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发个争议话题：中国历史上人均最富裕的朝代 -- 森林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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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卜风贤的《传统农业时代乡村粮食安全水平估测》一文为基础，探讨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的问题。这篇文章是个简写篇，只给出了结果，更详细具体的说明测算可看另一文《传统农业时代的灾荒风险和粮食安全》
总的来说，俺觉得卜老师这篇文章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结论也基本可信，虽然在几个细节上出了一点硬伤。
首先说，俺标题里说的“最富裕”，主要是用“人均粮食占有量”来当指标的。当然，这个指标放在现代来看并不合适。在工业化国家，粮食食物这些生存的基本物资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下降得很厉害，所以联合国判断贫富的标准是“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
但是我想讨论的，是中国历史上从西汉到民国这各个朝代的高峰人均粮食占有量（取每个朝代人口最多、社会经济最繁荣稳定的时期）。在这近两千年里，中国社会虽然一直在量变，却没有质变，始终还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农业是经济命脉，以及，全社会上下共同的努力目标是“丰衣足食”温饱型。那么，用“粮食占有量”来纵向比较各个朝代的人民生活水平，应该是合适的，而且也是别无选择的（难道俺们能去比较各朝代的电脑普及率？
）
这两千年里呢，史学界基本承认的共识是：因为农业技术一直在持续发展，所以从秦汉到清代中叶，如果只看各朝代的繁荣稳定时期，那么粮食的单产（亩产）一直在提高，全国耕地总面积也一直在扩大，所以粮食总产量也是一个历代递增的过程。也就是说，清代高峰年间的粮食年产量高于明代，明高于元，元高于宋，宋高于唐，唐高于汉。
这样是不是就能说：清朝人比明朝人富裕，明朝人比元朝人富裕，以此类推一代比一代强？
那马尔萨斯马寅初马……这些人口学家们就该哭死了。大家都生活在计划生育时代，我想对于“人口爆炸”的问题，“总量多人均穷”的问题，都应该有很清楚的认知，不用俺来废话的哈。
粮食在增长，人口也在增长，那么到底是粮食涨得快，还是人口涨得快？目前大家都承认的是，至少从清代中后期（1840左右）以后，中国人口失控，人均粮食占有量（生活水平）出现了大幅度下降。那么清代中期以前，人均粮食占有量是一直在上升呢，还是一条抛物线，在某个时代达到顶点之后已经进入下降的区间？如果是抛物线，那么这个顶点出现在什么时代？是唐、宋、还是明？
说白了，到底哪个朝代（的全盛期）人均粮食占有量最多、人民生活相对最富裕？
这些是目前史学界争论得很厉害的问题，似乎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权威结论。当然，俺们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无论结论是啥样的，估计也不会有多少人认为“很权威”。只当大家娱乐好了。
讲古之前先丢几个没争论的现代数字上来做参考：
2007年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是760斤（380公斤），人均消费量是776斤（因为还有进口粮食），都高于国际公认的每人每年700斤温饱标准，大约平均每个中国人每天吃了两斤粮多一点——主食和肉蛋奶菜都折合在这两斤里了哈。
解放后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峰值出现在1996年，818斤（414公斤）。
美国1998年的谷物产量为3．5亿吨，人均占有量2560斤（1280公斤）。
现在说回来卜老师这篇文章，俺之所以对它评价比较高，主要是因为这文基本避免了同类“历史朝代纵向比较文”特别容量犯的捧一个压一个、关注重点漠视其他这些毛病。有一些作者本身专业是研究某个朝代断代史的，对本专业的研究成果比较熟悉，所以在写这种“历代XXXXXX”的文章的时候，很容易在写到自己主研方向朝代的时候，引用“最新研究成果”，而写到别的朝代，就照抄手头的前人成果了事，而不去下功夫关注别的朝代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样造成的一个现象是，因为就俺了解到的情况，各个断代史的研究专家，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抬高——或者说格外重视自己研究领域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大家只知道网上各朝代粉丝乱掐，其实断代史专家们掐起来也同样热闹，呼呼 ），所以作者特别关注哪个朝代，一般就会造成哪个朝代的数据偏高。这样算出来当然是不公正不可信的。在这方面的例子，影响最大的一篇是郑正和王兴平2000年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上的《古代中国人寿命与人均粮食占有量》。另外还有一篇网文《从人均粮食占有量看历代生活水平》，是在郑和王的文章数据基础上写的，又加了上作者自己的修正（我个人觉得是歪曲得更深了）。后面如果有时间，我会具体分析这两篇文的毛病所在。
而卜老师这篇《传统农业时代乡村粮食安全水平估测》，首先它发表的时间比较晚（2007年12月），这就使作者有可能充分地搜集利用这些年来各个断代史和各个专业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从该文的附注中可以看出来，作者也的确花了很多精力来搜集各方面的参考文章，而且他很重视通史类的研究成果，也就是那些不局限于某个朝代、而从古代史全局去分析整理数字的比较权威的文章书籍，我觉得这种态度应该说是比较端正的。
下面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卜老师的研究结果，然后再说说我认为其中存在的问题。
这篇文章里一共有6张表格，其实每张表格也就说明了一个结论，都是有关经济史和人民富裕程度的。
表1说明了中国的历代人口峰值（各朝代最繁荣富足时的数据），西汉（据我所知是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数字）达到6000万人，此后长期战乱，直到唐玄宗天宝后期才恢复这数字并超出到9000万，然后到北宋徽宗年间（公元1100年）宋辽金元总人口达到1亿2000万，明（公元1600年）达到2亿，清中期（公元1800年）达到3亿，清中后期（公元1840）达到4亿，清末（公元1911）4亿6000万。
文中所有单位都已经换算成了今制
表2统计了历代耕地的变化情况，我们看到凡是稳定统一的朝代，耕地峰值都是比前代有所增长的。即使宋辽金并没完成统一，辽金的游牧文明对农耕还有一定破坏作用，但因为两宋对江南的开发力度非常大，农业生产技术也进步很大，所以耕地面积也在继续增长。同时我们也看到，因为人口增长的因素，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在汉代达到最大，以后是一路减少（不过因为为亩产量在提高，所以耕地少不见得产粮少就是了。）
表3是俺关注的主要点，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这里关键数据“亩产量”的计算采信过程，是采信了吴存浩《中国农业史》的研究成果。注意：这6张表格，在个别人口数字的使用上出现了前后矛盾的情况，作者本人也已经承认疏忽并在最新版本中改正，所以这些表格需要修正后才能使用。
表3的另一个说明：从魏晋南北朝以下的历代“亩产量”当中，标为“aaa/bbb”，这里的“aaa“是当时“北方粟麦”的平均亩产量，“bbb“则是“南方稻谷”的平均亩产量。因前面也分别列明了当时南北方耕地的面积，所以后面的“粮食总产量”=（北方耕地面积*种粮面积比重*aaa）+（南方耕地面积*种粮面积比重*bbb）
表4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人均粮食占有量，这次不以个人为单位，而以农民家庭（每个朝代都设为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70%，每户农家有五口人）为单位，来算农民户均粮食占有量。另外，还加入了历代灾害爆发频率的因素，大致是越到后来，自然环境破坏越大，灾害爆发越频繁，对粮食生产的负面作用越大，于是表456里的历代“粮食总产量”的数字都比表3有所减少。另外，后面还算了一下农民交租税多少对家庭生活的影响。
表5和表6，都是说明在历朝历代农村里地主、自耕农（自己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和佃农（给地主家扛活打工的）所占的比例，大致是历代地主都只占总人口的10%，然后从春秋到隋唐，自耕农占60%，佃农占30%，从宋到明自耕农下降到50%，佃农上升到40%，清代则自耕农占了少数，只有40%，佃农上升到50%。
然后地主的剥削程度也在加深，两张表是分别计算了国家“税收正常”和“税收很重”两种情况下，各阶层农村人口所占有的全社会粮食比重。大致是从春秋战国到唐代，比重没有变化，从宋代开始地主占有粮食比重上升，农民下降，到清代地主剥削更狠，农民更没活路。这个可以理解为从古到今农村里的贫富差距在一步一步加大。
文章内容介绍完毕，下面来说我发现的问题。
其实主要问题也就一个，即全文对于“隋唐人口峰值”这个数据的取用不一致。表3列出的“隋唐人口”为9000万，而表4列出的“隋唐农村人口”为4200万，以4200/0.7反推回去，这张表取用的隋唐全国人口为6000万。
6000万和9000万这两个数字的取用反复，还在文章中出现了好几次。如第一节集中讨论历代人口时，原文：
在人口史专家估测的几个重要峰值数据基础上，参照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和姜涛《历史与人口 ——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中的有关数字， 可以勾勒出历代人口变化的发展脉络：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人口达到3200万人，经过战国末年的社会动荡人口减少，秦统一后人口在2000万以下；两汉时期人口达到6000万人，三国时期人口约为1800万人，南北朝时期人口恢复到5000万左右，隋代国运短促，人口约5000万左右，但隋末人口亡失严重，初唐时期人口曾跌落到2000万人，后来到天宝年间达到6000万左右；宋代人口的发展与此前各个朝代截然不同，北宋时期人口直线攀升，由宋初的4000万人飙升到北宋末年的1亿人口左右，南宋时期人口也突破1亿大关，元代人口在8000万左右，明代人口达到2亿；清代人口的发展又迥异于宋明时期，1760年左右人口突破2亿， 1800年后人口突破3亿，1840年左右人口突破4亿；民国时期人口约在4.5亿左右，新中国成立后于1953年进行了一次人口调查，公布当时的人口数是5.83亿人，约翰艾尔德研究认为1953年的人口调查数比实际人口数低5～15％，当时的实际人口约为6.5亿人， 1980年中国人口达到10亿，到二十世纪末期超过12亿。
这里是用了6000万，而表1、2、3则采用了9000万，表4、5、6又回到6000万。这两个数字，作为不同经济史专家研究同一论题的不同结果，卜风贤老师采用哪一个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够在自己的同一篇文章中一会儿用这个，一会儿用那个，造成自相矛盾的结果。就这个问题，俺电邮卜老师，得回复如下：
“在唐代人口数字使用上，拙作存在前后不一的缺陷。我看了您的评论后，又对这篇文章做了一些调整，估计在今年年内，将在一本论文集中全文刊发。届时希望能够给您赠阅一本。……也是看到您的论坛评论文章后，我觉得很有必要将这篇文章整合一下，特别是接受了您所指出的唐代人口数字意见，我将此文转递另一朋友，可能在2009年内可以在一论文集中刊发。”
比较遗憾的是，至今为止俺还没有找到卜老师调整数据修改后发表的文章。那么他“接受的俺所指出的唐代人口数字意见”，其实是俺建议他取一个折中的平均数，即7500万人。
因为据我查阅到的唐代人口研究资料，6000万左右的数字，其实是杜佑在《通典》里记录的原始统计资料，而且在这条数字下面，杜佑本人已经有注解，说是当时人口统计的脱漏现象太严重，与事实不符，他估计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没统计入册。然后冻国栋等学者结合各州道情况和敦煌资料的研究结果，是认为唐天宝年间实际人口在8000万左右，9000万是一个上限（也有说达一亿的，不过基本上没人认真对待这个数字）。所以唐代人口峰值是在6000万至9000万之间，取平均值7500万较为合理。
这样，经过修正后，卜风贤对于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的研究结果应该是这样的：
秦汉时代：1048.35斤（今制，下同）
隋唐时代：1741.11斤
宋元时代：1457.87斤
明代：1192.94斤
清前期：780斤
清中期：780斤
清末：736斤
第二个问题，开始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俺注意到在“亩产量”一栏，从明代到清后期1900年代，四个时期的数字是相同的，也就是长达四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种地的效率毫无变化，感觉比较奇怪。后来再查一下详细资料，卜老师这里是采用了黄宗智的明清“内卷化”或曰“过密化”理论。
引用吾友水支的通俗解释：
“在技术条件没有变化（或者变化不大可以近似看做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资源又有限，劳动力投入增加，产出却并不是一直直线上升，而是达到一个边界以后就基本上无法上升了，于是人均产出就自然会下降。
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古代中国几千年来技术水平当然也有提高，但是提高不大，在漫长的时间段里可以近似地看作是不变的，同时可耕地的面积也是有限的。因此，在早期人口稀少的时候，增加劳动力投入，可以靠多开拓可耕土地来大大提升产出，从而使得人均产出保持不变甚至有所上升。但是，到了晚期，人口已经很多了，可耕地的开拓基本完成，那么再增加的人口投入到生产中，总产出的增加也很少甚至总产出无法增加，从而导致人均产出哗哗哗地下降。
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是普遍下降的，而且，还可能导致反技术进步的现象出现。因为劳动力太多，为了保障就业，会出现尽量维持劳动密集性生产的观念和现象，既然是劳动密集型，往往技术含量就不高，为了在一块土地上多安插劳动力，反而会去采用低水平的生产技术。同时因为劳动力便宜，所以地主也愿意在土地上多安插便宜的劳动力，而不购买开发使用相对较贵的技术设备。
于是呢，生产就陷入了一种低水平均衡的陷阱，于是呢，后果大家也就知道了——BLABLA。”
另外再说一下，在“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这个课题上，目前影响比较大的两个前人成果。
一是《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吴慧著，中国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
从出版年份也能看出来，这书比较古老了，是八十年代初作品。那个时代的学术书籍，普遍优点是作者踏实勤奋、努力苦干，态度非常认真，象这对于原始史书史料的统计整理，就受到了后来人的一致好评；普遍缺点呢，一是缺乏对于后来的新出史料（比如考古发现）的收录，和对于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的应用，二是那个时代的人，不可避免地还要受一些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时候会有“主题先行”的毛病。这些我想都是可以理解的。
吴慧对于历代的粮食亩产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都有直接统计结果（第一版195页），其中汉至清列表如下：
朝代 西汉末 唐朝 宋朝 元朝 明朝 清中叶
亩产（市斤/亩） 264 334 309 338 346 367
人均占有原粮（市斤） 993 1256 1159 （缺） 1118 628
这个统计结果，到现在被后人批评的地方很多，主要问题是：很多人认为吴慧在换算历代度量衡方面出了严重的差错（历史上每个朝代的度量衡大小都是不一样的，要做纵向对比，首先得换算成统一的度量衡，一般是换算成现在的制式，比如唐代的一石=现代的0.6石等等），造成对于历代的亩产量估计过高。然后，吴慧使用的历代人口数量又是完全按照史书的原始记载，而现在学者认为那些记载并不准确、不能直接拿来用，需要做一番修正（修正结果大都是历代史书记载比实际人口少很多）。这样一增一减下来，吴慧计算的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都太高了。
近期关于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文章，影响最大的一篇是郑正和王兴平2000年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上的《古代中国人寿命与人均粮食占有量》。另外还有一篇网文《从人均粮食占有量看历代生活水平》，是在郑和王的文章数据基础上写的，又加了上作者自己的修正（我个人觉得是歪曲得更深了）。
之所以说是“歪曲”，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定问题。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研究目标“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里的这个“历代”，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的对象，应该是这两千年内的所有主要朝代的情况。而我们做这个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唐宋元明清各部分来彼此对照，相当于找来了几个选手来进行比赛，那么要让比赛结果令人信服，给选手们创造“公平竞争”（费厄泼赖^^）的比赛环境是必需的。
上述《古代中国人寿命与人均粮食占有量》及其后续网文的毛病，正是作者太过关注个别朝代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忽视其他朝代。所以在修改吴慧那个列表时，加进了很多断代史的东西，人为地抬高其中一部分数据，没有考虑“历代”的系统性、整体性和统一标准性。还拿运动员打比方，该文作者从吴慧老先生手里接过几个运动员（拿到一批数据）以后，把他们放到跑道上，然后认准其中一两人，拼命给他们加强营养、上高科技比赛设备（找论据修正提高其数字），而对其他运动员不闻不问。这样出来的比赛结果，其公正可信度大家自己想去。
下面引用该文的结论及其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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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再说一下，在“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这个课题上，目前影响比较大的两个前人成果。
一是《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吴慧著，中国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
从出版年份也能看出来，这书比较古老了，是八十年代初作品。那个时代的学术书籍，普遍优点是作者踏实勤奋、努力苦干，态度非常认真，象这对于原始史书史料的统计整理，就受到了后来人的一致好评；普遍缺点呢，一是缺乏对于后来的新出史料（比如考古发现）的收录，和对于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的应用，二是那个时代的人，不可避免地还要受一些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时候会有“主题先行”的毛病。这些我想都是可以理解的。
吴慧对于历代的粮食亩产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都有直接统计结果（第一版195页），其中汉至清列表如下：
朝代 西汉末 唐朝 宋朝 元朝 明朝 清中叶
亩产（市斤/亩） 264 334 309 338 346 367
人均占有原粮（市斤） 993 1256 1159 （缺） 1118 628
这个统计结果，到现在被后人批评的地方很多，主要问题是：很多人认为吴慧在换算历代度量衡方面出了严重的差错（历史上每个朝代的度量衡大小都是不一样的，要做纵向对比，首先得换算成统一的度量衡，一般是换算成现在的制式，比如唐代的一石=现代的0.6石等等），造成对于历代的亩产量估计过高。然后，吴慧使用的历代人口数量又是完全按照史书的原始记载，而现在学者认为那些记载并不准确、不能直接拿来用，需要做一番修正（修正结果大都是历代史书记载比实际人口少很多）。这样一增一减下来，吴慧计算的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都太高了。
近期关于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文章，影响最大的一篇是郑正和王兴平2000年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上的《古代中国人寿命与人均粮食占有量》。另外还有一篇网文《从人均粮食占有量看历代生活水平》，是在郑和王的文章数据基础上写的，又加了上作者自己的修正（我个人觉得是歪曲得更深了）。
之所以说是“歪曲”，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定问题。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研究目标“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里的这个“历代”，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的对象，应该是这两千年内的所有主要朝代的情况。而我们做这个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唐宋元明清各部分来彼此对照，相当于找来了几个选手来进行比赛，那么要让比赛结果令人信服，给选手们创造“公平竞争”（费厄泼赖^^）的比赛环境是必需的。
上述《古代中国人寿命与人均粮食占有量》及其后续网文的毛病，正是作者太过关注个别朝代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忽视其他朝代。所以在修改吴慧那个列表时，加进了很多断代史的东西，人为地抬高其中一部分数据，没有考虑“历代”的系统性、整体性和统一标准性。还拿运动员打比方，该文作者从吴慧老先生手里接过几个运动员（拿到一批数据）以后，把他们放到跑道上，然后认准其中一两人，拼命给他们加强营养、上高科技比赛设备（找论据修正提高其数字），而对其他运动员不闻不问。这样出来的比赛结果，其公正可信度大家自己想去。
下面引用该文的结论及其计算方法：
朝代 西汉 东汉 南北朝 唐前期 唐后期 宋 元 明 清
亩产（kg/亩） 132 132 128.5 167 154.5 154.5 169 173 183.5
人均粮食（kg)496.5 496.5 483 628 579.5 661.5 676 777 770.5
这里的亩产基本上均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慧所著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一书〔6〕 ，表中所给出的粮食亩产均已考虑了不同粮食品种种植比例予以加权平均，扣除了非粮食 种植土地如菜田、林地等，并且也考虑了复种指数。人均粮食占有量系根据该书给出的亩产 乘以人均粮食种植面积〔7〕。古今各代度量衡变化甚大，这里粮食种植面积都已统 一换算成现代的市亩。表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数据考虑到时间跨度大，政权林立，情况各不 相同，数字较为分散，故取的是大致的一个平均值。宋朝的人均粮食种植面积系取自《宋史 》中的数据计算而得〔8〕。明朝的人均粮食种植面积系根据转引自王育民所著《中 国人口史》中的数据计算而得〔9〕。
清朝的耕地数据问题比较复杂，总的说来有关论述所认为的耕地面积数字偏小，甚至有 人算出道光年间人均粮食耕地只有1.45亩 〔10〕。事实上清统治者的开荒政策是“荒墟榛壤以及积水所汇，有可疏辟者，多方相度 筹划，俾地无遗利，民无遗力……”〔11〕。一方面诸如“崇山密菁”、“高山峭壁 ”、“岩险之地”、“山径险恶之处，土人不能上下者”、“深崖穷谷”等均穷极开垦，靡 有遗余；而江湖水乡之地，则围湖造田恶性发展，“不独大江大湖之滨及数里数顷之湖荡日 渐筑垦，尽失旧迹，即自己输粮管业之塘，亦培土改田；一湾之涧，亦截流种稻。”〔 12〕明代“松木槎牙，兽群潜没，绵亘八百余里”之地，至清朝已是“山腰陡壁皆人家” ，“山头但见人驱犊”了，垦殖扩张远过明朝。明朝洪武年间垦田数即达850万顷〔13 〕，而清之版图倍于明朝，加之东北和蒙古都经大力垦殖，故总耕地面积绝非论者常引之 低于10亿亩甚至只有七八亿亩。据日本尾上悦三统计中国在1860年时的总耕地为约14亿亩， 人均为3.765亩。我们认为这是可信的，因为清朝的开垦程度即使比之现代中国还有稍逊， 但清之版图中期以前却达约1300万平方公里，比现在的960万平方公里要大近1/3，而且经济 建设和工业化土地沙化等因素导致现代中国的耕地减少很多，两相抵消，那么清朝的总耕地 面积应约略相当于现在中国的总耕地面积(详情请参见发表于《江海学刊》1998年第4期的拙 文《清朝真实的耕地面积》)。据国家统计局资料中国现有耕地总面积为14.3亿亩。但是这 个数字仍有商榷余地，因为据八十年代初期美国人造卫星遥测我国耕地为22.6亿亩，原国 家农牧渔业部“县级土地现状调查”统计为20.95亿亩〔14〕，据中国科学院国情研 究小组资料遥感测出的90年代我国耕地面积约为20亿亩。考虑到这十几年的耕地损耗情况这 几个数字应是一致的。这里就存在一个14亿多亩与20亿多亩的比例问题。最近在《作物杂志 》1997年第3期上刘巽浩也谈到了我国耕地面积为1.3亿hm?2，而统计数只有0.93亿多hm ?2。我们就是考虑到这14亿多亩与约20亿亩之比例，计算出清代中期人均耕地，再乘以85% 的粮田所占比例，从而得出人均粮食种植面积为4.28亩。
历代亩产量这一栏，郑表声明全部照抄吴表，其中郑表的“南北朝亩产量”是作者自己从吴慧书中摘取有关数字计算的，来源一致，这些都没有问题。（注意下公斤和市斤之间的换算）
下面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一栏”，郑表两汉和“唐前期”的数字，也全部照抄吴表，没有改动。到了要展现宋、明、清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时，郑表开始抛弃吴表，自己单干，分别从某某某地拉来“最新研究成果”，修正吴表的数字。而修正结果，当然是这三朝的新数字不但高于旧数字，而且高于唐的数字。吴慧画出的人均粮抛物线，顶点是在唐朝，也就是唐朝人最富裕，而郑和王修正后的抛物线，顶点移到了明朝，明朝人跃居历史首富。
前面我也说过了，吴慧的书里存在很大缺陷，后人完全可以否定他的结论自己另算。但是怎么个否定法？怎么个另算法？怎么样才能拿到一个相对准确又相对公平的结果？这个却是要仔细来商量的问题。
郑先生和王先生认为吴慧低估了宋、明、清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所以自己去找了另外的材料重新计算，这样做当然可以，吐故纳新纠正前人错误也是学术研究的必要途径之一嘛。但是，这些年来汉史学界、唐史学界也是新研究新成果层出不穷，同样有很多专家出来修正吴慧的数字（如王仲荦主编的《隋唐五代史》就认为唐代的亩产量为二石左右，比吴慧的数字整整高了一倍），这些成果，为什么郑王二位就没有采纳呢？是因为专业范围限制、不知道这些成果，还是有别的缘故？
吴慧先生的书，虽然有毛病，但它的一大优点是以整体性、系统性的观点来研究课题，对于历朝历代的数字计算，也一视同仁地采取单一标准。如他算错了度量衡造成亩产偏高，于是各个朝代的数字全都偏高，这样的单个数字虽然不够“准确（跟新近研究成果对比）”，但是整体上各个朝代的对比、高低顺序却是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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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本书，中国人翻译美国学者的，里面说，在14世纪的时候，欧洲的人均gdp就超过中国了。
很怀疑这个结论~~~~
鹿姐姐说说~~~
看不到论证，只有观点，没法判断呀。
卜风贤引用的中西方对比数字是这样：
当中国宋代农作物亩产量达到亩产稻谷四石或米二石的时候(宋代南方稻谷平均产量合今每市亩343市斤)，12～13世纪英国的农业生产水平仍然极为低下，混合作物亩产量仅为每英亩222公斤，折合中国量制为亩产76市斤，[13]直到十八世纪欧洲的农业还处于停滞状态。正是因为十七世纪后中国农业技术的西传才打开了欧洲农业革命的大门，来华的欧洲的传教士、科学家和商人从中国带回了曲面铁犁壁的犁、种子条播机和中耕机等农具和中国的播种方法，催生了欧洲的农业机械化。[14]
[13] 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 P52，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14] 《中国对欧洲农业革命的贡献：技术的改革》P573-606，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6
但是这两本书我手头都没有，要去找一找，看看是怎么论证的。
明天我去找找吧。反正，我是很震惊的。
真的，14世纪的欧洲就超过了中国~~~~很难让我相信的结论
那时中国的人口应该有一两亿了吧。英国人均GDP超过中国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
工业化社会之前的经济发展，基本上符合马尔萨斯理论的描述。技术进步导致产量增加，但生活水平增长导致人口增加，进而导致人均产值下降，就长期来说平均生活水平并没有什么增长。工业化以前各个社会的生活水平也相差不大。像英国黑死病之后，人口大量减少，短时期内生活水平会高一些。中国康乾盛世，人口大量增长，19世纪初的生活水平要低一些。但是如果我们用很长的长期比较的话，相差也不大。
另外，你引卜风贤的话，用中国粮食高产区的产量比英国平均产量，有点不公平。而且英国的气候更适合搞畜牧业，14世纪末国际贸易增加之后，大量农田改为牧场，也就是羊吃人说法的来源。英国的农业技术在16，17世纪发展很快。虽然人口在这段时期迅速增长，18世纪初，英国的人均收入大致是两倍的生存工资，而这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大致是生存工资。我读过的英国经济史，没提到中国农业技术西传对英国农业革命的影响。当然也可能是英国经济学史家隐讳其事。我对这个领域知道的很少，具体情况不清楚。不过新大陆的发现，许多新的农业作物被介绍到欧洲象玉米，马铃薯对欧洲农业产量的提高有很大帮助。这些新作物由欧洲在16，17世纪传到中国，对中国的农业技术以及康乾时期人口的迅速增长也有很大影响。
我觉得还是看人口增长比较靠谱。古代没有避孕措施，只要有余粮能养得活，人口就会迅速增长直到余粮所剩无几达到平衡。韩非子说：“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可见一家平均生接近十个孩子。这意味着粮食完全敞开供应的情况下，人口能每20-30年增加500%。当然古代的婴儿死亡率也高得多，但在粮食充足的情况下应该不会超过一半吧，这样也是每20-30年增加2.5倍。历史上人口增长率大约从来没有这么高过。粮食供应是古代人口增长的主要制动阀（就像动物种群数量主要取决于食物供应和天敌，而人类基本上没有天敌）。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灾害和瘟疫都是局部的，短期的。基本上可以认为，人均粮食占有越多，人口就会增长得越快。
南方亩产最高峰在宋元时期。后来玉米传入中国，竟没有增加什么（南方）亩产——是玉米在南方种植得不够多，还是因为灾害的原因给抵消了？
跟粮食人均占有量相比。
正如卜老师在表5和表6中给出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
占人口90%的自耕农和佃农，一般负担水平下，粮食占有率55-57%；高负担水平下，粮食占有率是37-39%.（最高值是隋唐及以前；最低值是明；宋元约居其间）
39/57=68.4%，37/55=67.3%，高负担水平下，粮食占有率大约只是正常负担水平下2/3.
而人均粮食占有量，秦汉-1800年间，最高值在宋元，为1457.78市斤；最低值在秦汉，为1048.35市斤。
1048.35/1457.78=71.9%
71.9%-68.4%=3.5%
71.9%-67.3%=4.6%
既然已经陷入了“低水平均衡”的状态，为什么不能分出一部分人口进行其它产业的工作呢？比如手工业，教育业，等等？
每个朝代的粮食总产出的估计肯定是有很大误差的，每个朝代的人口估计也一定有很大误差的。由此计算出的人均产出误差肯定更大。而且朝代越早，误差应该越大。我觉得隋唐1741.11斤，现在中国消费量776斤的结果要不然很难解释。因此能不能给出对误差标准差的估计，由此给出区间估计。这样读者可以更好的判断隋唐时期高过清朝粮食平均产量这一点可信度有多大。
唐代那些惊人的数字只能证明官僚机器的聚敛能力，跟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无关。
按楼主所提供的国际公认的温饱标准：每人每年700斤。
那么历史上当人均粮食占有量是1400多斤的时候，多余出来的粮食最终是不是都浪费掉了？不知道粮食比较富余的年代，有没有大力发展养殖业？
控制面积5-6百万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也就十个人。英格兰二百万人口，十二、三万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有十五、六人。那时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全面压倒他，甚至人均占地面积也比他们多，他凭什么人均GDP高过中国，你太自卑了吧。
无论从人口增长上还是人均粮食增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