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在农村单干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对的--兼分析马前卒 -- 思想的行者

光和稀泥没意思。

我妈刚嫁过来，公社分粮食，我爸妈两人就分了480斤水稻，要知道这是刚刚打下来的稻子还带水和稻叶，当时我妈肚子里还有我。而用食油是怎么用呢，炒菜下油就是用筷子沾下往菜里一搅就算是加过油了。真不知道那时的日子过的是多么的清苦。

而现在有人跳出来说人民公社好啥的，别的地方我不清楚我这里的农民是坚决反对。河水就是被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这些人搞浑了，在以前我笑下就闪去看其他的文章，可经过忙总和季候的出走，面对自己知道的东西我们必须站出来，否则河水更浑。

牛兄我顶你！

“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可以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其中隐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现在有太多的细粮可以吃。如果不是细粮吃的太多，让你顿顿吃粗粮的话，你还会有提倡粗粮的说法么。

70年代的时候，甚至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经常有饥饿感，农村经常有饭不够，要吃番薯或者玉米来当主食的。有了包产到户，粮食增产，才算把粗粮从餐桌上赶出去了。

城市里头还好一点，一个月的配给是30斤大米半斤肉，一般是过年才杀一头猪，能吃到肉已经觉得相当开心了。一个星期能拿到5分零用钱，吃两条冰棒，那就是生活过的相当不错。

所以，如果不是当时过来的人，不会知道中国人曾经穷到什么地步，也不知道为何要出台包产到户的政策。

所以，不是当时的人，又不询问当时过来的人，看历史往往就有很大的偏差。最简单的一个，就是问问你的父母，看看他们对人民公社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事实已经摆在面前，你嘴硬也没用。没有集体经济，农村就没有出路。

最后一条似乎倒过来更合理些，主要是企业会办在那里的问题，我觉得大部分办在城里更合理，除了与农业有关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流等条件，偏远或内地农村办企业可能性较低，所以不太可能主要。

农村的企业以满足当地市场为主，原材料也来源于农业或当地的特产。

tg后来执行的大体就是初级合作社。

大跃进中在浮夸风，共产风等影响下往高级公社走确实出现了你所说的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在随后遭遇的三年大旱灾共同作用下使形势更不乐观）。但这些在1958年11月起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及随后的历次会议都给予了纠正，主席于1959年3月到5月的六篇党内通信就是此时期的重要论著（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大意就是批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一平二调三收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及企图完全消灭私有制等错误做法。主张坚决纠正平均主义和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地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要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社、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到1962年2月，正式改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随后也就基本上以这个进行合作社开展的。所以我说你说的并不全面。当时主席已经没有主持日常工作，而且1958年主要精力是放到了思想理论建设和金门炮战声援中东的指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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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合作化是当今所有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如温铁军李昌平等提出并并积极践行的解决三农问题之策。当今中国几乎所有的最富裕的村子如华西村南街村周庄都是坚持走集体道路的村镇，这仅仅是一种偶然吗？作为包产到户象征的小岗村，虽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扶植和优惠，却依然处于贫困的境地，09年感动中国人物，小岗村原党委书记沈浩在南街村的留言是：“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 将这两者拿在一起对立，并不能解决问题

我是不赞成为办在农村而在农村办，前两天在电视上看到，某乡官在电视上要求上头补助他在农村办企业，且不说本来就不合理，问题是有很多人就认为应该在农村办企业，所谓离土不离乡，不问合理性，也不考虑合理性，这种看法我觉得是应该反对的。

直到80年代中期，一个月还没有全是细粮的时候。70年代更是“陈三两”。

75年的时候一开收音机就在说：“以邓小平为首的...”

3号米，应该就是比较糙的米了，比起现在的米来说，肯定是更健康了（含糠和其他成分多）；据说还有2号米，好像是多碾过一遍的。

现在吃的米，在当时应该是特等的了。

毛主席向来是主张斗争的，对于邓小平和四人帮之间的斗争，他同样也在看，并且安排了止损手---安排华国锋这个老实人和叶剑英这个定海神针

当时的广播代表的就是这种混沌的状态。广播的声音显然不完全代表主席的意思。

类似“所有人都是死在床上的，所以我们不能在床上睡”，这种机械推论就是错的。

一遇到现在的问题就打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