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为朱槠基时代宏观调控政策的辩护 -- 风雨声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观点
-- 市场经济中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及对朱槠基责难的答辩
1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观点
陶陶转贴《晨报》记者潘田李艳秋7月23日报道，说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上海肯定了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表示在行政和利率两种调控手段的选择中，美国主要采用利率调控这种市场化手段，而中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报道还说他认为相对升息这样的利率调控，行政调控的成本比较低。
为避免讨论问题建立在不准确报道基础上，《晨报》报道的说法可能由于记者对经济学不熟悉而造成转述问题时不准确，比如其中一个小误是斯蒂格利茨是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非2002年，我核对了《华尔街日报》2004年7月22日报道：《中国应该避免调利率 - 斯蒂格利茨》。以下为《华尔街日报》报道全文的中文版本：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周四称，中国应继续采取行政手段为经济降温，而不是采用加息的方法。斯蒂格利茨在上海发表演讲时称，在发达的金融体系中，利率等市场工具的影响最为显著。这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兼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称，中国仍然有能力应用行政手段。
斯蒂格利茨称，基于法令基础上的信贷环境调整，如要求银行衡量房地产贷款的风险程度以打击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在管理问题部门方面将较加息更为“有效且成本更低”。
他指出，加息将存在“伤及无辜“的风险。一些公司可能会没有能力负担哪怕只是稍高一点的利率支出。相反，猖狂的投机行为显然不会被微小的成本调整而消灭。
……
中国6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较去年同期增长了5%，这一增长率为7年最高水平，其远高于5月份的4.4%。但在月变动率方面，中国6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却连续第二个月下降，较5月份下降了0.7%，其暗示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已被控制住。斯蒂格利茨称，虽然近来贸易趋向赤字和通货膨胀率上升的趋势应予以关注，但中国并未面临过多的经济过热迹象。作为第三个经济过热的要素，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并不明显。
他补充说，人民币的价值没有被高估。这位经济学家重申，他赞成允许货币在一定的范围内享有更多灵活性的看法。香港时间2004年07月22日20:47”
有意思的是斯蒂格利茨出此言一个月以前的6月14日，西西河的赢政朋友问了一个关于中国经济过热和加息的问题：疑问 Jlanu兄，陶陶兄和我的就此问题做了回答，我的回复和jlanu的回复
现在看到斯蒂格利茨的回答，多少有些沾沾自喜，在很多专家讨论中国加息不宜乐乎的时候，jlanu / 陶陶和我的回答和大师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基本是同一个建议。
2 市场经济中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及对朱槠基责难的答辩
由此想到了过去很十多年，在不同的地方看到不同的人对朱槠基经济政策的责难，在比较抽象的层次上把某一部分指责总结起来大意是说：朱宣扬的是搞市场经济，用的很多方法都是行政和计划手段，弄得非驴非马。
说这段话人包括各级政府官员，各地国企老总，各类评论员等等。但是如果受过经济学基础训练的人持这种说法，则有些说不过去。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市场经济的调控手段，并顺便尝试对朱槠基多年来受到的指责做一个经济学回复。
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经济政策手段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二是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根据具体经济条件的不同而在不同时间和场合采纳，简单的说是：
-在萧条或者经济放缓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扩张的货币政策；
-在过热或者涉嫌通胀时，实施收缩财政政策，收缩的货币政策；
以实现四大目标均衡发展：
-保持GDP健康增长，
-控制通货膨胀，
-创造就业机会，
-保持低财政赤字。
关键的问题是要知道在合适的时间选择合适的工具，做出适度的反应。
所谓财政政策包括三大基本工具：
1 政府采购：比如政府买战斗机，修高速公路，水坝等刺激需求；
2 转移支付：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比如失业，养老保障的支付；
3 税收：增加税收减缓经济发展，而减少税收可以帮助加速经济增长；
美国政府在三十年代大萧条后，罗斯福信政大规模扩大政府开支，转移支付，一系列的行为可以引发后续效果，比如政府修了大坝，钱付给承包商，但影响并不止于此，承包商再把钱付给各材料供应商，供应商把工资发给个人，个人到市场上购买消费品，这个过程是良性循环，在术语里叫收入倍数（income multiplier）。减少税收也能刺激收入倍数的效果。另外进出口政策也对GDP和就业关系很大。
所谓货币政策也包括三大基本工具：
1 利率：主要是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以一两天为期的折扣率，但它能影响到其他利率，诸如prime rate，和国债长期利率曲线（yield curve）；
2 公开市场操作Open Market Operation：比如在是市场上买卖国债；
3 存款保证金比例：商业银行每一笔存款必须放一部分到中央银行保管；银行存款保证金在中国是比较管用的手段，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冻结大约10000*1%=100亿的资金流入市场。
前段时间美国经济萧条，为了刺激经济，政府可采取的措施包括：联储在市场上收购国债，增加货币供应，抬高长期债券的价格从而降低长期债券的利率有利于刺激企业长期投资；同时联储一再降低折扣利率，从而影响其他各类利率变化。比如中国前段时间经济过热，央行提高存款保证金比例，在市场上总流通的货币减少，用于继续投资消费的货币总量也减少，可以起到降温的作用。
对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最终运行的载体是个体私人或者私营企业，这些人和公司花钱时都花的是自己的钱，办的是自己的事，办事成本和效果是个重大考虑，比如利率一提高，就立即意味着每个月要还的住房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的利息往上涨，对公司而言，就是每个季度损益表一大笔收益消失和股市的敏感反应。货币政策的见效速度远远高于财政政策。直接反应就是个人消费减少，公司投资减少，经济降温。
而在中国，提高利率的手段在中国是不管用的。原因是中国银行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借款人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实际投资人是政府，国有企业和政府基本上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很重效果，也不很看重成本。各级官僚对成本是不敏感的，能借到钱就是牛人，至于利率是10%还是15%没有多大区别。而且基本帐目没有公信度，以只有对成本有意识的经济体，才会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中国私人消费者很少有象美欧那样，每个月要还住房贷款，汽车贷款，还有信用卡的利息，他们也不会对利率有大的反应。所以对中国人民银行，利率手段基本是个摆设，不能起到一个西方经济中通常能起的作用。
中国目前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度时期，在一个成熟市场经济中能使用的宏观调控手段对中国的决策者来说，在过度时期不是所有的政策都有效果。总的来说，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灵。
中国大部分国有企业没有成本约束机制，没有一个成熟的利率机制，国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才刚刚开始形成（企业债市的规模还基本很小），另外企业行为受到财务报告制度的约束也有严重的挑战，做假账不是个别问题，而是普遍规律，股市本身是个赌场，对企业的难有有效约束。
从朱槠基执掌经济的1994-2003年，在如此条件下，货币政策基本没有发挥作用可能性。调控经济的手段，除了财政政策外，给一百个国企老总打电话开会，比提高五个百分点的作用更大。因为国企老总只在乎官的大小，而不在乎成本的高低。这一招要是在美国用，召集Fortune 500的老总，开会学习文件，那就不管用了，因为他们的前途不在政府手里，他们在乎的是成本而非布什是否高兴。
作为总结，打个比方，我们的理想是从海上坐船去夏威夷，现在首先要从北京走旱路到达天津港。如果有人指责你说，你看你说了从海上走，为什么不滑桨，而是拿着桨还在摔开两腿跑。
我听到朱回答：兄弟，到了海上才能划桨，我们就快到海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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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 今年是加不起来的.我的理论是中国应避免进入加息周期,但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会加快.
汇率: 美元兑人民币1:8的底线1-2年内是破不了的.
财政政策:正在从扩张性的向中性财政政策演化.
货币政策:公开市场操作会越来越趋于频繁,强调微调,预调.
银行改革是当务之急,是一切宏观调控政策的微观基础.
分析得不错。但是有一点需要请教，即目前市场过度投资的主体究竟是谁？铁本的老板是私营企业，大多数房地产公司也同样为个人企业。改革二十多年，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基本上已经卖得差不多了，仅剩下的几个不是海外上市，再就是管理层收购，变得和私营企业差不多了。他们的投资行为应当符合一般市场规律，似乎非常谨慎才是。所以应当仔细分析这些过度投机行为的潜规则和动机。记得朱老总有一次给全国银行的分行长开会，直接质问戴行长，为什么这些年的亿元以上的贪污大案都处在金融行业，作案的都是各银行的分行长们？老戴不可质否。因此过度投机的因素有三：一、国有商业银行官员寻租，纵容甚至资助投机行为。二、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或盲目分析的政绩工程。三、商人非理性的个人投机，或者说目前体制对这些投机行为并没有有小的制约或惩罚，导致官商合流。所以根源还在体制上，市场因素是外因，政府垄断资源和运作不透明导致市场垄断暴利；内因是政府体制缺失核不完善，导致进一步权力寻租和腐败蔓延。行政手段只有在非市场环境下发挥最大作用，这也是其立竿见影的原因。但是如果十年后好友人津津乐道行政干预，那我向中国再也没有走到海边的机会了！
区别的方法主要看行业 - 官方控制的行业，法规严密的，基本上没有民间资本。在国内做房地产的没有背景根本拿不到土地，所以“民间资本”的背后还是各大地方官员以及家属从人。铁本要是没有打通官方经脉，能那么容易融资吗？所以在这种官方行为主导的行业，可以一律视为“国有资本“。
即使今天大家一致称颂的民族企业，民间企业中，不少还是“官商”，并非一般自由竞争环境中的企业，他们的行为也并非市场主导。所以中国并非市场经济这个指控是对的，而中国采取财政行政措施控制过热行为也是必须。
国有企业在中国目前的分量的确降低得比较大，从雇用人数，GDP的总产出等都被民营企业超过，但是由于它的政治地位和历史原因，它占用的公共资源却是不成比例的巨大：比如它获得的贷款是全部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它基本垄断了某些特殊权利的许可，比如上市机会，比如进出口权力，比如外汇股管制等仍一然是整个经济中占垄断地位。只要它们在大部分领域占垄断地位，那么宏观调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会有大的挑战。
我同意邦德兄的观点，如果十年后我们还在依赖行政手段，那我们的改革恐怕真算是是失败了。
改革这个过程在中国必定漫长，而且其中还会有反复，比如说，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会有可能往左走。中国的改革不仅是从共产主义试验走向市场经济，而是从中国的人文环境走向与世界接轨的人文环境。就现在来说，中国人的思想、价值观、人口组成，社会收入分布，仍然达不到自然催生市场经济的地步。如果操之过急，不过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试验的反面 - 激进的市场经济试验。一个国家的历史沉淀哪有那么容易说改就改。
只要大方向正确，步伐可慢可快。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追赶，老实说在现行的框架、规则下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可能追赶了，主要问题是不要在改革的进程中散架。所以宁愿慢慢来，不要快快走，欲速则不达。
说中国为非市场经济似乎太武断了些，何谓‘非市场经济‘？我倒是觉得中国现在理应为市场化国家，因为中国有相当多的完全市场化的产业，在国名经济中的比重很高，应与少数国家垄断的行业或垄断资源的行业分开（通信、电力、金融等），后者更容易滋生过度投机，但前者也不乏超额利润。政府占有土地资源并不一定导致腐败，可与现在香港比较。关键在于决策市场化的程度和政府机制的完善程度。房地产应当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投资主体多元化，内资、外资、私人、股份等。政府投资行为自房改以后已经从市场上撤除，所以核心是去除土地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因素，由市场决定土地使用价格，而不是官员个人意志，恐怕市场上的剩余资本会另寻他路，而不会在房地产上徘徊。另外，官商似乎不能仅从字面理解，那些在政协或人大某了个差事的私用企业老板并不为官，其身份还在商。红顶子的好处在于可以在目前的不合理的政府机制下获益。这与那些没有红顶子，却能利用亲属关系掌控国家资源的集团和各人有很大区别。后者才是亦官亦商，但自己却不需要任何一个顶戴。各路人马的最终目的是利用现存的不合理获取超额利润。这种机会子今年起已经不多了。
所有都同意，除了一点，十年是个很长的时间会，有很多重大变化，把它量化一下，假设每年变化10%，十年下来，
1 如果是增量变化，比如民营经济扩大的变化（1+10%)^10 =260%，
2 如果是减量变化，比如减少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1-10%）^10=35%
把问题简化一下，国有企业现在占经济的30%，民营占70%，十年后国有企业是0.105，民营企业是1.82，理论上国有企业可以占整个经济的5%，而民营企业可以占95%。
如果在5% vs 95%的条件下，宏观调控货币政策还不能起作用，可能性很低。
离开消费者越近的，占消费越小的都是市场经济，但是大件的从房产到汽车、金融无疑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中。要是中国的房地产都是市场经济，那么这个世界没有非市场经济国家了。除了一般的消费者借贷还款，你知道房子是怎么囤积起来的吗？上海浦东发展分行一位姚先生就贷了七千万炒房子，这位姚先生是否存在都不知道。
从今年起寻租的机会少很多恐怕过于乐观，十年后这种机会还是会有很多。
简单说,以前民企投资要审批,现在只要核准或备案; 同时对行业的限制也大为减少.
近阶段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力度减少，物价指数同比依然有所增加，但各项经济指数的环比呈小副且连续下降的趋势，尤其是上海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据传有下降的迹象。似乎前一段时间的货币政策产生了一定效果。但风兄的文章还是提到了行政干预的作用似乎要大于纯粹的货币政策。施老的关于没有采取加息措施是明智之举的言论象有恭维之嫌啊？！会否更加坚定央行不加息的信心啊？
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经济环境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这才是成熟的标志。最近的一个教训就是IMF在东南亚危机中的表现。
现在的瓶颈到了金融，而金融改革的条件和时机也因此成熟；就象首长和风雨所说的那样，银行改革是现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