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商榷】从经济学角度，文革反腐经济吗？ -- 不打不相识
接受达雅兄的建议，把最近我写的几个关于文革的讨论帖综合一下，现悬鹄于此，求教达雅兄等高人共同讨论。希望进来讨论的各位河友理性分析文革得失。在我看来，好的辩论是一种境界：不要过多纠缠词语皮相，也无所谓胜负，清晰的说出自己的道理来，分享自己的思考，令自己和对方都有所收获。不好的辩论就入鸡同鸭讲，对对方的话肆意曲解，对对方所说的真理既不去思考，也不回应，只像复读机一样说一些陈词滥调，这种辩论只好强化自己的偏见，纯属浪费时间。更不要说打棍子、戴帽子等下作手法，坏的辩论我真没有时间参与。
帖子由来：《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通过后，文革在政治上已经被彻底否定，这是TG内经历文革那一代TG党人全党的共识，是一份总结过去继往开来的文章，从政治上彻底结束文革，是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有人如江东一苇、达雅兄认为，在经济学角度看，文革未必不好。如果我们让思维汪洋恣肆奔流，设计问题太多也不一定辩出个结果，不如大家限定一下，主要在经济学角度看文革，只讨论反腐问题如何？
对江东一苇兄的观点，我不以为然。
您说的有一定道理。经历过文革冲击的干部，胆子比较小，不大敢贪。想想自己面对群众质问的情景，想到毛公说的“七八年来一次”，不寒而栗啊。文革的“好处”仅此而已。
控制腐败需要成本，香港特区廉政公署年支出相当于大陆一个普通县的财政收入，2009~2010年度支出7.67亿港币。腐败造成损失和查处腐败的成本相等时，就是经济上能容忍的腐败。花10000元去查1000元的腐败案，经济上是不合算的。一苇兄喜欢化疗的比喻，化疗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可以接受，如果杀敌八百自损一千能接受吗？
文革期间的确干部比较清廉。但是，经济上、政治上、思想道德上付出的成本多么高昂，你有数吗？举国瞎折腾，有多少心思用在发展经济上？四川武汉等地出动重武器互相射杀，毛公都承认文革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场准内战损失多少？中国那么多聪明的脑袋不敢思考，甚至掉脑袋，损失多少？那时书籍出奇的贫乏，世界上新知识、新思想爆炸般出现，那一代的年轻人还在读语录，恢复高考后上大学那一代人文化、科技塑造比文革前和现在的大学生的确差。一代人的青春被耽误了，损失多少？
50年代道德水平还是非常高的，但文革期间，当一个年轻女孩子抡着铜扣皮带把老师活活打死（宋要武）；当孩子揭发自己父母的“反革命罪行”（貌似是杨沫之子老鬼）；当大家都举着毛主席语录用轻重武器互相残酷杀戮时，道德还升华了？那时人人道路以目、重足而立、侧目而视，不敢说知心话，不敢发牢骚抱怨，您当真喜欢那种“自由”的生活？
达雅兄，达雅:我觉得你应该算一算经济帐
现在腐败情况的确非常惊人，如果毛公有灵，能气得坐起来。这是我们的共识。如果有人觉得现在一派盛世大好景象，也请不要败坏了自己好心情，出门左拐到开心乐园去玩。
当反腐败成本与腐败造成损失相等时，那个点是均衡点，即在经济上能容忍的腐败程度。
在图中我标出了，左侧是文革状态的模型——“用极大的代价来反微小的腐败”，腐败不可能为零。李讷上中学时，回家告诉爸爸吃不饱，说那点粮食不够学校食堂大师傅揩油的。毛公笑笑而已。即使像他那样大能也不可能把食堂大师傅揩油那点腐败清除，大旱三年饿不死大师傅，向左到某个程度人心坚硬如铁。
右侧是现在的状态，腐败已经到了明目张胆肆无忌惮恬不知耻没羞没臊路人皆知的地步，只需要花很小的代价就可以反巨贪硕鼠，经济上合算、政治上得分、赢得民心、社稷牢固。从重庆看，三少多付一点加班费、诉讼费而已，重庆官场干净多了。如果执政者有这份心，诸事可为。
凡事我们应该考虑必要性和可行性。文革已经发生，可行性自不必说，我上文讨论过文革没有必要性。现在发动文革，没有可行性。谁能有毛公那样的威望发动一场新文革还不动摇TG的执政根基？人群易聚不易散，新文革发动起来，怎么收场？8*8就差点没好收场？人心似水，民动如烟，开始喊着口号“拥护TG、坚决反腐”，局势顺利，一个孩子喊出“打倒TG”，TG可能就倒台了。信夫？
图中没画出一种状态：用巨大的代价反巨大的腐败，这是中国最大的危险。中国每个封建王朝就是这么毁灭的，民众不去自焚了，宁肯肝脑涂地也要把TG拉下马，你以为老百姓还会陪TG玩过家家去唱红歌背语录早请示晚汇报造个神顶礼膜拜？
本帖观点及图片参考了
《控制腐败》（Controlling Corruption）【南非】罗伯特克利特加德（Klitgaard R.）著，杨光斌等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有兴趣的可以读读。1975年菲律宾国内岁入局反腐败，马科斯上梁不正仍能取得很显著的成果。1973年香港成立廉政公署，至今香港清廉令人称道。50年代后新加坡海关局反腐败。70年代后驻韩美军采购反腐。成功的案例有的是，不要那么绝望，非得不切实际想去发动什么文革。
首先, 反腐代价与腐败程度大致成反比, 我觉得不太可能. 就拿两项典型的廉政建设措施 -- 高薪养廉与规范制度 -- 来说, 其成本 -- 即额外的养廉支付和制度严格化所造成的效率损失的代价 -- 都和对应经济规模大致成正比. 因此随着经济发展, 腐败程度加重, 廉政建设的成本也应是不断增长的.
即便如你所说, 现在以很小代价就可以显著的打击腐败, 这反而引出了一个更令人困惑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一本万利的事情, 却只有少数领导人这样做, 多数领导人仍旧是浑浑噩噩, 无所作为呢? 这是否说明, 腐败的负面影响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甚至都影响到了反腐措施的执行? 如果各级领导人意愿和政治决策过程都卷入了腐败的话, 即便反腐败的效费比再高, 也意义有限, 因为无法保证它被各级政府和党组织认真执行.
在有限度的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下, 反腐败倒是有一个严重的搭便车问题. 人人都痛恨腐败, 但要搜集腐败证据, 抵制腐败行为, 反对腐败决策, 控诉腐败官僚, 督促政府对腐败的有效作为, 这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代价, 因此大部分人都选择搭便车, "打酱油".
我认为不打不相识的这个帖子非常好，因为他试图用一种学术的方式来探讨“文革式反腐好不好”，并建立了一个定性模型。这就使得大家可以按照学术规范来讲道理，而不是一派大喊“好得很”，另一派大喊“糟得很”，然后比谁的声音大。
不打不相识的模型的关键是他贴出的图。图中，蓝线是反腐代价，红线是腐败代价（我觉得似乎说“反腐成果”更合适）。不打不相识认为，两条线的交叉点是反腐的平衡点，在交叉点的左边，反腐代价大于腐败代价。如果左得比较厉害，处于“文革状态”，反腐代价远大于腐败代价，就不合算了。而“文革”就是用极大的代价，例如中断各种正常工作，去反社会中很少的腐败，是不合算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讲道理的模型。但是我不同意他的结论。
我的理由是，由于“破窗效应”，这个平衡点是一个不稳定平衡点。或者说，这个平衡点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中，由于“破窗效应”，你如果用平衡点上的代价反腐败，那腐败就会越演越烈。
所谓“破窗效应”，是说：一个大楼，如果它有一扇窗户被打破了而不能很快修复，那么其他的窗户也会被逐渐打破，因为大家觉得反正没人管，自己也可以砸烂一扇万万。如果想详细了解“破窗效应”，建议搜索河友切地雷的帖子，我记得他讲过这事。
腐败这事，就是一个典型的“破窗效应”。因为在一个社会中，不管你用多大的力气反腐败，总会有些腐败会漏网，所不同的是，你用大的代价反腐败，可能5%会漏网；你用平衡点的代价反腐败，30%会漏网；你用小的代价反腐败，90%会漏网。而不同的漏网比例，对下一阶段大家搞不搞腐败，有不同的刺激作用。漏网比例越高，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潜在腐败分子实施腐败行动，因为被抓的概率小，不妨赌博一下。
现在我们假定在第T年，反腐代价处于平衡点，30%的腐败漏网了。既然是平衡点，那么如果第(T+1)年腐败案件、反腐代价都和上一年一样，那么仍然会有30%的腐败漏网。但是，如果有更多的反腐案件，而反腐代价不增加，就会有多于30%的腐败漏网。
这里取决定性的是，潜在腐败分子们认为30%的腐败漏网概率是否足够高。如果足够高了，那就值得一试，冒70%的风险去搏一把富贵富贵。当然腐败分子的勇气也是不相同的。
现在我们把这个事情一般化.设第 T 年发生了腐败案件 S(T) 起，漏网概率为 v(T)。假定所有当年被抓的腐败分子，下一年都不能作案，而所有漏网的腐败分子，下一年继续作案。另一方面，假定对于漏网概率v，下一年会有 P(v) 起新的腐败案件发生。显然，函数P(v) 是关于 v 的单调增函数。于是，在第(T+1)年发生的腐败案件数量为
S(T+1) = v(T) S(T) + P (v(T)).
如果 P(v(T)) > (1-v(T)) S(T)
那么 S(T+1) > S(T)。
这时如果反腐代价不变，则仍然只能抓住 (1-v(T)) S(T)起腐败，于是 v(T+1) > v(T)，
P(v(T+1)) > P(v(T+1)).
即再T+1年，腐败案件增加了，漏网概率也增加了，对下一年度潜在腐败分子的刺激也增加了。年复一年，腐败就失控了。
因此，如果你用平衡点的反腐代价反腐败，导致30%的漏网概率，你必须保证
P(0.3) <= 0.7 S(T)
才能腐败不恶化失控。
但是，讨厌的是，P 这个函数在实际中你是无法得到的。所以这里也只能作定性研究，得到结论“如果反腐败力度不足，那么P(v(T)) > (1-v(T)) S(T)，腐败就会失控。”而为了避免失控，就需要把 v 减小，减到多小正好不知道，那么只好把它减小到一个肯定足够小的程度（这在工程上叫做裕量），而这就要求你得动用比平衡点大得多的代价去反腐败。而一旦动用了这样的代价，那肯定就显得很不合算，处在“文革状态”。明明没有腐败的人也被翻过来倒过去审查，然后找一堆人不从事生产而去反腐败。“文革”里确实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腐败不失控。
当然了，都是“文革状态”，也还有量的差别。所以我也不认为“文革”中每一件事都是反腐败所必要的。但是由于我们不知道函数P(v)，所以我也搞不清楚哪一件事是不必要的。我这也只是一个定性模型。
最后，我要指出，腐败这个东西一旦失控，例如当下，“用很小的代价取得很大的反腐效果”很可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香港廉政公署的成立，在当时也是一个“很大的代价”，好像是对某日之前的警察腐败既往不咎的。换句话说，你只能尝试“用大的代价反大的腐败”。如果成功，那么腐败就控制住了。如果不成功，那搞不好就要Game over.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大都是因为反不了腐败而over的，我没听说哪个是因为反腐过猛over的。
刘少奇很清廉，文革首先灭的就是他
您的意思是说：因为平衡点对应的漏网概率或许会对潜在腐败分子有鼓励作用，所以当由T年度漏网概率v(t)所决定的T+1年度新增腐败案P(v(T))大于当年破获的腐败案(1-v(T+1))S(T+1)时，腐败程度会逐年加深，进而失控。因此“矫枉必须过正，非过正不能矫枉”。
那么 S(T+1) > S(T)。
似应改为P(v(T)) > (1-v(T+1)) S(T+1)
P(v(T+1)) > P(v(T+1)).
似应改为P(v(T+1)) > P(v(T))
这些小问题无关宏旨。达雅兄的思考对我非常有挑战性。我承认这个问题难住我了，我考虑了好几天。试着回应一下。
诚如达雅兄、leqian兄所指出，我的分析没有考虑到平衡点的变化趋势，现在我引入时间坐标，把前图变成3D。
考虑到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因素变化，腐败损失曲线和反腐败代价曲线都会相应发生变化。腐败损失曲线向下移动的情形有：国退民进时，侵吞公共资产这类腐败行为，会逐渐减少。减少政府部门的审批权，掌握审批权的官员腐败减少。腐败损失曲线向上移动的情形有：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相关领域的腐败案件会从无到由大幅度增加。出现新问题，需要政府加强监管，增加腐败机会。
反腐败成本曲线也会相应变化，它升高的情形有：当整个社会风气败坏，以腐败为荣时，只恨自己没有机会腐败时。官场系统性腐败，互相勾结，腐败案大到不能查时。反腐败成本曲线降低的情形：法律知识普及，互联网普及，公布公务员财产。
在反腐败成本曲线不变时，腐败损失曲线抬高使二者交点向较低腐败程度一端移动，整个社会有经济动力付出更大代价维持较低腐败程度。如果腐败损失曲线降低，平衡点向较高腐败程度一端移动，整个社会考虑反腐代价会维持较高腐败程度。腐败损失曲线不变，而反腐败成本曲线变化时分析略。
于是我们得到了一族交叉曲线，按时间轴展开。时间变化，交叉曲线未必变化，但当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某一重要因素变化时，可能迅速变化。这些变化总可以放在时间轴依次上表述。如果我们分析一个平衡点，必须限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诸因素不变，这两条曲线也不变。
在物理上，看某点是不是平衡点，一般这样解决：给平衡点一个腐败增量，比如T+1年某个胆大妄为的官员考虑到漏网概率v(T)，冒险腐败了一把，给社会造成了一定损失，腐败程度增大。借用工程上一个词，任何调节系统都有死区。他走了狗屎运，漏网了。T+2年，更多官员看到v(T+1)>v(T)，也加入腐败行列。出了死区后，社会感知到了，很多受害人举报、散步、在网上喊冤，不用反贪局去侦察，到菜市场上打听一下也能发现线索，沿反腐败成本曲线向下移动。社会造成了明显损失，沿腐败损失曲线上升，两曲线偏离加大。为了挽回损失，反贪局增加支出，加大打击力度，以较小成本承办了一批腐败案件，挽回的损失补偿了反贪局的支出。这时也不会在平衡点停止，一个机构总喜欢多拨款、多立功的吧，腐败程度会低于平衡点，一直到后来发现花了不少钱，只查了很少的案子，民间也没有什么新线索。于是裁减反贪局支出，反贪局办案能力下降，腐败程度经几次振荡后稳定在平衡点。不会出现达雅兄所说的情形，腐败愈演愈烈。
这不是架空分析。香港廉政公署刚成立时，社会腐败积重难返，前几年支出很高，后来逐渐下降。再以后，廉政公署的职责从警察到整个公务员乃至到私营部门后，它的支出随之增加。当时的确出现过警察暴动，后来对某一时间点前的小腐败罪行大赦才平息。水至清则无鱼，严厉打击腐败，会影响公务员士气，这部分损失必须计入反腐成本，毕竟整个社会不止一个腐败程度指标。腐败分子也不可等量齐观，抓堆苍蝇不如抓一只大老虎令腐败分子震撼。杀刘青山、张子善令新中国干部老老实实的，廉政公署起诉葛柏，比抓同样贪污收入的一百个警察都震撼，v(T)的内涵很丰富。
平衡点在“边际社会成本-时间”平面上的投影，依据香港廉政公署支出趋势画出。
平衡点在“腐败程度-时间”平面上的投影
文革的旗帜很鲜明，就是打倒当权的走资派。当然，从技术上说，因为这些人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很可能存在腐败或是类似的问题。但这应该只是一个表象。
不管怎么说，毛的魄力和胆略，确实是其他任何一个领袖都比不上的。任何时刻，他都有勇气摧毁现有的利益格局，而且基本上都能成功。
不仅仅是个个人拿不该拿的钱的事，系统化的腐败更恶劣。当然像美国那样资本绝对控制权力就另一回事了。
很多原始档案都被销毁。港英当局对此眼开眼闭，既往不究。这个才是当年事件被平息的关键。
文革是反“造成腐败”思想（小资思想/走资思想）==反修。
我也要花几天时间来读读你这个篇回复。主要是我不太适应这种移曲线的分析方法，估计你看我写方程也有同样的感觉。
但是在仔细分析之前，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反腐败曲线是单调降的？
这种单调降的曲线在经济学中间出现很多，但我对于这个曲线是否适用于反腐有怀疑。离0比较远的单调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腐败都快给反完了，多花一分力气的边际收益是会递减的。但是在离0 比较近的地方，为什么多一分力气的边际收益也是递减的？
我对于这一点有怀疑，希望能给解释一下。
请考虑下面这个例子：
假设本年度发生三起腐败案件：
案件A，需要一个警察侦破，侦破后挽回损失1万元；
案件B，需要两个警察侦破，侦破后挽回损失4万元；
案件C，需要三个警察侦破，侦破后挽回损失10万元。
我们假定，案件只有侦破和不侦破两种结果，不侦破则不能挽回任何损失。而警察人数不足时，一定不能侦破。
现在考虑警察数目。
1 个警察，则应该去侦破案件A，收益1万元。
2 个警察，应该侦破案件B,收益4 万元。
3 个警察，应该侦破案件C，收益10万元。
4 个警察，应该侦破案件 A+C，收益11 万元。
5 个警察，应该侦破案件 B+C，收益14万元。
6 个警察，应该侦破案件 A+B+C，收益15万元。
7 个以上警察，则侦破案件 A+B+C，收益15万元。
上述例子中，反腐的边际收益曲线就不是单调的。
1. 如果从外部限制领导干部贪念，通过某种手段让领导干部“怕”从而不敢“贪”来反腐败，永远是扬汤止沸，或者确切的说外因永远是不可能有效的控制腐败，通过外因永远不可能有效的反腐败。
2.唯一能永远、有效的控制腐败和反腐败只能通过内因结合外因的作用，其中又是内因起到主要的作用。因此要永远、有效的控制腐败和反腐败只能从领导干部自身上着眼，腐败根本来源于领导干部个人的私欲，是领导干部个人的私欲对物质无止境的追求失控的表现，失控的私欲可以溯源到社会文化，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塑造什么样的人，文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打破旧的封建文化，塑造人民民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文化，在这种新文化下塑造高素质的人民，塑造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通过高素质的人民监督和高素质的领导干部自律，内外因结合才能永久、有效的解决腐败问题。
条件不成熟，有两个方面。
1. 物质条件不成熟，文革前，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物质匮乏。
2. 精神条件不成熟，文革前，大部分的中国人还是文盲和半文盲。
而现在的条件成熟多了，相信文革的成本会随着条件的成熟成本会急剧下降。
新时期的文革不应是一场运动，而更应该是永久的、自然的教育，从小就开始的教育，新文化的教育。
但愿能引起大家的反思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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