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推荐给陈mm一好文，涉及50年代中日关系
http://www.opentimes.cn/to/200902/06.htm
中国确立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外交目标，是在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就对日政策协调之后。……这就暗示日本：苏联放弃反对旧金山和约的中苏共同立场，苏日关系正常化是解决日本所关心的遣返在押于苏联的日本人问题的先决条件。9月底，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经过磋商以联合宣言方式表明：中苏两国“愿意采取步骤，使它们自己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这样便正式将中苏在默认旧金山和约的前提下分别与日本议和的立场公之于世。
默认了旧金山合约，后患无穷。包括“台湾地位未定论”在内的诸多妖蛾子全放出来了。外交政策“一边倒”的祸患，逐渐显现。
而就在中苏两国会谈文件签字的当天，周恩来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学术文化访华团时发表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意见。他强调“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不在中国方面”，对旧金山条约、日本政府不承认新中国而承认台湾“感到伤心”。……很显然，与美日、日台签订和约时表示“愤慨和反对”、“无比愤怒和强烈反对”不同，“伤心”所传递的已经不是斗争的立场而是期待和幽怨。
“期待和幽怨”，绝了。
1955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形成了题为《美国对日政策》的NSC5516/1号文件。文件指出：美国希望日本能在远东成为抗衡共产党中国的砝码，美国不反对日本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但反对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美国分而治之的策略，委实高明。
总之，不必说日本不敢擅越冷战体制而与中国政府接触，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既已承诺宽释战犯，日本政府也就没有必要与中国政府接触。于是在8月形成的题为《遣返对策》的内部文件中，日本政府确定：对于从苏联的遣返，期待日苏谈判全面解决；而对于从“中共”的遣返，“一直在以日本红十字会为中心谋求解决，目前应继续以此路线推进。”……日本政府便探知底细，当然无需进行必然招致美台忌讳的政府间接触了。所以，中国政府的谈判复交呼吁必然被日本漠视。
在日本眼中，苏联和中国相对位置的不平等是显然的。但中方可能到现在对此还是“难于启齿”的。
而正是在这个10月，鸠山一郎亲赴莫斯科谈判实现了日苏邦交正常化，但中国领导人的积极愿望再次遭到漠视。11月6日，周恩来对日本记者表示：“中国一直希望日本的首相和外相早日到北京来就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我对鸠山首相没有在从莫斯科回国的途中到北京停留感到遗憾。”他还表白说：“中国完全没有把日本战犯当作中日恢复邦交的外交手腕使用的想法。”{80}这种表白当然是在暗指苏联拿关押日本战犯服刑逼迫日本政府按照苏联的条件恢复邦交，以显示中国对日“友好”。
“期待和幽怨”发展到“表白”了，呵呵。
然而，外交是一种冷酷的国家间利益交换。似乎是作为一种总结或交代，鸠山一郎在完成了日苏邦交正常化而临近引退的前夕，于12月3日就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表示：“我希望和北京政府的邦交正常化，但这个希望的障碍是台湾政府。只要他们两者之间的疙瘩消除了，承认北京政府的障碍也就没有了，因此也是愿意会见周总理的。”{81}此乃暗示：如果中国自己不能解决台湾问题，让日本来冒险试探美国主导的冷战体制的稳固性而与新中国恢复邦交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没有紧要利益交换的情况下。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现实。
台湾，中国外交长期和最大的劫财！
如果说鸠山内阁出于利益交换目的还对中国的“以民促官”虚与委蛇，那么随着在押于中国的战犯基本处理完毕和岸信介内阁的出现，中国的人民外交便落入了进退两难的泥沼。……很显然，日本政府对新中国的敌视和对中国人民的蔑视及其与侵华战争时期帝国主义立场的连续性，经过岸信介的对华外交姿态和刘连仁事件充分而具体地呈现出来了，更与中国对日外交的人民友好政策以及追求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努力形成尴尬的对照，使得“以民促官”落入了进则接受日本政府的敌视和蔑视、退则等于承认对日外交政策错误的困境。但是，如果不明确调整对日政策，日本政府更加肆意的侮辱和国内人民的强烈不满是可以想像的。于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上提出“潜在的帝国主义”这一关于日本的新概念，并直接反对和日本搞长期贸易协定。3月9日，毛泽东论及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时提出“同日本做大生意，同东欧做小生意，是否妥当”的问题
老毛及时踩了刹车，对既输面子又输里子的全输局面进行了止损操作（“退则等于承认对日外交政策错误的困境”对老毛这样的强人来说似乎不成问题；而三代以后，承认政策错误则似乎变成了不可能）。不过总得看，中方还是输了。50年代跟日本玩外交，中方还是明显处于下风的。“政经分离”和“以民促官”，从50年代到00年代都是日方的优势手，而不是中方的优势手。
不多摘了，其他可圈可点处还甚多，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