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小考:枇里琶啦—从沈周说起 -- 烤面包的胖大叔

曲项琵琶由西域传入中原,殆无疑义。

“丝绸之路”的说法源于德国地理学家冯·里希托芬《中国》一书，意指由中国出发，横贯亚洲，连接欧洲和北非的中西陆路交通路线。而在丝绸之路凿通之前，中西方的文化，经济交流已经存在。

在新疆地区的人类学考古调查发现，去今4000年左右，新疆就有人类活动。在对新疆古墓的人类头骨调查发现，新疆古代居民东西方两大人种的支系成分，既有蒙古人种的黄种人，也有欧罗巴人种的白种人。在早期阶段，距今4000~3800年左右的人类接近于欧罗巴人种，体质特征和古欧洲人接近。而在距今2600—2100左右，出现了蒙古人种及两人种的混合型。在距今1800-1600（相当于东汉中后期）两人种混合型数量从目前发掘的情况看，已经比较普遍，而欧罗巴人种，表现出欧洲人种中的印度—阿富汗类型。人种的混合交融，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中国文献中的一些记载，比如说《穆天子传》记叙周穆王巡行天下，其中就很有可能抵达新疆。比如说“昆仑”或许就是阿尔泰山，“瑶池”可能就是哈萨克斯坦的斋桑泊。“西王母”可能就是当地一个部落，有学者猜测是斯基泰人。在当地因为有很多大鸟在湖边栖息脱毛，希罗多德的《历史》里记载了当地是“天上地上都是羽毛，连眼睛都看不见的地区”。这和《穆天子传》的载羽百车的说法很接近。

曲项琵琶，又称龟兹琵琶，这个称呼常会让人产生误解，具体什么误解呢？当时西域的文化主要受两种文化影响，即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和伊朗/波斯文化，而龟兹（今天新疆库车地区）是佛教文化的中心。在语言上，即表现为近于梵语的吐火罗乙型语种。龟兹琵琶的称呼，会让人误解曲项琵琶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而通过考古发现在上古代龟兹地区的琵琶是五弦直项琵琶，事实上，五弦琵琶也被称为龟兹琵琶。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保存了一把世界唯一的唐传五弦琵琶。而四弦曲项琵琶主要是出现在于阗地区。而于阗的曲项琵琶和出现在阿富汗南部及巴基斯坦北部出现的犍陀罗艺术中的一种乐器很接近，梨型，曲项，横抱。这种乐器学者称为琉特型乐器。这种乐器也可能是在波斯的琉特琴-乌特影响下出现的。曲项琵琶的发展传播简单表现为：波斯弦乐——犍陀罗的琉特型乐器—于阗的曲项琵琶—中原的曲项琵琶。

曲项琵琶和直项琵琶是两条发展路径，在现在的壁画考古中常能见到直项琵琶和曲项琵琶并存的情形。顺便提一句，所谓印度琵琶和龟兹的五弦直项琵琶很接近，在一些古代佛教经书中的图案中，也能看到这种琵琶造型，比如说早期的持国天王造型，怀里抱的琵琶就是这样的。

贴子写到这里，中国琵琶的大体流变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弦鼗—秦琵琶—阮咸

弦鼗—秦琵琶—和曲项琵琶混合（也参考借鉴龟兹五弦琵琶）—唐时期的成熟琵琶造型。

关于琵琶的演奏手法，一般认为唐以前用拨子，到贞观年间，琵琶能手裴洛儿才废拨用手，称为搊琵琶。而现在发现在唐以前的壁画和石刻中，已经有很多手弹琵琶的雕像。这可能和琵琶进入中原后弦的取材有关，中国的弦乐很早就采用丝弦。而西域的弦乐多是皮革或动物的筋或肠衣做弦。这种皮弦/筋现在弹奏上多使用拨子。事实上历史中琵琶的弹奏，拨和手同时存在了很久，比如说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既有“轻拢慢捻抹复挑”的细腻手法，也有“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的拨弹，拨子可能在弹奏“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之类的乐曲上更胜一筹吧。

琵琶就说到这，下面就吃枇杷了。

枇杷,有个别名叫卢橘。枇杷的英文loquat，就是卢橘的音译。

枇杷为什么叫卢橘呢，这最早是源自苏东坡的说法。据《冷斋诗话》：

苏东坡写了句诗，“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微黄尚带酸。”别人问他，卢橘是什么？苏东坡就说了，卢橘啊，就是枇杷。那人就提出疑问了，司马相如的《上林赋》里明明是把卢橘和枇杷并列的啊？它们怎么会是一种植物呢？苏东坡就开始捣浆糊，说，我不愿意依从那种说法。所谓名士风流，就算犯错误也显得那么潇洒。于是枇杷从此多了个别名“卢橘”。

那么，这“卢橘”到底是什么呢？我小小考证了一下，在《太平御览》卷九六六“橘”条，引郭璞的话：“蜀中有给客橙，即此也。冬夏华实相继也。”郭璞的这段话呢，是他注“上林赋”中“卢橘夏熟”的注文。《太平御览》没引全，全文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裴骃《集解》所引：“今蜀中有给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冬夏华实相继，或如弹丸，或如拳，通岁食之。即卢橘也。”可见在古人看来，卢橘就是一种柑橘。

张嘉甫在问难苏东坡时，曾引了《伊尹书》中的“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卢橘，常夏热。”《伊尹书》已亡佚，而《吕氏春秋·本味》篇基本源于此书，在《本味》中：“箕山之东，青岛之所，有柑栌焉。”之句，于此也可验证卢橘是柑橘的一种。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卢橘的认识是这样的：

卢橘的卢就是黑色的意思，比如说“永定河”又名“卢沟河”，此名就是因为河水呈黑色而得。

引证到这，还有两个问题，一是卢橘是夏熟的吗？二是苏东坡所在的地方有金橘吗？

我在《太平御览》中得到两条资料，或可解答这个问题。这两条皆出自裴渊的《广州记》

首先是卢橘：

其次是罗浮：

这里的臭，稍微解释一下，古代香气秽气只要是刺激性较强都可名为臭。可见罗浮山附近是生长的金橘，有夏天成熟的记载。《上林赋》所言不虚。苏东坡所谓的卢橘就是金橘，当然他非要把卢橘说成枇杷，别人也拿他没办法。

似乎说卢橘比杨梅成熟得还早

前者可连皮生食，酸甜适口，可入药，主止咳消痰下气，但敝乡依然是初夏花农历十月成熟，形如鸽蛋，色泽金黄，故敝乡土名“金鸽子”；----江西鄱湖地区

后者生涩不可食，似为一般柑橘变种，非正常时令培养而成的。

做“气味”解... 不一定非得是刺激性的气味...

臭 就是古嗅字,这是个会意字.甲骨文中的"臭"字和现在臭字的结构一样，上边是‘自’表示鼻子，下边‘犬’表示狗的嗅觉最灵敏。

臭最早是个动词，用鼻子辨别气味，后来又用做名词，气味的总称。但在具体的语境中分别表示香气或秽气。但很多语例中，香秽气多是比较浓的气味，最后臭发生偏义，专指恶气味。

嗅，在《说文》中做‘齅’：以鼻就气也。是臭的后起分化字。

贴中所引郭璞的注文中，称卢橘叫给客，意思就是适合招待客人。

你提到的成熟期,也是我在查找资料时,一直很纳闷的问题.

中国古代真的有夏天成熟的橘吗?

说实话,我也只能给出一些古代文献记载.

枇杷原产四川，而苏东坡也是川人。

所以苏东坡有首枇杷诗，是这么写的。

题目是：真觉院有洛花，花时不暇往，四月十八日，与刘景文同往赏枇杷。

诗中有：“魏花非老伴,卢橘是乡人。”之语。

看来他是咬死了卢橘就是枇杷。

枇杷原产地在中国,具体来说,位于四川境内贡嘎山东南坡的大渡河中下游。研究论文发表在1990年的《园艺学报》，作者是章恢志等。文章我看不懂，就把结论抄一下，有兴趣的自己找来翻翻。

至于文献中的记载，就我所知，最早是出现在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有人说《周礼》中已经有记载，这里可以小小讨论一下，《周礼》这本书在诸经中出现最晚，但这本书可靠不可靠，暂且不论，关键是《周礼》的原文中并没有出现“枇杷”的记载。《周礼》只是提到管理皇家果园的叫场人，原文是：“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实、异珍之物，以时敛藏之。”而在郑玄注周礼时，认为异珍就是“蒲桃（即葡萄）枇杷之属。”郑玄注此的依据何在，今天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确定一点就是，对枇杷的明确文献记载，《上林赋》应该是最早的。

上林苑里的枇杷树，据《西京杂记》卷一记载，“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其中就有枇杷十株。汉武帝时的上林苑，范围非常大，包括灞河，浐河，沣河，鎬河，潏河，涝河流域的全部及泾河渭河流域的部分。即所谓“荡荡乎八川分流”，其南以秦岭主脊为界，北至渭河北岸，东至临潼，西至周至县。周袤三百余里。汉朝皇家园林规模的庞大是不能用今天颐和园，园明园来想象的。汉朝在长安城内的宫廷面积大概是今天是紫禁城的二十多倍。而上林苑光一个昆明池，比颐和园，园明园什么的，加一起还大十几倍。《史记》上萧何有段话：“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云：“且夫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后人看秦之阿房，汉之上林，多少有些穷奢极欲之感，其实一个文明当其方兴之时，莫不是带有几分指天立地，唯我独尊的凌栋万方的精神气概。其他文明的巴比伦塔，金字塔皆是如此。

除此之外，华夏文明造这些精美的大房子，也有其政治上的考量，这作为汉家天子威仪的象征，文化正统性的标志。再具体说起来，上林苑也有其特殊的功能，比如说掌上林苑的官叫“水衡都尉”。在汉代掌皇室财政的机构是少府，少府同时兼管盐铁事务，汉武帝时，将少府的盐铁管辖权划归大司农，少府专管皇家财政。而水衡都尉的设立看似架床叠屋，其实不然，上林苑相当于国家财政的后备。汉朝货币统一的过程一波三折，至汉武元鼎四年才将铸币权收归中央，铸币的机构就设在上林苑内，由水衡都尉直管。同时上林苑属官又设均输令，其具体职能和大司农下均输令有所不同，但是业务上也有衔接之处。如果简单点看，汉武时，国家财政掌管在大司农手中，皇家财政的一般用度由少府管理，上林苑主管皇家财政储备，也兼有国家财政后备的特点。

上林苑的枇杷种在什么地方呢，据我推测，可能是种在扶荔宫，扶荔宫据考古发现，大概是在今天陕西韩城境内。这里是上林苑内专门种植奇珍异果的所在。扶荔宫的得名是元鼎六年，汉武破南越，从交趾移植百株荔枝于上林苑，一直养不活，其中有一棵长得稍微好一些，汉武很珍惜，但这棵荔枝树一直没有开花结果，有一天还是萎死了，汉武帝于是迁怒养护人，一口气杀了好几十人。汉武帝为了吃到新鲜荔枝，专门开凿了一条路。一骑红尘的荔枝快递业务，就是始于此时。

汉武帝时，热带水果种植失败，但像枇杷，柑橘这样亚热带水果却长势喜人。汉朝时有个理论叫“天人感应”，这套学说来源和具体理论有点复杂，这里不全部展开。这套理论在具体运用上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屈民以伸君”就是通过用天人感应这种类似宗教神学的理论来凸现朝廷的政治权威，另一方面就是“屈君而伸天”又想借助天意来规范朝廷的行为。简单点说就是，帝在做，天在看。帝做得好，天就会显示好的征兆，比如说“风调雨顺”之类。反之呢，帝做得不好，对不起，就会降下灾祸。

这套“天人感应”的理论呢，在今天人看来，多少显得有些唯心，很少有人会相信。当然也不一定，比如说汶川地震，不就有人把这套理论拿出来了吗？这里边据说还有什么以启蒙为己任的知名学者呢。

但是把这套理论的因果关系反过来看，多少还是有一点道理的，简单点就是说，在古代如果出现了天灾，政府就会有麻烦，天灾严重一点，甚至可能成为一个政权覆灭的因素之一。在对中国历朝政权的沿革研究中，气象因素已经成为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必须要补充说一下，气象因素的重要是毋庸置疑的，但重要到什么程度，还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决不能一概而论。至于别的因素，诸如文化，政治，军事，人事等也是一样。

中原文化以农为本，这从造字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周，周这个字在甲骨文中最初没有下边的口，田字的四格有四点，像插满秧的田，所以周也有“密”的意思。“周”字呢，口像城池，周围呢，都是农田，周呢就是“围满农田的城池。”后来周也由此引申出“周围”的义项。再比如说“秦”，秦字下边是“禾”，上边在金文中像双手举着杵，秦的意思就是，以杵舂禾。而古代农业的特点就是靠天吃饭，气候的变迁对古代农业的影响比现在要大很多。

关于秦汉时期的气候学术界存在一些争论，但基本的趋同的观点是，关中地区农业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是气候条件，而政府行为比如说兴修水利之类，是次要条件。汉朝之所以强盛，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赶上了好天气。从战国末期到文景时大概属于温暖期，汉武帝的时代是温暖期转向小冰期，这个转变过程，从汉武一直持续到汉元帝。元帝正式进入小冰期，到了王莽时代，低温干旱天气达到高峰。王莽传中记载，天凤四年的时候，八月莽亲南郊，大寒，百官人马有冻死者。这里说一下，王莽用殷正，就是用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八月相当于农历七月，七月的天气出现了冻死人马的寒流。可以气温的下降是比较厉害的。伴随着气温转冷，干旱天气出现的愈发频繁，据统计，秦始皇十二年至汉景帝，关中地区总共发生了8次旱灾，大概是10年一次，汉武帝时期发生了11起旱灾，汉武帝之后，旱灾多发，其中“大旱”就有11次，而其范围也非常大，常见东西数千里的特大旱灾，至王莽政权，更是出现连年久旱。旱灾的出现一般伴随蝗灾。

在文献记载中，关中地区的植物和今天的也不一样，黄河流域当时遍布竹林。而柑橘，枇杷等果树也能在当地存活。考古也发现，今天的北京，洛阳等地有大面积的水稻种植区，《汉书·沟洫志》也有汉武时水稻种植的记载。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汉书·沟洫志》的记载也表明，汉朝时农田水利的大建设是汉武时为最，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气候对农业的威胁。但在天气的影响下，农业生产的重心向南转移渐渐成为趋势。在目前全球转暖的作用下，撒哈拉大沙漠渐渐变绿。而根据卫星的观测，自从1981年以来，从纽约、马德里延伸至北京的北纬40度线以上的植物生长得更加茂盛。研究人员还确认，这些植物的生长季延长了几天，尤其是在欧亚大陆更为明显。如此看来，或许有一天关中又能重现昔日“江南风光”。

过年摆的年桔，也会夏天结果的。

我家乡的方言里，枇杷也是念做“卢橘”的。

似乎这个上林苑并非颐和园那样纯粹的园林，却兼具了皇家农场/马场的性质。依《史记》《汉书》记载，似乎皇帝还时不时的开放给关中农户垦殖。这自然也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面积。

另外，据典章记载加上今日的考古发掘，汉朝长安的皇城并非像后世的明清那般把宫城和民居严格区分。史书有云，汉家天子临幸某宫时常常因为交通堵塞而晚点，以至于必须修建人行天桥。所以，也许拿整个北京城墙内的面积（而非紫禁城本体）来比较更加合适。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 “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先谈农场吧.

上林苑是秦人旧制，《长安志》中有记载。

汉朝的皇家苑囿如上林苑是一步步扩大的。在刘邦与项羽争天下时期，刘邦为了争取人心，曾宣布“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在西汉政权成立后，刘邦渐渐将园林收回皇家。禁止平民入内。萧何曾奏请刘邦开放上林，供农人耕作，遭到刘邦的拒绝。

刘邦之后，文帝生活相对节俭，史书所谓，苑囿车骑服饰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在这段时期，秦上林地区因为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史称为，陆海，或膏腴。有大量农户聚居于此，农田及水产养殖业发展得很快。

而汉武时期，扩充上林苑，农户被驱逐，农田被毁。汉武时期的上林苑是不允许平民进入的。这使得关中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

汉武之后，到宣帝，元帝时期，才出现将苑囿中未御幸者，假以贫民的记载。

再谈马场

西汉为了应对匈奴的挑战，大力发展马政。西汉马政的专职机构叫太仆寺，为九卿之一。和上林苑的主管水衡都尉没什么上下级的联系。

西汉的马场由长安及其附近的马厩，各传置的马厩及边郡牧马苑组成，长安及长安附近的马厩称为天子六厩。六厩的所在地个别的有些争论，但大致都清楚。但上林苑内设大型马场未见记载。史书中曾记载文帝曾“驰射上林”。但文帝时的上林，和武帝的上林明显不是一回事。上林苑或许养了些马，在《食货志》中有记载，“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上林苑本身就是个巨大的动物园，史书中也记载过，皇帝为了设宴一次就从上林苑中提取了鹿千枚，兔无数。但上林苑中有没有养马和上林苑是不是马场这是两回事。昭帝时在昆明池里养鱼，鱼多到把长安的鱼价都压得很低，但我们似乎也不能说昆明池其实是个大鱼塘。

汉武设置上林苑，在一定程度上是和他蓬莱信仰有关的。上林苑在大格局上是模仿海外三山来设置的。其中开凿的诸如昆明池，太液池直接模仿大海，比如说史书记载昆明池周匝四十里。如班固所谓，前唐中而后太液，览沧海之汤汤。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写实的成分。

最后谈皇城。

西汉长安城内的皇宫不是一处。手冷，直接给你几个数据吧，陕西测绘局发表过《汉长安城遗址测绘研究获得的新信息》一文，西汉未央宫面积4.6平方公里，长乐宫6.76平方公里。

这么比较或许不直接，就拿西汉最小的桂宫来说，东西880米，南北1800米。那么故宫呢，南北961米，东西753米。

至于你说的汉朝没把宫城和民居区分开开的说法，在历朝历代似乎都没此事。汉朝宫闱之严，严到什么程度呢，有人打听宫殿门口种的是什么树，都要乱以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