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钱穆语录学习心得（1） -- 唵啊吽
“中国现阶段中之知识分子，正在模糊地崇拜西方，积极从事于全盘西化不着边际的憧憬，恳切期求跃进于某一西方国家化的新范畴。这在某一观点看，也可算是一进步，但在另一观点看，则不能不说是更退步，退向更深的次殖民化之阶段上去”[1]。这是钱先生在1950年《民主评论》上发表的论文《中国社会演变》中的一段话。这是钱先生在分析了中国社会自周朝以来三千年的变迁以后得出来的结论之一。这句话是半个世纪以前说的话，但由于结论是基于中国三千年的社会演变，所以今天重温这句话也不觉得过时。
为什么钱先生不主张全盘西化？钱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历史运行轨迹，尤其反对将马克思划分的奴隶-封建-资本等历史阶段套用到中国社会。而且钱先生还注意到了中国历史上诸先进的政治变革之所以失败就是扭不过社会运行的惯性。再则，既然中国和西方社会形态相异，社会运行机制不同，则政治选择也必然不一样，否则就是赵括式的纸上谈兵，非但不能进步，反而退步。
当然，1950年反对全盘西化和现在反对全盘西方的含义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当时反对全盘西化，应该包含反对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而今天反对全盘西方，主要是反对完全照搬美国模式。苏联解体对东欧是否成功姑且不论，因为东欧的社会形态和历史轨迹毕竟与西欧接近，所以东欧比中国更适合选择西方政治模式也不奇怪。
那么，为什么钱先生说退步是深化了次殖民化之阶段呢？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就想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但是始终没有成功，只做到次殖民化程度。即他们无法以宗祖国的身份统治中国，但他们的国际垄断资本至少是遏制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而且国际垄断资本总是一有机会就侵蚀中国的资源和市场，这在今天的国际贸易争端中屡见不鲜。西方的自由化社会，首先是资本的自由，垄断资本是否能够深度殖民中国，是否能够控制更多的中国资源和市场，就在于中国政治和社会是否能成为他们政治和社会的一个延伸。当八国联军打到北京以后，他们是不急于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社会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因为那时他们可以控制中国的海关，控制中国的经济，可以要求割地赔款。自中国建国以后，他们就要求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了。中国建国以后，他们控制的香港依然实现殖民统治的，一旦香港回归，他们又马上要求香港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了。所以，钱先生所说的全盘西化带来更深的次殖民化并非空穴来风。
今天，中国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相当深入，而且中国还加入了世贸。曾经有人预言加入世贸以后中国的经济会崩溃，理由是中国民族资本无法在市场上与西方垄断资本竞争。结果预言失败了。西方经济学的种种预言对中国好像都是无效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国和西方或许是一致的，但是，社会运行机制不同，导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预言对中国每每失效。西方现在又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有些要求是西方自己都做不到的。这些要求当然不会被中国接受。但是，要求中国民主自由则是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其题外意图当然是为垄断资本深度殖民化中国铺平道路。
所以，在钱先生看来，中国知识分子崇洋的倾向对中国的发展包含着极大的风险。在钱先生看来，中国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士”这个阶层主导中国政治。“士”即知识分子。现在的中国国有企业在“士”的崇洋思想影响下，就有投降国际垄断资本的可能，就有可能成为买办资本与国际资本一道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一旦中国国有资本在崇洋的思潮影响下成为国际垄断资本资本的帮凶的时候，中国就又回到建国前那种次殖民化的境地，中国就又要背负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两座大山。
部分知识分子崇洋不可怕，最怕中国官办经济也中了这个邪，把官营资本变成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与国际垄断资本一道压榨中国。须知中国社会还处于激烈变革中，中国经济和政治还没有走上稳定轨迹，国际政治中充满着为未知的变数，钱先生担心的倒退回建国前次殖民化阶段的风险依然存在。
[1]钱穆《国史新论》第35页，北京2008年第13次印刷
如果是崇洋，那是出于没有见识，而非理性。管办经济得以大行其道，不可能是出于这种非理性。这些官员们的眼界不窄更不傻，之所以要和国际垄断资本一起玩是因为这样做最现实，最可行。其他的路都走不通。
为什么呢？官办经济至少目前还不具备从洋人口袋里套大钱的能力，自我满足是不行的；一些重要的环节上还需要洋人，毕竟洋人的优良的生活品质、技术先进等对于忽悠国人还是有用的，关键的思想资源和先进的搂钱手段也要从洋人那里学习，这个过程中表现为洋人获得现实利益也是很自然的。
不过，如果通过强力带动了一些基础技术上的进步，思想资源的来源上多元化，也可能发生一些变化。基于中国官员们的利益考虑，中国官员们的舞台必须是自己的而不是洋人的，可以用洋人，不过不能被洋人控制，这样腾挪不便。何况对内压榨过狠造成社会动荡，洋人顶多损失点钱脱身，其他无损，中国官员们的基本舞台就没有了。
西方经济学对于实际生活的指导意义，一个优秀的大学一年级经济学学生就能讲清楚其问题，何况是众多智囊。讲西方经济学只是因为有利于管办经济的浑水摸鱼。实际上要强化官办经济的时候，官员们不提及西方经济学就好了，反正别人也没有发声的渠道。
部分知识分子崇洋不可怕，最怕中国官办经济也中了这个邪，把官营资本变成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与国际垄断资本一道压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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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真是大节明白呀
“中国秦以后的传统政治，显然常保留一个君职与臣职的划分，换言之，即是君权与臣权的划分，亦可说是王室与政府之划分。在汉代，内朝指王室而言，外朝指政府而言，全国财政收入，属于大司农者归政府，属于少府者归王室，这一划分，历代大体保持。宰相是政府领袖，中国传统政治内宰相之地位和职权，值得我们特别重视。”【1】 这是钱先生在1950年《民主评论》上发表的论文《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段话。钱先生在这篇论文里用了许多确凿史实来说明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权力分割和权力制衡这样一个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这句话讲到的实际是对王室税收权力的制约，即王室的收入来源只能限制在皇家自己的世袭领地里，而全国性的税收要用于政府而不是王室开支。
西方现代民主政治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对权力的限制。税收和财政权力是政权里最为重要的一个权力之一，没有这个权力就没有政权的运转。美国政府关于美国民主政治的宣传资料里将英国大宪章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英国大宪章是1215年生效的，其中就有类似的限制王室税收的条款，即王室只能在皇家世袭领地里行使税收权力。这个大宪章是西方民主政治引以为荣的重要文件，但其一些原则中国早在公元前206年的汉朝就开始实行并一直沿用了两千年。王室与政府权力分割和现代英国已经许多欧美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度相似，宰相相当于这些政权中的总理一职。加拿大官方的网站就明确指出加拿大的国家和人民是属于英国女皇，而政府属于人民【2】。这种王室与政府的划分，中国比西方早1400年，中国已经废弃了君主近一百年了，西方许多民主国家还保留皇家这个世袭的社会特权阶层，如英国和日本等。
钱先生的论文，在于反驳西方学术界和舆论界称中国为专制社会的论点，认为中国自很早以前就没有专制了，中国历史能够勉强称得上如西方的专制的社会，只有元清两朝代。
中国传统有许多优秀的政治智慧，中国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即要吸收西方的先进经验，又要延承中国的优良传统。那种把西方制度原教旨化的思维不利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西方现代政治体制是从西方奴隶制度的希腊和罗马传统中演化而来的，其中一些合理原则，中国传统中也有。如权力分割和限制，中国在汉代以来就实行了。钱先生按照中国实际历史来分析，不是按照西方学者那样把所有不是西方民主的政治都标签为专制，那是西方不了解中国社会的错误结论。
【1】钱穆《国史新论》第73页，北京2008年第13次印刷
【2】http://www.canadianheritage.gc.ca/pgm/ceem-cced/fr-rf/crnCdn/tdm-eng.cfm
牛兄的读书笔记堪称西河一大特色。最初看到的是美国宪法笔记，真是耳目一新。
几个月前，某企业邀请我去谈谈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政策。这个题目很有意思，产业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是什么范畴？投资与政策，自然是不可少的要素。如何融资，给什么样的企业投资，这已经是太大的题目，而政策与产业的互动关系，是更大的题目。
为了这个题目，重新翻阅了一下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记得当年读此书，觉得篇幅太长，内容驳杂。现在带着问题读，反而觉得关键问题似乎没有说透。
后来又读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也觉得似乎没有完全挠到痒处。
但是问题是什么才是“关键问题”，什么是“痒处”？反思一下，觉得根本原因，是自己没有想清楚，或者说，连问题是什么，也还没有想清楚。一句话，学问不扎实。
牛兄的治学态度，值得推崇。
“惟其西方人文不易合成为一体，故必以法维持之。中国非无法，但言礼法，不言法礼，则法亦必统于礼。乃从一体中生出法，非由法以抟成此一体，亦已明矣。中国人又言道法，则法必统于道。法则为一种力，其力在己之外。礼与道则为一种情，一种意，此情意则在人之心。故曰王道不离乎人情，则不能外乎人情而有法，亦即此见矣。而成为一宗教，又岂可外于人情乎？中国不尚法，不尚力，故若中国无宗教。西方一切组织，一切系统，乃尽在外形上作分别。中国则在各己之内心上抟成为一统。此为中西文化之最大相异处。”[1]这是钱先生在《略论中国宗教》里的一段话。
一个社会不可无法，亦不可无礼，这在中西都一样，所不同的是以礼统法还是以法统礼。法依外力来强制，礼经教化而成风俗。成风俗则人人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是圣贤太平世界，是中国人的理想世界。遇事决断，依道德情理易，依法律难。前者出于良心，行事心安理得，乃个人意志行为，是自由人的自由行为；而后者为被迫，是畏惧惩罚而不得不为之，是奴隶的不自由行为。由于人类文明发展是社会性越来越强，若事事依法，则法律繁琐到无人知道究竟该如何行为，只有咨询律师以后才能行事。美国就是法制社会典范，其监狱人口居世界第一，律师人数居世界第一，总统决策要有一个律师班子咨询是否合法，平民由于难以了解法律细节而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美国政治实力强的就是律师阶层，总统非来自门第望族就是来自律师。这是西方社会的一个异化，即西方公民通过民主程序制定一个约束自己的体系，使得自己以自由之身进入一个不自由的契约。懂得法律的人得以找法律空隙牟利而不必受惩罚，或计算违法成本来有计划地违法。所以，西方社会中人永远带做人类原罪而处于不自由的状态，这是基督教自我实现的教义，在这种社会中人是没有幸福的，人只有在死后才能得到神的拯救。中国传统社会是人本主义的社会，人是可以按照人的自由意志而幸福生活的，而西方社会则依然带有其传统的教会统治特征，人只能按照神的意志赎罪终生。
[1]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18页，三联书店北京2005年第二版2006年第6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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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治实践如何，这暂且不讨论。
但首先美国法治实践的缺陷，似乎和论证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使人按自由意志而幸福生活，不存在什么逻辑上的联系吧？
其次，推而论之，现代性的危机，是否就能推导出“前现代”的优越呢？
第三，所谓的现代性离不开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源于人类的理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就表现在人们努力将事情说清楚，比如说使用公式，数据，逻辑等等，当人们知道了，又怎么能让人们装成不知道？又怎么能让人们回到混沌未开的状态？说到幸福，既然人类的理性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那么是让他们生活在至少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法治世界中感到幸福呢？还是生活在解释权不确定的道德世界中幸福？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呢？顺便说一句，关于幸福的概念，本身就是现代伦理学讨论的第一主题。
第四，当然理性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可能会造成事实和价值的分离，对事实的描述是属于全社会的，我们努力追求关于事实的真相，但是对于事实的价值判断则是属于个人的。因为很多价值判断并非获得全社会的认同，比如说同性恋，从价值中立的角度，而不能称之为屁精之类。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确实有价值虚无化的危机。
第五，解决价值虚无化的危机是否就必须回到过去呢？那么即使回到过去，在全球化的今天，传统的价值观又具有多大程度的普适性？传统的价值观是否有同化伊斯兰价值观，基督教价值观及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现代价值观的文化自信呢？如果出现文化冲突，又用何种方式加以化解呢？
要下班了，先说到这里。其实我倒不是反对你的意见，我只是觉得这一小段的论证过于勉强。事实上，我算是个价值观比较虚无的人，就是希望能看到一个能自圆其说的论证。
这种东西方的差别好象还是跟我们的“人之初性本善”和西方的性恶论的差别有关吧。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人人可以被道德教化影响，通过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达到主流的社会和谐，法律只是补充。而在性恶论的基础上，人性是最靠不住的东西，只有通过法律的细化才能保证游戏规则的尽量公平，教会的作用才是补充性的。我印象中中国的司法系统对犯人是有改造任务的，连死刑犯都可能给教育的痛哭流涕，觉得自己挨一枪都太轻了。而美国的监狱对犯人只是惩罚，而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对未成年人判处终生监禁的国家。其实暗含着罪犯天生的理念。我个人还是倾向性恶论多一些的。现在对人性善恶的判断有什么更新的认识吗？
下面怪叔叔好象把人本等同于未开蒙、缺乏理性和现代科学精神。我对人本的概念也不清楚，但是感觉它是对于社会中道德和人际关系的追求，跟科学精神应该完全不违背吧。而且，怪叔叔说“当人们知道了，又怎么能让人们装成不知道？"虽然好象如此，可是在大量科学事实面前，不还是有大量的教徒为了内心的满足根本就拒绝接受事实吗？
其实人本固然重要，但这是否也不并是中国式和谐的全部呢？非理性的东西，比如善恶有报，轮回转世等虽然不是严格宗教、但是广为流传的东西是不是也在起作用呢？作用有多大？我对中国古代宗教不了解，请教了。
顺便问一下老大，您的人本教现在操办的怎么样了啊？对您以前提出的通过教会留财于民的主张佩服极了。不过当时并不太看好，感觉纯人本的思想太过理性了，而非理性的东西对人的吸引力才应该才更大吧。
我在回贴中已经说了，人类理性发展到一定程度。这里说一定，就是指一定程度，既不是高，也不是低。从以后的发展来看，或许现在就是未开蒙。
所以我并没有把人本等同于未开蒙、缺乏理性和现代科学精神。。人本这个概念本身包容万象，争讼不休，情感是人本，那么理性就不是人本了吗？
我回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是想说，既然钱穆和楼主把人情和法律做了个两分，当然这种两分本身也是西方思维方式。那么在论证何者是第一要素上就需要有些说服力。如果已经在西方语境中了，就要遵循必要的规范。
科学精神和道德观念当然不违背，我似乎没有这样的断语。我只是提到以科学精神为第一要素的现代性蕴涵着危机。危机就是危机，不是危险，真理向前走一步就似乎不那么好了。在科学理性的主宰下，事实和价值的分离，可能回引发价值的虚无。
现代性危机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我对如何解决危机并没有什么方案，我也很乐于见到别人的方案，我回贴的意思就是觉得这段的文字的分析论证太过于简单，推论的跳跃性太大，比如说美国法律实践的缺陷和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使人按自由意志而幸福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最起码一点，总要论证一下中国古代人的生活都是幸福的吧？
再多句嘴，解决现代性危机方案宗教确实是一项选择，但宗教的选择是不容追问的，你能追问上帝，真主的有无吗？比如说霍梅尼的伊朗建国理念和具体实践也可视为应对现代性危机的具体案例。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东西能经得起追问呢？“情”“礼”是不能追问不容置疑的吗？不追问不质疑无非是给人留条内裤，保存一点最后的体面罢了。
我知道您的意思，也没有支持哪个的想法，确实只是想请教。其实我并没有什么这方面的知识，只是有点简单的想法，所以您说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看不太明白。比如“科学理性的主宰下，事实和价值分离引发的价值虚无化危机”。如果您有时间写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应该也会比较有意思。
我想钱穆是看到了西方体系中的不足之处，那么反过来从与之对应的文化中寻求解答方案应该也是很自然的想法，而且里面应该也有感情因素。但是单纯靠中国传统文化来作为答案恐怕确实难以服人。原来在文学城就看了一些唵啊吽的文章，他一直在做这方面的思考，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有价值的东西作为借鉴，想创造一个更理想的体系。其实这种理论上的探索对中国以后的发展应该是非常关键的。毕竟现在是打左灯向右转，也不甘心完全走西方的道路。所以这种思想探索的动力在上层应该还是有的。如果能有创造性的好东西出现那才是中国真正有希望的时候，也是对全人类的大贡献了。
这方面理论性的文章是很多的，我在这方面也是个学习者，没什么特别的观点。
就上边那段，简单分析一下的话，是这样……我说说个人体会，先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天气预报，准不准，我们不谈。
但它一般会报明天多少度到多少度，风力是几级。不能说明天很温暖，明天风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或者说有方法，或者说有模式，来用一个比较具体的数字来描述天气现象。既然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我们就不会回到从前书中对天气的含糊描述。温度这是属于事实，对这个温度的评价就属于个人了，今天冷不冷，热不热就是个人的感受了。
什么是科学，如果你是学自科的，想必一下能说出很多很多定义。但总的来说，科学的精神就是要把事物研究明白。
这种科学精神运用到人文社会领域，就是所谓社会科学。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老板让你去招人，如果这么说，你去给我找个能干的人来。那么你难免会问，什么叫能干呢？所以说就要规定一些客观的标准，比如说学历是什么？有过什么样的工作经验？等等吧，“能干”就属于价值判断，但是呢，它在你招人时，完全不具备可操作性，你必须要通过一些客观的标准的来确定它。
同样的例子很多啦，比如说男女找对象，问她（他）想找个什么样的，她（他）都会说找个合适的，或者说找个自己喜欢的。这些价值判断呢完全不具备可操作性。最后呢，还是得按硬杠杠来，比如说对方什么工作啊，有没有房啊，有没有车啊等等等等。
如果说到法律层面，那就要更严谨，比如说要判死刑的判决书，总喜欢加一句，民愤极大，这算是价值判断，但如果没前边对罪行的客观陈述，不可能以喜恶来杀人。
而在科学精神的关照下，基本上，现代人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人人生而平等，当然，自由和民主这些观念也是从现代性中生发出来。既然是人人平等的话，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道德权威。如果说出现了对立的，互相矛盾的价值观念怎么办呢？比如说宗教吧，那么只能把它们放逐出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中就是目前可以说清楚的东西，至少也应该是逻辑上自洽的东西。
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己经被祛除巫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最终极、最崇高的价值己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世界，或者走入个人之间的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博爱之中。”现代世界又回到多神论的时代，这里的多神不是玉皇大帝，元始天尊等，而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所以研究者应该保持一种价值中立的原则，比如说事实，我们关注的是“事实是什么”，而不是“事实应该是什么？”科学只能告诉人们能够做什么，或在特定情况下想要做什么，而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比如说应该要环保之类。
所谓现代性的危机，就是指可能，注意下是可能，会导致价值的虚无。
换句话说，上帝已经死了，但人类中并没有超人。海德格尔说无家可归，也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当然这里有各家各派林林总总的学说，比如说福柯是从现代性对时空的分离来谈人主体性的虚无。
钱穆的东西，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没什么意思。他就是把自己当成大师，说什么东西直接说结论，论证过程全省，比在BBS上发贴还随便。在我看来，他还不如自己的学生余英时呢，当然新儒家有这些毛病的居多，把圣贤的帽子往头上一戴，就直接印自己的语录了。
现代性的危机，是危机，是危也是机，离困境还是有段老远的距离。应对危机，方案也是林林总总，反正现代性的危机解决没有不知道，但自己评职称的危机是小了点。说到着，我随便说句题外话，我个人感觉，霍梅尼实在是伟人，我读到关于他的东西，就觉得冷汗直冒，开始只是尊重，后来简直可以说是崇拜，而且是恐惧了。说实话，也是时不假之，如果他那套观念能推行到全伊斯兰世界，我的后代披发右衽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别的不说，他的《国史大纲》里面还是不乏论证过程的。其对宰相和君主的二元政治在中国传统封建王朝中的论述，也颇为精到。不觉得有什么直接跳跃是的论证啊。
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还是写得很不错的。
“我们是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史里来认识我们自己。”[1]
“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2]。
对于一个民族，和对于一个人一样，精神因素是本质的。我们身体的细胞不断新陈代谢，以致组成我们身体的物质元素已经完全不是我们孩童时期的物质元素了。如人的血细胞平均寿命是120天，我们身体里边流的血和半年前的血已经是不同的原子组成的了。但是，我们回忆童年，看童年的照片，讲童年的故事，我们现在的行为和我们童年的经历息息相关，正如我们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方式无不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这就是记忆，是精神现象之一，个人有童年的记忆，中国文化有历史的记忆。有记忆才有自我意识。没有自我意识，就没有行为主体，个人或民族不形成行为主体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行为主体，是精神现象，依赖于物理物质，但本质不是物理物质的行为。物理物质按照自然规律运动，没有意志，不能成为行为主体。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历史有一定的认识，并对自己的历史有一分尊重和亲近，这样才能强化华夏文化主体意识。有了骄傲的民族认同，才有可能有强烈的国家意志，才能够在国际政治中和在全球经济中建立国家利益观念，才可能有中国品牌产品。如果我们没有中国人的认同，何来中国品牌？在这方面，韩国、日本、西方列强都走在中国前面，列强无不强化民族认同和国家意志。同时，国际政治中中国对手的许多手法，就在于弱化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贬低华夏文化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其目的，就是无论在商场上还是战场上，削弱中国的国家意志，使得中国在争取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中失去动力。
个人自我意识和主体行为的建设，在佛教修炼中就是参禅。参禅中最著名的话头之一就是找这主体的“主人公”。当参透了“主人公”是谁以后，当悟道以后，个人的意志就强化的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悟道人可以主宰自己的行为不受红尘左右。中国品牌道路最大的障碍就消费者心理中没有了民族文化认同，没有主人公意识。中国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失败有很大因素是由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没有国家意志。茅台酒和五粮液为中国名酒，为十亿人口的首选，但在国际市场上敌不过几千万人口消费的XO。这不是质量问题，也不是口味问题，完全是文化问题。消费者心理只认同欧美文化，不认同华夏文化，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香港机场的免税商店和飞机上推销的免税礼品，用的是XO，而不是茅台酒和五粮液。我们中国制造的衣服和鞋，不贴上西方标签，就没有市场。广州北京路步行街，街道中央陈列着宋街明街和清街古迹，但街道两旁商店名称大多数是西方或模仿西方的品牌，这是华夏文化的悲哀。所以，有了古迹还不行，还需要围绕古迹有一系列活动，唤起消费者民族文化的认同。不如此就无法在国际政治和全球市场中为华夏文化和中国品牌争得一席之地。
近代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西方强迫我们接受了西方文化，现在我们的消费者崇洋了，西化了，西方又反过来要用所谓知识产权，不许我们的外观设计模仿西方。不要中国模仿，当初为什么又要用炮舰来打开中国的市场呢？西方现在抱怨中国制造模仿西方的设计，说是侵犯了西方的知识产权，实际上，模仿西方产品就是在市场上追捧西方品牌，为西方品牌鸣锣开道。等到中国人有了足够的民族自尊心的时候，等到中国制造不屑于模仿西方设计的时候，就是中国品牌崛起之日。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消费心理也跟风欧美就大可不必了。中国文明历史悠久，我们有我们值得骄傲的艺术欣赏模式和美学特征，我们完全可以消费自己的设计。试想，如果十三亿人口的消费市场有了中国国家意志，如果占全球近一半人口的儒家文化圈市场崇尚一种基于儒家文化的品牌，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品牌的崛起呢？
精神是行为主体意识的支柱。个人乃至一个社会，对历史的记忆是计划未来的前提。延承和发展华夏文化，是中国制造走品牌道路的重要基础之一。我们要用西方科学和理性的先进理念，基于我们华夏文明的传统，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取代当今国际主流的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歇斯底里的消费经济。由此引出我们华夏文化理念，推出中国品牌，让中国而不是巴黎或纽约引领全球时尚。
人口与资源的压力是世界和平的最大障碍。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就得抛弃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美国主导的高消费经济模式，因为这种主流经济模式危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导致国际秩序动荡不安。中国传统有许多精华的思想，华夏文化中完全有能力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倡导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模式，华夏文化复兴之时就是中国品牌引领全球市场之日。
[1]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页，三联书店北京2005年第2版2008年第9次印刷
[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45页，三联书店北京2005年第2版2008年第9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