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铁罐中的呼喊——巴勒斯坦小说《烈日下的人们》 -- 江城孤舟

1972年7月8日，那个炎热的季节里看似平常的一天，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郊外，一个36岁的中年男子，打开了自己的车门，他的外甥女欢笑着坐进车内，他看了看孩子，微笑着踩下了油门，发动了引擎，可随后便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那是炸弹爆炸的声音。安放这枚炸弹的，是以色列特工机关——摩萨德。而在这次爆炸中，一个巴勒斯坦的中年男子和他的外甥女失去了生命，巴勒斯坦最杰出的作家，能向世人发出被欺凌民族之呼声的斗士，从此又少了一位，他的名字叫作格桑·卡纳法尼。

格桑·卡纳法尼，巴勒斯坦作家。生于加沙。1948年5月被迫逃亡黎巴嫩，后迁居叙利亚，在大马士革大学学习。50年代初，投身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后在科威特任教，并从事文学创作。60年代初在黎巴嫩从事新闻工作。参加创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曾担任阵线机关刊物《目标》主编。曾访问中国。1972年7月8日在贝鲁特被以色列特工暗杀。

在不断流血的中东，死个人也许是轻飘飘的事情，阿拉法特这样的传奇人物，一生躲过了那么多次暗杀，最后不还是被软禁数年，悲惨地死去了吗？其他巴勒斯坦的著名领导人也是一样，他们中少有能安稳地死在床上的。也许格桑·卡纳法尼在决心投身革命，在写出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时，就预料到了这样的结局。

但是，他从本质上是一个勇敢的作家。他的笔下流淌出的，是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而这些文字像鞭子一样，抽打在以色列当局的脸上，也抽打在巴勒斯坦人的心里。他的作品数量不少，如小说《所剩之物》、《重返海法》等，都具有一种能深刻打动人心的力量，而这其中最为精彩的，就是1963年的小说《烈日下的人们》，这是巴勒斯坦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甚至胜过了同为巴勒斯坦作家的乌迈伊勒·哈比比的《乐天的悲观主义者赛义德·艾比·奈哈斯失踪奇案》与哈桑·哈米德的《叶阿孤布女儿桥》，而在“20世纪最佳阿拉伯语小说排行榜”中排行第5位。

《烈日下的人们》这部作品，虽然语言用词极其平实，但却具有真正摄人心魄的力量，也是将那个时代巴勒斯坦人民境遇写到淋漓尽致的一部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作家一个人写就了这部作品，而是全体巴勒斯坦人，包括居住在以色列境内者与流亡海外的难民，共同完成了这部只有60页的中篇小说。

话说在美国的一次所谓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知识分子进行积极“对话”的学术会议上，学者们一个个激情高昂、唇枪舌剑地互相陈述着对巴以和解的高深理论。正在这时，坐在台下的观众中一人起身提问说：“我是一个巴勒斯坦人，一个农民。1948年我被人从巴勒斯坦逐出，就去了黎巴嫩。然后我又被人从黎巴嫩赶出来，去了非洲。然后是欧洲，再然后是这里。今天我收到了一份文件，叫我离开这个国家。能不能请你们学者中的哪一位告诉我，现在我应该去什么地方？”学者们面面相觑。他们遭遇到了整场的尴尬，就连当时身处其中的著名学者——《东方学》的作者萨义德也不能幸免，他后来承认，当时没有一个学者能回答那个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他自己也不能例外，他觉得很遗憾。

如果您能对这个问题能有所感触，那么我相信您也会被《烈日下的人们》所打动，因为这部小说，描写的就是几个飘零在海外的巴勒斯坦人。

60年代，是世界忙于两极争霸与意识形态革命的年代，但巴勒斯坦的居民们无暇顾及这些，他们在贫困的生活中挣扎，想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一条出路。而与此同时，海湾那些产油国正在吸取石油红利，因此也吸引了这些巴勒斯坦人的注意力。海湾国家，如科威特简直就是黄金国，是可以赚取糊口费用的天堂、流淌着奶和蜜的福地，但如何到那里去？对贫苦的巴勒斯坦人来说，只有一个办法：偷渡。先从以色列占领的土地上逃到约旦这样的周边国家，然后再从约旦偷渡到伊拉克，最后从伊拉克偷渡到科威特，而这注定不会是一趟轻松的旅程。作者叙述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展开。

艾布·盖斯，本书出场的第一个主人公，忠厚老实的中年人。他原本是农民，热爱自己的土地，以至于来到伊拉克后，还要试着趴在地上，看看这里的土壤是否有与家乡不一样的气息。他比起父辈和小辈们都不同，是完整的经历了以色列侵入巴勒斯坦全过程的那一代人，犹太人抢走了他的土地、房屋、还有10棵果树，将他一家人赶到一间小房中，寄人篱下，处处受气。妻子生出的女儿，很快就夭折了，原因是过于羸弱。他本人在以色列人来之前还接受过小学教育，而他的孩子们，连这点基本权利都已经失去。即使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他还是忍受了10年，不为别的，只因为故土难离。但他的朋友却尖锐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你只是在幻想，在逃避，难道你还能拿回被抢走的土地？

他终于醒悟到自己浪费了10年的时光，于是只有选择偷渡这条路，好为妻子和孩子们争取到一个比较好过些的未来，如果在科威特能赚到钱，首先得让孩子上学，然后是再去种点橄榄树，最后是找个地方盖座房子，一个农民最朴素的愿望，仅此而已。

这样一个老实人在路上吃了多少苦头，作者没有写，我们不知道，但当他终于来到伊拉克，与组织偷渡到科威特的蛇头见面时，已经给不起蛇头要求交付的15第纳尔的款项了。大地虽然广阔，又有何处能慰藉他呢？

艾斯阿德，本书的第二个主人公，一个身体强健的青年，因为要养家糊口，也要偷渡到科威特去打工。然而，他在路上就吃了大苦头。在从约旦偷渡到伊拉克时，他寻找到的那个蛇头，虽然在十几年前是与他父亲并肩作战，抵抗以色列侵略的战友，但却在收了他的费用之后，在半路上把他给丢在了沙漠里，自己溜掉。阿拉伯的沙漠是何等严酷的环境？幸好那个蛇头还算有点最后的良心，把他丢下去的时间是傍晚，太阳已快落山，威力已经不太强烈，否则只怕很快就要出人命。但即使这样，在夜晚的沙漠中徒步跋涉的他也随时可能遭遇危险，幸好他遇到了一对外国夫妇，不但救了他，还把他带到了伊拉克。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听到蛇头要求交付15第纳尔以偷渡到科威特时，第一反应就是抵达后再付款，却被无情地拒绝了。这是卖方市场，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在沙漠里曾经见到过硕大如狐狸的老鼠，而在伊拉克居住的破旧旅店也是老鼠横生，作者还在此处特意写了蛇头对他说的一句话“当心点，别让老鼠把你吃了！”，这是什么寓意，大家一看便知。

麦尔旺，本书的第三个主人公，十几岁的少年。其实，无论是看他瘦弱的肢体，还是那幼稚的精神，他根本就是个孩子，一个天真而不通人情的孩子。因为口袋里只有5个第纳尔，他居然能拿“到公安局去举报”这样的话来试图威胁蛇头减价，确实是幼稚得太过分了。于是结果就是让蛇头不屑一顾，又吃了蛇头的一个耳光。

他只是个孩子，所以他流泪了。他本不该来到这里，而应该在学校里读书。但他的家庭却遭遇了一连串打击，使他不得不辍学，而走上了这条道路。他的一家都没有经济来源，只能靠之前偷渡到科威特的哥哥，每个月寄些钱回来养家。可是，忽然从某天起，哥哥一分钱也不寄回家了，整个家庭的生活立即陷入苦难中。而在此时，他的父亲又突然和母亲离婚，抛妻别子，与一个断了腿的残疾女人结婚了。为了养活母亲和弟弟，他只有去科威特当童工，再没有别的办法。他一直在想：等到了科威特，就能找到哥哥帮忙。就算哥哥不帮忙，他自己也能找到工作养家。听到这样的感想，我们也许会说他有志气，也许会说他太傻。

他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但却总有一封怎么也发不出去的信。那信是写给母亲的，内容则是希望母亲能原谅父亲的行为。的确，父亲抛妻别子是不负责任，但他也的确是根本养不起这样的家庭。他父亲的梦想竟然是“哪天能住上水泥房子就好了”，对，就只是这样而已。而上天也的确给了他父亲一个机会，有个老人的女儿在很久前被以军炸断了腿，成了残疾，因此获得了国际慈善机构的援助，住上了水泥房。而这个老人则宣布：谁能和他女儿结婚并照顾她一辈子的话，这房子就归谁。于是麦尔旺的父亲选择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而抛弃了结发多年的妻子，还有那些亲生的孩子。

我们能如何评价这种行为呢？至少麦尔旺是试图原谅父亲的，而且在麦尔旺出发时，他父亲还是来送别了，还偷偷地在他手里塞上了几个第纳尔，在那一刻，他几乎要哭出来。

当他被蛇头赶出来，已经觉得走投无路时，他遇见了一个名叫艾布·海祖兰的人，这将影响到他与其他两位主人公的命运。

艾布·海祖兰，又高又瘦，长得像竹子，却有着狡黠的目光和过人的精明，他听到麦尔旺说到哥哥不再寄钱回家时，立即就给出了答案——“因为你哥哥要准备结婚了”。他说话轻浮，玩世不恭，但似乎又很有同情心，决定帮助麦尔旺一回，即使麦尔旺只能支付5个第纳尔。当然，为了薄利多销，还得再找几个顾客来。

于是，艾布·盖斯、艾斯阿德与麦尔旺三个人聚在了一起，以艾斯阿德为代表，与艾布·海祖兰展开了谈判。价钱上没有大问题，也可以抵达后再付款。但艾布·海祖兰给出的偷渡方法，却是真真正正让人魂飞魄散，肝胆俱裂，他与边检人员是熟客，所以只要让三个人躲进他的水罐车的铁罐中，就容易一路瞒天过海。可是，在阿拉伯烈日胜火的8月份，在正午的沙漠中，气温可以达到60摄氏度的情况下，密不透风的铁罐里根本只能用地狱来形容。

三位主人公本来是打算拒绝，但艾布·海祖兰的一席话让他们绝望了，即使他们出得起15第纳尔，去找那蛇头，偷渡的危险性也决不比躲在铁罐里小！已经有多少人在蛇头的偷渡中丧命了？谁能说得清？

于是，三位主人公只有跟着艾布·海祖兰上路。

“汽车载着他们，也载着他们的梦想、乞求、希望、家庭、贫困、不幸、力量、弱点、过去和未来，开辟着道路。它好像正去撞击未知的新命运的大门，所有的目光都悬望着这大门，但它好像被重重的无形大山所阻隔……”

在他们通过第一道关防时，只用了6分钟，当开到安全地界时，艾布·海祖兰还向那三人炫耀速度，但三位偷渡者所经受的苦难，已经使他们几乎都说不出话了。这铁罐里的6分钟简直比两个小时还长，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真正的煎熬，以至于他们从罐中出来，来到烈日下时，竟然会感到极其凉快。

路上还有最后一道关卡，他们最后能到达科威特么？

亲爱的朋友，你们心目中设想的结局会是什么呢？

艾布·海祖兰也是小说描写的中心人物，这个表面上轻薄乐观的司机，似乎对一切都不太在乎，但那实际上是因为他内心中早就万念俱灰。他曾经也在反抗以军的游击队中驾驶车辆，却在战斗中失去了生殖器，成了废人，当年浴血疆场的豪气与理想，早已经荡然无存，他想的也只是为自己赚取些钱财而已。但他依然可以说是还保留着点良心，他会同情麦尔旺的遭遇，也会为躲进铁罐的三位偷渡者着想，而试图加快通关的速度。但这点良心，也会极其轻易地被各种欲望战胜，他会从尸体的手上摘下手表，也会一直想着给尸体挖坟墓，最后却将尸体抛在了郊外的垃圾堆旁。一个人，不，是巴勒斯坦人这个民族，是如何逐渐丧失了斗争的勇气和毅力，竟然堕落到这种程度的？连艾布·海祖兰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他才会在小说的最后瘫倒在驾驶盘上，才会发出那样在沙漠中久久回荡的咆吼：

“你们为什么不从里面敲打铁罐？你们为什么不呼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这是一部真正纯黑色的小说，全书中找不到任何能让人愉悦的地方，那种越来越沉重的感觉，像巨石一样堵在我的胸膛中，因为它是那样的真实，真实到让人再无回避的余地。全书里没有宗教，没有任何人们心目中代表阿拉伯人的符号，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犹太人角色，但看完后，你只能承认，小说描写的就是活生生的巴勒斯坦人，但他们的形象意味又超越了巴勒斯坦人。萨义德在《最后的天空之后》这本书中告诉了我们，除了贫穷和恐怖分子以外，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和世界上我们大多数人的没有什么不同。当然，他所说的这个“没什么不同”的含义，如果你能看完这部《烈日下的人们》，就会对其有正确的理解。《烈日下的人们》（英文名：Men in the sun；日语名：太陽の男たち）曾由郅溥浩先生译成中文，刊登在《春风译丛》1981年第二期，题目是《阳光下的人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找。

巴勒斯坦难民无论是留在本国，还是流落异乡，其悲惨境遇都堪称无以复加，但吃苦也好，享福也好，人总是会死的，难道非要在铁罐中忍受煎熬，再悄无声息地慢慢死去么？作者为了向人们阐述这个宗旨，为了揭露出巴勒斯坦人、乃至阿拉伯民族自身的劣根性，而在作品中将意识流、时空交错、象征隐喻等现代写作技巧运用得恰到好处，极其有艺术感染力。我看过的中外小说数量虽然不少，但既能让人欲罢不能，又使人不禁落泪的着实不多，格桑·卡纳法尼凭借这一部作品，跻身世界一流作家已经当之无愧。

格桑·卡纳法尼后来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影响，在其《萨阿德的母亲》中，开始宣传群众是革命的源泉和希望，而到了写《重返海法》时，他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当我看到巴勒斯坦的悲剧，事实上我是把它看作全世界悲剧的象征”。所以在《重返海法》中，他塑造了一位有着慈母之心，也和巴勒斯坦人一样忍受着战争带来的痛苦的，收养了阿拉伯孩子的以色列母亲形象，在这里，以色列的平民已经不再代表“敌人”，而是作为和阿拉伯人一样的人而存在，但最终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因为即使个人彼此之间可以达成谅解，但国家与民族的仇恨却是不会因此消除的，这就是巴以之间的历史性悲剧。

既然格桑·卡纳法尼有了这样的见解，那可以说已经超越了他同时代的许多阿拉伯作家与犹太作家。比如他就批判过以色列作家阿格农，因为阿格农是一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其作品公然为以色列侵略扩张政策辩解。如短篇小说《塔布拉》中，女主人公竟宣称：“我祈求上帝把耶路撤冷的疆界扩大到大马士革。”在他的长篇小说《海洋之心》中，把黎巴嫩的两个大城市苏尔和赛达均划为以色列的领土。其中还有描写以色列人逼近土耳其首都的场面。然而，阿格农在1966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色列政府多次给他戴上桂冠，授予奖励，甚至在他居住的塔勒皮约特区小街入口处，竖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醒目大字：“请安静！阿格农在工作！”而认为巴以的平民彼此间可以和解，认为“祖国首先意味着未来，而不仅仅意味着过去和怀念”的格桑·卡纳法尼却死了，死于摩萨德的炸弹下，死于那个被有些人有意回避的名词——国家恐怖主义下。

这样的事件曾经多次发生过，却在某些刻意的宣传下被许多人遗忘了，人们只记得阿拉伯人的汽车炸弹，却从来没意识到，这种恐怖主义行为根本就是以色列人玩剩下的。巴勒斯坦的悲剧是弱小民族的悲哀，但当这河里的某些人大谈“以色列文明先进”、“阿拉伯文明落后”，因此试图为以色列侵略巴勒斯坦寻找合理性的时候，我们首先得看到所谓“先进”的以色列人的手上沾了多少无辜者的鲜血，而又竖起了多少美化自己的牌坊，然后再想想100年前积贫积弱的，哪个列强都想来咬一口的中华民族，再想想拿起大刀长矛去攻打西交民巷的义和团，最后问问自己这个问题：“难道落后的民族保卫自己的家园，反而是罪过？而强者屠戮无辜的平民，反而是正义？”当人们谴责巴勒斯坦的人肉炸弹时，是否意识到如果他们拥有像以色列人那样可以精确制导，“定点清除”的武器，谁愿意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敌人换一个同归于尽？

以色列人可以用炸弹炸死格桑·卡纳法尼，但不能炸死所有的巴勒斯坦文学家，他们无论是用枪炮与炸弹屠戮，还是在世界各地用金钱收买文妖，都绝不可能掩盖巴勒斯坦人要发出的声音，即使那只是几声从铁罐中发出的微弱的呼喊，我也有权利让它为中国人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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