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巨流河》偶感 -- 酥油茶

郭的学术实力是无人敢指摘的，虽然可以挑些小刺；而郭的开创性意义，会越来越得到认可，我以为，只要认真读书研史的人，终究会明白的

但说到晚年人品问题，兄台仍然人云亦云。举世皆言，我本不屑与人讨论。但以兄台之激赏郭而仍持此言，却愿意在这儿叨几句

郭有赞毛之诗，这错了吗？难道毛泽东还真受不的赞？只许我们赞“春天的故事”？郭在文革中陷害过人了吗？《李白与杜甫》，世人皆谓紧跟之作，但紧跟就能够一下子写本书来？周国平就认为，郭并非紧跟，而是“觉醒”。郭之喜李白，这是毫无可疑的，以其文风而论，本来就偏豪放。

诚然，郭在文革而赞文革，过后又骂“四人帮”，与世人所持理想之知识分子之“独立人格”，容或差池。但无论如何，都不足以兄台“人品问题严重”一语。放眼当世，一一比对专家学者，又有几个能够独立的呢？

能够在学术内部讨论。以功力论，或者如兄台所说吧

然以影响论，以意义论，观堂去鼎堂远矣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几乎人人提《李白与杜甫》说事，该书几成一个令人掩闻而走之物。后来记得是谁认真读过，并作文指出郭氏在其中的创见，当时才觉得，真正的学问就应当持平方才有见。

谢谢鲜花，着实开心

俺这样不学无术的混混哪里当得起老兄您这样真专家的夸奖。。。。。。

小弟只不过是在看待人物与学说时还算能保持一个平和持重的心态罢了，以前买了套郭沫若全集，实话说，越看越觉得高山仰止。

关于李白与杜甫，以前写过一篇小文，我去扒扒，发来请老兄指正。

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对了，我也够不上“真专家”啊

花赞一个，并补充一个资料，刚刚搜得，中华民国授予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是在民国48年，这就是说，民国时期（1912-1949）应该是没有博士学位授予的

也不知是否正确

此言差矣，用花砸一下

一开国，就跟10几个民主国家（其中有当世第一强国）狠狠地干了一仗，好象是几百年来第一次在国门外干的

然后又在青藏高原的那一边又与人干上了

再然后与苏联擦枪起火，好象也没有吃亏

到后来，手下马仔又因为不服管教，不得不出手教训一通

现在到是几十年没有打仗了，真叫人怀念啊

对外的争取民族独立争取国家利益的战争，该打的还是要打的。

这个笑话很有意思。

田余庆在魏晋南北朝方面的研究，确实是精致缜密到了极点。如果拿他与陈作比较，陈是有开创性这一方面的优势的。不过如果不考虑历史的前后顺序以及继承性这一因素，感觉田余庆要比陈更完美一些的。

陈的几个缺陷，一个是有时候回到了传统史学的路子，“价值”优于“事实”，先确定理论再从历史中找论证；另一个是有时候有陷入了乾嘉之学的陷阱，难免为考证而考证。

有两位钱大师都曾经对陈大师的后一点缺陷提出批评，其中一位钱大师还对陈大师考证杨贵妃那一段多有讥讽之语。这其中固然有文人相轻之处，大师之间互不买帐要争个高下。但实事求是的讲，乾嘉之学在清朝的兴起是有文字狱背景的，其本身或可作为研究历史时的补充方法，却并不适合沉迷其中作为主流。

这些大师们都是属于人文领域的，但其实在中国，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连科学领域也是有“大师”的。比如说在理科等学科，也是有人称“先生”的。很早之前我曾经很偶然的接触过一位“唐先生”的嫡传弟子，这位弟子本身已经算是退休，估计至少也有六、七十岁了。他虽然对“唐先生”的为人方面有一些无奈的微词，但还是“先生”两字不离口，很是维护的。当我问到“唐先生”的主要贡献，特别是在国际上的重要影响时，这位弟子话锋一转，谈起来“唐先生”的“治学严谨”来了。而那些用词，与社会上对人文领域评价季大师“季先生”时的用词，虽然学科不同却并没有两样，都是大处侃侃而谈，具体成就避谈。当时听到这里，不禁哑然而笑。

曾经有疑问为什么在中国不但人文学科，就是在理科都有“先生”的现象。后来总结有三个因素。

第一就是中国文化的师承门派、尊师重道的观念根深蒂固，就算是理科等外来学科，也免不了沾染上中国文人的一些固有习气，多继承而少批判。

第二就是民国时期的所谓“精英教育”。这个精英教育的方向使得民国时期的教授待遇极其丰厚，先生对弟子就免不了颐气指使，同时民国时期的教授比如说“唐先生”“季先生”等多在国外拿到学位，虽然仅仅是正常毕业的“洋”博士而已，但面对国内的“土”学生也不可避免的要居高临下了。当然，虽然很多所谓大师成就寥寥，但不可否认的是，还是有不少真正的出类拔萃之士的。比如说陈省身，杨、李等人大师的称呼还是当之无愧的。

第三点，就是建国以后就失去了留学国外的机会，那么民国时期的那些海归博士们面对后来人，心理优势更加明显；而其弟子们由于建国后的历史原因，学业多有荒废，与自己的“先生”相比，更是觉得矮了一大截子。

这些年海外博士回国的也多了起来，在各个领域都有，既然自己同样也是海外博士，与民国的那一批海外博士“大师”的成就相比，未必就落了下风，而互联网的兴起，也逐渐让某些过去的大师退去了头上神圣的光环。实际上后起的新生代对中国的师承这个观念，以及少批而多阐释的传统，已经不是那么买账了。

钱学森是理工科的，不应该懂考据的。

秦始皇的地位评价还是应该不同的，因为从“开创性”这一点来说，秦始皇正是史无前例的。秦始皇中央集权式的郡县制开始将中国从“封建”的轨道脱离开来。由于国家疆域过大，路途遥远而控制力不从心，在汉朝以后虽有些反复，但毕竟延续了几千年，在漫长的岁月里基本上保证了中国的统一。有欧洲学者面对现在欧盟混乱的现状，曾不无偏激的说：“欧洲没有秦始皇，是没希望统一的”。回过头来对比，我们才可以看到秦始皇的伟大之处。

对郭沫若的评价可能确实有些过激之词，但也要看到，郭沫若的主要成就是“运用”唯物史观，但他的局限其实也在这里。我对唯物史观其实并无偏见，而且对黑格尔是很推崇的，对传统史学反而一直有看法的。在读《李白与杜甫》的时候，我尽量的抛开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待，而且尽量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景，但尽管如此仍是觉得牵强附会太多，实在是缺少做学问的原则。

中国的传统史学有很大缺点，主要就是先定“价值”再找“事实”，而且为了“考据”而“考据”。但实际上《李白与杜甫》最大的缺点正是在这里，为了证明“唯物”而处处牵强附会，不忍卒读。可以说，郭沫若的研究仍然遵循的传统史学的习惯，只不过将传统史学中的“价值”换成了“唯物”方法而已。

而且《李白与杜甫》中轻率之处也实在是太多了。比如有一个细节是“一女一男曰明月奴”，郭沫若认为“明月奴”中有“奴”，所以只可能是女孩子的名字，因而断言“一女一男曰明月奴”的原文必定是“一女曰明月奴”。到底原文是什么样子的，后人很难知道，但断定“明月奴”是女孩子的名字却无论如何是轻率了。刘“寄奴”不就是男孩子么？《李白与杜甫》毕竟不是网络上如西西河这里的茶馆闲聊，在这里不过是茶余饭后消磨时光，稍有轻率也是给大家一笑而已，而郭沫若毕竟是在做学问啊。

在这里特意举出来一个与意识形态无关的这个例子，是为了在意识形态方面保持中立。但连在“明月奴”这样无关“唯物”的细节尚且如此，《李白与杜甫》中那些为了“唯物”而乱考证的地方就更不用提了。

现在有很多人把《李白与杜甫》当做是政治的违心之作，以此来贬低郭沫若的人格。但实际上如果《李白与杜甫》不是政治的违心之作也未必就是好事，那时候要质疑的就不是郭沫若的人格，而是郭沫若的学问本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