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对飞天鸭的回答兼答河里基督教的传教士们 -- 方解石

“一年黄水十年富，就怕头三年扛不住”，有意思。

我姥爷当年发黄水的时候逃难，跑了大概一百里左右。在那边住了两年左右。然后回家后，种地收成非常好。我姥爷说一个麦粒可以长上百个麦穗出来，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好的粮食。

当然老辈子人说的话可能多少有点夸张，但是，冲击的土肥沃那是肯定的。

自秦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其实一直是“公私结合”的。据温铁军调查，解放前在不少人地关系紧张的地方，村田、族田的比例高达5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70%以上 ，而“村田、族田”这类公田、准公田的收益分配，多少有点按需分配的意思，保证所有村民或者宗族成员有最低生活保障。 更不必说农田水利之类，更是非合作不能为。 象小岗村那样父子兄弟之间也打死不合作的，其实是非常少见的极品。

大跃进期间“一大二公"，”共产风“的方式搞公社确实过头了--不排除有人故意搞过头要主席难看。后来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其实是建筑在中国农村传统村社基础上比较稳定的构架，对传统继承的同时又有创新。毛时代，农田水利，农村教育和医疗的大规模发展，都与此关系很大－－分田后，这几方面大多吃老本，倒退。

华国锋时代曾经有过对全国公社的普查，基本上是三三分：很不错的（比如大寨，张庄），有成绩也有问题的，问题很大的（比如小岗）各占1/3。 问题大的，大多是官僚主义严重，生产力底下造成恶性循环：出产太少，按需分配（所有人最低生活保障）后所剩无几，公分值太小，激励机制失灵。这部分农村，确实有改革的需要。 但后来全部以小岗为标准一分到底，更多是反毛的政治需要，而不是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我2007年在山西开一个关于农村合作社的会，遇到一位七十余岁的当年大队书记，说起当年被强迫分田还眼泪直流：当地几乎所有人都不愿意分，因为他们已经相当部分机械化，分田意味着重新回去扛锄头，但上级一定要他们分：工作组驻村三个月，他被抓去学习班关禁闭－－具体如何他没多说，只说了“比文革还不讲道理”，尽管文革期间他也曾被戴过高帽子，绑去游街。最后还是分了，也难怪当地老百姓抱怨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还好，在他的坚持和领导下，村办企业没有分，也没有象长三角的许多队办、村办企业那样被化公为私（这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做为管理者兼主要技术骨干，他要这样做太容易了），而是一直做为集体资产运营着，并承担了村里的所有税费－现在是没有农业税了，但90年代农业税费那么高的时候，他们村一直坚持不收一分钱农业税， 在我看来简直是奇迹。

分久必合，现在不少农民自发，政府也在引导搞农村合作社，但是，他说“人心散了，要再合起来，谈何容易？”

不过印度的神佛是否也如我国宗教偶像般，具有那么多世俗功能？比如保佑人得子、中进士之类的。

光听好的，拍马屁的话（地方官在旁边）。不过这次西南大旱，农村没有任何自救能力，给高层震动很大，毕竟董事长在贵州当过1号，熟悉情况，没想到不到20年整个乡村经济会脆弱到如此地步（内部报告很让人吃惊）。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农村调整政策，农田水利离不开集体经济，抗风险也离不开集体经济支撑。

我们老家也差不多，这些年老本都吃光了，大队里就是卖公有的财产，林场什么的。

以前是冬天农闲时修水利，现在已经好多年都不修了。

现在小农经营种田根本不赚钱，合作化也很难。我觉得关键是村干部不上道。

修了阿斯旺大坝后不泛滥了，但土地生产力退化的问题让他们很头疼，现在还没有解决呢。

我一直猜想黄河也是类似，第一次在你这里得到了印证。

水利专家温善章也提出了如何善用黄河泥沙的问题

http://news.163.com/05/0713/16/1OI8NQJF00011246.html

如果能够试行，善莫大焉。

后来在我家门口实现了。我家门口是条河，有时候夏季也会冲积一片土地，有的时候厚度可以达到二三十个公分。

有一年我家门口河里冲积的土非常的厚。就在7、8月之后，又长起来了一茬灰灰菜，这是一种我们那边通常高度不超过30cm的小型的植物。结果，那灰灰菜用了两个月左右，高度达到了。。。差不多两米！！！而且非常的粗，有我手腕那么粗。我们要三个小孩子才能拔起一根来。

但是现在我怀疑黄河的泥沙有没有那么肥沃了。可能是条件不同的原因，现在我去黄河滩上，看到的草远远不是想象中的茁壮。

中国即使因为黄河泥沙而收益，但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才是根本的，在至少汉代以前就开始积肥，有意识的改良土壤。而不是像埃及那样靠天吃天。而且对土地进行休耕，对山林沼泽实施保护。

我家那边是黄泛区，那句民谚大概是千百年来老百姓逃荒总结出来的。

政府推动的乡村道路硬化工程，提供所有建筑材料，只需要村民出工把路修好。Q村，完全没有组织，按户划分下去，要求每户负责自家附近的几十米。一些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只剩老弱病残的家庭，出不了工，一直没有修，相应的建筑材料或者被村干部贪污去修了自家的房子和猪圈，或者莫名其妙的消失。 于是这个村的水泥路，忽宽忽窄，时断时续, 令人叹为观止。

同一个县的M村，是现在农村极为少见的双层经营很成功的村子，组织力强大。 同样的资源，不但把路修得很好，他们还集资添了点钱，排水沟也修了。整村基本上实现了田园化居住和生产，同去的一个NGO工作人员羡慕地说“我这辈子，如果最后能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工作生活，就满足了。”

2007年在A村，有四个打工后回乡创业的年轻人，两男两女，雄心勃勃的说“只要组织起来，M村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他们说服了家里老人，把四家的责任田合在一起规划耕种，一起去打市场－－有一点微型互助组的意思。 可是，后来听说，2008年雪灾，他们损失很大，但还是坚持下来了；2009年，折耳根丰收，赚了不少钱，但为了收益如何分配，吵翻了，散伙了。人心散了，想要再合起来，不容易啊。

是王安石变法的唯一可取之处。

这都快1000年过去了，灾害还是那个灾害，怎么农村的“农田水利”还这么脆弱。

但是乡村经济的凋敝我是深有体会的。有几年经常去四川、安徽、湖北等省的农村（只是从A县到B县，路过），一路上看到的不是老人就是小孩，而青壮年很难看到。当时我就想，虽然青壮年打工可以养家，但农村这种情况跟经济破产有啥区别？

而且，我们从A县到B县，需要经过这些乡镇，说明它们还处在交通线上，就算当个车匪路霸也能混个肚饱（我在安徽四川都遇到过，安徽的是挖个大坑，垫块板让你过，收10块；四川是假模假式修路，路中间挖个宽不过一二十公分、深不过5公分的小沟，老太太开价3块，我们还到2块：））那些偏离交通线的乡镇，其经济凋敝到什么程度，非我所能想象了。

“对土地进行休耕，对山林沼泽实施保护”－－唉，这些大部分时间是局部的，理念的，整体一直是破坏。没办法，中国人口压力太大。

有一本书，“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by Mark Elvin， 这方面有很好的documentation and discussion.

我怎么有印象你家在淮河流域啊？好像是关于淮河卫士的讨论。

民国时郑州花园口决堤，那多大的灾难啊。那个时候我姥爷才十岁左右。

我家是豫东的。想当年那边可是重灾区。幸好我们家门口的那个淮河的支流比较大，黄水到那边就进淮河去了，才没有横扫我们县。不过河的北面都淹了。

国民党干的坏事儿。

那次洪水在河南等省境内造成广阔的黄泛区。大家可以在网上找下黄泛区的地图看看。这些地方的表土很多变为沙土。黄河对土壤的改变还是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