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诗文独立古今间”的狂士金堡 -- 古城老农

毛选第一篇就说很清楚这诉求的结果是什么。

自己跟自己左右互博？

别上比方，上证据，什么事情说明明代皇帝是被太监架空的？是经济基础架空了还是上层建筑架空了？

上朝的意思就是早会。你部门头没有早会制度天天不开早会，你部门的业绩就一定比那个天天开早会的差？你部门头就是个天天不干活的头？

上不上朝跟万历处理不处理政务没半点关系。

明朝捐纳盛行，从明英宗正统年间开始举办捐纳。“监捐”取得监生身份的，称为“例监”。捐纳“贡捐”取得贡生身份的，称为“例贡”。明末，上述比例最高能占生员总数的70%，也就是捐出来的比考上去的几乎多一倍。清的捐纳，部分沿袭明制，部分有变化。

明末捐纳总额有时居然能占全国正赋的1/3。

至于明朝科举是否有世家，答案是有。既然讨论东林党，就以东林党的科举世家为例：《桃花扇》那个才子侯朝宗，真实的名字是侯方域，他是东林党侯恂的儿子。侯方域的爷爷是侯执蒲，明万历十六年21岁时中举，万历二十六年31岁中进士。初任守津（今山东省宁津县）令，后官至太常寺卿。

侯恂十七岁时受知于提学使梅之焕，补博士弟子员；五年后受知于郡守郑三俊。与弟侯恪两人一起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中举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两人一起中进士。

因与阉党魏忠贤存心作对，侯家父子三人都遭罢官。老爷子侯执蒲厌倦了官场，就不再出仕，就留在家里教孙子们读书，崇祯14年病逝。

侯恂在崇祯元年(1628)再次启用任河南道御史。次年任太仆少卿。崇祯三年(1630)任兵部右侍郎督治昌平。崇祯六年(1633)任户部尚书。

崇祯九年（1636年）温体仁打击东林党，奏劾侯恂靡饷误国。侯恂被削职、入狱。崇祯十四年（1641年）夏，侯执蒲去世，侯恂戴罪出狱，回家奔丧。第二年春，又回到京师监狱。

后来崇祯又把他放出来戴罪立功。李自成攻破开封后，以按兵不救之罪又入狱，关进死牢。1644年，李自成破北京，因侯恂有清廉之名，就把他从死牢中救了出来，但侯恂谢绝任官大顺，归家隐居（和排队等候大顺朝任命的明朝官员相比，还是有气节的，侯先后主持财政部和国防部工作，家里未听说抄出什么金银出来，算是相对清廉的）。

侯恪则在翰林院任编修。

侯方域少有才名，是明末四公子之一。他加入了复社（东林党）。史可法《复多尔衮书》就是他起草的。南明失败后，他娶李香君回家归隐，立志做明之遗臣。清朝逼他参加科举，否则就要治其家族之罪。侯方域被迫参加科举，中了个副榜。而他的兄弟侯方夏中了顺治朝进士。

身为明臣，侯方域对参加清朝科举耿耿于怀，把自己的书屋改名“壮 悔堂”。3年之后，于37岁壮年病逝。他的好朋友，复社的东林党人吴梅村也被迫于顺治十年（1653）出仕清朝，很快升迁至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党校校长）。但吴梅村很悔恨入仕清朝，说误尽平生。他于1657年辞职归故里，后死于康熙十年（1671年），终身未再出仕。临死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死后殓以僧装，葬我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

吴梅村有《怀古兼吊侯朝宗》七律一首：

“河洛风尘万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门。

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恩；

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

死生总负侯赢诺，欲滴椒浆泪满樽。”

梅村自注：“朝宗归德人，贻当约终隐不出；余为世所逼，有负夙诺，故及之。”两人相约共做明朝的遗民，吴梅村却违约出仕，不能象侯嬴刎颈送信陵君那样，履行自己的承诺，深愧于心。

侯方域和吴梅村被迫应举和出仕，是被冯铨之流的“推荐”逼的。冯铨先当阉党、后当汉奸。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魏忠贤进香涿州，冯铨跪谒道左，得复官。他嗾使魏忠贤廷杖杨涟以立威。后来升至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冯铨因贪渎太厉害，连魏忠贤的党羽都看不下去，在天启七年被排挤给诰致仕。此人后来投靠了多尔衮，自己当汉奸不算还四处给清廷物色“人才”，他的荐举是以满门抄斩为威胁的，侯方域和吴梅村被迫敷衍而致一生名节有亏。

东林党谈不上好，但也谈不上坏。不能为了证明东林党坏而故意扭曲历史。东林党身处末世，没有成事，也不可能成事。他们中有贪污腐化的，有失去气节，投降清朝的。但他们始终没有勾结外敌，主动危害自己的国家。这和今天认异族为父的公知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历史上，商贾和资本的地位始终很低。魏忠贤尚且威胁、收买不了侯执蒲、侯恂、侯恪父子。侯恂掌权之时，数以百万银计的财政拨款和军费经手而过，他都没有往家里搬。几个商人有何德何能控制这样耕读出身的东林党世家？说东林党是资本的代言人岂不是太滑稽了？

现在抨击东林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有些人欲行非常，欲亡其国，先灭其史，诱惑中国人抛弃传统的历史观？象秦桧这样臭了街跪了千年的，都有人处心积虑为之平反，攻击本来就颇有瑕疵的东林党岂不更容易？

然而，中国人的历史观是辨善恶、重气节的。

关公和岳飞是中国人心中的英雄，秦桧汪精卫之流是永远的汉奸，魏忠贤之流是多数人公认的内贼。把东林党指责为资产党的代言人，诬陷东林党是明朝的主要颠覆者，乃至到了反向证明阉党是进步力量的程度，岂不滑稽？到底是东林党近于今天的公知呢，还是东林党至少口头上坚持气节，那些潜行的欲为秦桧翻案的力量就决心在笔尖上置之于死地？

中国是一棵不易撼动的大树，公知们往一个方向摇，公知幕后的主子们或许往另外一个方向摇，其目的都是要让中国这棵大树的根基动摇。

爱这个国家，就要正视这个国家的历史。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才是爱这个国家的人应持的态度。把东林党捏造成十恶不赦的伪君子、败类，那么我们读顾宪成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不是该说：东林党伪君子又在诱导屁民、屌丝瞎折腾呢？天下事本身就是天下人的事，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年代也如此。天道与民心，短期说不清楚。但长期不顺民心，则天道必还。普通百姓也关心天下事是中国不同于印度的地方，更是中国有希望之处。

明朝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老祖宗留下的政权合法性太强，不肖子孙不计后果地可劲造，即便如此，在张居正时代居然还能救得过来。

但张居正挽救皇权的举措被皇帝本人弃之如敝屣的时候，这说明皇帝本人不把自己的江山当回事，这个政权只有灭亡一条路了。随后的历史，不过是亡于流贼和亡于异族的区别而已。

泛泛而言，一个朝代开国之初打天下的人才，能干但过于狡诈，好斗又熟悉军事，故而闹派系斗争的时候，继任君主根本压不住，会危及政权。所以强势的开国君主要么除之，要么以厚禄高爵削其实权。

随即，既有才干，又有操守的人才会出现（三杨）。

之后，腐败蔓延，能力操守皆佳的的社稷臣率先被精英淘汰，剩下的是有志向有抱负有手腕，但不惜手段打击政敌往上爬的能臣。这些人略有贪腐，但以实现自己的事业目标为主（张居正和太监结为盟友、戚继光以金钱美女贿赂张居正）。

当这样的人都被打击的时候（张居正被封门抄家，许多家属被活活饿死），头脑灵活的官僚就不会再为皇上冒任何险，做任何事，一心贪污。这些人太尸位素餐了，一批头脑一根筋、没有政治手腕但有道德操守的官员就会凸显出来（如史可法）。

1644年崇祯及儿子皆未逃出京城。福王至亲，又近在咫尺，应当继统。但东林党和福王之母前朝就有夙怨，因此不希望福王即位。史可法未能摈弃东林党的意气之争，就和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该立谁，两人都同意迎立数千里外的桂王。但这对福王就是生死威胁了（无处可去了呀），福王家里很有钱，立即贿赂拉拢几个总兵，几个总兵威逼马士英。马士英一看势头不对，立即顺水推舟成了拥立派。史可法若立即改变态度，是可以保住权的，如此他仍是总兵们的上级，可以皇帝名义压服他们。但一根筋的忠臣史可法远没马士英这么机灵，他居然又写给马士英一封信，列举福王几个短处，结论不应立。人家立即把这封信交给福王邀功了。马士英和总兵们乘机攫取了南京六部的大权。南明一开局，就因为史可法缺乏政治手腕，就失去文官对军队的控制。军队在几个总兵手里，扰民有余而畏敌如鼠，却颇能干涉朝政。南明事很快就败坏不可问了。史可法不过是在事不可为的时候选择在扬州殉难而已。

所以过程是：功臣（如蓝玉）-社稷臣（如三杨)-能臣(如张居正）-忠臣（如史可法）。一个朝代到了忠臣时代，就差不多要完蛋了。

东林党是这个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而已。东林党多为纯文人，为文才有余，为政力不足。

明末，国之栋梁不是东林党而是类似于卢象升、孙传庭这样科举出身而掌兵的大臣。吴梅村诗写孙传庭：“雁门尚书受专征，登坛盼顾三军惊.身长八尺左右射，坐上咄叱风云生.”这样有勇有谋的英雄人物，却先被崇祯抓进监狱，后来又逼死了。明朝不亡何待？

你如果想驳倒他，可以去讨论其统计之不足或失误。

问题是熹宗没有留遗嘱说新皇帝即位也给他，毕竟皇帝家是姓朱的，封建时代这些权力默认是给历任皇帝的，皇室不给还真的不能轻易占有，皇帝要收回没掌握军队的宦官也难以阻挡，权臣好歹还有伊尹周公的前例，宦官掌朝权是不合传统的。当时魏忠贤确实和他的谋主考虑过篡位自保的想法，但最终没有实行。这种现象不仅是宦官，历朝皇帝更新换代前代权臣泰半都会失势的，和珅就是明显的证据，即使是生前，刘瑾一旦失宠，立刻就被处死，谁依附于谁是很清楚的，冯保在神宗亲政前也是不可一世，可神宗一掌权马上被打发到南京去了。

到底太监有权没权。

有权就要上位，刘裕杨坚赵匡胤都是例子，没权就是个大事情的传声筒和抹布，和珅这些个都是例子。

说到底，不就是你想着太监有权对你的观点有利就有权，没权对你有利就没权嘛。

刘裕和赵匡胤都是手握强大兵权再逼宫，杨坚则是以皇帝岳父身份干政，而且有遗诏辅政，皇帝就算想理政都做不到。这些硬实力明朝宦官哪个具备了？东厂的那点武装力量比起正规军队就是以卵击石，唯一一次宦官系统的铤而走险英宗时期的曹钦叛乱，仅仅一天功夫就被平息了，曹钦调动的也是他自己豢养的蒙古人。

边兵入京这东西应该叫造反。

照你的说法，东厂锦衣不都是公公们控制，百官任免也都是公公们控制，公公们傻了不任命武官，这情况公公傻了才不造反。

这分明是在说明皇帝还是在管事的嘛。

你先把自己的逻辑给说圆了。

白银税制下，银价上涨、也就是粮价上涨对农民有致命杀伤力。因为农民必须卖粮去换钱交税交租，而粮食这东西集中上市不可能卖出来价钱，一定是低价。农民跟商家交易的粮食价格跟城市里面的市场价根本就不一样，《多收了三五斗》农民大亏，没有那么好心的地主用城里面的市场价定向收购农民的粮食和允许农民用粮食折成城市市场价抵交地租。

农民自然就不种粮，加剧粮食不足。

归纳以下你的逻辑：

1.明用捐监生增加财政收入，而且到了全国正赋的1/3。给说说看是哪一年的事情，一年有多少个监生可以捐。捐监生相当于高额学费送自己儿子上清北，进门以后还要高淘汰率的选，这就等于做官了?至于那散官无非是个名誉称号三八红旗手，没实职的算什么官。这事情跟大清的捐官比？

2.用侯家的例子说明全国耕读世家很普遍，要不要先算下每年进士有多少再说。再回头说了，侯家算什么世家大族，明代家族的基本特征就是1）家族政治势力只管一代，无法继承，2）家族无独立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所以明根本没有汉魏两晋那种超大家族。

3.举个什么吴梅村的诗来论证谁谁是忠臣良将。这是典型的抒情散文，顾宪成自己就是商人家里出来的，高攀龙自己就是商家，江南GDP高税交的少还有理了不成，要免税免到了农民头上也就算了，免到了东林党自己头上算什么事。

爱去做哪些心证的操守、道德文章就自己去做。东林上台以后，税收总值下降，农税剧增、以盐茶为代表的商税基本收不上来，饥荒的西北不减税、东南不加税。比起之前阉党商税和矿税收的多，农税比例小，你说说看这个是为什么。还有那时候的商税根本就不是什么增加资本主义积累负担的工业税，就是个中小地主消费的奢侈品税。掏空大明经济基础和税收的地倒是看你怎么洗，你还是写架空小说适合些。

以下这些是不是你的原话？

举东林党侯家的例子是为了驳斥你的上述发言。谁也没有说侯家是晋代王、谢之类家族。扯晋朝是你自己转进而已。

一家三代四中进士，父子三个在朝做官，职位做到兵部右侍郎和户部尚书，这还不包括四大名士之一但未中科举的侯方域。足以驳斥你的话了。而江南比侯家更牛的世家大族更多。

你又在莫名攻击东林党了。整个明代的商税一直是在减少，盐茶一直收税少。而东林党仅仅在明末存在，这都怪东林党吗？

这首先要怪朱元璋。他制定的税制是定额制。田赋如此，商税也是如此。也就是不管人口、土地及商业活动增长情况，前代定额多少，后代完成即可，基本上没有人蠢到去超额完成的。田赋是以里甲为单位，农民跑了，他的编户邻居要代赔。商税是以关卡为单位。

田赋自永乐年达到顶峰后一直下降。皇帝们也不怎么上心。到了张居正时代，流民问题已经存在。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按田亩多少收税。

这一改革的要害是摊税入亩，前提是清查土地，银两收税反而是枝节问题。皇帝本人把一条鞭法废止了，仅仅把银两收税的办法保留了下来。此后，农民一切负担照旧，还要承受银价波动的盘剥。皇帝本人自掘坟墓，你有什么办法？清朝的雍正坚持下来，之后的六十年就是盛世。

明朝官方收的商业税一直不多，东林党之前如此，东林党之后也如此。实际上明末商旅经常被盘剥得厉害，国内贸易中，私设的关卡很多，商人对繁重的勒索苦不堪言。这些税大都进了地方官的私人腰包。而对外贸易中，什么样的人物能收到真正的商业税呢？象郑芝龙这样的海盗。官办政府怎能与私家海盗比效率呐？难道海盗猖獗也怪东林党？

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全盘腐化了。手下的贪官污吏收十个钱，皇帝才能得到一个。田赋如此，商税也如此。这样的政府积重难返，是神仙也救不过来的。

朵颜三卫应该就是朱棣手下蒙古轻骑兵主力。那个时候给朱棣效忠的蒙古骑兵还是很多的，蒙元势力衰败，大明用钱也能雇佣来大量游牧骑兵。而这个时候北元，实际上内部分裂，并不能组织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几万主力骑兵对明军反冲击。但明军骑兵不足，所以，朱棣五次北伐，50万人兴师动众，跑的也够远，但战果就很有限，北元朝廷骑上马一跑，你朱棣也没办法。而西汉卫青，霍去病都是各5万骑，但这5万骑是真正掌握了骑射技战术的精锐，机动性强，能追的上，战果就极大。

在冷兵器时代，对付骑兵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骑兵，而且骑射水平不能差距过大。而骑兵对骑兵的主力就是轻骑兵，或者说是西汉所讲的骠骑。骠骑将军霍去病就是这种天生的轻骑兵天才，无论当年河西6日千里的攻击突进速度，还是漠北之战中斩首八万，兵临贝加尔湖的战绩，中国冷兵器时代，无人可超越。

实际上如果对方拥有了几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骠骑骑兵，如果你的骑兵素质与对方有差距，就很难赢。西汉精锐骠骑和唐代李波小妹都要能左手右手发箭自如，因为轻骑兵作战，往往是互相沿着骑射射程擦过去，不会对冲，对冲在汉代是重装枪骑兵（实际是朔骑兵）的活。本来大队骑兵保持队形和一起转弯就已经相当有技术含量，但精锐骑兵是可以选择从对方部队左边抹过去。这个时候，双方只能左手放箭，你这边队伍左手放不了箭，那这种几个回合的对抹下来你就只能光挨打。对方小股骑兵队伍一旦和你的小股骑兵形成顺时针连续交错，那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左手放箭的骑兵，基本就是靶子。而如果对方骑术优于你，那你就是想考上去拼都不行，人家能就是控制在在你左边抹过去，让你扑不着，然后不停的用左手放箭杀伤你。

所以，唐朝李波小妹歌里形容李波的妹妹骑射水平高就是

李波小妹左射，右射，箭箭一箭双雕，这种射术一展示出来，懂骑射的唐朝人就知道李家女子都这么厉害，那男子根本就不能与其交手了。

冷兵器时代，一旦一个政权拥有了几万骑术，骑射技术都非常精良，又有足够的后勤保障海量弓箭的供应的骑兵，这支部队如果上下一心，士气高昂，又没有被荣华富贵腐蚀，那步兵再多在平原也对付不了这样的部队。即使千军万马避白袍的陈庆之，最终也在尔朱荣的骑兵压力下大部被山洪卷走。

日本兵训练再好，也是拿把枪放枪。泥腿子土八路有了枪，训练上1,2年就能跟小鬼子打了，如果是同样装备，可能只差些战斗经验，但已经可以一战了。

而明清时代的，努尔哈赤的骑兵是从小从布库房里练拉弓，从小在马上练骑术，用20年时间训练出来的。而明朝后期即使战斗力最强的辽人辽马的东江军，也只能在满洲主力不在的时候包围沈阳，用小炮轰2下沈阳故宫，一旦八旗骑兵主力返回，毛文龙的东江军也不能与其平原野战，只能躲到岛上打骚扰战。什么关宁铁骑更是白给，离开碉堡野战基本就是一个杯具。

在抗日战争那个时代，八路只要有了装备，和日本打游击战问题就不大，但打需要空地协同的大会战，就是另一会事。即使日军后期实力下降，八路军也没打过几十万对几十万的大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