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孝文帝:是历史伟人还是民族叛徒？ -- 司马水镜

主要是高级官僚同世家大族的联手，普通的百姓得到的实惠不多，特别是原来地位比较高的拓拔族的下层民众，因为改革，地位反而下降了，产生了明显的反感，后来的六镇起义以及北齐所搞的鲜卑化的运动，都显示了鲜卑族同汉族的矛盾并没有真正在孝文帝的改革中消除。

胡适说过，“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我们现在不追求“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排外”也早已忘却，坚持了几百年的“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好像都快要忘记了。过去，不管是辽、金，还是清，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汉语为官方语言。然而到了今天，中国人居然不再乐于用中文交流了。看看春节联欢晚会上，那些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中国人多么开心的讲着欧洲的语言，那样的疯狂，那样的痴迷。今天我们的教育里，英语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语文，前不久还有人提倡小学就开始双语教学，更有人提出全民学英文的号召。难道这不该引起忧虑吗？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汉语更是中国文化的灵魂。

　　当我们不以自己的语言为荣，放弃自己的语言的时候，就不能够懂得中国文化，不能够看懂我们的历史，不能够认同我们的民族。那个时候，中华民族将会走向何方，中国又将走向何方呢？

　　哀莫大于心死。

　　放弃自己努力的文化、民族、国家，已经注定走向没落。可悲的是，我们还在自我感觉良好，得意的笑着。

　　固然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并不等于改革就一定是成功的。

　　这一点，南北朝中北魏汉化改革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

　　北魏是鲜卑拓拔部落建立的帝国，当时他们的文化程度很低，直到四八四年，北魏才开始发给官员薪俸，那时距开国已经九十九年。这些年间，北魏官员都是通过贪污勒索来谋生的。第七任皇帝拓拔宏是北魏帝国第一个受有良好教育的君主，他受的是纯汉化的教育，所以拓拔宏开始使他的民族全盘接受汉文化。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更是后人热烈提倡的。

　　北魏的改革也是卓有成效的。

　　《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南梁名将陈庆之到洛阳后，就曾大发感慨：“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北魏的改革有目共睹的，改革这点并没有错。而且可以肯定的是，鲜卑族的改革是积极的。只有僵硬待毙的民族，才用种种借口，拒抗改变。但是拓拔宏对汉民族文化是近乎盲目崇拜，这样的主动汉化，一方面固然使自己的民族进步，然而另一方面也吸收了汉文化的糟粕，更由于因为鲜卑没有文字，这样的汉化使得绵延千年的鲜卑族彻底消失。当然，在注入新的血液后的汉族诞生了唐朝这样的强大国家，但是过不了多了，汉族又变成了宋、明之积弱，鲜卑族的强悍、英勇、朴质已经不存在于汉族血统了。我们可以先拓拔宏看看是怎么做的。

　　拓拔宏首先通过迁都来实现汉化的开始，接着就是一系列的措施。

　　一、禁止穿鲜卑传统衣服，改穿汉装。

　　二、规定汉语为帝国的法定国语，禁止说鲜卑话。

　　三、取消鲜卑姓，改为汉姓。

　　四、从平城（山西大同）迁都洛阳的人，就成为洛阳人，死亡之后，就葬在洛阳，不准归葬平城。

　　五、鼓励鲜卑人跟汉人通婚。

　　这些无可非议。

　　可是拓拔宏把汉民族儒家学派的礼教全部接受，这就不对了。拓拔宏重新建立起来士大夫门第制度，即所谓政府用人，只问门第，不问才能。拓拔宏首先是制造鲜卑新的门第。鲜卑贵族姓氏，称为“国姓”，最尊贵的有穆、陆、贺、刘、楼、于、稽、尉，共称“八姓”。汉民族则以郡为单位，每郡选定作官人数最多而官位又最高的姓氏，称为“郡姓”，最尊贵的有范阳（河北涿州）卢姓、清河（河北清河）崔姓、荥阳（河南荥阳）郑姓、太原（山西太原）王姓，陇西（甘肃陇西）李姓，共称“五姓”。广大的被统治的平民，则属于“庶姓”。国姓郡姓有国姓郡姓的门第，这门第代代相传，成为世家。门第世家，又分为六等：

　　第一等：膏粱门第。三世中有过三个宰相（三公）。

　　第二等，华腴门第。三世中有过三个院级首长（尚书令、中书令、尚书仆射）。

　　第三等，甲姓门第。三世中有过重要部部长（尚书）。

　　第四等，乙姓门第。三世中有过次要部部长（九卿）和州长（刺史）。

　　第五等，丙姓门第。三世中有过顾问官或国务官员（散骑常侍、太中大夫）。

　　第六等，丁姓门第。三世中有过副部长级官员（吏部员外郎）。

　　每一等级的子弟，都有它的做官标准和保障。身为平民的庶姓人士，绝对无份。这种不以学识为判断标准的选用人才制度完全背离了任才为贤的本意。这样儒家学派的繁文褥节、宫廷和政府的组织结构使得统治阶层完全脱离了百姓，统治阶层的生活，不可避免的日趋糜烂。北魏政治从此也混乱不堪，各级官吏生活腐化。

　　据《洛阳枷蓝记》称：“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夺。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地，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更是卖官鬻爵，公行贿赂。

　　如吏部尚书元晖，“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太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余官职，各按差等定价，当时人称吏部为“市曹”。就在北魏改革卓有成效的时候，爆发了六镇起义。

　　六镇是北魏为防御柔然等漠北民族而设立的。六镇扼守交通要道，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六镇为沿长城一线的六个军镇，自西而东为沃野（今内蒙古五原东北）、怀朔（今固阳东北）、武川（今武川西土镇）、抚冥（今四子王镇东南）、柔玄（今兴和台基庙东北）、怀荒（今河北张北县境）。镇将和镇兵都是鲜卑族人。另有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居民以及内地因犯罪而发配北边的人等。

　　北魏前期和中期，对六镇十分重视，边镇置都大将及僚属，镇下置戍，镇兵巡行防戍。六镇将领全部由鲜卑贵族担任，戍防军人则主要是鲜卑人或来自中原的强宗子弟。仅沃野一镇，就有镇将、僚吏八百余人。北方另一游牧民族高车，亦先后有数十万人归附北魏，并也被安置在六镇地区。随着北魏王朝着重经营中原，六镇的战略地位相对减弱，六镇将士的社会地位也日渐低下。鲜卑贵族子弟受到歧视，仕途艰难。这一时期被派往防戍六镇的人，多为流犯或死囚，称为府户、兵户，与六镇将士统称为镇户。太和年后期，“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侯、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六镇的兵民为北魏改革的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却最终被北魏统治者抛弃。这个时候阶级矛盾日益加剧，终于在柔然族的南侵打击下，爆发了镇兵杀死镇将举行的六镇起义，导致了北魏的动荡。在平叛过程中坐大的两个将军：高欢和宇文泰，一个占据中原洛阳，一个占据关中长安，形成东、西魏。到他们的儿子的时候，分别篡位建立北齐、北周。北魏最终因为自己的改革而灭亡。

　　北魏的教训值得我们今天深思，我们要学习先进的文化和理念，但是又不能盲目的崇洋媚外，毫无原则的全盘美化，引用他们的制度。相比之下，日本还是做得很好。日本当时的思想家虽然倡导“脱亚入欧”，恨不得将日本变为欧洲的一部分，但还是保留了语言、姓氏和种族。需要注意到的是，北魏的政治改革继续沿用“门第制度”。相比曹魏和晋朝而言，这种盲目沿用的政治制度完全失去了选拔人才的作用，甚至都没有一个异化的过程，北魏就是简单的直接引用最腐朽的政治形态，并且由于自身文化落后的弱势心理，毫无原则的学习汉人文化中的糟粕，崇尚享乐。这一种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引进导致了社会的精英层与下层人民的急剧分化，偏见、歧视成了普遍的现象，下层人民被抛弃于北魏的“文明”之外。拓拔宏是北魏的第七代皇帝，他的改革被历史给与很高的评价，但是他改革开始不过三十年，北魏就发生大叛乱，并且很快的灭亡。而整个鲜卑族因此而消失殆尽。北魏的改革成就其实很容易的被充满仇恨的下层百姓毁灭，五胡时期毁灭一个城市的例子并不少见。“六镇叛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下层起义，如果没有发生“六镇叛乱”，而将矛盾继续积累、深化，更大的叛乱势必会发生，那时对于北魏来说，就是完全毁灭的打击了。北魏的汉化，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少数民族学习汉人的文化，我们可以怡然自得，但是今天的“美化”，就是我们的民族学习西方的文化，这些经验教训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现在怎么如此精要啊。

如果北魏宣传机器的主旋律是:

鲜卑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有十万年文明史，一万年前科技领先于华夏文明

据考证楚国人就是以前被他们赶跑的一小部落后裔，可见鲜卑人是多么强大

我们的有鲜卑特色的部落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正确的制度

汉人对鲜卑人犯下了滔天罪行，以前，现在，将来永远是俺们的敌人

呼吁抵制汉人的文化侵略，不用汉货，不看汉书

瞧瞧你的架空惹出了多少麻烦！首先是查理五世的大放厥词，然后是老兵帅客和梦晓半生与查理五世的大辩论，中间还插上了梦里依稀的插科打诨。热热闹闹的，大家都挣到分数了，就是虎子又回归本位了。

我最近准备写篇关于明朝士风变化的帖子，等写好了一定发到西西河来。

新朝的建立到衰亡，腐败是一个不断加剧的过程。孝文帝是一个能力不错的君主，虽然有时太在意表面的东西，若不早死，中兴之主还是称职的。当然历史评价高了一点。

冯太后确实是不一般，虽私德上差一点，但很有手腕，极有眼光。她对孝文帝那样，可孝文帝对她感情很深，她死了，孝文帝5天没有吃饭；他的皇后淫乱宫廷，只因为是冯家的人，迟迟没有处理。

冯太后确实在政治上很有作为。

孝文帝汉化是势在必行。北魏发展到他那个时代，下一步自然是争取实现大一统，而要大一统，除了经济、军事上的优势，还要争取南朝民众思想上的认同，这就要争正朔，争正朔，必然汉化。这是主观思想上的实际需要。

还有客观形势上的必然。历代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除非他们时刻打算退回塞外，只要打算在这扎根，就避免不了汉化，作为统治者进来的也一样，要以少数人统治人数多得多的中原人民，要想行政有效率，想管得好，就必然要迁就当地文化，入乡随俗嘛，否则统治是不可能稳定的。满洲的历史是个很好的例子。国语骑射，在关外行得通，关外汉人与满人的比例虽然不清楚，但满人在那一片地界还可以维持自己文化的优势，那个时候是汉人满化。可是入了关就不行了，国语骑射最后连满人自己都抛弃了，这一天其实打多尔衮下令满人集体内迁的时候就注定了。但是他是宁可待在关外，遥控中原呢，还是冒着汉化危险集体内迁，巩固统治呢？这个选择不难做。孝文帝在是否要汉化的问题是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是汉化以谋求大一统呢？还是坚持旧俗，尝试以鲜卑风俗统一中原，哪个途径更可能成功、代价更小呢？孝文帝不过是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改不改是个立场问题，改好改坏是个方法问题。从当时北魏的状况看，孝文帝认为自己采取的是正确立场。从后来北朝的历史看，似乎也证明他的立场不错。虽然后来曾一度反过去胡化，但终究是由北周而隋而唐，一路汉化，终至大一统。汉化与不汉化的差别从元与清的历史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至于改好改坏，好象一直到清也没找出更好的办法，孝文帝有政策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从这点来说，后面几代北魏皇帝不能及时纠正错误，导致北魏速亡，更让人感觉遗憾。

还有一点，是李凭说的，孝文帝迁都有摆脱冯太后阴影的想法在内。原本他在平城连坟都修了，就在冯太后墓旁边，大约是修给老太太看的吧。冯太后一死，他就迫不及待迁都了。

至于说他是鲜卑奸，那是以成败论英雄了。其实汉文化本身是个大大的杂烩。说极端一点儿，从炎黄大战那时起就是不同部落文化的混合，混来混去，好象一锅老汤，虽然从没换过底子，可是不断加新水、新料，你说它还是原来那锅汤不是？也是也不是。要是照鲜卑奸的说法，所有那些提倡过汉化的少数民族人物，或者在汉以前，认可中原化的失败部落的人，是不是都有“奸”的嫌疑？那作为东夷殷人后代的孔圣人赞扬西边那旮旯里出来的周“监于两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俺倾向于孝文帝的改革不仅是其个人的对汉族文化的喜好，更是一个伟大政治家的眼光。

帝王的个人好恶确实会影响其决策，不过一般合格的君王也不会仅仅凭好恶来决断。孝文帝的改革主要应该还是政治考虑。我觉得实际上在冯太后的政策之后，北魏的汉化过程已经不可逆转，只是急缓问题，孝文帝采取了急改的方式，大概有个人性格因素，知道不多，不敢瞎说。

比较喜欢听平民之术。

一句话引出一个重要消息，偶都有些佩服自己了。

他在那等你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