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我今天的演讲主题是失败。在准备讲稿的时候，我意识到今天的听众肯定比我更了解失败。毕竟你们这些黑客平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想尽办法让系统失败不是吗？我当然不是说你们做人很失败了。我哪能那么说呢？（笑声）

正是失败造就了今天的我。我想简单讲一下这其中的曲折。我十岁那年就像所有十岁小孩一样迷上了魔术。我对魔术如此着迷，以至于在五年级三百名同学面前进行了公演，观众们一致起立喝彩。大受鼓舞的我再接再厉，在第二年筹备了一场更大规模的魔术演出。当时我挑的场下志愿者名叫大卫.萨克斯，根据表演要求，他要将双手放在背后让我铐住，然后使劲挣脱但是挣脱不出来。接着我则用同一副手铐铐住自己并且轻松挣脱。可是萨克斯一上来就挣脱了手铐（笑声），我的表演也就这样砸锅了。

我当时就是个十岁小孩，根本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变故。表演结束之后我就一直抽抽嗒嗒的，他则活像没事人一样。班主任勒雯女士问我怎么了，我哭着说（哭腔）：“萨克斯把我的魔术表演搞砸了！”老师又问萨克斯，“你把他怎么了？”萨克斯说：“干我什么事？”然后我骂他是个肥逼（笑声），他则一拳糊了我的熊脸。对不住了大卫。

1999年，我在多年从事广告特效制作之后获得了工业光魔公司的聘任。这段经历简直就像置身天堂一样美好，完全与我十二岁时的梦想一模一样。我和长久以来的偶像们成了同事，每天的工作就是修建太空飞船。从事特效工作的特点在于你总是要不断地承揽兼职工作，例如在晚上为百货商店橱窗搞搞装饰什么的，哪怕八小时以内你都有活干，因为你总得把下个月的房租挣出来。为工业光魔工作的副作用之一在于你只要开口说“我是工业光魔的员工”，人家就根本不会再看你的简历了，所有人都想当然地认为你是行家里手。于是一下子各种兼职机会铺天盖地压了过来，因为工业光魔本身就是兼职人员的集结地，大家都在做G型工作——G既代表政府（government）招标，也有飞来横财（gravy）的意思。与从事广告制作时相比，我的收入一下子翻了一倍。

有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旧金山有一项工作，而且此前遭到了很多人的回绝，因为大家都觉得时间不够。家得宝公司想要做一个庆祝旧金山棒球公园开门的橱窗展示，为期六周。橱窗里有一道围墙，要用自动投球机不断地将棒球投过墙去。我觉得自己是个机械达人，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于是打算试试身手。竞标的时候你自然希望把自己的出价尽可能向上提。家得宝希望这个项目能在五天之内完成。当天是星期一，他们需要在星期六一大早完工。换句话说你可以要双倍价钱。只不过我事先算了一下自己的工期，算出来了正常报价，又乘以二，可是还觉得不够高。有时候你提鼻子一闻就知道究竟该收多少钱。比方说这一次，当时市面上刚推出一款新型笔记本电脑（笑声），我看这台电脑的售价就很合适当做报价（笑声，掌声）。我这人还是很明白轻重缓急的。

于是我提出了我的报价。这是到那时为止我所提出过的最高报价。然后我就开工了。我找来了自动投球机与可调式继电器等等的零件，开始着手实现自动投球与回收的效果。这时我才意识到，假如球体在空间当中飞行的时候速度很慢，那么飞行轨迹就会十分复杂。高速飞行球体的轨迹其实重复性很强且很容易预测。但是低速飞行的轻质球体又是另一回事了，这样的轨迹很难预测，就算用很大的接球网也未必全都能接住。我发现每一百个球当中就会有一个球飞到接球网之外，换句话说在六周时间里这台装置每八分钟就要失灵一次。

于是我赶紧着手解决问题。佣金与笔记本电脑一直在我眼前晃悠，于是我咬紧牙关、手脚并用地朝着本周末的交付期限爬了过去。周四我熬了一夜，周五我又熬了一夜。周六早上——你们见没见过家得宝公司开新店的模式？他们每开一家新店都会连续很长时间二十四小时营业，直到把当地若干家小型建材商店挤兑关门为止，然后才切换回朝九晚五的常规营业时间（笑声），十年前他们在旧金山就是这么干的——我凌晨两点就赶到了家得宝，还顺手买了个路由器（笑声）——我其实根本用不着路由器，就是想体验一下凌晨两点购物的感觉（笑声）。

两天没合眼的我就这样来到了施工现场，满心以为自己一定能解决问题。一路上我不停地为自己打气。我已经很努力了。我都接手过五百多个广告了。我一定没问题。十三个小时的安装调试之后，我发现由于橱窗内部的空间条件限制，我的原型机在橱窗里的表现远远赶不上在工作室里面，能够投一百个球漏一个已经谢天谢地了，实际操作中的漏球率根本就是十比一。

大概晚上六点半的时候，来了个分管这项工作的年轻人。她问我：“怎么样了？”

我说：“怕是不行。”

我以前从来没有跟客户说过这句话。小姑娘当时就懵了。“什么？！”

“机械系统有问题，投球机只能运作五分钟，之后所有的球就都会投光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对这个问题已经想了很久了。我决心至少要把全额佣金的一部分拿到手。笔记本电脑与我拉开了距离，但是依然没有远去。我做好了返还一半佣金的思想准备。毕竟一开始这份工作谁都不愿接手，而我总也不希望过去几天的辛苦全都白费。

于是我说：“我会尽力弥补的。我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会给你两个方案，如果你看好了其中一个，我就在明天早上八点之前交付。”

这时候我妈、我姐姐、我老婆和刚降生的双胞胎正坐飞机来到旧金山与我共度周末。为了忙这项工作。我已经有整整三天没见过我的孩子了。我原本应该上机场接我妈，但是我却留在了家得宝的橱窗里修理投球机。

即便在当时，我依然以为最后那个小姑娘充其量只会对我说：“你得返还一部分佣金。”如果我的备用计划管用，我也很乐意返款三分之一。于是礼拜六我又在现场靠了一天。周日一大早，分管室内装潢的公司副总过来视察。“不错，不错，不错……那台投球机太烂了，赶紧搬走。”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一位工业光魔的同事。他的反应是：“老天，这么操蛋的事情我可从来没干过。”（笑声）真的吗？真的吗？你这么说我以后可是再不敢全心全意相信你了。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年半还多。回头来看，我觉得这段经历十分重要。我不喜欢与自以为从未失败过的人们共事，因为这种人都是潜在的猪队友。

1986年，我在纽约大学读了六个月的书，然后就辍学了。因为我们家的人都有不服管教的毛病。但是在此期间我结识了好几位要好的朋友，他们全都进入了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后来我在纽约又住了四年多，期间参与了好几次电影学院的影片制作。其中第一部大制作是我的朋友大卫.沃洛克的奇幻大片，片长长达三十分钟的《石像鬼与妖精》。全片在纽约市里多个废弃的男同色情片场取景（笑声）——我们之所以能进出这些片场是因为它们都是大卫他奶奶的产业（笑声），他们家的感恩节聚餐一定特别有意思——总之大卫和我谈了好几个月，他希望我担任美工总监。我和其他好几个人一起承担了美工工作，后来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成了好莱坞的美工总监。这是我的第一次参与这么大的项目，而且一切都很顺利。我们一共十六个人拍摄了两个礼拜的夜景，期间就住在一座废弃大楼里面，电源经常跳闸，然后我们就从隔壁楼房偷电，害得隔壁也跳闸。我们做出了了不得的特效，例如特别逼真的石像鬼翅膀。这部影片赢得了纽约大学电影节最佳艺术导演奖。

于是我就想，这一行干得过啊。我从前想过要当演员，杂耍艺人，魔术师，还有乐高积木设计师。现在看来干美工也挺不错的。于是我开始向各路朋友们推荐我自己。很快我的朋友盖比就找上了我。她正在担任一部实验电影的制片人。片名叫做《十键创伤》，主人公带着一顶特别难看的假发，结果他去自助银行提钱的时候遭到了ATM机的嘲笑。他们需要一座ATM隔间进行拍摄。这种八英尺乘十英尺的隔间虽然在纽约遍地都是，但是并不能满足拍摄条件。于是他们叫我造一座隔间。

这部电影的预算可谓是一笔巨款，足足有八百美金之多（笑声）。我以前从来没有盖过房子，也没造过取款机之类的道具。但是我自从五岁那年就开始造东西，只要有瓦楞纸就什么都能做出来。于是我就来到了位于布鲁克林的偏远拍摄地点，开始施工。这里是我一个朋友的住宅。首先我们需要地板。他家地面上铺满了地毯，我们找来了许多单面搭扣的塑胶墙砖，粘在地板上很牢靠，揭下来之后一点痕迹也没有。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

我以前从来没有盖过房子，但是中学的时候见过戏剧社的人搭布景。我找来了几块木板、三角架与帆布，开始搭房子。有人跟我说：“我们这里专门有人会画布景。”我说好吧，然后就转头去造ATM机了。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忙着将各种零件拼凑在一起，直到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我突然意识到，周六的时候剧组人员就要到齐了，而我这边还八字没一撇呢。特效界可能发生的问题全都让我赶上了。但是就像第一个故事里那样，我根本没想到要求助别人。我还是觉得我自己的本事完全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像第一个故事那样，我又从周三熬到了周六没合眼。顺便说一句，到了现场我才发现塑胶墙砖粘在地毯上之后对缝根本不齐，所以地板看上去就是一团糟。涂在帆布背景上的涂料使得帆布皱了起来，因为我不知道颜料里的成分是什么。我量错了好几个数字，结果ATM机根本装不进隔间里面去。

我就像个没头苍蝇一样转来转去，只是为了堵住别人的嘴，不让他们说我什么也没干。我已经六十个小时没睡觉了，完全被榨干了。结果有一位剧组人员按住我的肩膀说：“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你知道吗你？”我当时也是晕了头，随口来了一句印第安纳.琼斯的名言：“不知道啊，我随机应变就是了。”他觉得这话一点也不好笑（笑声），又把另一只手按在我另一边的肩膀上：“回家吧，这里不需要你了。”

于是我就回家了，感觉非常糟糕。我根本没参加两天以后的开拍。剧组成员凑合着用我那堆破烂拍了两个通宵，同时我则跑出去打了一炮，结果让他们发现了（笑声）。在熟人圈里讨生活就有这点不好。

到了下一周的周一，我返回片场去拿我的工具箱。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在纽约街头找到了一个皮革箱子（纽约街头什么稀奇东西都有），在里面塞满了工具。这个箱子内部有可伸缩的分层，想拿哪件工具都不用把其他工具全都拿出来。这是我的第一个工具箱，我非常喜欢。我回到片场之后，发现地面上用胶带粘着一张纸：“你的工具箱在我们手里，给盖比打电话。”（我们当时就是纽约城里一群十八九岁的孩子，彼此关系特别近。在这个时间段里，你与同伴之间的密切关系是这辈子任何其他人都比不了的。）

我当场就给盖比去了电话。她说：“你害死我了你知道不知道？跟人家为你作保的人可是我。导演为了筹钱在711便利店里打工整整五个月，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现在你把这笔钱都打水漂了，在镜头里一点都显现不出来。”接着她说了一句特别狠的狠话：“如果说你能做出什么事来说服我相信你这个人不能当朋友，你已经做出来了。现在带上所有的发票赶紧给老娘滚过来，我要看看你的每一分钱都是怎么花的。”

我给我父亲去了电话，一边说话一边抽抽嗒嗒的。我说我这辈子都不会感觉这么糟糕了。当然日后我还有过更糟糕的经历（笑声），但是到那时为止这件事的糟糕程度的确已经拔尖了。我父亲说：“木已成舟，你就继续前进吧。”这是我得到过的最重要的一条建议。于是我就去了盖比家里。我们两个有如神助一般居然当真把每一分钱的预算去向都搞清楚了。算账一共花了一个小时，期间我们除了账目什么也不说。我已经不是她的朋友了。然后她说：“剧组人员都在隔壁，他们想和你聊聊。”我心想完了，他们非得整死我不可。我觉得自己纯属活该，如果真能让他们修理一顿我反而会轻松很多，至少我可以赎罪了。

我还以为我一进门就会被人放倒在地，痛扁一顿，再被扔出来。结果我开门之后发现全体剧组成员共计二十二人围着四周墙壁坐了一圈，中间是一束聚光灯光柱，光柱里面放着一把空椅子（笑声）。我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我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至少这回我可见过大场面了。”（笑声）

我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事后有人说：“他坐下得倒是挺痛快。”是啊，我知道自己是来挨批斗的）。导演念了一张单子，上面大概有百十来件我在玩坏他的电影之前承诺要达成但是没有达成的效果。念这张单子足足花了二十五分钟，而且每当他提到到特别有料的内容，在场其他人都会起哄。我坐在聚光灯下，灯光打在我的脸上，根本看不见谁在说话。最后导演说：“你还想说点什么吗？”

我说：“我没什么可说的，你说得完全正确，一点都没有遗漏。我万分抱歉，我承担全部责任。我也知道这话没有意义。我现在的歉意比一般水平高出了五个数量级，而且我知道其中的每一个数量级都没有意义，为了这一点我也要道歉。”

我说完了之后现场沉静了一会儿，然后导演又开口了：“我说……哥们儿，我们真没别的意思。”（笑声）

多年以后一位心理医生指出了我在这方面的问题。我父亲是个脾气特别大的人。他发起脾气来是个人就要躲着走。因此我特别擅长在别人发脾气的时候躲着走。我就是随风摇摆的芦苇，宁弯不折。这几位的火气根本赶不上我父亲，自然也就应付不了我的躲着走神技。（这还真是没有意义的技能啊！（笑声））

这些失败教给了我什么教训呢？我是完全可能出错的，遇到问题要求助，犯错之后要继续前进。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经验。每一位家长都会告诉你，你给孩子们立规矩，他就会犯规矩。你给他们树起一面墙，他们就会把墙推倒。有一种流行理论我不知道是谁说的，说是儿童需要依靠边界来理解世界，如果你不给他们设定边界他们就会惊慌失措，没有安全感。儿童需要有人告诉他们限制在哪里。我想失败对我来说正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失败并没有帮助我理解世界的限制，但是的确帮我理解了自己的思维本能的限制。我这辈子都想成为一名杂而不精的多面手。在我看来，熟练工并不是不会犯错的人，而是能比你更早预见到即将出错并且及时采取预防措施的人；并不是说要与失败划清距离，而是要意识到失败是事物进程的固有组成部分。你要意识到自己必须要与失败共舞。有时候失败必然会迎头赶上，把你推向一塌糊涂的局面，而且长远看来这都无所谓。

我曾经在一些特别害怕失败的公司里工作过。如果有人搞砸了一项工作，就会有其他人冒出来为他善后。谁也不会告诉主管说某人搞砸了，只是公司员工队伍在无形之间增大了一点点。有些人在这样的公司里工作了二十年，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搞砸工作，因为从来没有人告诉他。我不信任从来没有失败过的人。

雷蒙德.钱德勒曾经写过一本《简单的谋杀艺术》，全篇都围绕着他笔下的主人公菲利普.马洛展开。在我看来，这本书与爱默生的《论自助》一起最为有力地彰显了为人处世的根本。在全书结尾，他列举了主人公的各种品质，包括良心宽广、自尊自敬、道德无愧等等。最后雷蒙德这样写道：“假如世界上到处都是他这样的人，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十分安全，但同时又不至于无聊得令人打算另寻安身之处。”这也是我为自己树立的人生目标。谢谢大家。

SkillsUSA的各位大家好。我非常高兴终于能够与大家见面。但是首先我要为自己的一再拖延而道歉。今晚我倒是没有来晚，但是大会主办人员早在八年前就联系过我。刚才在后台我还和别人聊了聊我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赶过来。我还做了一点笔记。我这人一般不喜欢用笔记，但是这上面写的都是很靠得住的理由。

《干尽苦差事》节目首映在2003年。2004年的时候，咱们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就联系上了我，问我愿不愿意过来出席全国代表大会。我说我当然愿意，但是我得先查查《苦差事》的拍摄日程。好巧不巧，2004年全国大会的时候我们要去内华达做节目。现场有内华达来的人吗？（欢呼声）那你们知不知道拉斯维加斯城外的养猪户鲍勃.科姆呢？2005年我原本能来的，但是我要去拉斯维加斯与鲍勃见面。鲍勃的工作是从城里各家赌场收集人们吃剩下的食物并且带回养猪场里。他建造了一座很大的机器，能够把人不吃的食物打成糊糊喂猪。吃这种糊糊的猪出栏率比别人家快一倍，而且他还顺便解决了拉斯维加斯的循环利用问题。不过养猪场里的臭味实在难以言喻。总之，2005年我没来的原因是我和鲍勃在一起，而且一身猪臭气。

第二年大会组织者又来联系我。我说没问题，先让我查查日程表，结果这一年我们要去俄亥俄州（欢呼声）。这次的活动可不一般，我们要去会见一位克里斯汀.斯坦福。我不知道那期节目有人看过没有，总之他们正在俄亥俄的普定湾研究蛇类。克里斯汀的工作很有趣，她从湖区捕捉野生水蛇并带回实验室，然后强迫它们呕吐。让蛇呕吐的方法就是像挤牙膏那样挤蛇。然后她就研究分析蛇嘴里挤出来的东西（因为她是个科学家），研究蛇的食谱模式，确定它们是否依旧面临灭绝的危险。总之2006年我没能来的原因是我和克里斯汀在一起，一身都是蛇的呕吐物。

2007年我打定主意一定要来，结果那一年我们要去堪萨斯。有堪萨斯来的人吗？（欢呼声）堪萨斯的哈钦森市有一座大型盐矿，一直延伸到五大湖区附近。《干尽苦差事》节目特别中意农业与矿业。我们下过金矿，也下过铜矿，还下过玄武岩矿。我在盐矿里呆了一天，学到了足够用一辈子还多的盐业知识。比方说你们知不知道历史上盐曾经比黄金还贵（为探索频道工作好几年之后难免攒上一大堆像这样的没用小常识）？因为古时候人们没有电力，不会制冰，只能用盐来保存食物。文明的存续全靠盐来维持。能下盐矿固然不错，可是这样一来我又不能和你们在一起了。

2008年我以为自己一定能来了，结果却接到了来自密歇根的电话。谁是从密歇根来的？（欢呼声）那一次我去了麦基诺大桥，爬到大桥最高处刷绿油漆。大桥的确是绿色的，但是要反复粉刷，一年到头一天都不能停。我沿着悬索爬到大桥顶端只为换灯泡。我从来没有爬得这么高过，结果把自己弄得一团糟。总之，这一次我之所以没来是因为当时我在麦基诺大桥顶上拉了一裤子。（笑声）

尽管在麦基诺大桥上吓得够呛，但是2009年我还是以为自己一定能来。结果这一年又要做节目，于是我去了夏威夷（欢呼声）。我在那里尝试了清洁高层建筑玻璃窗的工作。这集节目是最受观众欢迎的几集之一，因为观众们能看到我在节目当中像个小娃娃一样又哭又叫。夏威夷是全美国唯一一个用老式方法擦窗户的地方。你要坐在一块二乘四英尺的木板上——这块板子叫做葆森椅，他们不用脚手架——用绳子把你从楼顶放下去，你的一只手里拿着海绵，另一只手里拿着辊轮。你就这样一边擦窗户一边祈祷诸事顺利。我倒是没事，不过摄像师的头发和绳子绞在了一起，差点把他的头皮揭下来。总之2009年我之所以没来是因为我在夏威夷的急诊室里给摄像师陪床。

接下来的事情你们也应该能想到了。2010年我们去了内布拉斯加。谁是从内布拉斯加来的？（欢呼声）2010年我满心以为自己一定能来这里的，结果却等来了一件我好几年来一直想试一下的工作。说来也简单，就是给马路路面铺沥青。我一直想干干这件工作，因为这是基础设施的基础。于是我们就来到了某个内布拉斯加小镇，我都怀疑在地图上能不能找到这个地方。我们在华氏110度的高温下干了一天，摄像师中暑了，音响师中暑了，最后我也中暑了。总之2010年我之所以没来是因为我中暑了。

2011年，这一年太令人心碎了。我连过来开会的飞机票都订好了。结果我们到底还是去了北达科他。谁是从北达科他来的？（欢呼声）北达科他州的这次工作恰好是整套节目在美国本土拍摄的最后一项苦差事（欢呼声）。我们来到了迪金森市，这个城市有个特点特别不一般：这里的失业率居然是负百分之五。在迪金森工作的人居然比当地居民还多。我在那里的工作是修理手机信号塔。太阳下山了，高塔上只剩下你和摄制组，离地四百五十英尺，云层罩住了你，四面都在打雷闪电。总之2011年我之所以没来是因为我正在迪金森挨雷劈。

2012年我特别乐观，以为自己一定能来。结果电视台有人想出来一个好主意：要不然让《苦差事》出国转一圈吧。就去澳大利亚好了。于是我就去了澳大利亚。没有从澳大利亚来的人吧？（笑声）但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正在澳大利亚库伯匹底的一座蛋白石矿里面。又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但是全世界的蛋白石基本上都是从这里挖出来的。这是一份很有趣的工作，我也再次得到了大头朝下被人塞进狭小孔道的机会。不过这种事也是难免。

今年《干尽苦差事》终于功德圆满。我们拍摄了三百期节目，走遍了全国五十个州。就这样我终于来到了大家面前。（欢呼声，掌声）我要是真能说点有意义的东西就好了（笑声）。

开个玩笑而已。我想说的话的确很多。但是现在已经很晚了，所以我就长话短说一下。刚才我在后台听别人讲话，突然想到面向这群听众作报告有多困难。因为与全国其他人相比，今天在座的各位早就想明白了。多年以来以及今后很多年里我所要传达的信息就只有一条：那些爬大桥的工人，挖盐的矿工，养猪的农民，擦窗户的工人，他们其实过得都不错。

拉斯维加斯的鲍勃在节目播出之后接到了七千五百万的收购意向。他是个生意人。他在自家后院建造了猪食处理机。当然主要收购原因是因为养猪场的气味飘到了城里，但是关键在于他是个人生赢家。夏威夷的擦窗人迪诺十二年前还是个依靠擦窗来换取食物的流浪汉，今天他已经成立了拥有十五名雇员的公司，手里攥着清洁全岛高层建筑外窗的合同。他是个生意人。我在拍摄《苦差事》节目的这些年里所共事过的人们总是比外人的想象过得更好。这些故事全都能令人出乎意料，而且我足足有三百个这样的故事。但是今天这些故事我一个都不会讲，实际上我也不会谈论《苦差事》节目。今天我要说的话已经印在我的t恤衫上了：“不接地气”（profoundly disconnected）。

如果有人让我总结：“麦克，这些年你都学到了什么？”这么说吧。实耐宝公司的CEO曾经说过：“美国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欢呼声）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承认在这方面我有偏见。但是不得不说，我们当前确实有挑战有问题。问题并不存在于这个会场里面，而是存在于众多美国人的想法当中，他们对于“好工作”的定义有问题。

我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什么专家，只能本着过去八九年的所见所闻来谈这个问题。在我刚才提到的八个州以及没有提到的其他四十二个州，人们都在告诉我相同的事情：他们越来越难找到愿意学习技能的人，愿意熟练掌握技能的人，以及愿意一门心思苦干的人。你们这样的人非常不好找。我想知道为什么。

两年前我在某个机场下飞机，遇到一位穿制服的地勤人员。他对我说：“麦克，可算见着你了。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每到礼拜二晚上我就和老婆孩子一起看。我跟孩子说，就是因为这些从事苦差事的男男女女才有了我们的文明生活。这有多酷啊。”我十分心满意足，对他说十分感谢他的收看。结果走了几步之后又遇到一个人，和前一个人年龄差不多，穿着三件套西服。他对我说：“麦克，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每到每周周二我就和妻子与孩子一起收看。多亏了你的节目，我才能跟孩子说，你要是考不上大学就是这个下场。”（嘘声，倒彩）

作为一名在修养上全无瑕疵的绅士（笑声），我并没有当场告诉他其实你就是个傻X（笑声，热烈掌声）。我感谢他收看我的节目。《苦差事》节目只能反映观众已有的想法。想要用一档电视节目来改变他们的想法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三十秒钟的电视广告改变不了人们的想法一样。所以你究竟要怎样才能扭转这个人的观念呢？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么想呢？为什么美国人对于好工作的定义分歧如此巨大呢？有人说美国分成了保守派与自由派，共和党与民主党，红州与蓝州。但是在我看来美国的最大分歧存在于刚才那两个人之间。在我看来，我们迫切需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一场严肃谈话。我们都看了报纸大标题，知道失业率不断上升，但是同时所谓的技能鸿沟也正变得越来越宽。全国眼下有三百万个工作岗位无人应聘。一千二百万人失业，还有八百万人干脆放弃了找工作，但是依然还有三百万个工作岗位无人应聘。到底是为什么呢？

几个月前我又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碰到了一位在当地卡特彼勒分公司工作的女员工。我们两个畅谈了一番。她告诉我说，你可想不到如今公司里有二十个重型机械维修方面的空缺岗位。刚入职的人员大约能拿到四万至六万的年薪。工作几年积累经验并且拿到执业证书之后——申请证书都不用花钱——轻松就能拿到六位数。可就是这样他们照样招不到人。类似的故事不仅局限于卡特彼勒一家，全国各地的公司都在大费周章地寻找愿意学习技能并且卖力工作的人。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咱们国家有这么多不接地气的人呢？

我想讲一个关于我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在座的很多人都还没出生呢。当时是1979年，我还是个马里兰州巴尔迪摩市的十七岁高中生（欢呼声）——你们是巴尔迪摩来的吧。有一天学校里的学生顾问邓巴先生找我谈话。他想和我谈谈未来打算，并且循循善诱地建议我考取四年制大学文凭——我并不反对四年制文凭，最后我也的确考了一个。但是我当时情况不太好，第一没钱，第二也不知道自己打算干吗。所以我就和邓巴先生实话实说了，说我目前缺乏资金，也没有一定之规，在社区大学读一个两年制文凭也就行了。邓巴先生说：“麦克，你的潜力可不止于此。有了四年制文凭之后整个世界都会为你敞开大门的。”我们两个大眼瞪小眼地对视了一番，然后他指给我桌边的一幅海报。现在我也给你们看看（亮出海报）。画面左边的人拿着文凭，右边的人拿着扳手。他问我，“你想成为哪个人呢？”

别忘了当时是1979年。这张海报下面还有一条标语：“要巧干不要苦干”。（Work smart, not hard）这是当时大学招生宣传活动的一部分。这句标语你们以前听过吗？待会儿你们要是无聊的话就用谷歌搜索一下“要巧干不要苦干”，足足能找到上百条页面。还有拿着这条标语当做标题的书籍，打着这条标语旗号的“效率提升”会议（天知道是干什么的）。我认为“要巧干不要苦干”不仅是一句愚蠢的老生常谈，还是美国所接受过的最糟糕的建议。现在美国充满了这样的人，他们以为成功的关键在于巧干而不是苦干。1979年的大学需要公关运动。这幅海报也就挂满了全国各地的中学。效果十分明显，在接下来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大学入学率一路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却一蹶不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校里还会开设修车课、木工课或者铁艺课，现在都没有了。你们的组织取代了职业教育，SkillsUSA已经成为了技术世界里的结缔组织，因为社会已经不再重视技艺了。

还发生了什么事呢？随着时间流逝，大学生越来越多。成功的关键不就是这样吗？拿到四年制学历，接下来的事自然就水到渠成了。真滴么？我可说不好。现在有好多人拿着四年制文凭找不着工作，还有更多的人目前从事的工作与大学专业没有关系。最糟糕的是，许多人为了考取四年制学位花了大钱，如今债务缠身。我们现在足足有上万亿学生贷款没有收回来。我们正在将自己没有的钱借给永远也还不起的年轻人们，让他们为了早已不存在的工作岗位去学习。知道这种做法叫什么吗？这就叫不接地气。跟我一起念，不——接——地——气！（全场应和）

我在卡特彼勒公司的哥们告诉我，他们正在尽力解决这个问题，其他公司也都在各尽其能。我能做什么呢？你们知道我有多看重你们，你们知道自己清楚许多其他人都不清楚的事实，所以在这里我不打算拍你们的马屁，也不打算告诉你们已经取得了怎样的成绩。相反，我希望你们为我做一点事情。我希望你们能帮我将全世界最糟糕的建议改成另一条不那么愚蠢的建议。（亮出另一幅海报。）左边穿大学校服的这个家伙是我，右边这个人则是在我看来更加励志的角色。右边这个人不用偿付学生贷款。他有工作。他喜欢自己的工作。他接受了职业培训并且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左面这个人有学历，但是没有技能；他受过教育，但是没有受过培训。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工业化大环境令他手足无措。我真的很想知道，如果邓巴先生这样的学生顾问使用这样的海报，上面写着“要巧干也要苦干”（Work smart and hard），当前的局面会有什么变化。

这幅海报是我和卡特彼勒的哥们一起设计制作的。我还在下面用小字注明了为什么我认为原来的说辞是最糟糕的建议。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张海报，我们该拿它怎么办呢？我说我们把它挂起来，我说我们把它到处都挂起来（热烈掌声）。你们自己的生活已经不一样了，你们的家庭也将会因为你们而不一样。但是刚才我提到的在机场里遇到的第二个人，他就在会场外面。千百万像他一样的美国人正在会场外面。他们不理解你们为社会带来的价值，不理解过去九年来我在节目中呈现的各种工作的意义，他们与若干条基本真理严重脱节。我一个人肯定不能合拢目前的技能鸿沟，我也不知道我们一起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除非我们从根本对话层面下手，这一点是不会成真的。卡特彼勒公司和我一起设立了这个“不接地气”网站，登录网站就能领到一张这样的海报。如果你胆子够大的话，我倒要看看你们敢不敢回到自己毕业的中学，把这幅海报挂起来，找一个理解情况的老师或者学生顾问，让他们把这幅海报挂到教室里。拍一幅悬挂海报的照片发还给我。我会制作一份相册。也许若干年后人们会转而搜索“要巧干也要苦干”，然后他们会说：“哦，敢情这话的来头是这里。”

你们不仅具有自立与支持家庭的意志，我还号召你们更进一步，面向整个社会成为劳动的使节，宣扬真正有用的建议，改变现状，享受你们的工作。这个国家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但是我可以毫无偏见地说，美国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有你们。（掌声，欢呼声）

非常感谢，今天能来到这里和大家见面真是太好了。

首先我想先花一点时间和大家一起缅怀我们的好友克里斯托弗.希金斯，他的去世是我们的重大损失。尽管我们大概能猜到他对于今天的话题有什么看法，但是恐怕谁也想不出他能将这些看法表达得多么出色。这个人所拥有的风格、智慧与才学甚至超过了若干个文明的总和，具体是哪几家文明我这里就不点名了（笑声，掌声）。

今天我想谈论死亡。我原定的演讲题目是自由意志。我此前写过一本关于自由意志的书并且将其献给了希金斯。但是我担心今天到场的各位可能看过这本书或者听过我在Youtube上面做的相关报告（我建议大家在这两种做法中任选一种，因为自由意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混乱的理念，而这些理念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我决定今天转而讨论死亡，因为唯一能比“人没有自由意志”更压抑的题目可能就是“人固有一死”。所以我今天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压抑大家。顺便说一句，这样做并非出自我本人的自由意志（笑声）。

死亡的现实，或者说对于这一现实的否认，对于宗教信仰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死亡，宗教信仰的存在简直不可想象。实际上，从信众的角度看来，无神论就是为死亡张目的信仰，我们这些无神论者都是死亡的信徒，因为只有我们才认为死亡是真实的。其他理论要么回避死亡的问题，要么坚称死亡只是幻觉，只要积德行善或者信奉战神出身的上帝就可以在死后步入极乐世界。此生的一切不愉快与不方便都可以在来生获得解决。这种想法本身就已经清晰表明了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无神论辩称死后只是一场空，什么都没有，无忧无惧，重返出生之前的虚无状态。这条主张实际上很难理解，很多人都会将“无”误解为“有”，认为死亡就是漫长寂静的黑暗状态，听上去确实有点无聊。

假如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死后确是虚无，那么全世界一切宗教就都是错误的。但是假如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那么死亡就不成为问题，生命才是问题。假如没有上帝与死后永存的承诺，生命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当然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这是一段历时相当长的当务之急，但依然是当务之急。你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很多很糟糕的事情。无论你现在过得多么舒心，只要拿起报纸看一看就会发现情况完全可能截然相反，而且所有人到头来都要遭受厄运的纠缠。好好想想这一切有多么荒谬吧：你买了一台崭新的Ipad，打算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倾注在上面，但是制造这台美好设备的工人却生活在极其严苛的环境当中，以至于经常会走上跳楼自杀的绝路，迫使工厂不得不绕着大楼搭设保护网。我们有可能理解如此判若云泥的幸运与不幸吗？宗教就能理解这一点。一切都是命数或者上帝意旨使然。假如上帝想让我在单调乏味的工作环境里拼死拼活每小时挣几个美元，那我也只能逆来顺受。但是显然他对我另有安排，希望我拥有一台崭新的Ipad。哈利路亚！（笑声，掌声）

拒绝相信上帝就意味着无法依赖这种幻觉来抚慰自己。拒接相信上帝就意味着承认我们自己要承担改善这个世界的全部责任。这个世界的种种不足都不稀奇，因为我们今天刚刚才摆脱了千百年来的野蛮与蒙昧。从树上下到地面是很艰苦的，学会用后肢直立行走是很艰苦的，从石块、木棍与毛皮起家打造一个覆盖全球的技术文明体系更是很艰苦的。这就是进步，而进步总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家世向上追溯一百代人，无论你现在是怎样一位文明人，都难免遇到一位相信可以通过献祭头生子来控制天气的祖先。在座的某些人甚至都不用这么费事，只要回家和父母一起过圣诞节就行了（笑声，掌声）。

真正的进步仅仅是最近以来的事情，而宗教则一直把脚踩在刹车上。今天的美国依然存在着避孕正当性的争论，依然为了妇女是否有权节育而争论——不是堕胎，仅仅只是避孕而已。天主教教会竭力反对避孕，不惜战斗到最后一刻。这个全世界最富有的组织一方面臆想自己是完美无缺史上仅有的道德典范，另一方面却又包庇了一支由强奸儿童罪犯组成的大军，一方面保护他们免遭世俗司法调查，另一方面又将他们在各个教区之间轮换，方便他们寻觅新的受害者，最后还用今生的无尽诉讼与来世的地狱烈火来威胁受害者。将如此之多的人类精力投入到无谓的制造苦难当中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即便是在理应代表进步的发达国家，进步也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也都知道，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不太可能将这个世界建设成人间天堂，不太可能使其免遭侮辱、损害与死亡。我知道在座的有些人真心相信有一天我们可以治愈一切疾病乃至征服衰老，将意识上传到电脑当中。在我看来这基本上就是利用科学为宗教撑腰。我不知道在场各位当中有没有奇点理论的粉丝，但我本人确实不指望在最近几年就拥有能够上传意识的手机。我很希望自己是错的，但是并不抱太大指望。

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我们必然会遭遇死亡的现实以及与心爱之人的分离。而且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你尽管可以采取各种手段，将自己调养得永远健康。但是假如你活得足够长，那么早晚会有你所爱的人离你而去。早晚你会接到报丧的电话。实际上就连记忆都是靠不住的。我女儿今年三岁半，现在我回头再看一年以前的家庭录像都会感到极其陌生，惊讶于自己究竟遗忘了多少细节。似乎当时的她根本就是另外一个人。我们没有抓住过去的理想方式。实际上仔细想想，我们甚至都没有抓住过去的非理想方式。我们所拥有的仅仅是当下而已，记忆不过是当下浮现出来的想法而已。当下与Ipad牢牢地锁定了我们的意识。

那么无神论对于这种人类境遇有什么说法呢？无神论要如何帮助像我们一样的人以及比我们更加恐惧这种境遇以至于不惜自我欺骗的人呢？面对着害怕某个公元一世纪的木匠有可能听不见自己祈祷的众多人群，无神论要拿他们怎么样呢？单纯否定上帝存在的无神论确实无能为力。无神论能够纠正宗教当中的大量谬误，但是并不能提供恰当的替代品。这样的纠正确实很有必要，但是随之而来的空缺要由科学、艺术与哲学来填补。无神论自身仅仅是为了推进更高质量对话而清理场地的手段而已。我们的问题在于说服大多数人进行更高质量的对话。这是个政治问题，是个科学问题，是个人际沟通问题，也是个教育问题。但是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之所以不顾一切地相信可笑且导致分裂的理念，实际上都有着明显的情感原因。尽管从未明说，但是在我看来他们真正担心的其实就是死亡。比方说关于是否应当在学校里教授进化论的争议，我想说争议的核心就是死亡。宗教人士之所以反对进化论的唯一原因正是因为他们害怕假如圣典在人从哪里来的问题上出了错，那么在人到哪里去的问题上也难免出错。因此当你声称“只有傻子才会拒绝承认进化论并且相信宇宙只有三千年历史”的时候，在宗教信徒们听起来这番话等于是在说“只有傻子才会相信，你那个在车祸中丧生的女儿如今正在天堂里与上帝同享极乐”。

在我说完这个句子之前，世界某地的某人即将遭遇飞来横祸，成为明天报纸上的一条新闻。问题在于此类悲剧的当事人究竟要如何理解这一切。宗教为此提供了答案。这是个未经实证的坏答案，而且还伴随着诸多恶果——例如众多答案都声称唯独自己正确，彼此竞争你死我活，导致宗教冲突与政治宗派主义难以根除——但这毕竟是个答案，而且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需要这样的答案。今天与会的许多人之所以经常因为自己批判宗教的言论而遭到攻击，原因也就在这里。因为人们会为他人的悲恸而感到担心。许多通过攻击所谓的“新无神论者”而扬名立万的科学家与记者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他们正是担心其他人的悲恸。如果你的女儿死在了车祸之中，那么相信她正与耶稣同在天堂一定很能抚慰人心，任何其他信仰都起不到同样的抚慰效果。实际上这种效果甚至还会起到过犹不及的反作用。我听说过很多遭遇此类悲剧的宗教信徒的故事，他们由于相信往生来世，反而不能正面面对自己的悲痛。在他们看来过分悲痛未免有些令人尴尬，是信仰不坚定的体现。假如你真正相信自己的最爱之人此时正置身于一个更好的所在，而且你们很快就会再见面，那么还有什么好悲痛的呢？

我想我们都承认，无神论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不了真正的慰藉。并非意外的是，尽管无神论者乐意接受新的证据，但是世界观的更改并不能保证慰藉的一贯存在。当你不再相信圣诞老人之后，父母掏信用卡的动作与穿着睡衣为礼物打包的场景一定赶不上小精灵、雪橇与飞天驯鹿那样令人感到慰藉。当我们放弃宗教之后，我们所失去的并不是节假日、建筑、音乐、谦卑、壮丽与敬畏等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来取得，而不必在现实的本质问题上自欺或者欺骗子女，或者欺骗别人与他们的子女。真正失去的因素，真正不能取代的因素是在死亡面前的完全安心。如果我们想让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越过通向理性的桥梁到达彼岸，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大多数人平时都会尽力不去想死亡，但是在我们内心深处总有一点念头在提醒我们，眼前的一切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我们在内心深处都清楚，仅仅一个来自医生的电话就能使你毫无遮掩地面对自己与紧密之人的必死结局。我想今天在座的有些人已经遭遇过这个问题了。骤然间你就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迹，挣扎活命或者照顾挣扎活命的家人成为了全职工作。在这种时候，我们往往会意识到自己在一切正常时浪费了大量时间。这里不仅仅指的是消耗时间的具体方式，例如无休止的工作或者强迫性地检查电子邮件，而是说关注的重点从根子上就不对。我们正是为了这一点而感到后悔。一切正常的时候，我们年复一年只去关注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这种情况着实吊诡，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早晚都会有大彻大悟悔不当初的时候。早晚有一天，在你的弥留之际，或者在你的家人的弥留之际，回顾往昔的你会心想：“我都干了些什么呀！”我们这些无神论者才是真正有动机最大限度利用这一生的人。你知道这一点，但是你就像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乐呵呵地以为自己会永生不死。我们理所当然地将某部烂电影看了四遍，或者与配偶拌嘴不止。只有在永生的前提下这些举动才有意义。如果我们如此肆无忌惮地浪费自己的时间，那么天堂千万一定要存在。（掌声）

因此与宗教信徒相比，我们这些无神论者才当真有理由最大限度地利用此生，利用当下。因为就算你能活一百年，其中包含的日子也并不很多。那么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生命当中存在着真正神圣的东西吗？甚至于说这个问题本身有意义吗？这正是宗教信徒们的担心所在。我认为这些问题确实有意义，而且答案也确实存在。但是答案并非获取更多的信息，而是转换心态。我们确实有办法体验到生命的神圣之处而不必非得持有特定信仰——尤其是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的信仰。生活在当下的方法确实存在。现在就是一切。无论你觉得自己要为未来进行怎样趋利避害的打算，生活的现实都是当下此刻。这样说话听上去很像老生常谈，但却是事实。

当然在物理学角度上并没有所谓的“现在”，宇宙当中并不存在同时发生于地球与织女星座的事件。事实上即便从神经学角度来说，“现在”的定义也是很模糊的。我们知道信息输入大脑需要时间，意识当中存在不同层次。好比说用手摸鼻子，尽管我们觉得鼻子与手指同时有感觉，但是手指神经信号抵达大脑的时间一定晚于鼻子，无论你的胳膊有多短或者鼻子有多长都无所谓（笑声）。大脑将所有这些信号都导入了记忆缓冲区，从而创造了意识当中的共时性。换句话说，我们对于当下此刻的感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记忆了。但是从意识体验的角度来说，生活的真实永远是当下。这个事实很能将人们从重负当中解脱出来。事实上我认为，如果你想在此生获得幸福，理解这一事实的重要性高于一切。过去是记忆，是源自当下的想法。未来是预期，也是源自当下的想法。我们真正拥有的就只是此刻。

我们在大多数时候都会有意忘记、否认或者忽视这个事实。而且可怕的是我们在这方面非常成功。我们设法切断了自己与当下的联系，放弃了从当下获得满足的可能，满心盼望自己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获得幸福。但是未来永远不会来到。即便我们当真生活在当下，我们的目光也还是难免不自觉地越过当下的肩头，想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总想解决问题，但是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暂且将问题放下，享受当下生命当中真实的一切。

恒久智慧与老生常谈之间的界限确实有些难以划定。恐怕现在台下就有人正在笑话我乱灌心灵鸡汤。无论如何我都不愿意在五千多名无神论者的面前模仿老子（笑声）。但是如果我要进一步讨论这个关键问题，就必须要说一些你们以前肯定听过、但是因为宗教形而上学或者迷信的干扰而感到不屑一顾的言论。这不是进一步的新信息，而是心态的转变。你要改变自己体验当下的方式。谈论有意识体验其实也就是谈论死亡。如果说意识只是依赖大脑而存在的机能，那么死亡就是真实的，而一切宗教则都是虚假的。大多数人都会本能地反对这一命题，他们会觉得意识与肉体或多或少是不同的存在。当然质疑这种本能的理由也很充分。我们知道，内省对于内在生活的物质基础的理解极其差劲。我们的大脑有一千亿个细胞，每个脑细胞又与上千个其他细胞相连。一立方厘米脑组织当中的脑细胞连接在数量上就超过了银河系当中所有天体。但是我们完全无法通过内省来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说我们与内在生活的物质基础不是脱节了一点半点，而是根本不搭界。我平时经常考虑关于人类大脑的问题，但是却极少意识到我自己也长着一个大脑（笑声）。我们对于大脑的大部分活动都毫无觉察。很有必要在这种语境下谈论意识。意识就是一切。我们对于世界的体验，对于心爱之人的体验，全都是意识问题。无论意识的起源究竟是什么，真正重要的问题就只有一个：怎样才能真正完满地度过此生。考虑到此生必然终结，问题在于我们要如何创造出值得一过的人生。

我们都致力于寻求完满与解脱苦痛。这并不单纯意味着寻求尽可能愉悦与简单的生活。我们在此生当中所求的许多事物都必须在经历一番斗争之后才能上手，而且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学会了享受斗争。任何一位运动员都知道，某种类型的疼痛能够带来快感。抬举重物导致的肌肉灼烧感如果是某种疾病的症状就根本无法忍受。但是因为这种痛苦发生在高强度锻炼之后，意味着身体素质的提升，所以很多人都学会了享受这种痛苦。因此我们审视某种感官刺激所使用的概念镜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于这种刺激的感受，即便是十分强大的刺激也不例外。许多事例都能够表明，对于某种体验的思考能够改变这种体验的性质，上述情况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说我们用来限定当下的思考框架十分重要，因为这个框架能够有效地影响我们对于当下的感受。但是我们还可以抛开明显的框架，用更直接的方式来体验生命。我们可以极度关注当下，以至于不会采取任何举动对其加以干扰。这种做法也是有诀窍的，我想拿你们试验一下。

请闭上双眼并且尽可能坐得舒服一点。

感受一下自己如何坐在椅子上。

深呼吸几次，让重力将你自然而然地贴在椅子上。

请自然呼吸。

请感受坐着的感觉，感受自己的体重，手臂与双腿的重量。感受后背与双腿靠在椅子上的感觉。

请关注身体的一切感觉，无论是震动、压力、温度、张力还是酸痛。尽可能密切地感受这一切。

现在请逐渐感受呼吸。无论是鼻尖的气流，还是胸腔或者腹腔的上下起伏。请关注这些感觉与每一次吸气呼气之间的关系。

没有必要刻意控制呼吸，随意即可。

试着关注下一次吸气，从开始吸气到吸完为止，关注整个过程。下一次呼气同法办理。

倾听房间里的声音，让心智成为开放空间，任凭声音与感知起落生灭。

没有必要咬紧牙关集中精力，任其自然就好，只需要注意到能够注意到的感觉就行了。

没有必要主动迎合，只需要放松等待下一个感觉，下一个声音。

现在看看能不能进一步集中精力。你可以借此穿过概念的隔膜。现在专心感受双手的感觉。

如果你足够专心，就会发现自己其实感知不到双手的形状。你的脑海中存在着关于双手形状的图像，但是如果你足够专心，就只会感到刺痛、震动、压力等感受，一团弥散开来的感受之云。试着专注感受双手，直到它们失去形状为止。

对于身体其他部分也同法办理，使其扩散成一团感知之云。感知所有新感觉的产生。

感知你的头部与面部。你可能会觉得意识此刻就存在于头部当中或者面部后面。但是从体验的角度来说，这只是意识产生的感觉而已。你的面部与头部存在的唯一证据就是此刻你的意识当中产生的感受。

感受当前的情绪，是否感到躁动或者厌倦。将这些情绪当成意识的感知对象。感受自己的心态。如果感到困倦，也要留心感受。感受面部与眼部的感觉。

声音与感觉正在意识的开放空间里回荡。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假如你持续关注感觉，你就意识不到自己其实正在思考。当你意识到自己正在思考的时候，也请将这个念头当成意识的感知对象。如果是视觉图像，就去看；如果是语言，就去想。然后重新关注感觉。

我还要再继续一会儿，所以现在从头再来一遍，就好像第一遍那样。感受每一次呼吸。

好的，现在大家可以睁眼了。现在你们很容易就会觉得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刚才你还在头脑内部关注内在自我，现在你又再次回到了世界当中。但是其实任何根本性的变化都没有发生。你睁眼以后看到的世界与闭眼时候感知到的世界是同一个。区别仅仅在意识层面上。我不是说这个世界不真实，而是说从你的个人体验的角度来看，与其说你的意识存在于这个房间当中，倒不如说我本人以及其他人都存在于你的意识当中。再打个比方，请想象我的手中现在拿着一大块钻石，在我的手中投射钻石的影像。如果你们的观想能力特别强，那么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了。就算你不擅长观想，也总能投射某种影像，造成某种改变。现在把钻石换成西红柿吧。有谁在观想过程中感到了某种变化，请举手。有谁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也请举手（笑声）。

我其实已经进入了你的大脑，在场的所有人都进入了你的大脑。我的意识正在影响你的意识。你对于自己身体、心智以至于外部世界的感知只能出现在有意识的体验当中。我不是说你现在正在做梦，但是从神经学角度来说这种体验与做梦其实很相似，区别在于前者受制于外部信息的输入，晚上做的梦则不受限制，所以在晚上的梦里怎么作死都不会死（笑声）。但是你的心智就是你的一切，是你曾经拥有过的一切，也是你能提供给他人的一切。

考虑到你的生活还有很多其他需要关注的方面，例如你可能需要求职或者看病，这种说法听上去可能有些不近人情。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如果你从来都是愤怒、抑郁、困惑或者冷漠的人，那么无论你取得了怎样的成功，遇到了什么人，你都无法享受一点半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开列一张清单，写满自己想要完成或者想要改变的事情。这张单子上的条目的重要性究竟有多大呢？每一条条目似乎都承诺，只要你将其成功完成，就有理由在当下感到快乐。我们都在寻求返回当下的路径，寻求在当下感到快乐的理由。刚才我向大家展示的冥想技巧（一般称为“有意识冥想”）正是达成这一点的诀窍。这种冥想使得我们可以在哪怕只有短短一刻的时间里关注当下的满足感。

当然我不是说你那张单子上的所有条目都是可笑或者不值得完成的。但是为了获得令你满意的将来，你究竟甘愿忍受怎样不满意的现在呢？你究竟甘愿怎样闷闷不乐呢？你究竟甘愿承受怎样的压力呢？你究竟甘愿成为一个怎样不招人待见的人呢？如果你整天都只想着自己干了什么，应该干什么，或者假如条件允许的话本来可能干成什么，那你必然与生活失之交臂，必然无法与他人建立联系。其他人说话的时候你只会干等着他们闭嘴，好说你想说的话。甚至就在现在这种只需要听话而不需要说话的场合，你还是在一刻不停地与自己对话。你的头脑当中有一个不住嘴的声音。

这场每天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自我对话伴随着很高的代价。我不是说信马由缰的发散性思考没有必要或者没有好处，但是我们所遭受的大部分痛苦正是通过这种机制来折磨我们的：悲伤，自我怀疑，焦虑，恐惧——尤其是对于死亡的恐惧。思考是有益的，但是一味沉湎于思考当中，以至于沦为下一个即将出现的想法的人质就有害无益了。我认为这就是在理性范畴当中消解死亡恐惧与失落悔恨的良方。生活的意义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为什么要在求存之余形成文化并与他人建立联系呢？因为我们想要创作或者修复一个心智愿意侧身其中的世界。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意识到了宗教并不是达成这一点的良好手段。因此我们有必要开启一场全新的谈话。谢谢大家。（掌声）

• 宗教与主席路线的区别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3988266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感谢到场的各位，感谢组织本次大会的志愿者，感谢大会的邀请。我可以放心地告诉大家我现在十分紧张。不是因为你们而感到紧张，而是因为这个场面对我来说很新鲜，而且我们都知道，新鲜事物理应成为恐惧的对象（笑声）。为了让各位宽心，我还可以向大家保证我今天前来不是为了推进任何政治、社会或者环境纲领。我是个无纲一身轻的人。我不想拯救河流，不想拯救海湾，不想拯救鲸鱼，不想拯救大峡谷，不想拯救湿地，不想拯救雨林，不想拯救长翅膀的小矮人等等。我尤其不想拯救儿童（笑声），因为那些个玩意儿当中的大部分实在不值得我费心——说句不该说的话，那帮小兔崽子早就没药救了。我没兴趣解放这个，抵制那个，预防随便什么，不过确实很有兴趣把今天的午饭憋在嘴里别吐出来（笑声）。我拒绝代表任何社会活动，拒绝佩戴任何颜色的袖章。你不妨认为我今天的唯一目的就是帮助大家更好的定义“混不吝”这个词（笑声）。不过我确实相信很多东西，但是其中排名最高的是友谊，亲情与浪漫的爱情。我相信这三样能够辅助你走过漫长的旅程。说句实话，迄今为止我只为一项事业贡献过自己的时间。这是一家成就斐然的小型机构，名叫圣安东尼丑挫人士康复中心（笑声）。这家机构还有几家姊妹组织，例如罗切斯特呆毛之家，新英格兰慢性脑残疗养院，还有天主教会“一年不如一年”症候群诊疗中心（笑声）。

在进一步深入之前，我想先谈一下我自己，与大家拉进一下关系，创造更为缓和的气氛。本着开诚布公的精神，我要向大家坦白我与报业之间颇为牵强的关系。更确切的说，是我家里人与报业有关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父亲曾经为报纸推销广告版面，他是全国业绩最好的两三个推销员之一。他从《费城美国人》跳槽到了《费城公告报》，最终成为了《纽约太阳报》广告部的主管。他也为《纽约邮报》干过一段时间。用我妈的话来说，当时的《纽约邮报》“还是份正经报纸，不是共产党的满嘴胡吣”（笑声）——在座各位可能还记得，在《纽约邮报》沦为今天的法西斯主义满嘴胡吣之前曾经是共产主义满嘴胡吣，再早一点还曾经是统治阶层满嘴胡吣，这就是我父亲的任职时期。我母亲是《费城公告报》纽约办公室的主管，后来分管了《赫兹》杂志的家政版面——当时的杂志也“还是份正经杂志”（笑声）。

我们家里还有一个人也和报业有关系而且很值得说一说，这就是我的姨妈艾吉。正是因为她我才成为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艾吉姨妈也在《赫兹》杂志工作，但是她负责每周漫画版面。她不仅每周都能给我把最新漫画带回来，而且在时间上总能提前四期（笑声）。我总能提前拿到还没上市的漫画，我想你们也能够意识到这份特权为我在学校操场上挣来了怎样的地位。提前好几周，我就能准确预测洞魔术师曼德里克如何绝处逢生逃出失落的洞穴，或者详细描述孤儿小安妮又将遇到怎样纯属活该的打击。今天听起来或许算不得什么，但是在电视普及之前，对于一个八岁小孩来说，这就是无法想象的强大权力。当然也要小心，不能滥用预测能力，更不能让任何其他孩子知道你的艾吉姨妈究竟有一份怎样了不起的工作。

我们有一点共同之处：我们的工作都是与语言打交道。所以我想向你们提几条我在语言方面的抱怨。倒不是说这些问题是你们引起的，尽管你们肯定撇不清关系（笑声）。也不是说你们愿意这样，主要还是受访人的责任，例如政客、律师与明星等等。尽管这帮人的虚伪程度令人瞠目，但是听他们说话还是很有意思的。听华盛顿说话尤其有意思。每每有人谈到“任期限制”的时候，我都说我只关心政客的套话什么时候才能期满卸任。政客说话都很小心，以免当真说出什么东西来。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现在都不“说话”（say）了，而是“指出”（indicate）。“正如我昨天指出的那样……”“正如总统向我指出的那样……”。有时候他们不“指出”，而是“认为”（suggest），“我认为，正如我昨天指出的那样（笑声），我尚未达成决意。”他们不再“决定”（decide）而是“决意”（determine）。在真正严肃的问题上他们要做出“判断”（judgement）。“我尚未做出判断，等到听证会结束后我将会做出判断。”他们还会进行“预估”（assessment）。“根据预估，我尚未达成决意。做出决意之后我会告知你的。”他们不会“告诉”（tell），只会“告知”（advise）。“我告知他我已经做出了判断，目前他还没有回应。”他们不会“回答”（answer），只会“回应”（respond）。“他还没有对我的倡议做出回应。”“倡议”就是屁用不顶的主意（笑声）。“等他回应的我的倡议，我将会审视他的回应，采取立场并且做出推荐。”他们不会“阅读”（read），只会“审视”（review），不会形成“观点”（opinion），只会“采取立场”（take a position），不会给出“建议”（advise），只会进行“推荐”（recommendation）。因此直到最后，直到每个人都对其他人的倡议做出了回应、每个人都审视了其他人的回应、每个人都采取了立场、做出了判断、进行了推荐之后——现在他们终于不得不干点实事了（笑声）。但是这样做过于直来直去，因此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address the problem）（笑声）。“我们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很快就会正式进行。”“进行”（be proceeding）在华盛顿可是头等大事。“我们正在进行。”“我们正在推进。”参议员先生，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我们正在推进。”他们自己要是没有“推进”（move forward），就去推进别的什么，例如“进程”（process）。“我们要推进进程，借以落实倡议所需的先决条件（笑声），从而应对当前挑战。”如今已经没有“问题”（problem）了，全都是“挑战”（challenge）。所以我们才需要能够做出“困难抉择”（tough decision）的人，例如我的“核心价值”（core value）能够换来多少“软性捐款”（soft money）（笑声，掌声），好让我保住我在政府里的工作。当然任何一位政客都不会说出“在政府里工作”这样没品位的话来，他们都在“为国家服务”。还有另一个经常遭到扭曲的词汇是“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你觉得美国怎么样？饮食很不错，但是公共服务烂透了。

我问你们一件事：你们觉得会不会有哪位政客判断力如此差劲，以至于当真以为自己在为国家服务呢？这样说来，他是否偶尔当真会被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操感动一小下呢？当然这种情况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是不可避免的，他也正是在这种时候才发挥得最出色。正是在这种时候他才会把压箱底的货色都拿出来，例如“我们这片伟大的土地”、“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等等。至于在军事危机期间，你可以打包票肯定会有一个西装革履的家伙跳到摄像机镜头前面大谈什么“全世界最为强大的国家”。在和平时期，政客们一般将军队称作“驻扎在世界各地的年轻男女们”。等到当真开战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成了“在世界另一端英勇作战的年轻男女们，他们甚至无法念出驻扎地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再次见到家乡的亲人”。为了增强感情色彩，“祖国儿女”总可以拿来替换“年轻男女”。从军队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妨认为衡量某位政客虚伪程度的标准在于军队的驻扎地点在他的演讲中距离美国本土有多远，以及军人们能不能念出当地地名（笑声）。还有另一种类似的感情表达方式：“我们将英勇的年轻男女派遣到了半个世界以外，一般美国人根本无法从地图上找到他们的驻扎地点。”我始终觉得这种情况很有趣并且有些反常，一位政客居然会专门花费气力指出一般美国人的智识水平有多么低下（笑声），尽管他本人正是仰赖这一点才能保住工作。这句话顺便打了另一句经典文宣的脸：“美国人民的聪明才智远远超过一般人的认识。”但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在于后者应该从后往前倒着说才算正确（笑声）。

但是政客们——愿上帝（或者别的随便什么玩意儿）保佑他们——在他们自己遇到麻烦的时候表现得最为精彩。起手式一般是“沟通不畅”。“参议员先生，您犯了什么错误？”“咳，不过是沟通不畅而已。”下一招是“断章取义”，“我的讲话遭到了断章取义。”更有效且更讽刺的说法还有“他们扭曲了我的发言”。像这种整天以折磨语言为常事的家伙居然也好意思说别人扭曲了他的发言（笑声）。随着争议愈演愈烈，他的招数也随之升级，“整个事件遭到了过分的夸大”。从来都是整个事件遭到了夸大，谁也没有承认过仅仅是事件当中的一小部分遭到了夸大。现在他也产生了危机感。随着时间推移与证据不断出现，他也改了口风：“我们一定要一查到底。”一下子就站到了法律与秩序的阵营里。“我们一定要一查到底，将事件真相暴露在美国人民面前。”“美国人民”总有锦上添花之妙。他甚至还会说“我相信美国人民是公正的”——这个货显然有猫腻（笑声）。直到最后一切水落石出之际他还会用不染俗尘的被动语态来上一句“错误已然铸成”。别老盯着我，这个错误大概是我的办公室里的随便哪一位“铸成”的。局势一泻千里，“尚无确切证据”很快就取代了“错误已然铸成”，然后就是“尚无人公开承认”、“我终将重获清白”、“我信任美国司法体系”等等，最后还有尘埃落定之前的信号：“难道无罪推定原则已经不成立了吗？”（笑声，掌声）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接下来我们就会听他说道：“我现在只想放下包袱，继续生活。”这句话已经用烂了，各行各业的人如今都在说。一般说这种话的人都干了什么好说不好听的事情。“的确，我掐死了我老婆，放火烧了房子，把我儿子卖给了人贩子。但是现在我只想放下包袱，继续生活。”（笑声，掌声）我觉得美国目前的问题就在于放下包袱继续生活的人太多了，很需要来几个敢于自杀谢罪、敢于在新闻发布会上拿出大刀捅死自己的家伙来调节一下气氛（笑声）。就我个人来说，我希望把“我现在只想放下包袱，继续生活”这档子事放下来继续生活。我再说一遍：我希望把“我现在只想放下包袱，继续生活”这档子事放下来继续生活。最后再说一句，我希望在地狱里为那些最近才“决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们专门开设一个位置。他们还真以为自己发现了什么新鲜事物呢。“他决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了，真是太了不起了！”少来这一套，你先替我的行为承担一下责任再说吧，顺便也帮我把离婚赡养费、汽车按揭还有赌债都承担一下（笑声）。

暂时把华盛顿放在一边，继续抱怨一般性的语言问题。我想抱怨一下美国人滥用委婉语的做法。我认为美国人不太擅长应对现实生活，因此发明了各种软性语言来保护自己。而且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还是一代更甚一代。比方说在一战的时候，士兵因为作战而精神崩溃或者濒临崩溃的症状广为人知，这种症状被人称作“炮弹休克”（shell shock）简单直接有力，听上去简直就像枪炮声一样干脆。这还是八十年前的事。整整一代人过去了，到了二战的时候，同样的症状就成为了“战斗疲劳”（battle fatigue），听上去大约少了点意思，“疲劳”的冲击力总没有“休克”那么强。等到朝鲜战争的时候，医药利润扶摇直上，这个症状又成了“行动性倦怠”（operational exhaustion），人性的因素完全被抹去了，完全的公事公办态度，听上去倒像是形容汽车故障的术语。等到越战的时候，考虑到这场战争始终被谎言包裹，这一症状被人称作“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也就不奇怪了。术语掩盖了一切痛苦。我打赌，如果我们今天依然沿用“炮弹休克”的说法，许多越战老兵也不至于得不到应有的关注。软性语言吸光了语言本应有的活力。而且这一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我再举几个没这么极端的、我亲身经历过的例子。“卫生纸”成了“纸巾”——谁也没征求过我的意见，就这么着了；“运动鞋”成了“跑鞋”；“汽车旅馆”成了“司机之家”；“拖车”成了“活动住宅”，“休息区”成了“旅途广场”；“旧车”成了“二手交通工具”；“剪指甲”成了“手部技术护理”；“店员”成了“产品专员”与“营销代表”；“职员”成了“员工”；“制服”成了“职业服装”；“保姆”成了“家政人员”；“清洁工”成了“客房保洁”；“信息”成了“辅助性条目”；“药品”成了“医药用品”；“垃圾站”成了“填埋场”；“赌博”成了“博彩”；“上床”成了“婚前同居”；“再来一个”成了“返场”；“攀登架”成了“管架锻炼器材”（笑声）；“打老婆”成了“间歇性爆发式情绪异常”（笑声）；“便秘”变成了“偶发性肠道蠕动失调”（笑声）。“雨林”与“湿地”之所以得到应用是因为环保份子们发现老百姓不愿意为了拯救“丛林”与“沼泽地”向他们捐款（笑声，掌声）。这都是过去三十年里的事情。我年轻的时候，谁要是生了病就去医院看医生，现在保健维护组织则会将他们打发到健康中心去咨询医疗服务供应专员。过去穷人住在贫民区，现在经济地位低下人口居住在内城低标准住房群里面。

当然要想把委婉语的问题说透彻就不能回避最重大的禁忌。也就是死亡。曾几何时，老人死了以后，送葬人会把尸体装进棺材里，我们在殡仪馆摆上花束，最后看一眼死者，葬礼之后他们把死人装上灵车，拉到公墓，埋进墓穴。现在呢，在一位高龄人士逝世之后，殡仪员会将遗体盛入灵柩，我们在安眠厅敬献鲜花，丧仪主管负责协调吊唁，吊唁之后葬礼专用车辆将逝者送到安息园，将他的遗体安葬在长眠之所。这种话听多了真有点让人想吐——或者说非自愿胃容物喷溅（笑声）。

如果说这些语言让你想到了所谓政治正确的问题，那咱们算是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心存愧疚的白人自由派的游乐场里查探一番吧。近年来政治正确人士们发现了不少新方法来掩盖事实，从而让别人尤其是少数族裔感觉好一点。其中有一种用法叫做“碰巧是……”。“他碰巧是个黑人。”“我有个朋友碰巧是黑人。”是啊是啊，我们都懂的，身为黑人就和赶上交通事故一样都是碰巧的。他是不是碰巧赶上了一对黑人爹妈？还真让你说着了（笑声）。他爹妈碰巧还上床了吧？没错就是这么回事（笑声）。那你怎么还这么意外呢？（笑声）如果说他爹妈是黑人，他却是斯堪的纳维亚人，那才真是碰巧了呢！另一个最近时兴的说法叫“公开的”。“我有个朋友是个公开的同性恋。”但是“公开的”只能用来形容同性恋。你可不会说某人“是个公开的黑人”，或者詹姆斯.布朗（著名灵歌歌手，曾于1968年发布单曲《大声说“我是黑人，我为此骄傲”》——译注）是个例外吧（笑声）。还有路易斯.法拉肯（黑人宗教运动“伊斯兰之国”领导人——译注），法拉肯也是公开的黑人。科林.鲍威尔（小布什政府第一任国务卿——译注）不是公开的黑人，鲍威尔是公开的白人，只不过碰巧是个黑人（笑声，掌声）。

话既然说到这儿了，“城市的”这个词什么时候跟“黑人”扯上关系了？是不是趁我睡觉的时候整出来这么一出？“城市风格”、“城市音乐”什么的。谁也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我没有受到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甚至就连明信片都没有收到。这也无所谓，我大人不记小人过。现在我来说一下我如何称呼少数群体的问题。首先我说“黑人”这个词，因为大部分黑人都更接受这个词。不能说“有色人种”，因为这种说法首先不真诚，其次侮辱人。而且“有色”一词实在有些靠不住，白人就没有颜色吗？莫非白人是“无色人种”吗？粉色难道不算颜色吗？白人的肤色其实也不是白色的，而是粉色、橄榄色或者米色的。换句话说白人也是“有色人种”（笑声）。话又说回来，黑人的肤色也不是黑色的，而是深浅各异的棕色与褐色。我见过不少最浅肤色的黑人比最深肤色的白人还白净呢。印度人又怎么说呢？他们的肤色是深褐色，按照人种学却要算成白人。谁能给我拿张比色表看看？（笑声）总之“有色人种”非但没有增进人们的理解，反而造成了混淆视听的后果。你要怎么称呼胖人呢？“大尺码人群”？我同样不用“非裔美国人”这个词，因为太拗口了。“非裔”是什么意思？这里究竟指的是非洲哪个部分？埃及吗？可是埃及人不是黑人啊，他们和印度人一样都是深肤色白人。那么为什么加入美国籍的埃及人不能自称为“非裔美国人”呢？还有南非也是一样。如果一名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加入了美国籍，他能不能自称“非裔美国人”呢（笑声）？哪怕只是为了给黑人添堵（笑声）？出生在南非的黑人加入美国国籍之后又怎么说呢？他究竟是“非裔美国人”还是“南非裔美国人”呢？又或者说其实他是“南非裔美国籍非裔美国人”呢（笑声）？这一切不过是自由派的无聊标签而已。我认为我们应当尽量减少而不是增多将彼此分裂开来的标签。

再来说一下印第安人的问题。我管他们叫印第安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印第安人。首先“印第安人”（Indian）这个词的来历并不是1492年哥伦布来到北美时误以为自己找到了印度，因为当时欧洲人将印度称作印度斯坦（Hindustan）。哥伦布是意大利人，西班牙语说得很差，他将印第安人称作una gente in Dios，“上帝之民”，in Dios才是“印第安人”一词的来源，从词源看来这个词是很高贵的。“土著美国人”这个词在我看来太别扭了。首先他们不是“土著”，而是沿着白令陆桥从亚洲迁徙过来的。实际上全世界就没有土著，所有人都是从其他地方来的，如果说真有土著人，那他们如今还呆在非洲大裂谷里面呢。我们全都是过客。至于“美国人”呢？我们窃取了人家的土地，消灭了五百多种文化，杀了两千万人，把幸存者赶到了荒无人烟的恶土，最后作为额外优惠还用我们自己来给他们命名！（笑声）实际上大多数印第安人都觉得“土著美国人”的说法侮辱了他们。如果你真想和他们拉近关系，最好使用他们的部族名称，例如托尼人、莫霍克人，纳瓦霍人等等。

为了让你们更不舒服一点，下面还有几个当代语言遭到折磨旨在软化现实粉饰太平的例证。现在已经没有瘸子了，而且以前也从来没有过瘸子，只有残障人士。瘸子不是个难听的词，耶稣就治愈过好几个瘸子。他可没有针对残障人士提供身体机能恢复策略（笑声）。我们面对“肥胖”这个词的态度也一直有问题。我用“胖人”这个词，因为他们就是胖人。他们不是“大号身材”，不是“臃肿”，不是“圆滚滚”，更不是“骨架子大”——恐龙才骨架子大呢！而且他们也不见得是“肥胖症患者”，这是个医学术语。“超重”意味着存在正确体重，但其实不存在。“长得沉”误导性太强，航空母舰也长得沉，但是却不胖。只有人才会胖，所以他们是胖人，不是“体重类残障人士”（笑声）。我不会因为管胖人叫胖人而道歉，这不是人身攻击，不是侮辱，只是对于事实的描述。我很不喜欢委婉语。我希望以事物的本来面目称呼他们，不愿意满足某些人一厢情愿的臆想。侏儒就是侏儒，不是“小人儿”，婴儿才是小人儿呢。管侏儒叫“小人儿”他们也长不高。我也希望他们的生活不必这么不方便，走到哪里都得盯着别人的裤裆（笑声）。但是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我也不愿打马虎眼。还有人半开玩笑地管侏儒叫做“垂直不便人士”，你说得那是走钢丝的杂技演员还有修建帝国大厦的建筑工人。侏儒不是骂人的话。

我知道我的时间有点长了，不过在结束之前我还想念一首我最近创作的诗作——有种就过来堵我的嘴！（笑声）这首诗名叫《我是新千年之人》（I am the Man of the Millennium），集中总结了一下我们现在常用的语言：

“我是新千年之人，全数字化不抽烟。我会内置、会外包、能上传、懂下载。我的硬盘里装着软件，一个纳秒能传输十亿字节。我经过厂家认证、包退包换、功能齐全、经久耐用而且生态友好。我产出下降但是收入上升，我晒黑了，我保养好了，市场表现认可了，我方便用户且不耐乳糖。我是多样化、多元化、后现代的解构主义者，我是尖端、高端、超概念的愤怒成瘾者，我的非婚生子女整天给我寄恐吓信。我是个大男子主义者，整天吃β受体阻滞剂。我既能脚踏实地又能心存高远。我既能神出鬼没又能气象万千。我拿着硬钞票，搞着软贿赂，盯着现金流。我走在时代前列，不断开拓进取。我紧跟潮流、紧跟时事、紧跟热点但是远离毒品。我既喜欢午休又喜欢晚宴，我雇了导购、请了导游，当了导演，难免倒霉。我吃垃圾食品、买垃圾债券、看垃圾节目、玩垃圾运动。我让智能炸弹炸成了智力低下。我否认现实，我休养生息，我原地转圈，我不切实际。我是掌握高科技的矮矬穷，政治不正确，生态不正确，解剖学也不正确。我只有入门水平却没有退出策略。租金低廉但养护昂贵，高端大气又平易近人。我进大商城逛小超市，开小面包车买微波炉。我眼高于顶又不信宗教，情感匮乏又紧跟市场。我是老牌新浪潮人物，我是个性别明确声控热感应资本密集信仰坚定工作为先但是绝不选边的人。我经常上线，我没有下限，我整天脱线。我拼命干活拼命玩。每一顿午餐都是最后的晚餐。”谢谢大家。（掌声）

刚开始看这个帖子的时候没意识到这个乔治 卡林是谁，当看到“我不想拯救河流，不想拯救海湾，不想拯救鲸鱼，不想拯救大峡谷，不想拯救湿地，不想拯救雨林，不想拯救长翅膀的小矮人等等。我尤其不想拯救儿童。。。”突然意识到这是George Carlin，那个stand up comedy天才，犀利的社会批评家。他对现代语言和社会现象的批判尖刻而睿智。对我来说非常遗憾的是直到他去世以后我才很偶然的认识到这个人。

这篇演讲是他1999年在National Press Club的演讲。 万年看客翻译得很好，但强烈建议懂英语的朋友去看看原始的视频：

外链出处

因为这是一篇和英语语言相关的演讲。一些细致的区别终究会在翻译中丢失。比如那最后一大段I am the Man of the Millennium，如果不听原文很难领会它的妙处。

最后，给万年看客的一个建议：最好给出每一篇的原始出处（在何处的演讲或在何处能找到原文），演讲者和演讲题目的英文原文。这对有兴趣的读者继续跟进很有帮助。已经贴出来的文章里有好多演讲者是我比较熟悉喜欢的（比如 （6）杰克.格里森，（5）奈尔·德葛拉司·泰森）但一眼看过去也不知说的是谁。

I am a man of millenium

天才横溢的一段文字。但George Carlin自己的演讲中读出的这一段更为精彩。

这篇演讲，除了youtube还有文稿的链接么？

http://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earth-insight/2014/mar/14/nasa-civilisation-irreversible-collapse-study-scientists

http://www.atmos.umd.edu/~ekalnay/pubs/handy-paper-for-submission-2.pdf

本楼主要以听译素材为主，暂时不会处理文稿。您的两篇推荐可能要暂缓一下了，不好意思。

今天的主讲题目叫做《犹太人、同性恋与自行车骑手》。这个题目源自凯瑟琳.安.波特的小说《愚人船》。小说的主角不得不与一名纳粹同情者同船共渡，后者不住嘴地将犹太人称作世间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因为他们欧洲才陷入困境，都是因为他们社会体系才会崩溃，都是因为他们一切有名无名的邪恶才会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最后主人公实在听烦了，于是有一次在纳粹同情者抱怨“都怪犹太人”的时候他插了一句，“没错，都怪犹太人和骑自行车的人。”纳粹同情者愣了，“骑自行车的人？这和骑自行车的人有什么关系？”主人公答道：“这和犹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今晚我想谈一下为什么犹太人、同性恋或者任何社会群体会遭到指责，为什么社会规定某一套行为可以接受而另一套行为则不行。首先我想举一个分类学方面的例子。据说中国古代某部百科全书将动物分成十四大类，分别是：一，属于皇帝的；二，遍涂香膏的（笑声）；三，驯服的；四；乳猪类的；五，海妖类的；六，炫目的；七，野狗类的；八，包括在这套分类法当中的；九，发疯的；十，无数的；十一，用极其精致的驼毛笔画出来的（笑声）；十二，其它类的；十三，刚刚打碎花瓶的；以及我个人最喜欢的十四，远看像苍蝇的（笑声）。等到本次演讲的末尾，大家就知道这段引文的意义何在了。

我尤其想要细谈的是影响某个社会为公共场合与私人生活设立可接受行为标准的各种因素，这些标准如何得到确立，以及这些标准与社会福祉以及社会成员——这是两回事——之间的关系。我这里着重关注两个少数群体，分别是犹太人与同性恋。为了讨论公共与私人标准，我将这个话题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古代世界，即希腊-罗马的地中海世界，时间大概是公元前400年到公元400年之间；第二部分是天主教欧洲世界，时间大约是公元400年到公元1800年左右；第三部分是工业化西方世界，时间大约是1800年到现在。

在古代世界有两条得到广泛接受的标准（当然我不是说从它们从统计学角度得到了每一个人的接受）。个人层面的美德标准被称为arête，这个词勉强可以翻译成为“卓越”或者“美德”。公共层面的良好行为标准即成为一个好公民，也就是公民身份。美德是个人标准，不过某些美德比其他更加值得钦慕，一般由哲学家来确定哪些美德更高等。公民身份与私人行为无关，而是公共问题，基本上取决于怎样有益于城邦或者国家。良好公民身份的组成要素一般由立法决定，尽管要通过教育与哲学告知社会成员。立法的权力掌握在立法机关手里，即罗马元老院，具体决策则取决于元老院成员的智慧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一原则在罗马形成了一句口号：“maior et sanior pars”。“maior et sanior pars”决定了在罗马共和国成为一名好公民都要做些什么。“maior et sanior pars”是一句很有趣的双关语，因为这句话可以意味着“较为年长且更有智慧的人们”，又能表示“人数较多且更有智慧的人们”。罗马人在这里表现出了狡黠且务实的模棱两可态度。人数较多的一方凭借人数优更容易将自己的想法施加于少数派，而少数派想要反其道而行则不那么容易。但是“maior et sanior pars”还有另一层隐含意思：较为年长或者人数较多的人们也积累了更多的智慧。古代社会一般认为arête与公民身份是并行共存的，但是arête可能显现在非公民、女性、敌人甚至等而下之的蛮族身上。arête的个体性意味着其与绝对真理全然无关，而公民身份则与任何继承而来的特质无关，而是取决于有意识的个人选择。一旦成为良好公民的前提条件确定下来，是否尽力满足这些条件就成了个人的选择。例如维吉尔就曾经歌颂过卢基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以叛国罪处决亲生儿子的行为。诗人在这里忽略了自然的父子传承，认为布鲁图斯弑子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位好公民。维吉尔专门为这件事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句：“Vincet amor patriae”——“对于祖国之爱必然战胜一切。”

在第二阶段，也就是天主教欧洲，罗马人的现实主义务实做法转化成了基督教当中特别新颖且引人入胜的理念，尤其是在公共领域。立法机构通过年长者或者多数人的集体智慧来决定良好行为标准的“maior et sanior pars”做法转化成了基督教教会“集体化真理”的理念。这种做法不仅用来务实且有效地运作国家，还成了揭示神圣真理的手段。例如当基督徒在圣父圣子的本质究竟是相同还是相似的问题上僵持不下的时候——你们可能觉得为了如此飘渺的题目而大费周章是在令人费解，但是当时就是这样——生活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基督教教会举行了尼西亚会议。而他们解决问题的具体手段则是投票。考虑到这次会议是由罗马皇帝召开的，他们会这么做也不奇怪。投票开始十分钟之前，如果你是相似派，那么你只不过是少数派。投票结束十分钟之后，如果你还是相似派，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如果考虑到这次会议的重大成果，这种做法可能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傻。但是归根结底，这种做法的核心思想在于真理可以通过开会投票来决定。全体与会人员可以称作kata holon，意为“根据全体意见”。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种做法看上去很可笑，但并不一定就不正确。一件事情完全可以既可笑又正确。不过我确实认为这样做有些可笑（笑声）。一旦会议全体做出了决定，而且你也认同kata holon做出的决定，你就成为了公教会信徒或者说天主教徒，因为你承认会议在真理问题上的权威。天主教徒就是通过全体投票这种有趣的方式认同真理的人。

这样一来，在天主教欧洲就出现了一套衡量某人在公共语境下是否表现良好的主要标准。这就是所谓的正统。正统即具有与全体会议所揭示的真理相一致的观念。拥有正统观念成为了天主教欧洲公共领域好公民的标志。各种会议一直在不停地通过投票来界定正确观念。尼西亚会议确定的基督与上帝本质相同，但是没有进行进一步阐述。于是就有一群名为聂斯托里派的人们认为既然基督既有人性又有神性，那么他必然有两种本质或者两种位格。于是在431年的以弗所会议又进行了一次全体表决，谴责了聂斯托里派的立场，认为基督只有一个位格。接下来一性论者又认为基督只有一种本质，于是教会只得再次召开会议并且投票决定基督虽然只有一个位格但同时却有两种本质（笑声）。这种做法虽然看上去好笑，但却有着十分阴险的侧面：那些不认同全体会议意见的人们往往会在不久之后遭到国家的排斥，失去权利乃至生命。当时的人们并不是充满偏见的执拗之辈，他们只是真心实意地相信全体会议可以确定真理的是非。反对真理就等于反对上帝，因此非常危险。

作为全体会议真理在个人层面上的对应物，古代的美德转化成为了道德。当然我们可以说任何社会都存在道德，但是西方社会的道德以及我们的道德观念确实因为受到天主教影响而具有不同其他的细微特征。道德（moral）一词衍生自拉丁语“mores”。Mores与道德完全不是一回事，大概位于“礼节”与“正义”之间。我能想到的最贴切的英语表达方式是英国人的说法：“不能这么做。”（It isn’t done）（笑声）。“我们不给孩子们起名狗剩子，因为不能这么做。”（笑声）但是你也可以说“我们不能猥亵儿童，因为不能这么做。” “不能这么做”既可以修饰鸡毛蒜皮又可以修饰大是大非。但是这种说法以英国人特有的含蓄回避了一个问题：不能这么做的权威依据是什么呢？“不能这么做”意味着“这不是我们的习俗”，不是你有意归属的那群人的习俗。这就是罗马人所谓的mores。由此衍生出的说法还有mores maiorum，年长者或者多数人的习俗。

但是随着哲学真理可以通过会议投票来决定的理念在天主教欧洲越来越深入人心，人们逐渐觉得多数人的习俗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神意，换句话说就是kata holon的行为。基督徒当中最常见的做法成为了道德。最常见的行为成为了善行。决定基督本质的会议也开始越发频繁地将基督徒群体的最通常做法树立为规范（kanones）。规范与道德的显著特点在于这两者是逐步累积的，而且是不可逆的。一旦某种行为被树立为全体同意的规范，就再也不能从记录当中遭到抹除了。三世纪教会会议的决定在十世纪法国与十九二十世纪美国都同样适用。这时的美德（virtue）虽然还是形容道德表现的词语，远远超出了习俗与礼节的范畴，甚至与符合教会会议确定的绝对真理不无契合，但是这个词与arête所代表的“卓越”含义却未必相关。美德就是服从与遵从。圣奥古斯丁曾经说过，要想具有美德，就不能违逆律法、自然或者习俗。如此消极的循规蹈矩实在令人瞠目，德行不需要满足更高层的要求或者体现更高层的善，只要不违背律法、自然或者习俗就行了。对于基督徒来说，道德就是经由全体同意的实践。

到了第三阶段的现代世界，所有这些区分可接受与不可接受行为的概念都遭到了诸如“健康”、“恰当”、“常规”或者“正常”等术语的取代。这里要特别注意“正常”这个词，因为这个词的含义很像kata holon，指的是多数人的行为，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比起天主教的道德观更加始终如一。比方说大多数人都撒谎，这并不能使得撒谎成为道德行为，但确实能使其成为正常行为（笑声）。正常与否一般是由观察决定的，或者说人们一般认为是由观察决定的——注意我这里说得不是“经验性”观察。一般来说，正常的标准是由学者、科学家与医学界人士确定的。在现代世界里，在效力上相当于天主教教会会议全体意见的标准是十名医生当中九个人达成的一致意见（笑声），后者在现代世界的力量就像前者在古时候一样大。心理学界定了心理正常的标准，而医学则界定了肉体正常的标准。古罗马的公民身份与天主教欧洲的正统理念在现代社会并没有严格的替代品。在公共领域当中最接近私人领域“正常”标准的对应物就是“忠诚”。最接近公民身份的现代行为就是忠于国家、忠于政府或者忠于体系，无论是资本主义体系、共产主义体系或者天主教体系。在现代世界，如果你是正常的，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你也是忠诚的。但是假如你不正常，那就不得不主动证明自己的忠诚。

我大略地从古代到现代梳理了一遍，现在我要回头看看我自己设立的分歧，看看上述的三套社会体系对于生活其中的活生生个人有什么影响。下面我要描述一个少数群体的经历，这个群体可能是犹太人，也可能是同性恋，你们需要根据我的描述来进行判断。进行判断的尝试本身就能揭示很多问题。

——在古代世界，这个群体发展得十分繁盛。许多社会成员以及作家们都认为他们不同寻常，而其他人则并不认为他们有什么特殊之处。这个群体内部的意见也有分歧。一部分人自认为是一个特殊群体，另一部分人则不这么认为。群体成员从未遭受过司法歧视，就算当真官司缠身也是因为他们的特定行为而不是因为他们被别人当成了特定群体。群体成员当中多有社会地位显赫之辈，全体社会都认为他们既可以具有arête又可以拥有公民身份。其他社会成员与他们之间的唯一问题在于这个群体过于排外，外人根本无法加入。

——在信奉kata holon真理与道德标准体系的天主教欧洲，这个群体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一开始先是有几位作家——尤其是狂热派作家——向他们发难。这些作家认为这个群体的与众不同本身就是针对基督教公认真理的反对与排斥。有些态度特别激烈的作家甚至呼吁基督徒不要与这些人打交道，一方面因为这些人的神学地位低下且道德恶劣，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这些人与其他人的本质不同。还有人进一步声称这个群体“遭到了邪灵附身，败坏与放荡致使他们堕落到了猪狗的层次。他们一心只想满足欲望，他们是暴戾的杀人凶手。”（有趣的是，仅凭这段评论我们很难断定这里究竟说的哪个群体，因为看上去这段评论与两者的各自特性都拉不上关系）。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沿袭了一系列此前的罗马法律，限制这个群体担任公职的自由。还有些文学作品声称这个群体威胁到了儿童的健康成长。

——但是总体而言这个群体在基督教时代当中直到1100年左右都过得还算不错。社会主流观点认为这个群体具有自己的真理与美德。而且尽管他们与众不同，却依然可以符合道德标准。这些人在十到十二世纪的欧洲社会各个阶层当中都不容忽视，他们在宗教与智识发展方面颇有影响力，对于学术与文学的复兴以及亚里斯多德科学体系的重新引入发挥了重大作用，中世纪的人们也因此将这个时期称作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群体当中的许多成员都颇受时人仰慕，尽管人们都很清楚他们的与众不同。

——大家应当注意到我这里描述的社会现象并不是一刀切式的。事实上任何人类行为都不能通过一刀切的方式进行描述，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古代欧洲社会结构的变化往往要历时良久才会完成，而不像今天的迪斯科风潮一样可以在一夜之间席卷全美（笑声）。而且许多社会体系都是彼此重叠的。在天主教欧洲，遵从国家的旧理念就与正统信仰的新理念在真理与美德的问题上重叠在了一起。发生这种混同的原因很多，其一自然是因为天主教教会在欧洲大部分取代了罗马帝国政府的职能，其二则是因为许多社会当中的人们都喜欢保持旧有的意识形态并将其与新意识形态相混合，中下层阶级的社会成员尤其如此。正如你们当中的很多人早就知道的那样，基督教当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只是老式宗教与社会结构的改头换面而已，例如许多维纳斯与丘比特的雕像都被基督徒直接改名，当成了圣母与圣子雕塑。

——到了十三世纪，在宗教问题上的不服从态度与不服从国家的行径发生了混淆。许多人都认为不好的天主教徒也就等同于不好的公民，拒绝接受国家的官方宗教就等于否认国家。总体而言，社会上层阶级对于这股思潮持否定态度，认为在宗教问题上未必完全正确的人也可以成为好公民并拥有自己的美德，但是下层阶级却越来越将道德与正统宗教等同了起来。而这个群体则在十三世纪开始遭遇到了真正的麻烦。人们认为他们有意识且固执地游离于公共福祉之外，他们拒绝接受公认真理的行为就等于妨害公共利益。他们成了极其危险的人物，沾染了无法治愈的恶疾，法律禁止他们与正统天主教徒接触，并且还越发要求他们要么遵守正统行为规范，要么遭受流放或者死亡。仅仅在一百多年前他们还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深受尊重，但是从1250年到1550年之间几乎所有欧洲民法要么将他们当成罪犯，要么限制他们的自由，手段往往十分强烈。第一次拉特兰会议专门通过了谴责他们的教法，金口若望将他们与纵火犯、叛徒与杀人犯并列。道德劝诫文本将他们描述成为吃人的怪物，他们的不遵从行径尤其十恶不赦。文学文本认为他们是没有道德的畜类，对于基督教儿童造成了威胁。他们在社会主流眼中的形象遭到了极度扭曲，人们认为他们一眼看去就与遵从教规之人不一样。最终他们在欧洲彻底销声匿迹了几百年之久。

——我们今天当然很容易将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之间视为偏见横行的时期，但是这样说未免太抬举我们自己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对于心地善良的基督徒来说，想要决定基督教国家究竟要如何处理拒绝接受真理的人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如何应对拒绝接受国家主流价值观的人呢？即便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也并不好回答。在古代世界这个问题并不难，因为当时国家就是唯一的价值评价体系，而私人活动则与公众无关。如果你是一位好公民，缴纳赋税，承担兵役，这就足够了。但是假如除了国家价值观之外还存在另一套更加绝对、有别于且高于公民责任的评价标准，也就是基督教价值观，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相信基督教价值的真实性，那又要如何看待拒绝接受这些价值的人呢？中世纪的人们对此并无明确答案，而且就算在今天我们的答案也没那么一清二楚。之所以我们今天对于这个问题并不像中世纪的人们那样感到如此头痛，是因为其中的宗教因素已经消失了。在十六世纪末，尽管个体基督徒依然相信自己掌握着真理，但是欧洲从整体而言已经失去了单一的宗教观。基督教宗教版图的极端多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内讧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如何应对拒绝接受真理之人的问题。为了遵循你自己的唯一宗教真理，你就不得不听任你的邻居去遵循他的宗教真理。但是在道德领域情况则并非如此。尽管各路基督徒们在神学问题上争议颇多，但是他们在道德方面却很有共识。即便在今天依然有人认为，特定的私人行为不应当得到容忍，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行为危害了国家、公众利益或他人利益，而是因为根据某一套特定的道德标准它们本质上就是恶的，而国家则有责任根据一套与公共利益全然无关的更高层次标准来惩恶扬善。

——那么这个群体在现代西方社会过得怎么样呢？一言以蔽之：大起大落。有时他们能得到完全的接受，有时又会遭到残酷的镇压。即便是在同一个社会当中也存在着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大量不同观点。这个群体的社会地位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可能上下颠倒过来，两个欧洲国家完全可能在同一时期采取完全相反的宽容或打压政策。自二十世纪以来，他们的染病者意象在基督徒当中逐渐不时兴了，取而代之的则是退化堕落的意象。他们被视为先天不足，与主流人群相比背负着遗传方面的缺陷。对这个群体敌意较重的地区认为他们在本性上与别人不同，一般的不宽容地区则仅仅认为他们有所不同而已。过去时代的刻板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流传到了今天，这个群体被人当作针对儿童福祉、特定种族或者国家的威胁，在某些方面心怀兽性或者不道德。在现代世界，好公民与正统宗教的概念被纳入了“正常”与“忠诚”的范畴。对于大多数现代人来说，“不正常”并不意味着就统计学角度而言偏差过大或者具有并非最为常见的特质，而是偏离理应遵守的常规。这种看法与天主教道德观不无契合。例如蓝色的眼睛或者特别高的智力并不会被称作“不正常”，尽管严格来说确实不正常。“不正常”这个词专门用来指代不应该的事物，而不是不常见的事物。如果你偏离了理应遵守的常规，在公众看来你就不是国家的一部分，而是成为了国家的敌人。不正常的人也必然不忠诚不正统。这种新瓶装旧酒的观点在社会上流行广泛，尽管上位者们很清楚这种观点有多么无稽。有时候上层阶级会主动出手为“不正常”设置定义，心理学家与医生会决定“不正常”这个词要用在谁的头上。但是公众依然会对于正常在政治与道德方面的重要性形成自己的看法。他们可能会接受将这个群体划定为正常人的科学标准，但是却未必一定就会因此而容忍他们。最有趣且在我看来最令人不安的问题在于，这个群体当中的很多人也很乐意自认不正常，就好比古时候他们也会自认自己不具备会议投票认可的真理与美德一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我描述的究竟是哪个群体。实际上我从始至终都在同时描述两个群体。这两个群体的遭遇如此相似，实在令人着迷。金口若望对于两个群体的痛斥言语一字不差，查士丁尼法典干脆把两个群体放在了同一个句子当中。“纵火犯、杀人犯、叛徒、犹太人与鸡奸者”成为了十三世纪法典当中不道德或者不可接受人群的典型。反对这两个群体的道德论点也是一样的：他们不接受真理，无论是神学方面的真理还是道德方面的真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两个群体之所以遭到打压都是因为他们与别人不一样。你可能会以为将病患意象套在犹太人头上不太容易，但其实并非如此。直到十六世纪，西班牙史学家所罗门.伊本.维加还在自己的文章当中将犹太教称作“无法治愈的恶疾”。十一世纪以来很多人都认为同性恋是疾病的一种，大阿尔伯特还特意指出这种疾病在富人当中发病率尤其高（笑声）。

我曾经想过要在我的书里花大篇幅详尽地比较一下犹太人与同性恋在西方社会当中的地位相同之处，出于种种原因，最后我决定放弃这种做法。但是我依然认为这样做可以十分有效地讨论多数与少数群体关系方面的许多问题。现在如果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上述三个历史阶段，换一个角度，转而考察两者地位的不同之处，就会发现这样做也很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我们可以将“不同”分为三大类，借此考察社会标准对于少数群体处境的影响。第一类是“有区别但平等”，这一类人依然被视为身处正常人范畴之内。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此类不同包括高智商，金发碧眼以及左撇子等等。在美国，“有区别但平等”的典型范例就是你的新教派系出身。长老会信徒可能会认为卫理宗信徒死后注定要下地狱，但是他们绝对不会主张卫理宗信徒不能接受公立学校教育或者没有资格参加政治选举。不同在个人层面上很重要，但是在公共领域则是平等起到决定作用。第二类不同是“地位较低的圈内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分类。“地位较低的圈内人”依然位于正常人的范畴之内，但是由于他们与多数人或者社会上的对照因素有所不同，就被贬低到了次一等的地位上。我很遗憾地说，世界上最典型的“地位较低的圈内人”就是女性。没有人认为身为女性是道德上的谬误，女性对于人类繁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因为她们是女性，所以就被推向了较低的地位。少数族裔也是“地位较低的圈内人”，这方面的典型则是印度种姓社会当中的不洁者。成为不洁者完全是命数使然，没有人认为不洁者应当被排除到社会之外，但是就因为他们是不洁者，所以就被剥夺了绝大部分我们所珍视的社会福祉。第三类不同是“圈外人”。“圈外人”完全得不到宽容，是刑罚与流放的对象。或者他们位于社会边缘，随时可能遭受暴力打击。他们全无社会地位可言，社会随时有可能跟他们翻脸，惩罚他们，流放他们，或者极其暴力地将他们处死。

在古代世界，同性恋与犹太人一般处于第一类。当时的人们全无理由将他们贬低到较低等的地位，因为他们不仅可以具有arête，也可以成为好公民。古代世界宗教众多，犹太人整天都与密特拉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伊希丝信徒、西布莉信徒以及希罗众神信徒混同在一起。在古代社会的绝大部分，只要尽到公民义务，就尽管可以崇拜任何神祇。皇帝崇拜的问题的确存在，但是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遭到了夸大。以使徒保罗为例，他是一位犹太裔罗马公民。前来逮捕他的罗马士兵发现他是希伯来人却自称罗马公民的时候确实吃了一惊。但是此后他依然获得了罗马公民应有的待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因为自己的犹太出身而沦为了二等公民。同样，古代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典型态度也是“有区别但平等”。有诗为证：“宙斯曾经化身雄鹰，临幸了天神般英俊的甘尼米，也曾化身天鹅，与金发的海伦之母交欢。因此两者并不能加以比较，人各有好，取舍不同……”

有时候，“有区别但平等”甚至还会进一步变成“有区别且更高等”。正如柏拉图在《会饮篇》当中借阿里斯托芬之口说道的那样：“凡是由原始男人切开而来的男人是男人的追随者，从少年时代起就爱和男人交朋友，借此表现出男子气来，他们喜欢睡在一起，乃至于互相拥抱。这种人是国家最有希望的少年，因为他们最富有男子气质。”我个人认为这段话有点用力过猛了（笑声），但是确实很好地体现了“有区别且更高等”的理念。

甚至在早期的天主教欧洲，这两个群体依然共同属于第一类。许多虔诚的基督徒领袖都指派了专门处理犹太人事务的官员。例如虔诚者路易，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坚信自己遵循着唯一真理，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任命“犹太事务总管”。当时的里昂主教发表了攻击犹太人的布道，而他随即就放逐了这位主教。他的廷臣当中有一位执事皈依了犹太教。在十一十二世纪期间，犹太人在很多社会圈子里都颇受尊敬。当时很多基督教著作当中都有hebraica veritas——“圣经应从原文著手”——的说法。人们认为犹太人早在基督徒之前很久就以最原本的语言掌握了上帝的真理。这是一套不同于基督教真理的真理，但不管怎么说照样是真理。当时的典籍也经常将犹太教单列出来作为三教之一：“摩西的律法、基督的律法与穆罕默德的律法”。

同性恋的情况则更是如此。我的书中在这方面论述甚多，在此就不再赘言了。不过自从成书以来我又发现了一些新内容，例如早期教会就册封了好几对同性恋圣徒。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是塞尔吉乌斯与巴克斯。他们是罗马军队里的两名军人，很受当时异教皇帝盖乌斯的敬重，以至于心怀嫉妒的小人向皇帝密报称他们两个是败坏人伦的基督徒（笑声）。为他们撰写传记的基督教作家特意点明了他们俩的恋人身份，但是这一点并未影响到二人的殉教。总之接到密报的皇帝要求二人向自己敬拜的异教神献祭并遭到了拒绝。皇帝眼看着自己一贯宠信的二人居然不尊敬自己的神灵，不由得勃然大怒，下令将两人套上女装，用铁链锁在一起，环绕罗马城游行示众。我要强调一下，强迫两人穿女装的目的绝不是羞辱他们的同性恋身份。考虑到罗马神话中最著名的同性恋就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而且哈德良乃至于凯撒恐怕都有同性恋倾向，同性恋与女性化在当时根本扯不上关系（笑声）。女装的目的实际上在于羞辱他们的军人身份。但是这种羞辱手段对于塞尔吉乌斯与巴克斯全然无效。按照基督教传记作者的描述，二人在游行途中彼此唱和，歌声宛如出自一人之口。他们认为身着女装绝非羞辱，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新娘，也是彼此的新娘。”于是两人先后殉教，其死状之惨烈我在此实在不忍细说。巴克斯率先殉教，而身陷狱中苦痛万分的塞尔吉乌斯则开始怀疑坚持基督教信仰是否值得。此时他那位已然就义的伴侣在他面前显灵，霞光万道，英俊无双，并且鼓励他“坚持到底，因为我将会是你的奖品。”（笑声）这段信息在各种早期圣徒传当中十分醒目，因为圣徒传当中极少涉及关于个人感情的描写，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这个故事也为同性婚礼提供了范式，这套范式从四五世纪一直沿用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两名男性或两名女性会在天主教教堂里由天主教神父主持婚礼，两人会为对方带上冠冕，恰似正教仪式一样。即便在同性婚姻并不普遍的时候，“有区别但平等”的理念依然发挥着作用。比方说中世纪欧洲就有人关于异性与同性之爱的相对地位高下问题进行过辩论，存世的三份辩论记录当中拥护同性之爱的一方赢下来了两份（笑声）。

但是同样也是在这些社会当中，这两个群体有时也会沦为“地位较低的圈内人”。在古代世界，这一点的原因往往是由于排他性。比方说罗马帝国里的犹太人就会因为拒绝参加帝国的公共宗教仪式或者与罗马公民交往而招致鄙视。他们依然是正常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拒绝彻底参与社会活动，致使在地位上低了一等。同样，专一于同性恋的男性往往也会被视为低等，原因有二：其一是子嗣的问题，生育子嗣是公民对国家应尽的责任，而专一于同性恋的男性想要生育子嗣未免有些棘手（笑声）；其二，男同性恋性行为当中的接受方往往会被视为缺乏男子气概，因为女性作为“地位较低的圈内人”被排除在了公共活动之外，所以与女性角色相近的同性恋男性也难免受牵连。从性别歧视主义的角度来看，接受型男同性恋并不恶心或者可怖，只是不够好而已，就好比住家当中的仆役：担任仆役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毕竟不如家主。

到了十二世纪，“地位较低的圈内人”理念在西欧依旧十分流行，而“有区别但平等”则主要流行于东欧与叙利亚。关于犹太人的看法是他们并未掌握完全的真理，但是确实掌握了一部分真理。“摩西的律法、基督的律法与穆罕默德的律法”这个说法暗示着犹太人同样遵循律法。基督的律法或许更高一等，但是不能因此就彻底否定犹太人的律法。同样，尽管同性恋并不参与以传承财产为主要目的的社会主流异性恋婚姻，但是十二世纪以前人们并不认为他们妨害了别人。当时人们将男同性恋称为“甘尼米”。甘尼米固然不是圣徒，但却也是个很可爱的人物，至少绝不是威胁国家的祸患。

直到天主教正统价值观与好公民身份合二为一之后，这两个群体才彻底沦为了“圈外人”。首先犹太人成了罪犯。自十三世纪以来，欧洲就只剩下了一套律法，也就是基督教律法。而拒绝基督教律法的犹太人也就成了法外之民。同性恋也成了“鸡奸者”（Sodomite），让人想到被天火屠灭的索多玛城，而不是与神祇交好的青年。犹太人不再是自有一套律法的民族，而是杀害基督教儿童，用犹太教颠覆基督教的恶徒，从相貌上就与基督徒大相径庭。同性恋则被视为淫欲攻心之辈，同样对儿童造成了威胁，还打算颠覆伦常天理。

今天我们往往以生活在一个开明时代而自诩，想当然地将古代与蒙昧原始等同起来，因此也自然会认为现代的社会标准更加宽容。但是我认为在很多方面现代社会的标准其实还不如古代与中世纪那样宽容。因为现代标准在界定“圈外人”的同时还自然而然地排除掉了“地位较低的圈内人”这一分类。现代标准是非此即彼的。你要么正常，要么不正常。今天犹太人在美国算是正常人，而同性恋则不算。倒退四十年，犹太人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也不算正常人。在今天的西方世界，犹太人要比同性恋更加正常。我想谈一下这一现象的原因以及我们从中能得到哪些启示。

当然，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考虑以下可能性，即犹太人确实正常而同性恋确实不正常。我绝不认为这两个群体仅仅由于过去的经历多有相似之处就必然全无差别。我也不打算划定正常与否的标准，因为我觉得现代的正常标准与古代一样不可轻信。我希望接下来的这部分内容能够令大家对所有三类正常标准产生质疑。由于我本人对于真善美的标准并不比你们知道的更多，因此并不打算评价这三种标准的优劣。但是我的确要介绍一下这三种标准各自成形的来龙去脉，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及其内在一致性或者内在一致性的缺失，从而使得你们能更好的了解这三种标准的运作方式，以及为什么犹太人在现代文化当中能够比同性恋抢先一步获得正常地位，尽管在过去一千六百多年来两个群体的经历如此相近。

我想我们不难发现arête的问题，因为古代众多哲学流派从来都未能就arête的具体组成达成共识。至于民主政体当中的公民身份，问题也很明显，其局限在于政体当中的参与者只是一少部分拥有土地的男性。Kata holon体系看似解决了arête涉及的个人权力差异导致不平等的问题，引入了更普遍的个人福祉理念，影响到了更多的人，并且将设立标准的权力下放到了多数人手中。但是你们当中的聪明人或许已经意识到，kata holon绝非“全体决定”，而只是“少数男性基督教圣职人员决定”，充其量也只是“全体一半决定”，因此只能算是semi holon。但是kata holon的确建立了全社会的标准，这样的标准一旦设立就必然涉及每个人，你就算是反对这些标准也必须首先将这些标准当成反对的对象。标准首先形成了比喻，然后比喻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现实的理解，最终对现实的理解又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现实本身。

这种机制的运作方式在中世纪欧洲有许多实例。中世纪欧洲形成了大量西方传统，而我们这个新教国家正是这些传统的继承者。我认为这其中最有趣的例子，也是最难意识到的例子，就是由男性组织起来的性别概念体系。这个两极体系当中的男性与女性并不是互补的关系，相反，男性是唯一的现实，而女性只是这一现实的缺失。换句话说，在西方思想与我们所继承的传统当中，女性在概念层面上并不是男性的互补或延伸，就像在实际两性关系当中那样，而是对于男性的否定。女性特质不仅是适宜于女性的特质，而且还是不适宜于男性乃至于不适宜于任何人类的特质，例如懦弱、软弱、自怨自艾、放纵、寻死觅活、头脑发热或者感情用事等等。我本人并不相信此类界定，但是为了方便讨论起见我们姑且认为男性的特质就是开拓进取，那么与之互补的女性特质则应该是滋生养育或者善解人意。但是根据上述体系，女性特质却成了不思进取。不思进取并不是特质，只是对于特质的否定而已。女性特质只不过是对于男性正面特质的否定。这样的两分法所体现得根本不是实际两性差异，只是男性所制定的专断准则而已。男性特质的否定说法是“不够男人”或者“女里女气”。“女里女气”这个词的存在本身就体现了上述两分法的全无道理。

比喻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当特定女性体现出一般所谓的男性特质或者特定男性体现出一般所谓的女性特质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修改比喻分类，而是重新定义这位特定的个人。前面这位女性会成为“女中巾帼”，后面这位男性则会成为“脂粉须眉”，分类的范畴本身并不会因此而得到扩展。这方面最令人震惊的例子，也是与今天话题联系最密切的例子，就是那个集中概括了整套基督教道德体系的单词“美德”（virtue）。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想到过这一点，但是virtue实际上源自拉丁语的virtus，而virtus又源自vir，也就是男性，女性的对立面。美德不是人与兽的对立，也不是人与非人的对立，而是男人与女人的对立。作为道德的试金石，“美德”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男子气概”。这样一来，许多基督教作家觉得女性天然缺乏美德也就不奇怪了（笑声）。即便在今天，天主教欧洲依然辩称女性缺乏基督的美德，因此不能担任教士。女性本来就没有男子气概，就算具有男性的一切其他特质也无济于事。想想吧，假如女性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决策，kata holon体系会有怎样的不同呢？如果kata holon体系当真名副其实，将女性也包括进来，那么美德一词的概念恐怕会大相径庭。真正的kata holon体系当中肯定会包含积极正面的女性特质。这样的话性别问题恐怕就不会这么重要了。如果当年女性也参加了教会会议的投票，那么基督美德在今天恐怕就不成为问题了。结对没有任何原因将女性排除在教会会议之外。虽说当时女性不能担任圣职，但是话说回来教会会议从来都不是仅限神职人员参加的。修道团体的领袖与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也经常出席会议，而这两个类别都没有将女性排除在外。从来没有明文规定只有主教才能在教会会议上投票。女性在五旬节运动当中的影响力早已有目共睹了。但是讽刺的是，女性最终还是逐渐被排挤出了kata holon 传统之外，而她们的缺席极大地扭曲了衡量好基督徒乃至于好人的标准。

天主教不仅改变了性别观念，也改变了性取向与宗教观念。古代世界广泛存在着生而成为某种宗教信徒的理念，今天这种理念在有些犹太群体当中尤其突出。基督教引入了后天选择宗教信仰的新颖理念。因此在基督徒看来，所有人的宗教信仰都是选择的结果，而犹太人选择了错误的信仰。但是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我斗胆认为有史以来的基督徒当中百分之九十五之所以成为基督徒都是因为他们生长在基督教环境当中。今天在座的同学们无论持有何种信仰，百分之六十的可能是受了父母的影响，而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天主教欧洲的犹太人往往怀疑自己无论是否情愿都会被当成犹太人。可悲而讽刺地是，事实证明犹太人的宗教观要比天主教的托词更贴近实际，因为为了躲避迫害而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在很多文化当中——例如在纳粹德国——依然被人当做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尽管他们一开始遭受迫害的由头正是选择了错误的宗教。天主教的宗教后天选择观念大行其道，主张选择了错误的宗教就理应受罚。但是首先大多数人的宗教信仰都不是选择的结果，其次当犹太人选择了所谓的正确宗教之后依然难免受罚，因为他们生来就是犹太人。

在相当程度上，同性恋的处境也是一样。在古代社会宗教与性取向方面“有区别但平等”理念的作用下，人们认为一个人受到同性、异性或者两性的吸引都是天生的结果。前面我提到的《会饮篇》段落就是一个例子，但是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专门只进行男同性恋性行为或许并不能赢得赞许，但是最差的情况也只是沦为“地位较低的圈内人”而已。按照亚里斯多德的说法：“自然界要为他们的气质负责。人们既然不能指责女性在交媾当中的角色有别于男性，那么也就不能指责他们。”阿奎那则认为同性恋起码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天生的。但是彻底实用化的性观念后来取得了胜利，忽视了性偏好或者天生倾向的因素，声称正常性行为的鉴定标准就是选择仅仅为了生育而发生性行为。

当爱情与性取向都被排除出局之后，那些在性行为方面做出所谓错误选择的人们就遇到了麻烦。就像犹太人一样，他们也因为自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遭到指责。但是同样的二十二条军规式处境依然存在。一旦你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进行过了同性性行为，那就永远都是“鸡奸者”。这和手淫还不一样，西方文化当中没有将手淫者单列成一个群体的词汇。生育控制的行为也是一样，尽管生育控制同样违反了“为繁殖而进行性行为”的规则。但是“鸡奸者”却是一个永久性的分类，即便当事人仅仅进行过一次同性性行为。因此同性恋与犹太人经常会遭受异端指控，因为他们也像异端那样有意做出了有悖于kata holon的错误选择。然后通过对于旧有分类的奇特熔合与辨识，他们又被贴上了永久性的标签。

我没有时间细讲现代世界的标准设置，所以只讲三个要点。第一，现代社会的关注重点已经从排外性上转移了开来。这就回答了我刚才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犹太人能够早于同性恋获得正常身份。并不是因为犹太教如今得到了更充分的理解；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宗教观有了进步，更多地考虑到了犹太教与其他非基督教宗教的立场；另外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认为也不是因为如今有更多的犹太人参与了决定正常标准的决策过程，如今的犹太裔心理学家其实并不多。我认为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犹太人之所以能够早于同性恋获得正常身份是因为如今正常标准的判定已经不涉及宗教了。今天宗教本身已经成为了不正常、异常或者反常的存在（笑声）。今天决定正常标准的体系要么对宗教不感兴趣，要么不敢涉及这个话题，因此干脆存而不论。

现代体系的第二个要点是我所谓的“循环经验主义”，即体系自以为自己的决策以经验为基础。想一下亚里斯多德关于奴隶的论述吧。亚里斯多德认为奴隶缺乏arête，因为他们是奴隶，缺乏获得arête的条件。有人问他如何才能获得此类条件，他回答首先要拥有arête。这就是循环论证的表现。最近密西西比某政客就说过，黑人之所以是黑人是因为上帝惩罚了他们。有人问上帝为什么要惩罚黑人，他说因为黑人是黑人（笑声）。这种现象甚至在学术圈子里也很常见。比方说有些现代学者在考察中世纪犹太人处境的时候暗示道犹太人之所以遭到歧视是因为他们都是商人与放债者。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犬儒。的确，向基督徒收取利息很容易招致忌恨。但是有多少人问过自己为什么犹太人放债者这么多呢？因为当时社会不允许犹太人拥有土地、雇佣基督徒仆役或者从事其他基督徒获准从事的职业。总之他们因为被迫陷入的境地而遭到了指责。同性恋的情况也很类似，而且很多同性恋自己也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即便越过了性别选择的问题，现代西方社会还有一个指责同性恋的口实，就是滥交。同性恋不会形成稳定的关系。为什么呢？同性恋为什么就不能像其他人那样结婚成家安顿下来呢？（笑声）在一个不接受同性恋的社会，两名男性公然约会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止步于一夜情，暴露身份的可能性还小些。但是假如你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月，每一年都只与固定的对象交往，被人揭穿的可能性就大多了。就连很多颇为宽容的人也不支持同性婚姻。换句话说，社会不仅不支持同性恋者稳定下来，还毁坏了他们稳定下来的基础，然后又指责他们滥交。

现代体系的第三个要点在于，就像古代世界决定好公民定义或者天主教世界决定kata holon道德的团体一样，现代社会决定正常标准的共识团体在决策过程中也无视了很多不同观点。我认为结果是一致的：现代社会的正常标准就像kata holon的美德观一样遭到了扭曲。涉及女性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怎么样，我就职的科室有六十多名教员，其中只有三名女性）。这一点决定了所有人看待一切事物的方式。我下面要举的例子有点重口，我会尽可能地本着学术态度来叙述的。我不打算撩拨你们，不过如果你们真觉得受到了撩拨也无所谓（笑声）。我之所以要举这个例子是因为你们当中的很多人以前大概都不会想到这一点，我的目的在于让你们意识到，我们完全有可能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全盘接受错误的观点。

我的一位同事在读过我的书之后对我说，他认为我错过了西方社会同性恋问题的关键。关键并不在于性别选择，而是在于“接球手”（catcher）与“投球手”（pitcher）。接球手与投球手都是监狱俚语——我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学来的（笑声）——用来形容男男性行为当中的体液传递关系。体液的给予者就是投球手，而体液的接受者则是接球手。多么精妙的说法（笑声）。我这位十分异性恋的朋友认为，问题主要出在接球手一方。社会并不特别关心投球手将球投到了哪里，但是接球手在世界各地都被人视为惊骇以至于恶心的存在。这个说法令我大感意外。我问他究竟认不认识接球手。他自然说他不认识，但其实他是认识的，只是自己还不知道就是了（笑声，掌声）。监狱里的男性绝大多数都是异性恋，实际上监狱里的同性恋人口比例比社会上还要低。因此监狱里的异性恋男性们无疑更习惯于投球，而接球则被他们视为低下、恶心、不正常的行为。而且考虑到监狱里的接球手们主要也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异性恋男性，接球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是低下、恶心、不正常的行为。但是对于同性恋来说——无论是投球方还是接球方——问题并不能这么看。绝大多数投球手都对接球手心存感激，而我所认识的绝大多数接球手也很乐意接球，甚至还乐此不疲（笑声），丝毫不觉得自己遭到了贬低。

我想你们已经明白了我的论点：有些观点在公共讨论乃至于私人讨论当中完全没有得到体现。你们有多少人曾经考虑过同性恋接球手对于监狱内部性行为的看法呢？我很怀疑，各种直接或间接设立正常标准的科学、学术与民意团体就像监狱里的犯人、我那位朋友或者kata holon会议一样，本着无懈可击的逻辑与高度的敏感性，从根本没有代表性的样本出发，得出了自以为是的推论。他们觉得自己的推论具有普遍性，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回头再说说我在一开始提到的中国百科全书。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一套在某些人看来天经地义的门类在另一些人看来完全可能是任意的、随意的或者毫无意义的。这种将动物分成十四类的方法可能在原本的分类人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如果易时易地根据另一套假设来评价，这种方法未免有些可笑。尽管逻辑分类法对于人类没有多大作用，而动物恐怕又因为足够聪明而对此不屑一顾（笑声），但是公共与个人的福祉标准却会对人们造成极大的影响。随着新标准取代旧标准，随着不同的社会或者智识体系发挥作用，这些标准本身看上去也很可能是任意的或随意的。我想大家以前或许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你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的是，如今你们正是、或者说将来即将成为二十世纪kata holon真理会议的参与者。当年教会会议的与会主教们仅仅收集了有限的真理就敢进行讨论，于是他们往往会惊恐地发现，他们制定出来的律法在主流人群当中产生了极其可怕的影响，甚至还造成了死亡。同样，我也希望你们想一下，日后万一你们成了律师或者科学家，成为了正常标准的制定者，你们有意或无意的言行所设立的标准可能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冲击。

顺便说一句，所谓的十四类动物分类法根本不是什么古代中国百科全书的内容，而是拉美著名作家博尔赫斯的杜撰，而他想表明的观点则与我不谋而合。他声称自己的杜撰来自古代中国百科全书，从而使其更具权威气场。绝大多数随意的歧视性分类法都是杜撰出来的，其权威性并不比博尔赫斯的杜撰更强，而且其中的大部分都假装出一幅古老而权威的派头。我认为人类大家庭当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有责任确保此类任意的分类不至于剥夺少数成员的社会地位与尊严。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责任确保这样的分类法不至于使得多数人因为歧视少数人而错失良机，听不到他们可能提供的独特见解，无论歧视的理由究竟是宗教、性取向、性别还是骑不骑自行车。谢谢大家。

作者 Ernest Becker， 1974年普里兹奖。

去年Jason Silva的一篇演讲中专门讲这个话题，youtube上有，也可以翻译过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F2VrefjIjk

其实TEd talk上有许多貌似你会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讲演中信息含量可能远不如报告多，可为了引发共鸣吸引听众，需要拉近关系、铺垫，讲段子逗人笑--这部分的技巧其实很有趣呢，欧美学者也好政客也好似乎特别擅长这个。可惜我能力有限听不下去，多谢楼主！

除了第一段例行段子之外，其他的堪比政府工作报告。科学家就是这样实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