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载】商周鼎革足以慰千年人牲之苦——李硕 -- 将星罗棋布

但具体制度从西周灭商以后就开始创制了，大规模的分封诸侯国尊周宗主是商代没有的。一个想长治的国家没有一套成型的礼法肯定不可能，周朝如此，汉唐同样如此。

纣王反对呢？贵族们是想利用奴隶的劳动来牟利，这样人牲就少了，既然神保佑的是纣王一人，他的顾虑就会较多，贵族们就不太在意，这就是属于那个位置的问题了。

物欲横流中的一块清净之地，能写出这样的好文章。

如果殷商人牲制度里以奴隶最贱，序级而上，以方伯最贵(贵族)，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逻辑推论是，世间最高贵的人牲其实应该到哪里找呢？王族，包括商王本人！

既然历代商王似乎没有被抬上祭坛的，可以认为这也许在制度上被排除掉了。就是设计很多有蒙蔽作用的前提条件，比如由王族远亲、近亲而至血亲，最后才轮到商王。所以纣王改革大概就这么回事，祭爱卿不祭寡人，打算彻底取消王族人牲，把名额分赏给诸侯。

人牲这事玩了几百年，是人都该明白了，谁都不比谁更管用，都不敢讲而已。纣王自作聪明，非要当出头鸟。武王伐纣宣传工作其实简单得很，不需要组织写作班子搞什么牧誓，文绉绉谁听得懂。这么一条就够了：大伙儿齐聚朝歌，以商王为牲祭天。纣王一边的那些奴隶，听说他这么大德，感动得不行，人多好办事，帮着就把他祭了

商人兴起于东方。他们统治的核心区在今日河南省东北部，属于华夏世界的东方。对于西部的异族，商人称之为“羌”，甲骨文这个字形如大角羊头，代表居住在山地、放牧牛羊为生的人群。这只是一个泛称，“羌”人包含着无数互不统属的松散族邦、部落。

商纣王之前二百年，一位商王的王后“妇好”率军征讨西方，把商朝的势力扩张到羌人地区。那次远征在甲骨文献中的规模最大，全军有一万三千人。和西部蛮族相比，商人有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兵器坚固锋利；他们还有记录语言的独特技术：文字，由此组建起庞大军事和行政机器，以及高度分工的文明。这都是蛮荒部族无法想象的。

商人从没有用自己的文化改变蛮夷的想法。他们只想保持军事征服。商王习惯带着军队巡游边疆，用武力威慑周边小邦，让他们保持臣服，必要时则进行杀鸡儆猴式的惩戒战争。商朝的本土并不比今天的一个河南省大太多。

对于“周”这个西方部族，商人有点说不清它的来历，因为它太渺小了。周人史诗讲述了自己的早期历史，也混杂了大量神话。传说周族始祖是一位叫“姜嫄”的女子，她在荒野里踩到了巨人的足迹，怀孕生子后稷，繁衍出了周人氏族。商周语言中，姜就是羌，所以周人也属于广义的羌人，他们形成部族后，才给自己冠以“姬”姓，而把周围其他部族称为“姜”姓。这标志着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疏远，可以相互通婚。按照西方的风俗，同姓、同族的人不能通婚。

到文王周昌的祖父——古公亶父一代人，才有了比较可靠的记载。周人原来生活在深山之中，和野蛮民族（其实就是他们的近亲羌人）没什么区别。古公亶父带着族人迁出深山，沿着一条小河来到渭河平原的边缘，开始进行农业垦殖，从此脱离野蛮，进入了一种更“文明”的生活方式。

这些史诗掺入了周人的自我夸耀，只是部分可靠。从考古发掘看，这个时期关中渭河流域的文明形态都差不多，各族邦都不过几千或万余人，过着种植谷子、高粱，饲养牛羊的生活。他们最主要的农具是磨制石器，居家使用粗糙的灰陶，上层族长才有一点外地输入的奢侈品，比如玉器和铜器。周人并不比羌人邻居们“文明”多少。在商人眼里，他们都同样落后，根本不是值得尊敬的对手。

古公亶父带给周族的最大变化，是他投靠了强大的商王朝，成为商人在远西地区的统治代理人。

在彼时，周族不过是个万余人的小部族，对统治着数百万人口的庞大商朝有何用处？

正如殷墟考古发掘所揭示，商人相信，上帝和祖先神灵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祸福，而异族人的血肉，则是奉献给上帝和祖先的最好礼物——甲骨文中的“祭”字，就是一只手拿着肉块奉献于祭台。他们祭祀用人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羌人。甲骨文的人祭记载中，羌人占了被杀者的一大半。他们被称作“人牲”。

亶父带领周族投靠商人之后，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为商朝提供羌族人牲。这是被后来周人刻意掩埋、忘却的历史，但出土甲骨文泄露了一点信息。

周族自己没有文字。甲骨文“周”字是商人所造。商人对杀人献祭有一个专门的动词：“用”。无数片关于祭祀的甲骨文都记载，商王“用”羌人男女和牛羊奉献神灵。甲骨文中的“周”，是“用”和“口”两个字的合写；《说文解字》对“周”字的解释也是“从用、从口”——在商人看来，“周”族特征，就是缴纳供“用”的人口。【甲骨文图版：用羌】

商人的“周”字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写法：“用”字的小方格中点满了点。甲骨文这种点代表鲜血，它来自被杀的人牲，是神明最新鲜的饮食。甲骨文还有专门描绘用鲜血献祭的字：一座凸起的祭台上，用点表示的血液正在淋漓滴沥下来。

从血缘关系讲，古公亶父和周人的这种行为，是对家乡族人的无耻背叛。靠着捕猎羌人，周族成了商朝在西方的血腥代理人，也得到了相应的报酬。锋利的铜兵器可以帮助他们捕获猎物；商人马拉战车的军事技术，可能也在这个时候输入了周族。

亶父以来三代人、近百年时间里，周人都在努力趋附商朝。按照传统婚俗，周族首领应当隔代迎娶姜姓的夫人。[2]亶父的夫人就来自羌人，说明在他当年结婚时还没有背弃西方盟族。但他的儿子季历、孙子周昌（文王），两代人都是从东方迎娶夫人，这表明了他们投靠商朝的姿态。

周人宣称这两位夫人都是商人，甚至是商王之女。这只是他们对周边羌人的吹嘘。商人实行族内婚，严密保护着自己高贵血统的纯洁性，绝对不会将王室之女嫁给远方蛮夷。商人的姓是“子”，而季历和周昌的两位夫人，分别姓“任”和“姒”，她们只是来自臣服于商的外围小国而已。不过任、姒两位夫人的母国，还是比周人先进的多。在周人眼里，她们俨然是从天界下凡的女神一般，后世史诗中充满了对她们的歌颂声，甚至称她们为“大任”、“大姒”（《诗经·大雅·思齐》、《史记·周本纪》）。

两代东方新娘给周族上层带来了巨大变化。丈夫可以不懂妻子家族的语言，但母亲必然会全面影响儿子一代。东方文化随她们来到西部，最神秘、“先进”的当属甲骨占卜之术，它融合文字、占算和沟通鬼神的通灵术于一身，被商人发挥到了极致。其中，对卜骨纹路进行解读和运算的部分属于“八卦”。[3]到文王周昌老年时，开始痴迷于这种来自东方的神秘运算技术。由此，周人和古中国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

文王周昌年幼时就继承了族长之位。实际上，他的父亲季历很可能早夭而没有当过族长。季历的妻子、周昌的母亲大任来自东方，商朝显然支持幼年周昌继任周族之长。他成年后继续从东方迎娶妻子大姒，也是沿袭祖父亶父以来投靠商朝的政策，同时保障自己的权威。[4]

掌握甲骨占卜和八卦推算技术的，都是巫师家族，他们世代传承此职，将其作为家传绝技秘不示人。后世人传说，周文王在被商纣囚禁期间，将八卦推衍为六十四卦，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来历，但周昌接触和演算八卦的开端肯定更早。可以想象，当老年周昌对“八卦”发生兴趣后，肯定对占卜师软硬兼施，采用了各种手段，终于迫使他们交待出了卦象运算原理。

商、周时代，偶或有沉迷占卜之术的上层人士，但老年周昌的惊人之举，就是从中获得了背叛商朝、取而代之的启示。这显然远远超出了作为商人臣属的本分，而且背离了自祖父亶父以来的立国之本。

周昌究竟是如何推衍、论证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现存《周易》中的《彖辞》部分，据说就是文王周昌所作，其中有些语言确实显露出不臣之心，比如“宜建侯”、“履帝位”、“建侯行师”这类语言，已经明显超出了臣子本分，充满反逆杀机（屯、履、豫卦）。

多个卦的《彖辞》都显示，“东北丧朋、西南得朋”。东北方不利而机会在西南。商人统治中心河北，正是周人的东北方，这无疑预示着和商王决裂之机已到，需要联络西部羌人、甚至西南方深山的各族为同盟军。而后来武王灭商时，西南民族蜀、髳、微等确实参战（坤、蹇、解卦）；文王《彖辞》中出现最多的，是“利涉大川”一词——从关中到商都朝歌，必须渡过黄河，习惯山居的周人不习水性，这显然是老年周昌最关心的问题（需、讼、同人、蛊、大畜、益、鼎、涣、中孚等卦）。

沉溺在卦象演算中的周昌忽视了一点：他求教的占卜师来自商人控制的东方，他们和故乡的同行有密切联系。周人老族长的不臣之心，完全有可能通过占卜师的通信网传向朝歌，而商朝首席祭司又是商王的心腹。于是，商朝军队带走了老周昌。

《史记》等文献完全没说这是一场战事。也许商军像以往征收羌族人牲一样来到周族，顺便带走了周昌。从当时的实力对比看，老周昌的造反念头实为异想天开。所有周族人，包括他的儿子们——后来的武王发、周公旦等等，显然都被这个想法吓坏了。商人军队执法般轻而易举地带走周昌，足以说明周人被震慑之深：他们根本没有追随首领、对抗商人的实力和勇气。

周昌被捉走，把所有的难题都留给了儿子们。夫人大姒为周昌生了好几个儿子，长子伯邑考，次子周发、周旦此时已经成年。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朝歌向商纣王求情，祈求他宽恕周昌因老迈糊涂而产生的妄念。

《史记》记载，几个从商朝叛逃到周的臣子（闳夭、散宜生等），带着礼物到商都祈求纣王。这显然不是全部实情：见到叛臣只会增加商纣王的愤怒，何况此时周族也难以吸引到商朝的投诚者。商纣是异常聪明的人，“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周昌的儿子们不出面，他肯定不会宽恕周人（《史记·殷本纪》）。

文王诸子这次去朝歌的屈辱经历，只是在他们灭商、夺取天下之后，才被隐讳了起来。事实上，他们在朝歌经历的远不止是委屈羞辱，更是如梦魇一般的血腥惨剧。

朝歌城的经历、长兄的惨死，显然给武王造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他的后半生都无法摆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

周命维新

从朝歌返回之后，老周昌对翦商事业非常乐观。他的创意终于得到了儿子和族人的响应，他们看到了商人内部的裂痕，还获得了太公为代表的羌人同盟军。再加上卦象显示的各种预兆——目前族人们还不懂如此高深的玄机，但他们早晚会为之折服——翦商大业注定前途光明。

周昌甚至按照朝歌的排场给自己加了王位。从此，他才成了和商纣王平等的王、历史上的“周文王”。当然，这只是在周人的小范围内，悄悄瞒着商纣王的耳目。

从朝歌回来之后，文王的身体还算康健，记忆力却迅速下降。后来周人史诗说他“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其实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症状（《诗经·大雅·文王》）。

这些已经不重要，因为他有限的时间和智力，都已投入了将八卦演算为六十四卦的工作，这也许是他解除丧子之痛的唯一方式。后世卦师们的衣食之源——《周易》由此产生。

但这对于翦商事业没有任何助益，具体工作都由儿子们进行。除了丧命商都的伯邑考，现在成年的只有周发和周旦。对于老周昌一意孤行开创的这桩事业，他们依旧视为畏途。

和庞大、发达的商王朝相比，周族力量毕竟太弱小了。周旦（周公）性情柔弱，从不敢质疑父亲的决策，但也无法胜任太多建设性工作。周发则努力担负起这桩事业，这应当是他被文王指定为继承人的重要原因。

周昌父子的翦商事业，已经被古代经学家、现代历史学者讲述过无数遍。他们举族迁往更适合农业种植的平原地区，借着商纣王授予的“西伯”头衔，拉拢、团结周边羌人等部族，对不愿服从的部族、方国则进行武力征服。

周人扩张非常迅速，他们的势力甚至开始伸展到关中之外。被征服者提供了衣食资财，使周族男子得以从生计劳碌中解脱出来，组建全民皆兵的武装。周人传统的氏族、家支都被打散，青壮年在军事单位中重新编组。

在扩张过程中，周人还创立了“大学”，也叫辟雍或明堂。这个最早的大学的事业，不是学习研究文化，而是对所有周人男子进行军事训练，最基本的必修课是射箭，最先进、难度最高的则是驾驶战车作战。

在经典文献的描述中，辟雍是一座环水的高大建筑，其实就是护城河环绕的武装堡垒。周王和儿子们都居住在堡垒中。这座辟雍成为周人征服南北西东的力量之源：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从朝歌返回之后，文王周昌又活了九年。他去世后，周发即位自称武王，但仍然继续文王的纪年。按照他的解释，父亲的在天之灵依旧指导着翦商大业。

但武王周发始终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

朝歌城的经历，特别是长兄伯邑考的惨死，给他造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再加上翦商事业的压力，担心失败的恐惧，使他的后半生都无法逃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

《逸周书》中以多个以“寤”为题的篇章，都记载了武王的恶梦之痛（《寤儆》《和寤》《武寤》《武儆》）。他常常辗转终夜无法入眠，黎明时分恍然睡去，却又梦到翦商之谋泄露、商纣王震怒，联络好的盟友们都不敢反抗，整个周族旋即遭受灭顶之灾：

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欲与无□，则欲攻无庸，以王不足，戒乃不兴，忧其深矣！

——《逸周书·寤儆》

每次他从恐惧中醒来，都要派身边的小臣去请弟弟周公，向他讲述梦里的惨状，以及对谋商事业能否成功的忧虑。商王家族世代向上帝献祭，他们肯定能得到上天的保佑，试图翦商是否是逆天悖伦之举？

对于这种恶梦，周公也只能尝试用梦来缓解。他宽慰说，他们的母亲大姒曾梦到商都朝歌生满了荆棘，这就是上天降下的商人将亡之兆。虽然上帝享受了历代商王的祭祀奉献，但他不应该因为这种小小的实惠而偏袒商王。

为了使自己的解释圆满，周公一次次进行发挥和阐释：王的使命，应当是使天下所有的人生活在和平、公正之中，这就是所谓“德”。上帝应该只保佑有“德”之人，替换掉没有“德”的君王或王朝，以有德之人代替之。只要武王努力修“德”，就一定能在上帝福佑之下战胜商王（《太平御览》引《周书·程寤》，《逸周书·大开武、小开武》）。

武王从未能真心信服这种解释，恶梦一直陪伴他到成功灭商以至去世。如果真有那位全知全能的上帝，长兄伯邑考为什么还会惨死在朝歌？

他宁可相信实力决定一切。只有在战场上彻底消灭商朝军队，周人才能从恐惧中解脱出来。所以武王真正信赖重用的是岳父太公。每天晚上，他都在和岳父密谋富国强兵的种种方案，拉拢周边小邦、分化商人高层的种种策略。

但密谋结束之后，他依旧会辗转反复无法入眠，朝歌人祭场的一幕幕在眼前挥之不去，惨死兄长的魂灵随时会降临他的卧室。每次从恶梦中挣扎而醒时，窗外已开始泛白，弟弟周公正守候在榻边。

周公名“旦”，字形是半轮太阳正从地平线上升起，意为清晨。他确实是武王在每个恶梦之晨看到的第一个人。武王的侍卫亲随——“小子御”早已习惯，看到他失眠和恶梦，不待指令也会向周公求助。

于是，武王在周公的宽慰鼓励中稍稍振作，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史书没有记载，周公自己是否逃脱了噩梦的纠缠，以及他自己是否相信那些关于“德”的说教。但每个黎明前被兄长召唤的时刻，他都从容清醒如白日。周公显然已认真考虑过自己的定位：他无力承担父亲开启的正义而疯狂的事业，也无法给死去的长兄报仇。但这个使命和它带来的压力，注定要由他们兄弟二人一起承受。

他对“德”的阐释，只是作为普通人的美好愿望：他们不想无故被杀或者杀人，只渴望生活在一位圣明君王统治下的安定中。但和所有普通人不一样的，是他的兄长周发必须成为那位有“德“君王。不然整个周族将死无葬身之地。

如果说武王的使命是成为帝王、翦商和建设人间秩序，那么他周公旦的使命，就是做这位帝王的心理辅导师，塑造和维护他的伟人形象，如此便于愿足矣。

文王死去两年之后，武王终于集结兵力，发动了对商朝的进攻。

但是，当他们到达黄河边后，忽然又停止进军，班师撤退。第一次出征草草结束。

周人和盟友都不理解武王的想法。其实，武王曾多次和太公、周公秘密讨论：以周人现有的兵力，完全无法对抗商军，要征集更多的部族做同盟军，则势必泄露翦商之谋，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处境：

“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和？”（《逸周书·大开武》）

在两者间权衡取舍许久之后，武王终于决心发起这个冒险之举：公开与商朝决裂，并发动一次有限的试探进攻。这是他向所有被商朝统治的部族发出的振臂一呼：已经有人率先揭竿而起，亮出你们立场的时候到了！

当独夫暴君得意之时，似乎所有人都屈服于他的淫威。但只要第一个、第二个反对者站出来，他们身后会立即涌现一支追随者大军。被血腥人祭摧残已久的部族们纷纷赶来投靠周人。沿途加入周军的“诸侯”——部族和小国，其实多数不过是新石器水平的农业聚落——多达八百个。

这些未经统一训练的乌合之众是无法作战的。所以武王及时退回了关中。他需要时间把这些新盟友们锻造成一支更大的军队。

商纣王本该用雷霆之怒来惩戒周人的叛逆，如同十二年前逮捕文王一样。但他立刻发现，哪怕在商朝内部，他的权威也在迅速下降。对他公开表示不满的高官和亲人越来越多，推翻他的阴谋正在宫廷中酝酿。他忙于扑灭朝歌城内的反对派，处死了叔父比干，关押囚禁了更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商朝臣僚叛逃入周，带来了朝歌反对派们求援的呼声。

又经历了几百个不眠之夜后，周武王发动了真正的远征。西部联军沿着当年文王被捉入朝歌之路前进。

刚刚压平国内反对派的商纣王也集结起了大军，准备一举荡平周人和所有的叛逆民族。双方在朝歌城外的原野——牧野集结，即将发起决战。

这个彻底改变中国历史、再造华夏文明的日子，在文王周昌被抓到朝歌的十三年之后，公元前1046年二月一日的凌晨。双方军队连夜集结备战。连绵篝火映红了旷远夜空，人和牲畜的走动喧哗声终夜不休。

严冬即将过去，淡淡晨雾飘散在原野间，枯草上凝结着闪亮霜露。当天空现出幽深的蓝色——这个武王每每从恶梦中惊醒的时刻，双方军队列阵完毕。

周人和他们的同盟军，总共四万五千人；至于商纣王集结的军队，则像树林一样多的无法计算，“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诗经·大雅·大明》），后来的说法是共有七十万人。而且新的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开来。

据说，商人内部的反对者已经约定，在两军接战之前倒戈，向纣王发起攻击。但随着两军距离越来越近，他们迟迟没有动静。或许他们也被商人自己的庞大兵力吓坏了。

周人联军列成方阵，向殷商的矛戟丛林走去。他们因为紧张而越来越拥挤，盾牌互相碰撞挤压，每走几步都要停下来重整队列。前排敌人的面貌越来越清晰，紧张气氛陡然加剧，联军将士终于再也无法挪动脚步。

一方是统治中原六百年的主人，一方世世代代为主人提供人牲祭品，这将是一场实力对比悬殊的屠杀。弱势一方随时都会在恐惧中崩溃奔逃。

武王最后的阵前动员：

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

——《史记·周本纪》、《尚书·牧誓》

就在这短暂而沉寂的对峙之间，一小群联军战士挤出队列，向殷商军阵走去。带领这百十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过七旬的的权术家、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太公吕尚。没人知道，他何以忽然抛弃了所有阴谋、诈术、诡计，像一介武夫般怒发冲冠直向敌阵。

也许他只想改变羌人作为人牲悬挂风干的命运，他在朝歌已经看得太多。

在后世周人的史诗中，太公在那个清晨变成了一只鹰盘旋在牧野上空。他面前的敌军阵列瞬间解体，变成了互相砍杀混战的人群。武王的部队旋即启动，三百五十辆战车冲向商纣的中军王旗之处……

当淡淡阳光穿透晨雾，洒向原野间的纵横尸骸时，六百年商王朝已经终结。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诗经·大雅·大明》

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

--——《史记·周本纪》

周人和他们的同盟军开进了朝歌城。

商纣王已经在绝望中自焚而死。除了纣王亲党，所有势力都在他的倒台中获得了满足。王宫的仓库都已空空如也，据说纣王将所有宝物堆在身边点燃殉葬，但从灰烬中只寻找出几块“天智玉”。太公建议武王不要追查宝物的去向：投诚的商人显贵多是些唯利是图之辈，应当犒劳一下他们。周军继续向各地进发，征讨顽抗的商军，倒戈的商朝贵族则充当向导。

平定商朝全境不是问题，周武王和周公、太公焦虑的，是让商朝上层接受被征服的事实。之前双方的秘密联络中，商人上层只是把这次战争看做一次联合铲除商纣的权宜之举，之后的商人仍旧将保有自己的王朝。局势至此，周人显然不会承认这点。

在熟悉商人典礼的太公主持下，武王在朝歌举行了向上帝献祭的仪式，如同商人以往的所有仪式一样，被砍下的头颅是敬献给上帝的礼物，只是这次的头颅换成了烧焦的商纣王、以及他的妃嫔和亲信们，而奉献祈福者换成了周武王，十三年前的人牲伯邑考的弟弟。

之后，武王向商朝臣工训话，宣布商王朝从此被周王朝取代，享用过祭礼的上帝也转而成为周族的保护神。

武王用了商人最熟悉的交易逻辑来论证：上帝此举并非心血来潮的冲动，以往虽然是历代商王献祭，但祭品中的谷物是由周人先祖——姜嫄之子后稷培育的，所以上帝心中早已对周族青睐有加，将商人的天下转托给周人：

在商先哲王，明祀上帝，亦维我后稷之元谷，用告和、用胥饮食，肆商先哲王，维厥故，斯用显我西土！

——《逸周书·商誓》

商纣的儿子武庚被任命为新商王。几个月后，商地逐渐稳定，武王留下三位刚成年的少弟——管叔、蔡叔、霍叔等驻扎商都、监视武庚朝廷，自己带主力班师西归。

纣王的脑袋、还有他曾重用的所有臣子都被押解到了关中。武王在自己的都城镐京再次举行祭天典礼，宣告他正式平定了中土，成为上帝在人间的唯一代理人。

武王要抚慰父亲的屈辱、长兄的惨死。实际上，在向商人复仇的过程中，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新商人。

这个典礼仪式也完全按照商人的惯例进行：纣王的一百名幸臣被押解到祭台下，用斧钺砍断手脚，任由他们在血水里翻滚挣扎。他们喊叫的声音越大，挣扎翻滚的越剧烈，就说明奉献给上帝的祭礼越丰盛。

还有在牧野战场上顽抗的武将、商人核心氏族的四十名族长，他们被剥光衣服，投入到沸水翻滚的大鼎中（《逸周书·世俘》）。

然后，武王身穿天子之服，在音乐声中走上祭坛，向上帝和祖先之灵汇报灭商过程。生的、熟的人牲躯体被抬上祭坛，正式奉献给上帝和周人列祖列宗。纣王和妻妾们的头颅、战争中斩获敌军的耳朵，都被堆放在巨大的柴堆之上焚烧，焦香的烟火气是上帝最喜欢的食物——这是商人的说法。

除了这些惊悚的祭品，山川天地诸神还要享用一些稍为正常的食物：宰杀了五百零四头牛奉献给上帝和周先祖；还有二千七百零一只猪、羊、狗，作为奉献给山川、土地诸小神的祭品。

按照商人的仪轨举行完所有典礼，武王周发合理合法地成为了人间的新统治者。

但他仍旧不能摆脱失眠和恶梦的困扰。

他再次巡游新占领的疆域，试图找到上帝转而福佑自己的迹象，却始终未能如愿。当武王登上西山、俯瞰朝歌城，发现自己还生活在昔日恐惧的回忆中。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灭商当年的年底终于一病不起。

当武王再次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失眠之夜后，小子御陪着周公旦出现在卧榻前。武王说起了自己还没来得及完成的事业：

那些曾追随纣王作恶的商臣和部族，至今尚未全部铲除，随时可能发起反攻；自己的长子周诵还不到十岁，其余的尚在襁褓之中，根本无法治理新兴的王朝；除了周公之外，诸位弟弟都还年轻，只有周公能够接手治理这个新王朝。此事没有其他选择，所以连占卜都没必要了。

而且，在周公即位之后，朝歌城必须毁灭，那里是罪恶的大本营；父兄们在那里遭受的患难血泪要随之一起埋葬。武王已经为周公选好了新都城基址：在位居天下之中的河南平原上、一个小山环抱、三水汇流的盆地内。武王甚至给这座还在脑海中的新城起了名字：“度邑”，周人由尘世升入天堂的过渡之城。

以往宽慰从噩梦中惊醒的武王时，周公总是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这次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跪坐在榻前俯身哭泣，任泪水打湿衣裾（《逸周书·度邑》）。

二人商谈的具体过程已经湮灭。但当武王去世时，继位的仍是少年成王，周诵。周公以叔父身份辅政，宣布了营建度邑的决定，只是改名为洛邑——他意识到了天界与人世间不可逾越的界限。朝歌城中所有的居民，从贵族到工匠、贫民，都要迁徙到这座尘世新都（今洛阳市）。

叛乱立刻在东方爆发。管、蔡、霍三兄弟质疑周公表面推让王位，实际上却掌控着朝廷实权，这种虚伪的把戏只能欺骗一个孩子。

三人是文王朝歌之难后长大的一代新人，没有当年惊弓之鸟的凄惶经历，视周人的天下为理所当然。朝歌繁华富丽，生活比周人旧地舒适得多，商王的宫阙和种种排场，正应由他们享用，怎能轻易付之一炬？他们联合新商王武庚起兵，要保住这块商人的最后天堂。

周公和关中故地的周人已经预计到了商人的反抗，但没有想到自己的青年们被东方世界同化得如此迅速。军队再次向东方开去。腐化的军队不堪一击，管叔战败身死，蔡叔、霍叔被俘，武庚逃亡到了北方戎狄之中。

朝歌城被夷平为废墟。文王、伯邑考、武王和周公的所有梦魇都永远埋葬于斯。

周公开始颁布他的新政令。所有新政的出发点，就是往昔那些清晨他开导兄长的关于“德”的说法。这些说法对武王从未发挥药效，但周公如今有了全面推行它的机会。

杀人祭祀的风习被严令禁止，甚至宰杀牛羊也不能超过十二头。周公开始营建新洛阳，奠基时的祭礼只有两头牛；次日拜祭土地之神，用了牛、羊、猪各一头。

不仅如此，周公还要消灭有关朝歌的一切，自己和兄长遭受过的梦魇都要永远深埋。既然不能斩杀尽所有的殷商遗民，就只能修改他们的记忆，让他们自以为和别的民族没有任何区别。商王的甲骨档案库早已随着朝歌焚烧一尽；其他各种文献记载也被秘密审查、销毁。

周公还开始重新编纂历史。新的周公版历史说：商人和其他民族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王朝也是禀受天命所建，历代商王和宰辅们都仁慈智慧、兢兢业业。只是末世的纣王丧心病狂，才导致了商王朝的终结。至于周族，也自然没有了为商朝充当帮凶的污点。

商人几百年的血腥暴行都归于纣王一人，他负荷着千百万人的罪恶，被涂抹成了完全丧失理性的疯子，以至孔子的学生子贡怀疑：关于商纣暴虐的很多说法都是后世人的虚构：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论语·子张》

周公五百年后的孔子就是商人后代，他和子贡等弟子们传承的，却是被周公修改过的知识。人们或许能感到，纣王恶行的传说过于虚妄，但不知道这后面隐去的事实是何等恐怖。

这正是周公的目的，他不想后人也生活在恐惧和仇恨中，虽然他和兄长已终生无法摆脱。

还有，民族的隔阂必须打破。商人的族内婚被严厉禁止，所有贵族都不得在本族内结婚，而应当与其他部族、方国的上层联姻。为了巩固新的周王朝，周公还把周人、羌人分封到新占领的东方，让他们在各地建立新诸侯国。商人也都被拆散分配到这些新邦国中，他们将和各地的土著民族通婚混血，互相同化，形成新的世袭统治阶级。

混血、统一、开放的新华夏民族由此诞生。周人、商人、羌人的划分永远成为历史。

周公继续完善着他的道德理想。他制定了种种礼节，希望让人们学会控制欲望，把社会规训得和善、节制、长幼有序。这些说教和规范形成了种种儒家经书，被统称为“周礼”。

当初激发父亲翦商灵感的八卦、六十四卦，也要重新进行阐释，消除那些野心和投机的成分。据说《周易》的《爻辞》是周公所写，它与文王名下的《彖辞》区别极大，不再鼓励任何投机和以下犯上的非分之想，全是一位君子应当如何朝乾夕惕、完成社会角色的励志说教。[6]周公兄弟们从未能理解父亲对八卦的狂热。那个冒失之举虽然最终收获巨大，但毕竟给他们的家庭和国族带来了太多磨难和风险。如果再次面临这个选择，他们恐怕没有勇气投身于斯。

商人和神灵做交易的理论，也要做彻底修改。给神灵、祖先的献祭只是表达虔诚敬意，不需要、也不允许无限丰厚。神灵不再是贪得无厌的嗜血饿鬼，而是保佑有德者、惩戒无德者的最高仲裁，维系着周公倡导的人间道德体系。

在商人的功利、血腥、残暴已然登峰造极之后，周公创建了一套全新文化：节制欲望、善待他人、克己复礼、勤勉拘谨。这就是正在形成的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

周公还以身作则，每次面见年少的侄子成王时，他都战战兢兢如对严父，虽然他是成王事实上的监护人。每向成王表达完自己的意见，或者听成王说出每句话，周公都要以头触地、长跪稽首许久。

至于逐渐长大的成王，和所有青年们一样，开始萌生叛逆心理，对这些繁缛礼节和道德说教渐渐不满。而且周公一直掌握大权，在反对者看来，这无疑是虚伪和言行不一的表现。据说在数年间，成王曾命令周公居住在洛阳，不得到关中朝觐。最后，可能是周公奉还大政、交出所有权力之后，他才与侄子和解，回自己封邑度过晚年。

他委实无法向侄子解释自己这种对道德的近乎病态的依赖：这是他和父亲、兄长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痛，已无从向年轻一代谈起，就像伯邑考的死因不能触及一样。

周公在归政后不久死去，埋葬在文王和武王的陵墓之旁。最后岁月里，他和侄子成王关系如何，史书完全没有记载，但从他死时的寂寥来看，侄子显然还对这位道德楷模心存芥蒂。

周公的道德事业是成功还是失败？恐怕言人人殊。但他彻底埋葬商都记忆的努力无疑是成功的，至少在考古学家的铲子掘开殷墟之前是如此。

经过十几年历史记载的空白之后，35岁的周成王忽然病重弥留，命悬一线。

但他仍按照天子之仪轨，挣扎着梳洗、穿戴起最庄重的冕服，端坐到朝堂之上，对臣工们发表了临终训话。他历数祖父文王、父亲武王以来的功业和教诲，告诫太子和臣工永保勤勉，不要丧失先辈们的翦商大业。

在臣僚们看来，这番景象恍然周公重生。

显然，在独自为政之后，成王渐渐理解了叔叔的某些用心：

王曰：“呜呼！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

——《尚书·顾命》

临终训话结束之后，臣僚退去。成王挣扎着脱下了礼服，回到病榻上。次日，成王去世，太子康王继位。

华夏历史沿着武王和周公修改后的轨迹继续前行，直至今日。

[1] 注：周人是姬姓，自《史记》以来习惯称文王姬昌、周公姬旦等。但按周人自己的习惯，姓只能用来称呼女性，男性只能称氏，周族首领的氏就是“周”。所以如果我们尊重周人的话，只能给文王叫“周昌”，其他以此类推。

[2] 这可能是部落氏族时期的婚俗遗风，主要为了防止出现父子娶同辈近亲。

[3] 这种“八卦”运算体系起源于淮河流域，而早期商人就在那里崛起，所以八卦和甲骨占算属于商人及东方文化一系。

[4] 《竹书纪年》载季历被商王杀死。但杀死季历的未必是真正的商人，而可能是和他妻子大任类似的商人外围邦国。春秋时还多有国君、公子到妻子或母亲之国淫乱，最终激起仇杀的事件。这很可能是季历的真正死因。历史文献多对季历生平语焉不详，可能也和他死得不甚光彩有关。至于为商王所杀的说法，则可能来自周人灭商后改写的历史。

[5] 《尚书·盘庚》。按，《尚书》有今文和古文两个版本，一般认为今文版是真，古文版是后人伪造。《盘庚》篇今、古文都有，定然是真。但古文《尚书》里还有一些篇章，讲商王遵守各种德行，甚至服丧三年，今文版本中却没有。这说明后人在伪造古文《尚书》的时候，给商人加上了他们本来没有的道德观念。

[6] 现存的爻辞掺入了后人的发挥，但周公的意见仍可能包含其中。

作者附言：两位大学同窗为本文提供了帮助，首先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林鹄师兄，他在本文酝酿阶段贡献了许多有见地的想法，本文第一节殷墟考古部分的文字，就直接来自他的著作；北大历史系的韩巍教授审读了全文，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很多史书都将其描述成一个奴隶，可是奴隶身份与其后来的真知灼见的阅历很难匹配。。。可能您说的建筑工更符合实情，但是历史久远，目前很难还原这段历史的真实。还有就是两人相遇太巧合了，一个是被放逐的王子，一个是每日劳作的劳动者，还要相遇之后相知相识。。

文王周昌年幼时就继承了族长之位。实际上，他的父亲季历很可能早夭而没有当过族长。季历的妻子、周昌的母亲大任来自东方，商朝显然支持幼年周昌继任周族之长。他成年后继续从东方迎娶妻子大姒，也是沿袭祖父亶父以来投靠商朝的政策，同时保障自己的权威。[4]

掌握甲骨占卜和八卦推算技术的，都是巫师家族，他们世代传承此职，将其作为家传绝技秘不示人。后世人传说，周文王在被商纣囚禁期间，将八卦推衍为六十四卦，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来历，但周昌接触和演算八卦的开端肯定更早。可以想象，当老年周昌对“八卦”发生兴趣后，肯定对占卜师软硬兼施，采用了各种手段，终于迫使他们交待出了卦象运算原理。

商、周时代，偶或有沉迷占卜之术的上层人士，但老年周昌的惊人之举，就是从中获得了背叛商朝、取而代之的启示。这显然远远超出了作为商人臣属的本分，而且背离了自祖父亶父以来的立国之本。

周昌究竟是如何推衍、论证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现存《周易》中的《彖辞》部分，据说就是文王周昌所作，其中有些语言确实显露出不臣之心，比如“宜建侯”、“履帝位”、“建侯行师”这类语言，已经明显超出了臣子本分，充满反逆杀机（屯、履、豫卦）。

多个卦的《彖辞》都显示，“东北丧朋、西南得朋”。东北方不利而机会在西南。商人统治中心河北，正是周人的东北方，这无疑预示着和商王决裂之机已到，需要联络西部羌人、甚至西南方深山的各族为同盟军。而后来武王灭商时，西南民族蜀、髳、微等确实参战（坤、蹇、解卦）；文王《彖辞》中出现最多的，是“利涉大川”一词——从关中到商都朝歌，必须渡过黄河，习惯山居的周人不习水性，这显然是老年周昌最关心的问题（需、讼、同人、蛊、大畜、益、鼎、涣、中孚等卦）。

沉溺在卦象演算中的周昌忽视了一点：他求教的占卜师来自商人控制的东方，他们和故乡的同行有密切联系。周人老族长的不臣之心，完全有可能通过占卜师的通信网传向朝歌，而商朝首席祭司又是商王的心腹。于是，商朝军队带走了老周昌。

《史记》等文献完全没说这是一场战事。也许商军像以往征收羌族人牲一样来到周族，顺便带走了周昌。从当时的实力对比看，老周昌的造反念头实为异想天开。所有周族人，包括他的儿子们——后来的武王发、周公旦等等，显然都被这个想法吓坏了。商人军队执法般轻而易举地带走周昌，足以说明周人被震慑之深：他们根本没有追随首领、对抗商人的实力和勇气。

周昌被捉走，把所有的难题都留给了儿子们。夫人大姒为周昌生了好几个儿子，长子伯邑考，次子周发、周旦此时已经成年。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朝歌向商纣王求情，祈求他宽恕周昌因老迈糊涂而产生的妄念。

《史记》记载，几个从商朝叛逃到周的臣子（闳夭、散宜生等），带着礼物到商都祈求纣王。这显然不是全部实情：见到叛臣只会增加商纣王的愤怒，何况此时周族也难以吸引到商朝的投诚者。商纣是异常聪明的人，“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周昌的儿子们不出面，他肯定不会宽恕周人（《史记·殷本纪》）。

文王诸子这次去朝歌的屈辱经历，只是在他们灭商、夺取天下之后，才被隐讳了起来。事实上，他们在朝歌经历的远不止是委屈羞辱，更是如梦魇一般的血腥惨剧。

【下篇】

【周公解梦】

朝歌城的经历、长兄的惨死，显然给武王造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他的后半生都无法摆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

周命维新

从朝歌返回之后，老周昌对翦商事业非常乐观。他的创意终于得到了儿子和族人的响应，他们看到了商人内部的裂痕，还获得了太公为代表的羌人同盟军。再加上卦象显示的各种预兆——目前族人们还不懂如此高深的玄机，但他们早晚会为之折服——翦商大业注定前途光明。

周昌甚至按照朝歌的排场给自己加了王位。从此，他才成了和商纣王平等的王、历史上的“周文王”。当然，这只是在周人的小范围内，悄悄瞒着商纣王的耳目。

从朝歌回来之后，文王的身体还算康健，记忆力却迅速下降。后来周人史诗说他“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其实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症状（《诗经·大雅·文王》）。

这些已经不重要，因为他有限的时间和智力，都已投入了将八卦演算为六十四卦的工作，这也许是他解除丧子之痛的唯一方式。后世卦师们的衣食之源——《周易》由此产生。

但这对于翦商事业没有任何助益，具体工作都由儿子们进行。除了丧命商都的伯邑考，现在成年的只有周发和周旦。对于老周昌一意孤行开创的这桩事业，他们依旧视为畏途。

和庞大、发达的商王朝相比，周族力量毕竟太弱小了。周旦（周公）性情柔弱，从不敢质疑父亲的决策，但也无法胜任太多建设性工作。周发则努力担负起这桩事业，这应当是他被文王指定为继承人的重要原因。

周昌父子的翦商事业，已经被古代经学家、现代历史学者讲述过无数遍。他们举族迁往更适合农业种植的平原地区，借着商纣王授予的“西伯”头衔，拉拢、团结周边羌人等部族，对不愿服从的部族、方国则进行武力征服。

周人扩张非常迅速，他们的势力甚至开始伸展到关中之外。被征服者提供了衣食资财，使周族男子得以从生计劳碌中解脱出来，组建全民皆兵的武装。周人传统的氏族、家支都被打散，青壮年在军事单位中重新编组。

在扩张过程中，周人还创立了“大学”，也叫辟雍或明堂。这个最早的大学的事业，不是学习研究文化，而是对所有周人男子进行军事训练，最基本的必修课是射箭，最先进、难度最高的则是驾驶战车作战。

在经典文献的描述中，辟雍是一座环水的高大建筑，其实就是护城河环绕的武装堡垒。周王和儿子们都居住在堡垒中。这座辟雍成为周人征服南北西东的力量之源：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从朝歌返回之后，文王周昌又活了九年。他去世后，周发即位自称武王，但仍然继续文王的纪年。按照他的解释，父亲的在天之灵依旧指导着翦商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