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中国通史》（live） -- 普罗丁

找新的起源不容易

呵呵，我不是找到了么！

关于这个问题，曾经教会田单破狄之策的鲁仲连有自己的看法。当时魏赵两国迫于形势，准备共同尊奉秦王为“帝”，而鲁仲连提出，秦王的政治指向，不是一个“帝”的称号那么简单：

· “且秦无已而帝，则将行其天子之礼以号令于天下，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不肖而与其所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

在鲁仲连看来，秦国得到“帝”这样一个宗教意味强烈的称号之后，会继续追求“天子之礼”及其所附带的政治利益。其中包括：秦王将有权任用自己喜好的人员充当各诸候国的大臣，将改变各国的政治架构，将把自己的女儿或其他女性家族成员配给诸侯作嫔妃，从而影响他们的日常管理。总之，他的结论是诸侯相互之间或许有妥协的余地，但与秦国之间却没有。

而民间的“救亡”运动，已经不待君王的决策而开始。传统三晋的子民，在此事项上表现积极。大粱有一个看门的叫做侯赢，他想出种种方法取得了信陵君魏无忌的信任和尊重。当秦军即将攻克邯郸的时候，平原君来请信陵君施以援手，但魏王始终拒绝发兵。魏无忌情急之下，带着一百多乘的门客准备去跟秦军拼命。此时侯赢及时出现，对魏无忌说，你曾经为魏王的第一宠妃如姬报过父仇，如今你只要开口，她一定愿意帮你偷来晋鄙军队的虎符。得到虎符之后，如果晋鄙仍然不肯交出兵权，援助赵国，我有一个叫做朱亥的朋友，他的武力可以帮助你。果然，朱亥在袖中藏了一个40斤的铁椎，杀死了晋鄙，魏无忌从10万部队中选出8万人，驰援邯郸。

围攻邯郸的主将已经不是白起，他听说秦军始终拿不下邯郸，就抱怨秦王不听他缓攻邯郸、多多休养的建议。秦王愤怒之下，把白起从“武安君”贬为普通一卒，最终赐剑逼其自杀。一些秦人仍然怀念白起的战功，在乡镇立起牌位或塑像祭祀他。

秦国连年攻伐赵国，捷报频传。但是有一个秦人的日子过得并不好，因为他身处赵国，名字叫做“异人”。

* * *

异人是当时秦太子（安国君）20多个儿子中的一个，他在赵国做人质，处境窘迫，被商人吕不韦注意到了。吕不韦回家和家人算了一笔帐，判断在当时的各种产业中，农业的利润率大约是1000%，珠宝交易的利润率大约是10000%，相比之下，如果能够扶持异人登上秦国王位，利润率则更高。这是因为“定国立君，泽可遗後世”，即从事顶级政治交易的收益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无法统计的。

下定决心之后，吕不韦联系到秦太子的宠妃华阳夫人，以失宠和“门生蓬蒿”为威胁，促使她考虑收异人为养子。随后吕不韦花费重金包装异人，使华阳夫人听到了很多有利于他的言传，后者最终向安国君索得玉符和亲笔刻字，确认异人（更名子楚）为她的嫡子。

有一天，子楚造访吕不韦，发现了一名绝色美女，即试图拥有。他不知道这名邯郸女子已经怀上吕不韦的儿子，也不知道吕不韦因为在自己身上投资过大而被迫同意。一年之后，他获得了一个儿子，取名赢政。当邯郸城被秦军包围的时候，子楚带着妻儿逃回了秦国，吕不韦的财产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

子楚与“父母”团聚不久，一个叫做“摎”的秦国将军，攻陷了周朝的旧都镐京。周赧王无奈之下，主动进入秦国，向秦王施礼并忏悔了自己的罪过。天子忏悔的对象，一般认为只有“天”或者上帝。秦国接纳了周王献上的全部城镇和居民，虽然周赧王仍然回到了洛阳，但在很多人（包括司马光）看来，此时的周朝事实上已经灭亡了。新的朝代，叫做秦朝。

（公元前256年）

---- 《中国通史》第一部分完，谢谢支持！

第二部分

当秦王在世界乃至宇宙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其他人也需要作出调整。

近臣范雎首先感觉到这种必要性。有一天上朝的时候，他发现秦王在感叹白起之死、官员之叛变，以及“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范雎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担忧，而一个来自燕国的“雄辩之士”问他，你能够跟商鞅、吴起、大夫种这些名臣相比吗？范雎说自己不能。此人又问，目前的秦王对功臣的尊重，能够和这几人的君王相比吗？范雎说，也不能。

这个叫做蔡泽的人结论说：“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进退嬴缩，与时变化，圣人之道也。”他认为既然范雎已经报了大仇，就应该功成身退。范雎接受了劝告，同时把蔡泽推荐给秦王，以取代自己。

这个时候，陷入前途危机的东方宫廷，发生了一场辩论。辩论的一方，是前边已经出过场的荀况。他会为东方的君臣和民众，指出有价值的新方向吗？

荀况（后称荀子）的讲道，始于人们最关注的军事。但他罕见地指出，军事的关键，竟然不在统治阶层，而在“民”：

·“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

这种观点，理所当然地遭到广泛批判，因为普遍认为带兵者如果不能绝对控制军队、因势利导，不擅长使用诈术，就难以获胜。所以军队组织的核心，仍应该在将领和君主的层面。但荀子说，这是一种错误的判断：

· “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间滑然有离德者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桡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

他认为，诈术只能使用在统治层内部，尤其是彼此缺乏信任的人际之间。而对于那些真诚的“仁人”，则应坚决地以诚相待，才能达到“聚则成卒，散则成列”的秩序和效果。荀子说，诸侯国君们谁能先体会到“民”的重要性，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应当如何对待如此重要之“民”呢？荀子认为，最关键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君王本人的优秀，二是“隆礼贵义”，要充分理解民众的需求和爱好，努力建立起礼制、信用和权力分配体系，才能最终强军强国。

荀子的论述，非常丰富，但是仍然有不少人难以理解他的观点。一个叫陈嚣的问道：你的观点不是一直是“仁义”吗，这跟军事有什么关系呢？军事的本质不是争夺吗？荀子深感沟通的困难，但仍然努力解释说：军事的本质不是什么利益争夺，而是一种建立秩序、防止严重的无序和伤害的善良努力。换言之，无论东方诸国的军队，还是强秦的军队，都是首先建立在积极的价值追求之上的。但秦军的“狭隘”价值，毕竟比不上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更比不上商汤周武的仁义。根本的出路，还是在于对“民”的深刻理解和正确礼制的建立。

凭借在知识和信仰传播方面的成就，荀子在楚国被春申君封为兰陵令。就在同一年，楚国占领了鲁国的国都，把这个礼仪之都的名器全部迁到莒城。

五年以后，子楚仅仅当了一年的太子，就成为秦王（庄襄王）。吕不韦则成为相国。

(to be continued)

著雍摄提格也就是起于戊寅年，尽于壬子年，总共三十五年。

尔雅上面有记载:

<<尔雅·八、释天>>

太岁在甲曰阏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阳。——岁阳。

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

不是北方上古语言，又是什么？

研究阿拉泰语的专家没有发现这种语言和北方游牧语言的共性，可见它的来源还要更早。

战争的持续，使民间的一种“不合作”力量逐渐滋长。魏国的信陵君在解救邯郸之围后，自己已经厌倦了俗世，与隐士毛公和薛公四处游历。但是当他的“祖国”魏国受到攻击的时候，他却面临艰难的选择。最初他对门下说，有人敢帮助魏国使者联络我，就处死！但是毛公与薛公对他说，你之所以有今天的名望和地位，都是魏国所赐。如果大粱被秦人攻占了，你先王的宗庙被捣毁了，你该如何面对天下人？

信陵君回到大梁，担任上将军。他的出现助长了东方诸国的信心，都派兵援助。信陵君带领五国军队罕见地大败秦军，一直追到了函谷关。但是一个叫做安陵的小城，却成为他的巨大障碍。安陵先后受过魏国和秦国的管辖，其城主安陵君（受封于秦）拒绝投降信陵君。后者也试图用官位收卖此人的父亲，但是安陵君说：

·“安陵，小国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请之。”

在此人看来，国家越小，民众的自主程度就越高。果然，当信陵君派人去找他的父亲缩高，也遭到直率的拒绝。信陵君为此不合作态度深感愤怒，他对安陵君说，这里是魏国的土地和“社稷”，你有义务把城献出来。安陵君则回答：我的祖上在受到秦国册封的时候，曾经得到过一种“宪法”（太府之宪），该宪法的上篇说明，国君的命令比不上父子、君臣之忠诚的普世律令，也比不上保障城市和人民安全的神圣诉求。你想让我废除这一宪法，即使拿我父亲的生命相要胁也是办不到的。

不过，他的父亲最终因为担心给儿子和民众惹祸，当着信陵君使者的面自杀了。信陵君听说后心情复杂，他身穿白衣表示哀悼，并派使者去向安陵君道歉说：我是一个小人，被自己的环境所困，而失去了最重要的信用。请饶恕我！

由于秦王的离间作用，信陵君不久又回到了“自由”的生活，纵情声色四年之后，他就离开了人间。

那一年，嬴政登上了王位，但因年纪过小（13岁），主要由吕不韦主政。

* * *

嬴政在位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叫做郑国的水利工程人员。后者告诉他，如果修一条极长的水渠，把泾水和洛水连接起来，那么垦荒的价值是巨大的。虽然秦国人一度怀疑郑国是韩国派来的奸细，但对这条水渠，他们还是很有兴趣的。

今天的人，已经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这条“郑国渠”曾经存在过，其技术上的巨大难度，表明它很可能只是一个骗局。但是这个骗局之所以能够存在，之所以能够被广泛宣传，源于10年以前秦国人修筑的另一条渠。

那条渠在“蜀”这个地方，负责策划的是秦国派驻当地的军官李冰。据一本叫做《风俗通》的资料记载，李冰在蜀地的处境和当初西门豹在邺的处境非常相似，即他们的计划都遭到当地宗教领袖的强烈反对。李冰制定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计划，使许多当地人相信“江神”已经被杀死，最终成功地动员了当地军民完成了今天的都江堰工程的雏形。

蜀地的战略价值已经得到了证明，因为蜀在长江的最上游。而泾水则是黄河上游的最重要支流。秦国接连“控制”了中国两大水系的上游，这一信息所具有的政治和军事影响是震憾性的，其动员价值也是显著的。这是秦国和之前的魏国、郑国等诸侯国愿意付出巨大努力，完成各项水渠工程的根本原因。

古代天文用语发音极其相似，似乎产生于同一来源。可能来源于中东，这也是文明西来论的一个论据。

不管西来，还是本土，楼上讲的很对。

秦国依靠着各方面的综合优势，一步步向东方进逼。赵国依靠廉颇的统率能力对抗了一段时间，逐渐落于下风。此时赵国还剩下最后一员名将，他叫赵牧。

赵牧长期镇守的是赵国北边的疆域，对手是一个被称为“匈奴”的民族。当时中国各地虽然国家和民族众多，但是最主要的是两类人：一类是“冠带”的人，即穿着和装束更加城市化的、也具有一些神圣化特征的人；另一类人通常称为“戎狄”，他们的头发不束起来，显得不太整齐，衣服也没有完全遮蔽身体。这样的更加接近动物化生活的人类，在秦、赵、燕三个文明国家的北边都有。这些野蛮人类通常缺乏大规模的组织，但逐渐在与文明国家的接触中了解了对方的语言和文化，形成了如“义渠”“匈奴”等较大规模的政权。尽管如此，当时的七大文明国家仍然不愿意等同视之，除了战争的手段，他们还纷纷筑起长城，用于对这些野蛮人群的隔绝和防御。因此，长城在多数人心中即是神圣与野蛮世界的界线。

赵武灵王也是建筑长城的积极参与者。但是匈奴的影响和杀伤力，仍然是巨大的。为了对付匈奴人的劫掠，李牧把当时能够筹集的全部经费都用于备战，让士兵吃牛肉，练习骑马射箭，同时派出大量间谍深入匈奴。在一段时间内，他要求任何人在匈奴抢掠时不得抵抗和呼救，只能躲藏。如此坚持了几年时间，他终于把匈奴人变得狂妄而无能，然后率领300辆战车、3000骑兵和大量步兵，大败以单于为首的匈奴军队，杀敌十余万。当然，这是一次比较罕见的“神圣”对“野蛮”的胜利。

* * *

而在七国之内，秦与楚是两个相对后进和“野蛮”的国家。所以当时各国的政策，多数都是讨好秦国，鼓励它与楚国相斗。楚国春申君率五国联军对抗了一次秦军，以失败吿终，于是干脆听从手下的劝告，再次迁都于东方城市寿春，以避免与秦军为敌。他本人的封地则已经来到“吴国”。

此时秦国高层也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吕不韦在嬴政年少时，仍然和他美丽的母亲保持着情人关系，但他逐渐试图摆脱，于是献上一个叫做嫪毐的伪太监，以取代自己。嫪毐和太后逐渐以封地太原为核心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但很快被嬴政剿灭。嬴政唯一饶恕的是自己的母亲。

相似的内乱也发生在楚国，春申君虽然让亲生儿子成功登上王位，但自己却遭到同谋者（赵人李园）的暗杀。第二年，吕不韦也遭到了放逐，离死期已经不远。但是他的出走，却客观上促成了两个被后世称为“法家”的著名人物的出场。这两个人，一个叫李斯，一个叫韩非。

* * *

秦国的王室，因为食客-官员-世卿乃至帝王这样一个发展链条的存在和反复重演而恐惧，于是提议秦王驱逐所有来自外国的门客。李斯作为这诸多门客之一，向秦王写信提出了一些比较成功的门客，比如百里奚、商鞅、范雎在秦国发挥的作用，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李斯说：

·“夫色、乐、珠、玉不产于秦而王服御者众，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臣闻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

这里的美女、优秀的音乐、美丽的珠宝，显然都是前边曾经提到的“名器”的范围，它们的存在表明了君王无可置辩的神圣性。但是李斯指出，古代的优秀帝王之所以能够名垂千古，还需要“众”的支持。只有尊重表面上并不起眼的庶民，帝王的德性才能被民间所知晓和承认。

年轻的嬴政同意了李斯的观点，于是邀请他出任大臣，并用其计花费重金收买各国的上层和名人。先离间其君臣，再施以军事占领，成为秦国此后扩张的重要战术之一。

韩非比李斯晚到一步。当时韩国已经把国家的玉玺献给秦国，请求作为秦国的一个“籓”而存在。而韩非作为大使承担了这一任务，他已经决定把自己所学的知识，用于秦国的发展和治理，而不再用于他深感失望的祖国。他上书嬴政说：

·“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从（纵）之计。大王诚听臣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

那么韩非究竟能够提供哪些治国良策呢？

多少有些奇怪的是，韩非在向秦王献策之前，首先解释了一大段“言说”的困难，也就是说，他和国君之间，在根本上是缺乏相互交流的信任基础的：

· 臣非非难言孔，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纚纚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祗恭厚，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掘而不伦；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总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刿而不辩；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见以为谮为不让；……。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

韩非提出，不同的言说方式，则会受到君王的不同类型的反感。比如喜欢实在的君主，则反感华丽的言辞，而喜欢优雅的君主，则反感简洁的言辞。但是，君主毕竟只是一个人，如果他每一种言说方式都反感，那么意味着他已经不具有一个“人”的特征，而变成了一个消极的复合体。韩非似乎认为，他和这个复合体之间是无法交流的。

尽管如此，他仍然要利用此次赴秦的机会，让当时世界的最大统治者之一了解他的观点。于是他找到了自己和君王之间可能具有的唯一共同点----关于信仰的共同点：

·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

世界的起源，和世界的规律（纪），这似乎是两种东西。但是韩非提出，它们其实是一样的，都是“道”。所以帝王治理世界的根本方法，就在于通过他对于道的阐述，理解和实践这种神圣的道。其中，“虚静”由于是宇宙存在之先的特征，所以也应当是君王处事的特征。

为了进一步说明和强化这种理念，韩非举出了他和秦王所共知的一个当时的“圣人”，一个被称为老子的人。他说，老子提出了“不敢为天下先”的道理，这是管理社会的重要法则，如果凡事“不敢为天下先”，则一切事业和项目都能够成功，一切观点都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同，那么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领袖。另一个相似的道理是，凡事不要追求“前识”，比如明明还不知道门外的牛是否有白色的额头，就妄下断语以示自己的预见力，这种做法是虚华和愚蠢的。

可见，韩非认为帝王减少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就能够让手下和民间形成一种“自治”类型的合理状态。为了说明这些道理，他写出了长篇大论，其中包括许多君主可以参考的行事准则。但是秦王嬴政并未非常重视他的观点，而李斯进一步认为韩非不过是在为自己的祖国寻找翻身的机会，于是和嬴政一起害死了韩非。

* * *

秦国攻占了最后两个大国----楚国和齐国，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秦始皇”非常反感由文人评判君王政绩的做法，要求废除谥法，并决心依靠其家族永远统治中国。但与此同时，他又不得不接受已经在民间颇有影响的五行循环理论，于是以“黑”色和“水”德确定新王朝的形象基调。

嬴政的另一个似乎矛盾的做法是，他在家族力量之下置官员管理全国各地，而不愿把它们交给家族成员直接管理。这种做法的产生，与李斯关系极大。李斯认为：

· “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这里李斯已经直接提出嬴政本人是“神灵”，而没有说明其家族成员是否具有神圣血统，从“易制”等口吻看，很可能是否定的。那么以秦始皇这个“独一神”身份，如何能够长期统治庞大的中国呢？李斯的基本做法，是一切地方官员均由嬴政直接派遣，另外把天下能够产生威胁的兵器、壮士、各国贵族和一些文人都加以消灭或管控。做好这些事之后，他就陪同嬴政周游全国各地，逐步追寻和确立他的神圣身份。

（to be continued)

嬴政先往咸阳的西北方行走，最终在一个叫做"鸡头山"的地方停止，并在附近建立温泉行宫。随后他转向东方，首先注意到泰山在位置上的神圣性，于是希望上泰山确立自己的神圣身份。对于这个问题，朝廷和当地的儒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

· 诸儒或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席用菹秸。”议各乖异。

可见，有的儒生认为封禅与泰山本身的神圣性密切相关，所以必须珍惜山上的一草一木。但是，这只是诸多观点当中的一种，而且每一种似乎都缺乏权威的依据。所以嬴政干脆选择相信自己。他从泰山的阳面上山，从阴面下山，由于阴面与象征地狱的"梁父"之间的关系，这次旅程充满了生死之间的象征意义。在司马光看来，嬴政的做法基本符合之前的巫师祭祀上帝的做法。

下一个方向是东方海上和南方，很可能因为没有得到明确的收获，嬴政决定同意徐市等人提出的前往海上神山的计划。根据当地的传统，这些神山能够提供大大延长肉体生命的食品。此计划仍然没有取得成功。

在寻求“周鼎”(显然是前述名器中的一种)也告失败之后，嬴政对于儒家推崇的圣王失去了最后一点敬重。他下令尽毁湘山树。尽管如此，他仍然四处登山刻碑，以彰显自己在人间的功业，这一方针与韩非所提倡的远离政务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他手下的将领由此得以发挥各自的才干，在南北两个战场取得巨大的成功。

这个时候，李斯提出了一种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政策:

丞相李斯上书曰：“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黔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李斯为什么对于《诗经》和《尚书》如此反感和恐惧? 尚书所记载的，当然就是前边提到的古代圣王的故事，对于这些故事，秦始皇本人也是怀疑和反感的。但是《诗经》颇有不同。

* * *

《孔丛子·记载》中说，孔子曾经对《诗经》有过详细的讨论：

·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可见，孔子认为《诗经》反映了周代制度之正确性，就在于它对于人民性格的正确影响。在那里，人民是坚强的，好学的，回归自然的，懂得礼貌的，尊重长辈和贤才的，等等。《诗经》被认为代表了一种合理的自治制度，而当时代儒生和其他学者对于孔子思想的继承，则延续了这种观念。比如，荀子就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地引用诗经来证明各种道理，他引用“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来证明学问的神圣性和政治意义，引用“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来证明君子的恒心，用“礼仪卒度，笑语卒获”来说明礼仪的重要性，以“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来证明知识分子作为教师的神圣地位，以“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蒙”来证明神权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和自治意义，以“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来说明军队与百姓之间的正确关系，等等。

所以《诗经》是一种被孔子首先使用，随后被大量民间知识分子所使用的权威资料，用以证明一种自治制度的正确性和神圣性。但是，对诗经的解读在每个人那里都有不同，儒生的解读，多数倾向于以民间知识分子和“君子”为权威之源，而李斯不赞同这一点（他主张“以吏为师”），他和秦始皇也不愿意（或无法）占据诗经诠释的主导权，于是决定烧毁民间所保存的诗经，只让官方的“博士”具有研究诗经的特权。此外，他们禁止民间发出议论诗经和尚书的声音，更不允许把这些经典解读成为“以古非今”的，也就是肯定周代自治制度而否定秦代自治制度的作品。所以，烧毁诗书的根本用意在于学术垄断，尤其是对儒家经典学术的垄断。

官方教化出来的各地官员能否完成治理中国的任务呢？在秦始皇死去之后，这个问题变得陡然尖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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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想象的结束的快啊，这样下去到三国也没多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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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丘明学识相当渊博，也不是孔子的学生，同时代的人而已。

左丘明还是易学大师，他的经典占断（如预言了田氏代齐）保存在史书中，流传到现代。

《春秋》是删节太多，隐笔太多，不易懂。而《左传》则使之丰富，并加入了作者自己的见解。

另，《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开始，并非承接《左传》而来，两者之间并不能很好的衔接，有很多年的空白。而《资治通鉴》是写给帝王看的书，帝王之所以为帝王，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就是名分大义了，以三家封侯开篇，是最好不过的了。

另，名器非器皿，器皿只是一个象征而已。“礼者，养也”人所需求的物质而已，古时候定下了哪个阶层只能用哪个层次的物质，是为了时时刻刻提醒君臣之分，从细微处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反之，一旦封建等级制度遭到挑战，就“礼崩乐坏”了。

从《资治通鉴》说开论中国史，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历史知识和政治知识而已，还要对历史上的制度、官场形态有深层次的了解。难度很大啊。

左丘明学识相当渊博，也不是孔子的学生，同时代的人而已。（有可能）

左丘明还是易学大师，他的经典占断（如预言了田氏代齐）保存在史书中，流传到现代。（何以知道不是事后诸葛亮？）

而《资治通鉴》是写给帝王看的书，帝王之所以为帝王，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就是名分大义了，以三家封侯开篇，是最好不过的了。（资治通鉴最初显然不是写给帝王看的）

另，名器非器皿，器皿只是一个象征而已。“礼者，养也”人所需求的物质而已，古时候定下了哪个阶层只能用哪个层次的物质，是为了时时刻刻提醒君臣之分，从细微处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反之，一旦封建等级制度遭到挑战，就“礼崩乐坏”了。（也通，不过我倾向于使用“神权制度”这个词）

从《资治通鉴》说开论中国史，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历史知识和政治知识而已，还要对历史上的制度、官场形态有深层次的了解。难度很大啊。（我讲的好还是不好，你直接说）

秦王蠃政统一中国之后，是这样管理这个国家的

他奉行韩氏的无为而治，首先把各地有威胁的人士和武器聚集到首都加以控制

然后就到处旅游

创造一个又一个的“神迹”

那么这个国家，它的各个郡，各个县，交给谁管理呢？

始皇帝认为，交给亲族是不放心的

这可能跟他的亲儿子太少有关

于是他培养了一群官员，由这些官员来代表他治理国家

这方面的记载非常少，但是根据我的研究，他培养官员的主要方式，仍然是使用后世的所谓“儒家经典”

也就是五经或六经（当时还没有四书）

他找来了一些博士，由他们对诗经、礼记、春秋这些书籍进行了重新诠释

剔除他不喜欢的内容，尤其是歌颂周代自治制度的内容

和现代的官员培养体系类似？

《尚书》他最不喜欢，所以可能整本抛弃了

所以，所谓的焚书坑儒，其实是一次学术垄断的表相

当然，关于各种严推法制的内容，也是官方教育的主要内容

如此教育，效果究竟如何呢？

不到30年，我们就能够看个究竟

这里出现的第一个人，叫做陈胜

陈胜是什么人呢？

屯长

大约相当于人民公社社长

他带着900人，去执行一个军事任务。途中大雨，他估计就算赶到了，也是重罪

注意，按照秦法，如果晚到了，这900人都得死

就算免了死罪，打起仗来，一样要死上一半以上

（注：这里的仗，不是打匈奴，就是打内敌）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点：

1）陈胜是一个真正的秦朝官员，甚至是优秀的官员

2）他的起义，与其说是怕死，不如说是因为他太优秀了，太关心下属了

难道“法制”本身，就有致命的缺陷吗？

总之，陈胜造反了。他占领了“陈”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两个著名人物，对此次大规模叛乱影响极大

一个叫张耳，一个叫陈馀

这是两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或称儒生。他们也跟秦朝官员打过不少交道。

当时，他们的上司就是秦朝的里长，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朝阳区区长

北京朝阳区，在城东

他们作为区里的两个官员（街道办主任一类），曾经受到过区长的羞辱

羞辱的方式是“鞭刑”

可见，那时候的上级发现下级出了状况，可以用鞭子解决问题。

而张耳劝陈余忍一时之气，等待时机

可见一定程度上，陈余是被张耳拖下水的。。。

一看到陈胜造反，张耳带着陈余就找来了。

他们献上了一条“奇策”

张陈二人，献上的这个策略，跟之前的“隐忍战术”差不多

就是让陈胜别忙称王，等待天下大乱，然后称“帝”

可见这两知识分子，对王没啥兴趣，心里装的是“天下”

这可能是知识分子和实干人士的一个重大区别

陈胜不听，自封为楚王

注意：当初陈胜刚刚起兵的时候，借的是“扶苏、项燕”的名号

这个名号很奇怪，又是旧太子，又是楚国名流

他们更多的应该算是，被迫下注

就是说，陈胜一度具有秦朝和楚国的双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