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对历史的认识 -- 深夜腌的萝卜丝
门阀就像物理中滴摩擦，是客观存在滴，根本就没有什么先进性。只是阻力大小而已，因此，大约三十年左右必须加以修整。
我在回复无从的帖子时，没有注意到他的意思只指门阀中国系列，我当时的潜意识里以为他是指整个系列的文章，因为，我的观点是在这些文章中一步一步成熟的——这里我犯了个错，没有注明，让你误解了，估计也让无从和大家误解了。然后，我回去看了看那些文章，发现整个系列里的参考文献虽然比你列出来的多，但也确实不是“很”多——我在这里又犯了一个错，这错的来由是，我当时以为我自己把写文章时的很多参考文献都已经列上，实际上，有不少没列。
因此，我向你、无从和大家道歉，我会回去把“很多”改为“一些”。
1，这[宗法制]比西方的古代体制先进得多，因此，中国在古代非常辉煌
2，宗法制把大小宗牢牢地固定在一起、==〉让人们只注力于家族的价值和扩张、忽视个人的价值和扩张
确实不能理解这两点是如何论证的。。
1，是宗法制而不是别的什么制度导致中国古代的辉煌么？
2，还是那句话，给个论据吧。。既有家族又极力追求个人价值和扩张的个人史不绝书阿///
1、宗法制使得大小宗互相支持，从而使得大宗和小宗都有很强的扩张能力，他们在早期把西周时华夏民族的土地和人口扩张到战国后期的巨大面积和巨大数量（这些就不必我提供参考文献了吧？）。早期人类社会的进步体现和根基于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的产生实际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在科学诞生之前，试错主要是人们无意识中进行的，是不成系统的，是零星的。如何增加零星的试错的总量呢？那就是靠庞大的人口基数。因此，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社会的技术发明相比其他国家是非常多的（这也不必我提供参考文献了吧？），这就是辉煌的表现之一。巨大的人口数量在巨大的土地资源上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技术发明，这些技术发明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又推动了人口的增加和对新的土地的开发。到了近代以后，西方出现了专门“试错”的人——科学家，他们形成了系统的、专门的、有意识的试错，中国就慢慢落后了。关于“试错”的这个说法，我曾读过数篇论文，但是，我确实记不清出处了——我在这里道歉，因为我觉得它很有道理，印象特别深刻，所以记住了“试错”。请问，你觉得这有没有道理？合不合实际？欢迎你讨论。
2、对于认为封建中国只重视家族、不重视个人的观点，我是这样形成的：一方面，我读过很多书籍，发现古代很多家族为了家族的延续、什么样惨绝人伦的事情都可以作出，例如，在粮食不足的时候，可以溺毙女婴、易子而食、吃家族里的女人，只要有能力繁殖后代的男性能生存下来就是可以，这事情非常普遍，同时，家族们只要有人犯事，整个家族都被人看不起，甚至是株连。另一方面，我出身基层，发现家乡里有很多家族为了生男孩、给家族传宗接代而抛弃女婴、B超后堕掉女胎。这两方面让我深深觉得中国的封建家族不重视个人价值、而只注重家族价值。
癫狂了一个月以后，我得把精力集中于工作，因此，我以后回帖会不及时，但我会坚持。
我认为门阀是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标准就是对科学的认识——具体表现是，是否对每一个人的价值都真正承认。大多数门阀还是受封建思想束缚、或者受宗教束缚、或者不敢承认门阀的正当性——虽然他们自己是门阀。
我确实已经放下，因为，我认识到，对未来、对后代的放不下，其实就是对后代的束缚。
人家发帖子就是High一下，他自己也说了，工作为主，自己想着爽了发个帖子，何必当学术文章要求呢?真拿论文要求，这里这么多原创，有几篇能合格的啊。
如果有人愿意给足够的钱支持、愿意给我学位或者教职，并且，这些的含金量能够吸引我放弃自己现在的工作和位置的话，我可以去专门把这数万字的文章都整理成论文。
言论自由是双向的，要想自个爽没人拍，写私有blog去
辩证的来看，集团倒也有些作用，比如造成一定程度的稳定等等。
就象驾车，有摩擦虽然意味着能源浪费，但没有摩擦就意味着车祸数量滴成倍增加，有利也有弊，关键是看如何控制。
连接出处
http://news.sohu.com/20090315/n262797201.shtml
美国前任总统小布什固然没有打出好牌，闹出不少笑话，但有句话我觉得还是讲得不错的：
布什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连接出处：
http://bbs.scut.edu.cn/classic/threadContent.jsp?threadID=596373&forumPageNum=1
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生源是工农兵大学生。同年，全国计划会议强调各地都要建立自己的“五小”工业，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小而全工业体系。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普及初等教育。同年，林立果挟持林彪外逃，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另，同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1972年，中美和解。
1973年，邓小平被恢复职务。
1974年，邓小平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
1975年，邓小平的职务被提升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76年，华国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
1991年，改革开放几乎夭折。同年的5月10日，江青突然撕毁自己的回忆录，并在5月13日查看了当天的人民日报，然后于次日自杀。
1992年，邓小平南巡，改革开放重整旗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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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宪政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宪政首先是每个人都有权参与的民主政治，因而实施宪政的必然结果是相对均衡的权力分配结构，而相对均衡的权力分配进而保障相对均衡的资源和利益分配。失衡的权力结构必然造成失衡的利益分配结构。在一个高度集权的框架下，掌握重权的执政者必然集中了不成比例的社会资源，进而形成一个自我保护、阻挠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国宪政之所以历经曲折、进展缓慢，根本原因不仅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对宪政在认识上的偏差，不仅在于传统政治体制在理念上和现代宪政格格不入，而更在于这个体制下的权力和利益分配结构自始至终排斥宪政改革。固然，宪政也要靠人民“一齐起来发动”，而宪政文化的缺失造成沉默的大多数任由少数当权者为所欲为，推动改革的新生力量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面前屡屡受挫，但是文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单凭少数知识分子奔走呼号，并不能在大众中间产生一种宪政文化。宪政思想引入中国后，还必须经过制度的实践才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接受和认同，但是当权者却未必愿意尝试实践新的制度。在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文化锁定在专制模式的情况下，宪政改革可谓难上加难。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宪政百年走过的艰辛历程实在是不足为奇的。
对于传统价值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国情论”或“本土论”当然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中体西用”就是一种充分照顾“国情”的理论。事实上，不仅传统卫道士抵制现代西方的宪政理念和制度，即便民国时期造访中国的外国法律专家同样认为先进的西方理念不合乎落后的中国现实，因而屡屡建议中国采取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因此，虽然日本宪法学家有贺长雄明知“超然内阁”在法国以至其本国试验失败，却仍然建议中国研究这项制度。美国行政法学权威古德诺先是认为英国内阁制不如大总统制更适用于中国，后来又主张民选总统制不如立宪君主制，结果直接为袁世凯恢复帝制所利用。哈佛法学院的庞德院长则更明确主张中国宪法的“本土论”。根据这种理论，中国既不需要采取分权制度，也不应采取联邦制；至于是否应该像美国那样实行司法审查制度，对违宪的法律提供司法救济，还得“视中国之环境而定”。
问题在于，形形色色的“国情论”并没有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任何建设性方案，反而往往成为阻碍改革的借口。正如1946年《大公报》的一篇社论在批评庞德的“国情论”时指出：“无论什么，只要是新的，是进步的，懒惰的人们便把眼睛一闭，手臂一挥，‘不合国情！’只要这句符咒一念，便心安理得的安于懒惰的现状，便理直气壮地拒绝一切进步。”至于究竟什么才符合中国“国情”，国情论者一般也是自说自话，凡是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便统统斥之为“不合国情”。
细究起来，“国情论”可能有两层含义。首先，任何民族都有自由决定本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事实上，除非成了纯粹的“亡国奴”或傀儡，其它国家也不可能将这些价值选择强加在特定人民之上，因而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取向最终必然是该民族自己选择的结果。即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些看上去“普适”的价值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价值，那也不是因为这些价值是美国、法国或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的，而是中国人自己选择如此而已。今天，我们当然可以重新发现小米、窝头的价值，但是假如13亿人都选择了麦当劳，谁又能阻拦或指责他们呢？如果我们的人民更情愿接受来自西方的某些普适价值，那是他们作为人的基本选择的权利，剩下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制度落实这种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国情论”或“本土论”其实是一个伪问题，任何真正由人民选择或经过人民认可的价值或制度必然是“符合国情”的。
尽管学者们有自由坚持不同观点，*****但一旦人民通过行动作出了最终选择，这种选择理所当然是符合“国情”的，“国情论”也就不功自破了。******“国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更不是国情论者自己定义的那套东西；没有经过人民的自由尝试和实践，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垄断这个概念来排斥和阻碍改革。
中国宪政从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走到今天，确实已经十分不易，但是中国宪政之路远没有完结。恰好相反，抚今追昔、展望未来，中国宪政的漫漫长路似乎方才开始。如果宪法规定的普适理念已经和世界基本接轨，那么这些规定部分因为司法审查制度的缺失而未必获得有效的实施，宪法理念和现实之间还存在相当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宪政仍然面临着贯穿了一个世纪之久的转型难题：制度和文化的双重束缚；相当封闭的宪法制度和政治动荡制约了公民宪政意识的发展，而宪政文化的缺失又进一步维持和巩固了既有的制度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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