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漫谈国事 -- 温雅颂

只从资料上看文革，容易忽略很多当年的一些细节，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影响。

74年邓小平复出，启用了一大批群众中口碑很好的干部，比如万里出任铁道部长后很快就基本解决了存在多年的火车晚点问题。这是关系到全国老百姓生活的大事，所以很受老百姓的欢迎和拥护。所以，邓小平的这次复出，让人们看到了生活秩序重新恢复的希望，所以当时他的民望非常高。

然而到了75年，形势又变了，又开始了所谓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等运动。这些运动即使在今天看，也看不出当时发起这些运动的逻辑。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忽然没完没了地批一个死了几千年的孔夫子？显然是在借古讽今，真正目标又是党内高层的内斗。经过文革初期的大乱，人们的政治神经已经敏感了很多，不那么好忽悠了。我那时才十几岁，都明白这后面的猫腻，可见这些运动中当时多么不得人心。

这些运动后来的结果就是隐晦地批周恩来，而当时周恩来带病工作，保持全国的经济活动不至于全面崩溃，也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批他的人只能是江青集团的这些文革中快速窜升的几位新贵。所以在那个时候，江青等人在全国人民心中就已经臭了，只不过大家都心照不宣而已。

总理逝世后江青在电视镜头前的行为，基本上触怒了所有人。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确实是人民发自内心的表达。我当时正上高中，我们班的同学也做过花圈，一起送到了纪念碑前。

四五运动被镇压，北京政府要组织游行，命令发到各级单位，我们学校也不得不执行，所以我们也不得不去游行，表达对镇压的支持。但这是不得已的表演，绝非发自内心。

四人帮被抓后，我们又去游行了，但这次并不是学校组织的，而是学生自发的。老师和校领导没参加但也没阻拦。我还记得我们把学校的锣鼓拿出来，放在三轮车上，两个人站在车上敲一面大鼓，大家轮换着上去敲，热热闹闹地去了天安门。

至于当时给这几个人扣了些什么罪名，其实没人在意，大家只是开心地看到这几个不得人心的家伙终于被收拾掉，以后不能再祸国殃民了。

这场战争的动机不用多说。这场战争造成的破坏取决于战争达到的级别。对这场战争的不断升级，走资派要负主要责任。各地的两派武斗，大多数是由“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保皇派升级，少数是造反派升级，而这些引导升级的关键人物，基本都有权贵背景。走资派为了不被打倒，自然要让战争不断升级

本来这种武斗升级造成的破坏，不是什么新事物，谁伤了人谁杀了人，直接治罪就好，不用扯到什么派别什么主义。那时候做不到这一点，其实是封建残余的影响，和新中国的制度反而没什么关系

根子上的原因，是阶级斗争理论的不完备性。

阶级和斗争是存在的，甚至是必然的。但是正因为这样，也是不可能消灭的，否则就违反了历史唯物和矛盾论。

阶级斗争理论的不完备性，就是说没有给出解决方案：如果说消灭矛盾，是解决矛盾的可行方案，世界上早就没矛盾了。

阶级必然，斗争永存。

你的印象有很大的偏差。

当时中国武斗规模最大，死人最多的地区是四川。因为那里有很多“大三线”建设的兵工厂，枪支弹药就在本厂的仓库里，看守仓库的几名士兵根本挡不住，而且士兵也不敢对工人动粗，因为抢弹药库的就是平时经常见面的工人，大规模武斗都是发生在这些工人之间。产业工人的特点就是性格直爽、平时就经常有打架斗殴的事件发生，当全国都在为了政治观点分歧而激烈辩论的时候，坚持做只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就不那么容易了。只要一打起来，哪边都不愿吃亏，吃了亏的就要再伺机报复，自然是规模越来越大，动用的武器越来越专业。当年周恩来在上海组织过三次武装起义，主要参加者都是工人。俄国十月革命，依靠的也主要是产业工人。工人的血性和组织性，不可小觑。

北京的高干子弟们曾经有过几个组织，最著名的一个是“联动”，全称“联合行动委员会”，一个是“西纠”，全称“西城区纠察队”。这两个组织用现在的话讲基本就是恐怖组织。他们是利用人数的优势对他们认定的“敌人”个体发动突然袭击，打死打伤过很多人，主要是对曾经批斗过他们父母的群众组织头面人物进行报复。他们跟文革中因为观点分歧而自然形成的两派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的恐怖行为也和文革中两派之间的武斗有本质上的区别。

当然，具体参加武斗的人，不可能是大多数普通群众，因为普通人本性比较善良，也比较胆小，不太可能为了政治原因去玩命。但人群中总是有一定比例的人，具有冒险性和攻击性。一旦形成了合适的环境，这些人的好斗本性就会被激发出来。

文革中武斗造成的伤害，我认为不是最严重的。真正的伤害是几乎所有人都进入了一种政治狂热状态，先烈们既然可以为了革命而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也至少应该奋不顾身，什么家庭，什么生活，什么生产，什么文明，什么传统，都可以统统不顾，使得整个国家陷入这样的混乱达三年之久。后来毛主席号召要“抓革命，促生产”，全面停产的现象基本止住了，但人们依然经常被裹挟到一次次的各种“运动”中去，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而导致人际关系紧张，进而影响各行各业的生产经济活动。文革期间，各种生活用品全面短缺，粮、油、布、糖这些生活必需品全都要凭票限购，而花生瓜子一类的食品只有节日才会限量供应，平时根本没有。这种社会的大动荡所造成的损失，几乎不亚于一场内战，只不过伤亡人数没有真正的战争那么惨烈而已。

总理逝世的时候，中国有多少老百姓能看上电视？仁兄能看电视、能去广场送花圈，显然代表的只是这个国家的极少数。

以泰国为例，在黄衫军的眼里，他信也是祸国殃民的、不得人心的，你也可以说，他信早就臭了(在曼谷)。但是你能否认他信代表的是泰国大多数人的利益吗？

我高考那年，我们的分数线比北京高130分，北京的部委又有委培，再低20分，实际差距150(总分710)。在北京市民眼里，这算不算得人心？如果有谁胆敢改变这个政策，是否也会在直辖市不得人心呢？我们农村老百姓可有到广场上送花圈这种表达自己立场的机会？

想跟仁兄说一句：官僚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万里上台改善铁路晚点问题，领导能力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代表官僚集团的利益，可以得到官僚集团的配合。

感觉仁兄思考问题，始终不能离开自己的屁股。所以对于什么“国民经济不至于全面崩溃”这种Bullshit深信不疑。朱元璋把全国的官都杀得大量的缺没人顶，都没有崩溃。对于农民来说，90年代才是真的崩溃，让人觉得没有任何希望的崩溃(参见李昌平2000年的上书)。

官僚为了自己和身边人的利益，把大量的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典型的例子，就是主席嘴里的城市老爷卫生部。这导致主席和他的追随者不停的损害大城市利益，向农村倾斜。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在北京和大都市不得人心、臭了，是正常的。但是这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的立场。

因为前无古人，无操作经验可循，如果有一套肯定能成功的正确的方法，那知道它的一定是昊天上帝（问题是昊天上帝也不是全知全能的）。

至于文革是不是成功呢？从当时看结果不是很好的，可以说是失败，更是在后来被主流舆论定性为错误，悲剧，浩劫。

可是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一定要放在历史的维度去观察，我们现在有没有盖棺论定的资格呢？我很怀疑。

文革的评价，取决于过去，当前以及未来中国的走向，这个未来可能至少需要几十年，我们能做的只是不断思考，发掘，讨论，至于定性，还是不要在历史面前献丑吧。

70年尼克松可没访华，中日关系也没正常化。想改开，没有毛泽东指导下的打破外交僵局，改开能开给谁？

另外，毛泽东的打破外交僵局的方法是什么，大力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越南，把美国佬打痛了，上赶着跑过来求和你搞好关系。

邓氏之后的外交是什么，讨好，消气，求着和美日搞好关系。

顺便再给一个数据，71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48.4亿美元，和西方关系改善后，74年猛涨到145.7亿美元，三年涨三倍，呵呵，是毛泽东想闭关锁国？是人家一直在锁你吧。

50年代就要打老虎，杀刘青山，张子善时到主席面前求情的一堆堆，主席哪怕心软一点那二位就死不了。三年困难时期某些干部擅自多吃多占（不是说规定的合法待遇）的现象高华的书里写得很详细，到了64年，毛泽东原警卫揭发监狱长渎职，腐化，毛泽东亲自派汪东兴带调查组调查，最终只是解救了一个冤枉的犯人，监狱长平调拉倒。原警卫自己倒在监狱系统里被排挤得苦不堪言，主席也没招。。。。。。

北京电视机厂当时已经开始生产一种九寸的黑白电视，价钱并不贵，普通家庭里有这样的电视并不稀罕。去广场送花圈，每个北京人都可以，也不需要什么特权。悼念总理，好像也不只是北京人才有的情感。我不明白这怎么就成了“代表这个国家的极少数”？！

我没有九十年代农村的生活经历，没有发言权。同样你也没有文革的亲身经历，你用自己头脑里固有的概念去解释文革，难道就不是屁股问题吗？

我对于自己出生在北京确实感到庆幸，但这不是我自己的选择。你要是因此就把我划到你的对立面，是你的自由，我无法干涉，只好选择忽视了。

政治严苛我不知道是什么标准，我知道文革前三年最混乱，革委会成立后倒是逐步转向正规了。

至于“经济上更困顿”，工人收入没找到，但是起码在71年是普遍调了一次工资。而195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73元；65年，107元；76年117元；要说收入涨得慢也罢，要说“更困顿”何解？

而且“颐指气使、居高临下”，光这两个词定不了任何性的。。。。。。

看看当年的口号：走资派在党内，工人农民受二重苦吃二茬罪，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当年大家都不理解，哪里来走资派，哪里来反动学术权威？

现在再看看，这些口号如同谶言一般成为了社会现实。

当年发动文革确实条件不成熟，左倾了。不过如果那时候主席不发动文革，后来的领导怎么看都不太可能发动类似的运动。官僚系统积累的问题一直积累到90年代以后的话，当年太子党可是实打实准备接班的，我们如何应对苏联解体带来的影响呢？

看着现在对文革的讨论非但没有平息，反而越来越多，想起老老狐狸以前的回帖：

北京电视机厂当时已经开始生产一种九寸的黑白电视，价钱并不贵，普通家庭里有这样的电视并不稀罕。

我建议您多找一些资料，多找一些省份（最好南北都多找几个）的人咨询一下，黑白电视机是什么概念，我出生在沿海小城，在80年的时候，小城市的普通干部家庭也难以买得起电视机（既买不起，也买不到），要再迟几年才开始进入推广阶段。更不用说农村了，家里有农村亲戚的都知道当年农村的真实状况，说惨有点过分，毕竟不像旧社会活都活不下去，但是就不用对比北京了，对比几十里路之内的县城，一个惨字绝不过分（其实单从对比的角度来说，现在好多地方的农村也依然是惨的）。

文革末期就能负担得起电视机的家庭，单纯从财富角度来分割，阶级地位高于当时国内绝大多数家庭应该是无疑的。

那么您的所思所想又怎能代表得了占国内绝大对数的普通群众呢？希望您能冷静思考。

就像江青尖锐地指责邓小平“他进口了好多外国设备，不晓得为什么都挤到今年上马。有的设备根本没有处理三废，现在毒害人啊”。然后没几天江青就被抓起来，邓小平复出，大展拳脚发动洋跃进，要借几百个亿的外债引进外国设备，然后没几天连利息都要还不上了。可见江青事前的预见实在祸国殃民？这可是国家经济建设基本战略问题啊。

又比如八十年代外贸部长姚依林在回忆录中痛斥四人帮祸国殃民“瞎折腾”的事例：主要罪状包括四人帮对进口食品的安全标准要求严格；四人帮坚决反对进口带有病菌的美国小麦；四人帮出口衬衫宁愿少要钱也要保留自己品牌。这就是咱外贸部长的意见。

所以说，改开后洋垃圾，带病的洋西服泛滥进口，国有老名牌纷纷丧失，甚至主动送给洋人杀，这是不是和四人帮未能“祸国殃民”有关系呢？天府可乐被百事吞并十年后，中国方面悔恨地说“我们当年的品牌意识太薄弱”，是啊，有品牌意识的被判决成反革命扔监狱里了不是？

再说一个例子，直到七十年代前期四川还有以万计的私人小商贩，多是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太，老胳膊老腿地起早贪黑卖早点啊，修鞋啊，作小买卖啊啥的，然后政府以公私合营的方式让这些老人不必再干活，而是每月几十元养老金回家养老。改开后某副总理就痛斥这是“文革期间的傻事，那些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还能干活（你国家要管他干嘛）”，嘿嘿，实在是祸国殃民得紧啊。

事上好好道歉、检讨过。

河里就有主席的检讨链接出处这里面能找到一堆。

其他领导有过啥检讨？正式文件里面一点没见到。有谁知道的请补充补充。

关于认错这事，最佩服的就是286的语言艺术了。

话说得很好：“少奇脑子热不热，我热不热？”

看，我承担责任了耶。

但是再推究下去，责任到底有多大？角色究竟如何？该如何对人民表示？你这辈子都不会从公开出版物中知道。

堂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副总理、毛泽东亲许的“副帅”、当时中共实际的四号人物，在1958-1960年间，没有作讲话，没有发表文字报告、行踪不明，变成了空气。涉及到一个个具体的失误，都没他的事，这就是揽责。

真论起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的事情，如果没有286的那个四川1千万亩万斤田的指标，能少饿死多少人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