2.0社会的动乱根本不算什么。
1.0社会可以直接升级到3.0社会， 引发的社会动乱反而会小，因为人民对工业生产的依赖性小。同样的道理，西方的服务性社会也不会受太大影响。大概有人又要为会让中国人吃大亏的技术跳脚了。骂人是没有用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没有实物复制器之前，工业发展还是要搞的。因为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样发生。我说将来有人会请你吃饭，你就从今不吃饭等着吗？
接下来，就是讨论3.0社会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会引发的道德和法律体系的改变了。不过我想先看一下别人对未来社会的看法。大家可以自由批评，转贴。
任何计算可以转换为图灵机运算不代表图灵机运算可以解决所有计算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计算机的出现大大的加强了人干预社会与自然的能力。而且这样的干预到现在为止是越来越强的，并且这样的发展势头是越来越广泛与深入了。
不仅仅是计算机，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是加强了人干预社会与自然的能力。
问题是，you want 干预 for what?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一九五八年一月)
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1]。这样，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刮起来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2]，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和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3]和南宁会议[4]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5]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条文或者要减少，或者要增加，都还未定。请同志们加以研究，提出意见，以便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批准，方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内部文件。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一)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里有十四项: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农村副业，5.林业，6.渔业，7.畜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财政和金融，11.劳动、工资和人口，12.科学，13.文教，14.卫生。
(二)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产品质量，3.新产品试制，4.新技术，5.先进定额，6.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7.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8.成本，9.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10.企业的分工和协作，11.供产销平衡，12.地质勘探，13.资源综合利用，14.设计和施工。这是初步拟定的项目，以后应该逐步形成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6]。
(三)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农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水利，3.肥料，4.土壤，5.种子，6.改制(改变耕作制度，如扩大复种面积，晚改早，旱改水等)，7.病虫害，8.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适合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拖拉机及用摩托开动的运输工具等)，9.精耕细作，10.畜牧，11.副业，12.绿化，13.除四害，14.治疾病讲卫生。这是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7]中抽出来的十四个要点。四十条必须全部施行。抽出一些要点，目的在于有所侧重。纲举目张，全网自然提起来了。
(四)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这样一来，全局和细节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又可以激励人心，大家奋进。
(五)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这是一个掌握时机的方法。时机上有所侧重，把握就更大了。
(六)一年至少检查四次。中央和省一级，每季要检查一次；下面各级按情形办理。重要的任务在没有走上轨道之前，要每月检查一次。这也是掌握时机的方法，是就一年内说的。
(七)如何评比?省和省比，市和市比，县和县比，社和社比，厂和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可以订评比公约，也可以不订。农业比较易于评比。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评比，按产业系统评比。
(八)什么时候交计划?省、自治区、直属市、专区、县都要按照三个十四项订出计划。订计划时要有重点，不可在同一时间内百废俱兴。区、乡、社的计划内容主要就是农业十四项。项目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有所增减。先订五年的计划，可以是粗线条的。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以前交卷。计划要逐级审查。为了便于比较，省委要在县、区、乡、社的计划中选一些最好的和少数最坏的送给中央审查。省和专区的计划都要按期交中央，一个也不能少。
(九)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十)从今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金贸。一年要抓四次，主要是七月(或八月)、十一月、一月(上旬)三次。再不抓，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可能落空。要把工业部门和财贸部门的若干主要负责干部带到讨论地方工作的会场上去，中央的带到地方去，省、直属市和自治区的带到专区、市属区和县里去，许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和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这种要求。
(十一)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订计划，今年七月一日以前订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使工业认真地为农业服务。大家要切实摸一下工业，做到心中有数。
(十二)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做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做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做到。
(十三)十年决于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他地区的时间可以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十四)反对浪费。在整风中，每个单位要以若干天工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商店、每个机关、每个学校、每个部队都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反浪费斗争。今后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费。
(十五)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算恰当，这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大问题，希望大家研究。
(十六)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也需要研究。湖北同志有这样的意见:以一九五七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的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这个意见是否适当，请各地讨论。
(十七)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的情况是，有的地方，有些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十)。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农民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鸣放辩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作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三比七或者二比八(即是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八十)。
(十八)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一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
(十九)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二十)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作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许多问题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社和社、乡和乡、县和县、省和省之间，都可以组织互相参观。中央、省、市、专区和县都可以举办生产建设展览会。
(二十一)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二十二)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8]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的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以及革命一定还是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跟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这些都是用的“比较”法，在相同的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比较好些。
(二十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门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在修改或者废除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最近一个时期，在群众中间，已经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例如石景山发电厂改进职工福利待遇的办法，湘江机械制造厂改进职工宿舍制度的办法，江苏戚墅堰发电厂改进奖金的办法，广西省一级几个商业机关合并为一个机关，由总数二千四百人缩减为三百五十人，即减少七分之六的人员等。应该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总结群众中的这一类先进经验，发展下层单位和群众的这一类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举，建议主管机关给以批准，停止原有的规章制度中某些规定在这个单位实行，并且把这个单位的先进经验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当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发现那里有些什么规章制度已经限制了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在这个单位实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系统地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的成熟的先进经验。重大的和全国性的，经过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地方性的，经过相应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批准，技术性的和专业性的，经过主管部门批准，然后在全国或者全省的相同的所有单位中普遍推行。经过一段时间实行以后，在必要的时候，再根据新的经验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这是制定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二十四)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二十五)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开，省委的有些会议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
(二十六)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二十七)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察，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考验。
(二十八)在省、地、县三级或者在省、地、县、乡四级的干部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八句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议。
(二十九)是否事事都要问过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
(三十)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正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做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党委抓这项工作的。只是因为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三十一)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都是必需的，各地和各部门要好好安排一下。小型会议，参加的几个人，一二十人，便于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上千人参加的大型会议，只能采取先作报告后加讨论的方法，这种会不能太多，每年两次左右。小型和中型会议每年至少要开四次。这种会最好到下面去开。省委可以到地委召开一个地区或者相近几个地区的县书会议。中央同志和国务院各部门可以轮番到地方开些小型会议。各个经济协作区[9]有事就开会，每年至少开四次。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三十四)十个指头的问题。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筋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十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一个指头，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
(三十五)“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10]也是如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11]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12]，就是如此。一九三五年，张国焘[13]也用过这种方法。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14]，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三十六)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三十八)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四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
(四十二)学点文学。
(四十三)学点文法和逻辑。
(四十四)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
(四十五)中央和省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
(四十六)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先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学好，或者大体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四十八)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以多招些学生，但是不要国家增加经费。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的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四十九)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
(五十)大学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五十一)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今年要每月检查一次，以便打下基础。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四害以外的其他内容。
(五十二)化肥工厂，中央、省、专区三级都可以设立。中央化工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计，中央机械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备。
(五十三)省、自治区、直属市，应当设立农具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各种改良农具和中小型机械农具，同农具制造厂密切联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
(五十四)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五十五)种子搭配的问题(即是在一个地域内，一种作物要有几种品种，同时种植)，各地可以进行研究。
(五十六)薯类大有用处。人吃，猪吃，牛吃，造酒，造糖，造粉。各地可以试制薯类粉，有控制地适当地推广薯类种植。
(五十七)绿化。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
(五十八)陕西商洛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这个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可以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将这个经验推广到种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方面去。
(五十九)林业要计算覆盖面积，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的覆盖面积比例，作出森林覆盖面积规划。
(六十)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 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15]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释
[1]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见本卷第3页注[3]。
[2]见本卷第320页注[4]。
[3]杭州会议，指中共中央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至四日在浙江杭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工作方法问题。
[4]南宁会议，指中共中央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广西南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问题，同时研究改进工作方法的问题。
[5]指《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第二十三条。
[6]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后来没有形成。
[7]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见本卷第3页注[4]。
[8]鸣放辩论，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一九五七年春天，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广大群众积极对党的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而极少数右派分子却利用中共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要求实行“大鸣、大放”，他们的不少言论实质上是向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地位进攻。复杂的形势，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规模贴大字报的做法，形成了全国性的政治上不稳定状态。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同样运用“四大”的方法进行了反右派斗争，但是这个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大”演变为向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夺权的主要手段。一九七五年“四大”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七八年修改后的宪法仍将“四大”列为人民的民主权利。一九八○年二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四大”没有起过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反而妨碍了人民正常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同年九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取消当时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9]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七个协作区。每个协作区都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它的领导机构。协作区委员会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其他必要的人员组成，下设经济计划办公厅，作为它的办事机构，并接受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指导。
[10]立三路线，即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见本卷第58页注[10]。
[11]陈独秀路线，即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见本卷第56页注[3]。
[12]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指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见本卷第48页注[19]。
[13]张国焘，参见本卷第58页注[12]。
[14]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见本卷第45页注[7]。
[15]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危机分析的间奏部分（2） 上
危机分析的间奏部分（2）关于经济学的十字路口：一般经济学史要从古典经济学威廉.配弟开始写。他不仅提出了，价值由劳动决定这个基础理论。并且他也是真正意义上开创古典经济学与统计学的创始人。正是从他的《政治算术》一书中正式提到了，研究经济学应当从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明问题。最后，他也是第一个从级差地租开始研究经济与社会问题的人。而这个最后，成为了《国富论》中进行社会分析与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而他之后，伯纳得.孟德维尔关于自由竞争与社会分工的重要理论也被亚当.斯密充分吸收与展开在他的《国富论》里。至于他的需求创造自己的供给也给后来的凯恩斯提供了积极的指引。不过，对大卫.休漠所阐述的：一件东西的价格取决于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比例这个货币数量思想，为自由贸易和后面众多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经济学理论打通了必由之路。而作为现代经济学里程碑的亚当.斯密和凯恩斯，他们的出现都有其与众不同的时代背景。前者是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新兴资产阶级处于蒸蒸日上的发展阶段。后者是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面对激烈的列强竞争，英国乃至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和频繁冲突的时期。换句话说，他们两位大师的划时代意义并不在于他们开创了经济学全新的领域，而在于他们切实总结前人的经验结合社会实际从宏观的角度面对未来从经济学出发思考人类与社会问题。在我看来，亚当.斯密和凯恩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师不是偶然的。他们有着同样的良好教育打下了日后进行研究的基础，有着一样广泛的兴趣爱好并一样关注各种社会问题甚至都不约而同的从社会角度阐述他们的经济学观点。他们在哲学、法律乃至人文与自然科学等方面的造诣对他们日后的经济学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比如亚当.斯密认为，哲学是关于自然界相互联系关系规律的科学。而哲学体系，发明他是为在想象中把已经产生的不同的活动和结果连接起来。有意义的是，亚当.斯密阐述这些哲学观点是用天体运行来加以左证的，并记述在他的作品《天文学史》中。而凯恩斯的复杂则在于，他一贯的强调他的理论的一般价值，既他的分析分析工具与思路可以用于任何一种经济中的任何状态。进而他的论述，把相关的观点延伸到政治、人口理论、工业、战争、劳工问题等等。并在自身的社会活动里，充分的介入到他一生中所处时代的很多重要历史事件中去。上面我说的那么多，不过是在表达一个这样的观点，亚当.斯密和凯恩斯两位大师的成就，都是一种在特定时代特定经济发展阶段转折时期下起到成前启后、继往开来效应的成就。而在我眼中，人类社会与人类生产关系，在凯恩司之后特别是在二战之后发生了深刻而本质的变化。而进入本世纪后，由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开启的未来，对于我们今天所有人来说一种什么改变都是一种迟早要来的理所当然。而就这样的变化而言，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凯恩斯，他们当时的世界观下所设计的理想模型都难免显得局促。即使对于现在依旧处于这个世界霸权顶锋的西方文明来说，复杂的社会问题夹杂在众多经济问题之中也最终需要一个重新对于我们今天的复杂社会的总体评价与客观认识。在我看来，只有对今天世界发展方向与潮流有了符合客观规律的充分认识，才能有效解决今天发生在我们生活每一天的社会已经经济问题。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宏伟建筑已经辉煌，但是就象古典物理学世界曾经不可动摇的那搬终究要随着这个世界的不断进步而成为我们回头审视历史的里程碑。而对于未来，在充分认识到我们的今天究竟在发生什么以及我们的明天将要发生什么之前，几乎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团体、国家、民族甚至还有文化与文明不管其自身情愿与否都走到了现在由本次危机打开的十字路口。而我们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我们对此的认识之中，仅此而已。（待继）
危机分析的间奏部分（2） 中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020397
危机分析的间奏部分（2） 下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02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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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国三十年与改革三十年认识中矛盾与冲突：
昨天因为翻资料又翻了一翻《世界经济千年史》，该书创造了一个世界元的概念。并以此为单位，他把人类最近一千年的各国经济做了充分比较。根据这个世界元，在1950中国GDP为世 界总GDP的4.4%。在同样的比较下，1913年中国经济是11%左右，是同期日本经济几乎3倍。（是当时包含台湾、朝鲜半岛部分的日本帝国经济总量） 更早前，到184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例要达到40%的水平。
从改革开放之后，几乎每隔十年就有关于建国前三十年的评述，每次叙述的背后都拉开了继续深化改革的序幕。终于，改革也走来了自己三十岁生命的时候。从本次危机，从已经拉开帷幕的中国转型与继续改革的道路来看。今天的关于建国三十年与改革三十年认识中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实际都是一种关于未来中国要走什么道路或者说未来要建设一个什么样中国的态度。而这样的矛盾与冲突的到来，不仅是当今社会矛盾表现的一个缩影，也是怎么样认识共和国六十年的基本问题。而这样的认识，对于怎么样看待明天的中国，是一种基础，或者说是无法回避的一道槛。也就是说，今天的争论不是偶然的。
建国三十年和改革三十年尽管都有如何发展国家的使命：但是对比1979年在1949年新中国面临的问题要复杂的多。对内对外需要国家安全和巩固统治，执政 党从打天到治理天下的转变，经济建设既要摸索一个全新社会制度下的生产组织关系结构，又要完成一个落后农业国家追赶工业化国家社会改造。中间的矛盾与冲 突，造就了今天很多人对建国三十年矛盾与冲突甚至是对立。在这样的环境下，经济建设是个问题。相比之下，1979年改革后所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任务要简单的多，清晰与明了的多。
再联系到今天的危机，我们似乎又回到了1949年时候那种对于未来世界充满不确定状态的摸索之中。这样的不确定，既存在与对这场百年一遇危机的定性定量分 析。也存在于，对于已经正在经历新技术革命与后工业时代人类社会组织形式与将要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探索。更存在于，对于未来我们如此不确定我们明天的对手与 朋友是谁。更进一步说，联系刚才的话就是，与之相关的经济建设将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与变化都只能在发展中去探索而无法在此时此刻下一个简单清晰与明了的结 论，并以此制定一个明确的行动路线图。
实际点说，对于未来世界的多样性思考，决定了对于未来中国不同出路的思考其本身是多种多样的。而这样的多样性，甚至出现在多样性中的矛盾性对于习惯于定于一这样大一统思维的中国人来说几乎是难以适应甚至有的时候是难以容忍的。只是不管怎么说。在对于即将到来的未来世界有一个充分认识认识或者可以作为判断基础的阶段性认识明朗之前，我们现在的争论就和现在世界各国的危机应对一样，都是应急性的也只能是暂时性的。而历史，总是当代史，这个周期性话题终究会把这个判断的决定权交给写历史的那个又一位手里，其他么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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