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145）：帝国的暮色 -- 本嘉明
当今谁把孔子的像立在了北京最中心的地方？谁在全世界推进孔子学院？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
中国自古以来第一个造反的都没好果子吃。
前脚平叛你是英雄，后脚造反你就是众矢之的，这些人熟读24史会不明白么？
无非是想等别人过去把皇帝的新衣扒了自己黄雀在后
说得洪秀全石达开们就不是汉人似的。一直喊着要反清复明的洪门这些，也不知道叫不叫争天下。反过来说，实力够强，如探瓤取物一般容易，那还叫雄心大志么？
橫跨满蒙朝的斯巴达式的军事强国，在汉人，蒙古人，朝鲜人中间 搞平衡的经验非常丰富。
，原来都是汉人不争气。待到满清失其鹿，还是汉人文化错。可惜不怕不识货，就怕来个货比货。
满清在明末投机成功当然是他们的本事，但这个只有李自成打了一场是怎么回事？李定国，郑成功，甚至史可法，张煌言，李过,何腾蛟，阎应元这些算什么？而满清末年，除了借势借去了日本人那里的溥仪，可有人为了满清坚持打了几十年的？
你说你满清打着助选的旗号，却反手背后一刀消灭了自已的助选对象也就罢了，阴谋搞得好也算本事。可因此洋洋自得，嫌别人都没本事没模样，这就有点小人得志的味道了，以为全天下人都是搞投机起家的，都是以搞阴谋以投机为荣的，这也难怪溥仪放着那么好的优待条件不要，一有机会就跑日本人那里去了，把搞投机搞阴谋当成了正道。
明朝的名将里面李成梁父子，俞大遒，陈璘， 邓子龙这些远离中央权力政治斗争的较为纯粹武人里面，没几个是被自毁长城的吧。不然的话，满清的自毁长城可是更多啊，像舒尔哈齐，豪格，代善，吴三桂，阿济格，年羹尧，鳌拜，岳锺琪，肃顺，林则徐，赵尔丰，是不是都算啊。阿济格是不是功臣，怎么赐自尽了？豪格平四川，多大的功劳，凯旋回京的奖赏怎么就是扔监狱里去了？鳌拜身为元老，每战当先，怎么稀里糊涂地就被一代圣主抓起来了？多尔衮功高盖世，那尸首怎么被顺治折腾的？林则徐内销大烟外拒洋人，连英人报纸都说“林公自是中国的好总督，我等只为争通商，岂为仇林总督而来耶”，怎么就被撤职发配了？
还是那句话，哪一个国家灭亡的时候不是内忧外患，哪一种文化不是随时间地流淌而逐渐僵化。难道明亡之后换个汉人王朝就不会重新安定百姓，发展生产了？要是说崇祯荼毒百姓17年，那是不是也应该说慈禧还让百姓吸毒40多年呢？
崇祯临死写的“勿伤我百姓”前面是“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这是标准的罪已诏。所以，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在你的逻辑里为什么下罪已诏等于就是明君？按你这个标准，明君也太好当了吧，只要下个罪已诏就成。崇祯只不过是一个还算有责任心的皇帝，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有职业道德吧，国家统治者就应该与国家共命运而已。大约类似于以前船沉了的话，船长是要跟着船沉下去的，不如此无以向远在万里之外无法了解内情的船东证明自已已经尽力挽救了。至于船最终沉还是不沉，即跟船长能力有关，也跟船的状态与风浪的大小有关。大部分中国人是了解不到统治阶层内部斗争情况的，也不了解随时变化着的国家具体状态，崇祯做的只不过是表明他尽力了而与明君与否无关，不过可惜像溥仪这种只看重投机的满清君主是理解不了的，对他来说大概满清也是亡于汉人不争气吧，不然他又何必去受日本人的气。这两者对国家与责任的态度，不是已经很明显了么，什么是差距，这就是差距。所以无论崇祯是不是明君，很多人还是愿意为他说句话的，主要还是被满清这种无耻的嘴脸给恶心的。
我不学无术，真的不能铺开了说。但可以先说点花絮。
(一)
说儒家需要部落文化的“补血”，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忙总------文老师。
忙总刚到西西河时，井大和我（大概还有其他极少几个河友）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但不能说出来，好在现在他自己也不避忌了。忙总上科大少年班，学习成绩未必是最好的，但目前达到这样的学问/做事能力，在同班同学里算是拔尖，这跟他“贵州土著”的性格是分不开的，那股野性造就了今日之忙总。
忙总也提过“心学”，也推崇王阳明先生。但我对“心学”的感觉比较复杂。我跟忙总一样，是理科生的思维，阳明先生“内圣外王”，是有“事功（工作成绩）”摆在那儿的，在我看学术地位的含金量还高过孔子呢，这个我们服。但阳明先生之后，“心学”固然时髦得紧，却再没有出过一个能接近阳明先生功绩的学生后辈，换句话说，他的成功不可复制。
那么我们看，如今在豆瓣上，追随忙总，以忙总为师的朋友也很多，他们中的佼佼者，能复制忙总的成功吗？我认为很难，因为大时代已经变迁。所以没有第二个忙总，不代表他的成功不可复制，对阳明先生也是一样。但心学挽救不了明朝之覆灭，也是事实。
王阳明始终是个“边缘人”:他出生于余姚，当时是偏远之地，不比吴中的繁华；他得罪了不识几个大字却操弄国政的大太监刘瑾，被打屁股后贬到贵州，在那里悟道；此后建立功业的地方，也是江西/两广之类蛮荒之地；阉党不容他，“士党”同样也不容他，视他为妖，王阳明则骂文官们为“心中贼”。他注定不可能被中宣部树为标兵。忙总对王阳明产生共鸣，是很正常的。
(二)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追捧心学者甚多，连蒋介石在日留学期间也注意到了。比如，日本海军名将，击败俄国舰队的东乡平八郎据说在佩刀（或腰牌）上刻有“一生俯首拜阳明”。东乡平八郎出自萨摩藩，萨摩藩因为支持天皇归政有拥立之功，是此后日本帝国海军将领的批量产地。萨摩本来就是心学普及之地，东乡的前辈，造天皇的反失败的西乡隆盛(明治三杰)小时候与另一杰“大久保利通”一起拜私塾老师，就是学的心学。
简单讲，儒学素养的养成，明朝中期后，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程朱理学（类似于“禅宗”里的渐悟派），一个是心学（类似“禅宗”里的顿悟派）。我的理解，理学有点像“儒家的塔木德”。中国本土哲学派系里，老黄（道家）专注于事物之间的关联和相互响应，儒家强调神圣原则的永不变异，《易经》则强调变异的不可抗拒（只能顺应）。“塔木德”是犹太教的法典，事无巨细地规定犹太教徒必须如何生活，造一个泡泡，把教徒的日常生活彻底沉浸在宗教氛围里，这样即便你流浪在异乡，心还留在圣城耶路撒冷。
理学用刻板/教条，以经注经，循环论证，刻意把儒学宗教化，不可质疑化，修行起来很累心，很阴晦。而“心学”强调“心即理”，人人有颗心，所以“理”天然地潜伏于你的潜意识里，只要去发现，去开发出来，所以理论上人人皆可为圣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没有儒家学问深浅之别。
“禅宗”里的渐悟派，要求长期修行和读经，就像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开始一路拼，拼进清华。顿悟派则说“下下人有上上智”，你不识字都不要紧，根本不必念经，认真地全神贯注地念叨，说不定中大奖，一次性开悟了，跳级直接进科大少年班。
这样大家可以比出来，心学比起理学，要活泼，要接地气，要门槛低，尤其受普通人家子弟的欢迎，因为心学不要求你卖弄学问，而讲求“力行，知行合一”，鼓励每个人：“去做实事，而且你也做得到！”。王阳明，大概就是那个时代的忙总。很多平民子弟就想：我努力了，就算达不到忙总那个神境界，达到他的1/4也好啊。
日本人面对更大的问题.一般老百姓和低级武士家的孩子，没工夫花整个人生这么无所事事地光钻研理学（因为他们还有中文转译的麻烦），在他们看来，心学是个“抄近道”，值得一试。这就好比他们原来羡慕的是歼-31，但嫌太贵维护太麻烦，听说有个天才飞行员王海（表字阳明），大比武时飞枭龙把歼-31都打败了，那就进口枭龙呗，说不定劳资也这么天才是吧？
所以我的理解，日本人把心学当“心灵鸡汤”用，鞭策大家不懈努力，有多少力出多少力，狠斗私字一闪念，别藏着掖着。每个孩子学着学着晚上做梦，就有个白胡子老头慈祥地说:“右兵卫门，你虽然资质愚钝，出身低下，但一样有一颗效忠天皇滚烫的心啊，只要努力，你可以做得跟兵头（组长）一样好啊，努力吧@！（背景响起《铁臂阿童木》激昂的主题曲）”
看完这些“胡说八道的野狐禅”，您可以去试着了解玄妙的“心学”了，就从以下的链接开始吧。
我对明史了解不多，不过本兄你了解得的确太少了。
理学派和心学派斗争激烈。理学派对心学的创始人物之一李贽，恨之入骨，属于千方百计要杀掉才甘心的。我不清楚顾炎武是否说过那样的话，如果真说过，说明他比较无耻。心学主张知行合一，最反对理学派的以词句来解释词句，以文章来解释文章。玄谈可以，必须要有行动来实践你的玄谈，这才是心学的主张。说心学玄谈，顾炎武这不是彻彻底底的污蔑吗？心学和理学之争，有点类似西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马丁就是心学派，认为人人都可以靠自己来理解圣经；教廷就是理学派，认为只有我才可以解释圣经，因此只有我才有资格卖赎罪券。
本兄的说第一条，我估计应该是你的思想基础。认识论上属于不可知论。其实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什么本质区别呢？社会科学观察总结的是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自然科学观察总结的是自然界的物质运动规律。社会科学的规律更难总结，也不容易重现，但这不就是更体现有悠久历史的重要性吗？比如我写的那个人才选拔的历史演进，不就是我们的祖先一步一步向前，逐渐逼近公平和有效的吗？象满清的人才观，它还停留在部落的血缘继承制。几千年前就抛弃的东西，能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
在周期律的末期，官僚腐败无耻，但不是说没有人才，只是说人才被压制了，一场农民起义的改朝换代就能气象一新，而没有少数民族入主带来的大倒退。
中国文明近代遭遇的问题，令人扼腕叹息。特别是蒙古满清，是对我们文明的严厉警告。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我认为就是对这种警告采取的对应措施。文革很激烈，不过对比亡国灭种，那就是和风细雨了。
ps:把顾炎武看成顾宪成了。但观点还是一样的，就不改了，也作为警告吧。
就是不知道这“天命”是不是也属于春秋大义？
洪秀全难道不是读书人？太平天国难道不是主要由读书人与农民组成的？你的意思是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传统农耕地区，过半的农业人口的太平天国运动是少数人？如果真是少数人，那又如何能构成对满清的大麻烦呢？还是自相矛盾。
至于慈禧对于国土完整的态度，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不平等条约都让下面的大臣去签，呵呵。
湘军淮军都是以地主团练武装起家的，无非是历代的地主豪强集团与失地农民的矛盾激化，从汉末的地主豪强武装到所谓的还乡团，多了去了，自古就是汉人打汉人，跟反不反满清有什么关系？
洋枪洋炮，以及洋枪队，就是慈禧借势借来的东西啊，当然海关就是代价的一部分。提高关税，不就是能更快地收钱么，顺便维持住满清这总代理不垮掉。慈禧要真欢迎中外贸易流通，就不会禁军民私与贸易了。她老人家只是要做垄断贸易而已，不过洋人也正好省心了，这么容易就打服的代理不好找，还有中国官方认证哦。要知道，邓公可是不禁民间贸易的，哪里敢跟慈禧比哦。至于慈禧当年，手里要兵没有，要钱没有，这个借口溥仪可以有，汪清卫更可以有，要找理由，总是很多的，你说是吧。
贩卖黑奴残忍不残忍，对印地安人残忍不残忍，可人家同样在那段时间怎么就上升得那么快呢，因果报应呢。没有完美无缺的文化，反省是应该的，但反省不是祥林嫂式的自我归罪，反省也要反省对地方。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难道不是儒家？ 只不过这个儒家看的朱元璋暴跳如雷要删了而已。
明末确实不咋滴，清末就好了？慈溪是带领清末人民跑步进入资本主义了 还是集中精力发展民族工业了？
任何一个超越时代的成就都是外部刺激来的，没有马克思列宁，没有工业革命，没有自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亡国灭种的悲惨现实自然不会刺激出源源不断的仁人志士才会出现毛主席这么伟大的人。同样的，没有航海技术，没有被黑死病肆虐的中世纪，没有外族入侵，没有阿拉伯人替他们保存希腊文化指望被宗教禁锢的欧洲自己能实现文艺复兴么？
黑崇祯没问题？我很同意你说的明朝亡于汉人自己不争气，汉族的文化出了问题，但是清朝压根没解决这个问题。崇祯虽然无能至少还要脸面总比溥仪无能又无耻好
曾李这些实际上怕的是慈禧背后的洋人，李与戈登的冲突，慈禧起了关键作用，是慈禧通过英方制止了戈登的。
人贵有自知之明，但能做到这一点难能可贵。如同佛教现在大行于世的是净土宗，一句佛号即可往生净土的口号让多少信众趋之若鹜，禅宗已是顿悟之法，净土宗更是借力之法，但是现在人连参禅的功夫也不愿付出，但又奢望西方净土，借力之法应运大兴。
佛说阿弥陀经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有人看这段的重点在于持执名号，一日至七日，而这段重点在于善男子、善女人，一心不乱上，心不颠倒。从佛教来说诸恶不作，五戒不犯是善的基础，一心不乱已经是禅定有一定功夫了，能做到这些是前提，没有前提谈什么结果。
没时间了，随便说点。
儒最初可能是一种职业，是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孔子曾对子夏说过下面的话。子谓子夏曰：“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说明当时儒也是有君子与小人之分的。
到孔子手里，儒才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思想与社会相结合的理论体系，但一直不太受统治者的待见。而且儒家在中国历代统治者那里受到的重视有很大的不同，并不是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并且儒学在其间变化巨大。转一个评孔的资料，基本能说明儒教的发展过程。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诸子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其中以儒、道、墨、名、法五个学派最为著名。儒家虽为显学之首，但不立于一尊的地位。故各家对孔子的毁誉不一。
孔子门人及其后学者均推尊孔子。门人中以子贡为代表，他对孔子赞美备至，奉如天人，把孔子比拟为高天、日月、木铎，凡人是永远不可企及的，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亚圣孟子认为孔子所行的“圣人之道”是遍及自然界和社会的至高准则。然而当时民间一般看法认为孔子是博学成名的大学者。
战国末期大儒荀子，虽然其礼的思想根源于孔子，然而他有浓厚的“法”思想的成分。他以继承儒家正统自任，称颂孔子，认为孔子的美德永远不可泯灭。但他贬斥子张、子夏、子游为“贱儒”，批评子思、孟子。他的著作多处称引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借孔子之名表达他重视礼法和“亲贤用知”的思想。
墨家对于儒家学说非议颇多，批评孔子的“述而不作”，主张“述而且作”，批评孔子和儒家的繁琐礼仪。
道家以自然无为为宗旨，蔑视礼法，对于儒家的礼仪道德持否定态度。
先秦法家学说思想上与儒家对立，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认为孔子学说与法家农战思想对立，致使国家“必贫而削”。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对孔子个人颇为尊重，但他认为孔子学说不合时宜。
上述先秦诸子对孔子的毁誉褒贬，各持己见，正是反映了当时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兴盛景象。这与汉以后独尊儒术的局面则截然不同。
秦汉评孔
秦汉时代是儒学发展中的关键时期。在先秦，孔子只算是诸子之一，儒家虽号为“显学”，也只是百家中的一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此居于统治地位，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儒学在秦汉时期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1.秦始皇虽焚书坑儒，但秦朝博士中有许多儒生，祖述孔子，传播儒学，秦尚法术，儒学并未居于统治地位；
2.西汉前期，崇尚黄老，博士诸儒具官待问，未见尊显；
3.汉武帝以后，定儒术于一尊，此后进入儒学统治时期。
汉代儒学的特点是：
1.融摄百家，综合吸取诸了各家之长来充实儒学，使儒学更加丰富；
2.由于定儒术于一尊，孔子的地位愈来愈高；
3.神化孔子和经书，使孔子由圣人变为神人，经学变为神学。
魏晋南北朝评孔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汉魏之际，曹操崛起于北方，其所遵循的思想和采取的政治措施皆为名法之治而重道德名节，从而影响了整个时代。在思想理论上，体现道法结合的刑名之学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
魏晋之际，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
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同极端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
东晋时期，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除继续批判道家、玄学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佛教。他们站在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分别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
南北朝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不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
隋唐评孔
自南北朝以后，迄于隋唐，佛教盛炽，儒学统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宋元评孔
宋元时期对孔子的评价总体上是对孔子推崇备至，进一步把孔子神化，用孔子的神圣光环和纲常伦理来维护其封建统治。
宋元时期，中国结束了晚唐以来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确立了以官僚地主阶级为支柱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宋元时期的哲学运动以更典型的形式表现了中国中世纪哲学思维的特点及其逻辑发展的曲折。从以前儒教、佛教、道教相互攻伐到相互吸取，由三教鼎立到三教合流，从而产生了宋元时期十分精致的官方哲学：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精巧的哲学学说为理论基础，吸取佛老思想营养而建立起来的理学唯心主义。
孔子学说是理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孔子本人的形象在宋元时期作为至圣先师也被塑造得更加完美与高大，无论是皇家朝廷，还是学林名流，对孔子都极力颂扬，对孔子的学说也极力阐发光大。
明代评孔
继宋元之后，明代理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心学极盛。与之同时，还出现了与之对立的所学。呈现理学、心学和气学三大思潮鼎立的局面。三者对孔子及其学说亦各自有其阐发和评述。
清代评孔
在清朝时代，孔学由盛而衰。论孔者依时代之不同而歧见纷呈，其要者有：
1.治统、道统合一论；
2.朱学即孔学论； 以孔学批评理学；
3.以孔、孟之学批评君主专制；
4.“经学即理学”论；
5.“六经皆史”论；
6.“中体西用”说；
7.“孔子改制”说；
8.以夷变夏论； 孔子尊君论； 儒学汗漫说。
近代以来评孔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制约和影响着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围绕如何评价孔子及其儒学的争论，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反映了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
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不但以物质武器批判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而且从思想上冲击了一切束缚人民的绳索。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并未完全摆脱儒家纲常思想的影响。
早期改良派目睹当时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关心时政，热心西学，提出了“器变道不变”的“中体西用”思维模式。
甲午战争后，面临列强瓜分中国的危局，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变法运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并发动革命与改良之辩，深化了近代评孔运动。
辛亥革命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
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激进分子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未能建立，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触动旧思想、旧道德。
五四以后，围绕评孔问题的争论仍一直继续，最后由毛泽东作了科学的总结，提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并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者评孔的应持态度和方法。
心学到底是否属于儒学，历史上是有过争议的。不过抛开所以争议与具体历史不谈，我觉是其本质是社会学，还是偏实践的那种。心学其实是对理学的物极必反，如果把理学简单根括为“存天理，去人欲”，那心学则是针锋相对的“天理即是人欲”。所以如果要把理学看成儒学正宗的话，那心学其实是反儒学的。
从儒学的历史来看，儒学其实时刻都面临着挑战，并且从两汉起就走弯路。老董的天人合一，使得天命鬼神深入人心，这与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的做法是相反的。它直接导致了后来道教与外来佛教的兴起。以至于南北朝时儒生大都学佛学，搞什么儒释道三位一体，孔子活过来也会被气死。唐朝的国教是道教，民间流行佛教，儒教是在夹缝中生存的。是以汉唐之间的那600年，儒教的存在感都很低。儒教真正占统治地位，是陆朱，二程才开始的，到了满清，因为文字狱，又衰落了。也就800来年吧。至于儒学以后的命运，取决于儒学自身能否与时俱进了。
继续再八一下儒家，其实儒家历史上的垄断地位不是来自于自身有多牛，而是来自于一种历史的无奈。在春秋战国，大家都不太用儒家，用法家的，用兵家的，用纵横家的，用道家的甚至用墨家的都比用儒家的多，儒家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就没有一个列强国家用过儒家。可到了秦末战乱，法家成了政治不正确，大一统的结局，让纵横家不在有纵横的空间，墨家也断了传承。汉初用道家黄老之术休生养息还行，但在面对与匈奴人的全面战争时，对国家的控制与动员能力不行，道家的无为在调和天子与诸候的矛盾中有积极意义，但大一统后的主要矛盾也不再表现为天子与诸候间的矛盾了，社会矛盾缺少缓冲。这就给了儒家一个机遇，虽说这是一个无奈一种偶然，但儒家不但借此一举翻身，还取得了思想垄断权，还是有点幸福来太突然了。儒家并未对此做好准备，于是才有了汉初老董的那一段弯路。
儒家一旦得势，马上就清算自已最大的对头也是对他们自身地位威胁最大的法家。可能秦始皇对儒家打压太狠，让儒生们记忆犹新，所以就把始皇帝当成法家的代表开始黑，黑始皇帝焚书坑儒。把始皇帝与暴划等号，就等于把法家与暴联系了起来。一黑就黑了两千年，全然不顾公子扶苏身边就有一大堆儒生。话说儒生不是应该不屑与暴秦为伍的么，节操都哪里去了。
到了宋的独尊儒术，才是儒家真正独大的开始，并延续了800年，任何思想体系如果垄断800年，都一定会僵化的，看看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体系与黑暗史就知道了。理学其实也融合了很多佛老的思想，但这些都是几百上千年前的东西了，不适应现实情况了怎么办，慢慢推向极端呗，于是，物极必反了，心学闪亮登场。
禅门的顿宗，也是同样，看起来是方便法门，其实对修行者原有基础的要求更高，没有慧根，你不会产生共鸣，反而走歪。从最后成功率来看，可能反而不及渐宗的循序渐进，不急不忿。
这个楼歪了没有？有点歪，但歪得还不算厉害。
本来要说的，是一个大时代结束了：整个地球，目前笼罩在一个“帝国模式”里，美国就是罗马城，而这个“全球帝国”，走进了暮色。
我们真正关心的，是既然这个时代要结束了，那么下一个时代是怎么样开始呢？兄弟连，执政党，都有他们的想法，。我们老百姓，对自己的路怎么走，也可以有个人的喜好和选择，毕竟是私人的事，不是啥大事，自己琢磨也行啊。
部落文化对儒家来说不是补血，而是返祖。
儒的起源就是巫、史、祝、卜，这些都是产生于部落文化中的，儒家的核心礼的源头就是指巫，卜，祝这些与鬼神沟通的仪式，而巫祝这些东西都是产生于部落文化之中的。
部落的生产方式较落后少有富余，每个劳动力都是宝贵的，大家更为平等，任何生产经验都是宝贵的，生产方式也以集体劳动为主，生活也是集体生活。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很容易在这种条件下实现。等生产力发展了，出现了邦国，分工更细，家庭与私有制的出现，生产与人员富余更多，也就能支持长时间的征伐与战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不再。但即使是这样，也比后来好多了，老子的小国寡民说的就是这个，实质是以生产力的不足迫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成为次要矛盾。
孔子的进步意义在于，摒弃了鬼神方面的残余影响，敬鬼神而远之了。不过孔老二讲述而不作，只是选择性的不提鬼神之事，“子不语怪力乱神”，而没有明确反对。所以汉初老董弄出个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出来返祖，搞得两汉宫廷与民间巫盅流行，不堪其扰，汉武帝晚年更是闹出一个巫盅之乱。这都是让返祖给害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墨家，墨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高于儒家的显学。《汉书·艺文志》认为墨家源于巫祝，“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这个起源跟儒很相近，如果说儒是主持仪式的话，墨家就是做仪式护持的。但与孔子的儒家主要继承周文化不同，墨家思想是对殷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鬼神观念与商人相近。
墨学的殷商文化渊源外链出处
墨学的兼爱非攻的思想很可能也是部落文化的残留，一种原始的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精神，以及反对将宝贵的人命用于人与人之间而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上。其它的尚同、节用、非命、明鬼的思想也大致类似。墨家的巨子由上代指定，代代相传，在团体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看起来也颇似原始部落中的部落首领之传承。其组织上强烈的集体主义，对生产经验与生产知识的狂热追求，一往直前毫不妥协的态度，是极具原始部落风格的。
但是随生产力的发展，家庭与私有制进一步发展，以及大一统的实现，人类社会阶级分化越来越厉害，墨家失去了在邦国诸候林立时期残存的那么点社会基础，逐渐断了传承。不过也因此，墨家在后期的关注点逐渐从社会政治方面转移到了转移到了科学与逻辑上，使其在科学和逻辑学方面达到了其它各家无法企及的高度（想想西洋的科技文明吧）。
总之，儒墨两家都是复古，不过儒家希望在（周）宗法制的基础上逐渐恢复旧的伦理纲常，而墨家则主张彻底冲破血缘宗法制道德束缚被重建社会伦理（这极有可能是商周矛盾之本质）。因此，在赞成或反对宗法制的问题上两家无法达成共识。孟子大骂墨家为衣冠禽兽，无父无君，墨家则指责儒家“亲亲”是天下最大的不义。这些在 晏子非儒的故事里有详细的记载。
所以，部落文明对儒家是补血根本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应该是返祖。而对部落文明的发展没有比墨家更成功的，墨家尚不能与儒家互补（实际上能吸收的已经被吸收了），更为落后的部落文明就更不可能了，补血一说过于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