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42：伯嚭——使因大宰 -- 桥上
伯嚭，“伯”是“氏”，“嚭”是“名”，此人还有“字”，是“子馀”，在《左传》中，或加上他的官职尊称他为大宰嚭或大宰子馀。
伯嚭曾祖父伯宗是晋国大夫，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宣公十五年，周定王十三年，晋景公六年，楚庄王二十年），他首次出现于《左传》，已经是在晋国说得上话的人。十八年后，公元前五七六年（鲁成公十五年，周简王十年，晋厉公五年，楚共王十五年，吴寿梦十年），因伯宗影响太大，被当时想把持晋国的重要卿族郤家害死。他儿子伯州犁逃往楚国。
下一年，公元前五七五年（鲁成公十六年，周简王十一年，晋厉公六年，楚共王十六年，吴寿梦十一年），伯州犁就在楚国成为大宰，但一直是谋臣。三十四年后，虽然伯州犁极力讨好公子围（后来的楚灵王，楚子-虔），但公子围因要发动政变，对他不放心，还是于公元前五四一年（鲁昭公元年，周景王四年，晋平公十七年，楚郏敖四年，吴夷末三年）把他杀了，紧接着就杀掉楚国国君、公子围侄子楚郏敖及郏敖两个儿子，公子围自己当国君。但此后伯州犁的家族伯家还在。
再过两年，到公元前五三九年（鲁昭公三年，周景王六年，晋平公十九年，楚灵王二年，吴夷末五年），也是伯宗被杀后三十七年，晋国那边还有人惋惜“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昭三年传》（p 1234）（10030302））（102、114），认为包括伯家在内的八家功臣被打压不合适。
又过了二十四年，到公元前五一五年（鲁昭公二十七年，周敬王五年，晋顷公十一年，楚昭王元年，吴僚十二年），因为卷入楚国政争，伯家被迫流亡吴国。
九年后，到公元前五〇六年（鲁定公四年，周敬王十四年，晋定公六年，楚昭王十年，吴阖庐九年），伯州犁的孙子伯嚭已在吴国又当上了大宰。
大宰这个官职，非常特别，“宰”我体会在当时就是大管家的意思，而大宰则是诸侯的大管家，按《周礼》，大宰是六卿之首，“天官冢宰”（《天官冢宰第一》），而按《礼记》，大宰则是和“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排列在一起的，都属于内廷（《曲礼下第二》）。这种现象可能反映了家族政治的转变过程。
而关于《左传》中提到的大宰，杨伯峻先生在《隐十一年传》“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之后有注云：
大同太，大宰亦作太宰。大宰之名见于诸经传记者，以侯国言之，其义有二。一为一般官职名，一为冢宰、执政、卿相之义。以《左传》考之，宋之大宰其位实在卿相下，华父督以大宰杀殇公而相庄公可证。然《韩非子?说林下》云“宋大宰贵而主断”，考以《内储说上》“叔孙相鲁，贵而主断”之文，则大宰又指卿相言，则是第二义。郑之大宰石?[（镵-钅）-兔+大chuò]为良霄之副手使于楚，见襄十一年《传》，则职位不高。然晋-赵武又称郑执政子皮为冢宰，见昭元年《传》，则为后一义。楚以令尹执政，然其下有大宰子商、大宰伯州犁。然蔿敖为令尹，晋-随会称之为宰，见宣十二年《传》。宰即大宰，则大宰又为执政之通称。鲁本无大宰之官，此云将以求大宰者，谓欲以杀桓公求为执政之卿。故《十二诸侯年表》述此事云：“大夫翚请杀桓公，求为相。”《鲁世家》亦云：“公子挥谄，谓隐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相。’”皆以相释大宰，得其义矣。（（p 0079）（01110801））（001、014）。
因此，当时大宰有二义，其一是比喻性的，意为执政，也因为一“国”诸侯家族中的大管家最初可能与一“国”的执政是一回事；其二则是实际官职，属于内廷，真的只是诸侯家族中的大管家，由于内廷与外朝的分离，这个职位的重要性自然也下降了。而实际官职大宰的地位高低，取决于诸侯的信用，不像那些作为“氏”族族长的卿，包括比喻性的大宰——排首位的执政的卿，有自家武力可以倚仗。如果那些大宰自家有强大武力，诸侯也不会用他们来管家。至于伯嚭，虽然他是带着整个家族流亡到吴国的，但毕竟无论在楚国还是在吴国，伯家的根基都不够深，也没有强大武力。因此伯嚭在吴国担任的这个大宰，当是实际官职。
而且我想伯嚭最初的地位还是较低的，当时吴国有吴王的兄弟和儿子分别统兵，伯嚭只是谋臣而已。但在他得宠后，有了近臣的权利，地位也相应提高。《左传》中两次提到在某种关键时刻别家诸侯“使因大宰嚭”如何如何，就是利用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也是奸臣的典型模式之一吧，总是被人利用他来影响他身后的主子，而他也从中获利。
就在这一年，吴王阖庐（吴子-光）奔袭楚国，打入楚国都城郢。伯嚭也随军前往，他还跟着伍子胥把坟墓里的楚平王（楚子-居）挖出来鞭了尸（《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一》）。注意，这里也反映伯嚭与伍子胥关系不一般。下一年，公元前五〇五年（鲁定公五年，周敬王十五年，晋定公七年，楚昭王十一年，吴阖庐十年），趁吴国大军滞留楚国，越国袭击了吴国，吴国军队又起内讧，只好撤回去，未能彻底消灭楚国。
九年后，公元前四九六年（鲁定公十四年，周敬王二十四年，晋定公十六年，楚昭王二十年，吴阖庐十九年，越句践元年），吴王阖庐（吴子-光）在与越国战争中受伤身亡，他儿子夫差继位。吴王夫差立志为父报仇，终于在第三年，公元前四九四年（鲁哀公元年，周敬王二十六年，晋定公十八年，楚昭王二十二年，吴夫差二年，越句践三年），彻底打败越国军队，越子（越国国君，句践）带最后五千兵马退守会稽山，“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派出大夫种（文种）联络上大宰嚭（伯嚭），向吴国求和。阖庐重要谋臣伍员（伍子胥）劝夫差不可答应，指出如果不彻底消灭越国，吴国最终会遭殃，但夫差不听，还疏远了伍员，而伯嚭则逐渐得到夫差信用，伍员和伯嚭自此分道扬镳。
以后几年，由于晋国发生内乱，楚国又因新败尚未完全恢复，夫差就把句践扔在身后，自己专注于在北方争霸，给了句践卧薪尝胆的机会。
公元前四八八年（鲁哀公七年，周敬王三十二年，晋定公二十四年，楚惠王元年，吴夫差八年，越句践九年），夫差在“鄫”会晤鲁国国君鲁哀公，已经以霸主自居，要求鲁人为他奉上“百牢”——一百头牛，按原来规矩，为周天子也最多不过需奉上十二头牛。而伯嚭（大宰嚭）也跟着狐假虎威，本来鲁国实际执政的卿季康子（季孙肥）留守在家，他提出要求，让季康子也来“鄫”参加盟会。康子（季康子，季孙肥）只好派孔子弟子子贡（卫赐）前去接洽，大宰嚭（伯嚭）问：“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国君都走这么远来这儿，您那位大夫倒不肯出门，是何规矩？）”，子贡答：“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臝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怎敢说合规矩，不过是害怕大国吧，是大国先就不肯按规矩对待诸侯，您既不按规矩来，那还有边吗？敝国主上已经来到这儿听命，他家长老还怎敢再离开自己“国”？当年您那里开国的大伯穿着礼服，一切按周家规矩办；可到他弟弟仲雍接班，就剪短头发，光了身子，还文上花纹作装饰，这还能说是合规矩吗？不过是不得已罢了。）”。从“鄫”回去，鲁人就看穿吴国底牌，认为他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于是这年秋天，吴人走后，鲁人攻灭了邾国。
下一年，公元前四八七年（鲁哀公八年，周敬王三十三年，晋定公二十五年，楚惠王二年，吴夫差九年，越句践十年，齐悼公二年），吴人为邾国来进攻鲁国，但没得到太多战果，只得撤军，还是鲁国北方的齐国动了心思，要联合吴国夹攻鲁国，鲁人才把被他们扣住的邾国国君（邾隐公，邾子-益）放回去让他复国，但这个邾国国君只知胡作非为，吴国国君就派大宰嚭（伯嚭）带兵扣住他，让他们的大子“革”（后来的邾桓公）代掌政权。这是《左传》中提到的伯嚭唯一一次带兵执行任务，但只是治安行动而已。
后来，齐国又和鲁国和解了，吴国国君夫差很生气，于是在公元前四八四年（鲁哀公十一年，周敬王三十六年，晋定公二十八年，楚惠王五年，吴夫差十二年，越句践十三年，齐简公元年），吴国联合又跟齐国闹翻的鲁国，在艾陵大败齐军。此战中夫差统领吴军中军，上军和下军的统帅分别是胥门巢和王子姑曹，都不是伯嚭。吴军出发前，子胥（伍子胥，伍员）进谏要提防句践，但夫差不理。战胜后，夫差听说子胥竟把儿子送去齐国，就赐死了他。
下一年，公元前四八三年（鲁哀公十二年，周敬王三十七年，晋定公二十九年，楚惠王六年，吴夫差十三年，越句践十四年，齐简公二年，卫出公十年，宋景公三十四年），夏天，吴国国君夫差和鲁哀公在橐皋会晤。此时大宰嚭（伯嚭）已经是权臣，吴国国君夫差让他去要求和鲁哀公重申上次的盟约，鲁哀公又搬出伯嚭的克星、孔子弟子子贡（卫赐）回复他：“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犹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寻盟’，若可寻也，亦可寒也。 （盟誓，是要维系我们之间的信任，所以得发自内心来维护，互换玉帛以维持，发出誓词来保证，请来明神以保障。敝国主上以为，如果举行了盟誓，就不可能再背离。要是还能背离，就算每天盟誓又有啥用？现在大人您说“一定要重申盟约”，要是需要重申，那就也能冻结。）”，于是吴人打消了重申上次盟约的计划。
这年秋天，吴国国君夫差又和鲁、卫、宋三国国君在“郧”会晤，但卫国国君卫出公（卫侯-辄）来晚了，鲁、卫、宋三国国君自行举行盟誓，却没和夫差盟誓，吴人就在卫出公的营地外扎起篱笆，扣住他不放。鲁国的大夫子服景伯（子服何）又请求子贡说：“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饩，以相辞也。今吴不行礼于卫，而藩其君舍以难之，子盍见大宰（伯嚭）？（各家诸侯在一起会盟，正事完了，霸主会向各家诸侯致意，当地的主人也会送上粮草，这就是要告别了。现在吴人不肯向卫人致意，反而在他们主上驻地周围扎起篱笆困住他们，大人是不是去求求大宰啊？）”。
于是子贡要来一束锦带着，又去求见大宰（伯嚭）。二人见面后，大宰对他说：“寡君愿事卫君，卫君之来也缓，寡君惧，故将止之。（敝国主上想着侍奉卫国主上，可卫国主上偏不肯早点来，敝国主上害了怕，所以要留下卫国主上。）”，子贡就告诉他：“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雠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雠也，夫堕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诸侯而执卫君，谁敢不惧？堕党、崇雠，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卫国主上来这儿之前，肯定和他手下商量，那些人有赞成有反对的，所以他才没早点来。那些赞成他来的，是和大人一头的，那些不赞成他来的，是大人的对头。大人要把卫国主上抓起来，就打击了和您一头的人，鼓励了您的对头，让那些想打击您的人得了意。更别说在召集各家诸侯的时候竟扣押起卫国主上，谁能不害怕呢？打击和您一头的人，鼓励您的对头，让各家诸侯害怕，恐怕不容易当上霸主吧！）”。大宰嚭（伯嚭）听了这话一高兴，就把卫国主上放了。
再下一年，公元前四八二年（鲁哀公十三年，周敬王三十八年，晋定公三十年，楚惠王七年，吴夫差十四年，越句践十五年，齐简公三年），夫差北上黄池，与各家诸侯盟会，此次盟会周天子（周敬王）派来了卿士单平公，同时参加的还有原来的霸主晋国。因此这是夫差能否正式成为诸侯盟主——霸主的关键时刻。
但趁着夫差带大军北上，越子（越王句践）袭击吴国，大败吴军，斩获留守的大子友、王孙弥庸、大夫寿于姚，攻破了“吴”。到这年秋七月辛丑（杨注：辛丑，六日。），各家诸侯在黄池举行盟誓那天，吴、晋争当盟主。夫差已经得知老窝被抄，面色发黑，被晋人察觉，到底没当上盟主。
吴人匆忙撤退，带走了鲁国的大夫子服景伯（子服何），走到“户牖”城那里，子服景伯找到了大宰（大宰嚭，伯嚭），对他说：“鲁将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毕，何（子服景伯，子服何）世有职焉，自襄以来，未之改也。若不会，祝宗将曰‘吴实然’，且谓鲁不共，而执其贱者七人，何损焉？（我们鲁国将在十月的“上辛”日祭祀上帝和先王，到“季辛”日结束，我“何”从祖上到我一直参与这事，自我们襄公以来，都没变过。要这次不能到场，我们祝宗一定会说“是吴人造成的”，而且您这里认为鲁国不尊重你们，却只抓了七个小人物，有什么意思呢？）”，于是大宰嚭（伯嚭）向他们“王”（夫差）建议：“无损于鲁，而只为名，不如归之。（对鲁国没太大影响，只为听着好听，还不如放了他。）”，就把景伯（子服景伯，子服何）放了回去。
半路上，那位“王”又准备进攻宋国，打算杀掉那里的男子，把妇女都抓回去，但大宰嚭告诉他说：“可胜也，而弗能居也。（虽然能打下来，但站不住。）”，就还是撤走了。
这年冬天，回到“吴”的夫差与句践讲了和。
两年后，公元前四八〇年（鲁哀公十五年，周敬王四十年，晋定公三十二年，楚惠王九年，吴夫差十六年，越句践十七年，齐平公元年），夏天，大宰嚭还曾受夫差委派处理与陈国使者的麻烦，对方正使半路病死，他们要把遗体拉到吴国朝廷上，大宰嚭试图拒绝但没成功。
过了五年，到公元前四七五年（鲁哀公二十年，周元王元年，晋定公三十七年，楚惠王十四年，吴夫差二十一年，越句践二十二年，齐平公六年），十一月，越人又来进攻，包围了“吴”，夫差已经明白无法幸免了。
再过两年，到公元前四七三年（鲁哀公二十二年，周元王三年，晋出公二年，楚惠王十六年，吴夫差二十三年，越句践二十四年），冬十一月丁卯那天（杨注：丁卯，二十七日。），越国攻灭了吴国，夫差自杀。
但伯嚭并没跟着自杀，两年后，他已经摇身一变，成了越国的大宰。公元前四七一年（鲁哀公二十四年，周元王五年，越句践二十六年），闰月，鲁哀公前往越国，在那里得宠，将要娶越国女子为夫人。鲁国实际执政的卿季孙（季康子，季孙肥）很紧张，于是“使因大宰嚭而纳赂焉”，联络上那里的大宰嚭（伯嚭），通过他向各方送上贿赂，搅黄了鲁哀公的婚事，鲁哀公只好返回鲁国。
以后伯嚭就再没出现在《左传》中，但《左传》也只剩三年了。
伯嚭是著名的奸臣，按伍子胥说是“谗臣”，他祖父伯州犁也是佞臣，但他的曾祖父伯宗可是著名直臣，还因此获罪，惜哉。不过，伯嚭这个奸臣也是和伍子胥对比而来的，他没像伍子胥那样尽心直谏，阻止夫差把吴国引向灭亡，就让两人走上不同方向。但伯嚭一生没什么建树，只专心趋利避害，可能也是接受了先辈的教训吧。
伯嚭的后代似乎并没有传下来，后世以“伯”为姓氏的人群没有认他们这个伯家为祖先的，也许和“我在坟前愧姓秦”所怀是同样的心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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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春秋经》和《左传》中的相关段落及我的粗略翻译和一些补充说明（072伯宗持信1节、054阳子易班3节）：
<史记>上说: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不知道司马迁是怎么得出结论的.
《成五年经》：
梁山崩。（（p 0820）（08050004））（072）
《成五年传》：
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传！”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问其所，曰：“绛人也。”问绛事焉，曰：“梁山崩，将召伯宗谋之。”问将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乘(shèng)缦、徹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其如此而已。虽伯宗，若之何？”伯宗请见之。不可。遂以告，而从之。（（p 0822）（08050401））（072）
我的粗译：
在我们成公五年（公元前五八六年，周定王二十一年，晋景公十四年），梁山垮了，晋侯（晋侯-獳，晋景公）派传车紧急召见大夫伯宗。半路，传车遇上一辆人拉的载货车，伯宗喊：“辟传！（让路，传车！）”，那拉车的告诉他：“待我，不如捷之速也。（等我让开，还不如你绕过去快呢。）”。伯宗就问拉车的是哪儿人，那人说：“绛人也。（我是“绛”那儿的人。）”，伯宗再问“绛”有什么消息？那人说：“梁山崩，将召伯宗谋之。（梁山垮了，要召伯宗去商量。）”，伯宗又问那人会怎么处理，那人说：“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缦、徹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其如此而已。虽伯宗，若之何？（山上土松了，就会垮下去，能怎么办？“国”都是寄居在大山大河边上的，所以要是山垮了、河没了水，“国”的主上就会停办宴会，不穿染色衣服，把车子去掉装饰，取消乐舞，搬出正寝，还会让“祝”献上祭品，让“史”按规矩向鬼神请罪。不过如此而已。就算伯宗来了，还能怎样？）”，于是伯宗提出让那人一块去见他们主上（晋侯-獳，晋景公），那人没答应。伯宗就把那人上面所说的报告给他们主上，他们主上接受了这些建议。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梁山崩”曰：
梁山有数处，《诗?大雅?韩奕》之梁山在今北京市-房山县东北，《孟子?梁惠王下》之梁山当在今陕西-乾县西北，此梁山则当在今陕西-韩城县，离黄河不远之处。本是古梁国名山，僖十九年秦灭梁；文十年晋又伐秦，取之，故《尔雅?释山》谓之“晋望”，意即晋国所祭名山。或云即山西-离石县东北吕梁山，但吕梁山离黄河百余里，较远。《公羊》、《谷梁》两《传》与《韩诗外传》皆云因梁山崩而黄河壅塞，如其言可信，自非吕梁山矣。《谷梁传》与《韩诗外传》八又云河因晋侯用伯宗之言复流，则《论衡?感虚篇》已云“此虚言也”。
下面是现在韩城-梁山一带黄河及岸边山岭的图片，出自《韩城、黄河随拍。请指教！》：
杨伯峻先生注“晋侯以传召伯宗”曰：
传，去声，传车。传车为古代驿站专用车辆，每抵一中途站换车、换马、换御者，继续前行，取其快速。伯宗，晋大夫，《晋语五》韦《注》以为“孙伯纠之子”。《谷梁传》作“伯尊”，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云“伯宗字尊”。
杨伯峻先生于此（伯宗辟重，曰：“辟传！”）注云：
辟重之辟音闢。重，重车，装载货物之车。形体较大，故《晋语》谓之“大车”。以人力拉行，《谷梁》与《韩诗外传》又谓之“辇”。《晋语五》云“遇大车当道而覆，立而辟之，曰：避传”，恐车覆事不可信。因车当道倾覆，一时避让不及，不至要之避让。唯车不覆，始能曰‘辟传’。《孟子?离娄下》“行辟人可也”即此辟义。至于《谷梁传》与《韩诗外传》谓鞭打辇车人，更不可靠。“辟传”之“辟”同“避”。“辟传”，为传车让路而避开。
杨伯峻先生注“重人”曰：
重人，押送或挽行重车之人。
杨伯峻先生注“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曰：
捷，走捷径。
杨伯峻先生注“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曰：
古人不知地震山崩之理，但此人却能知梁山崩为自然现象，不作“鬼神祸福”之预言，足为一时有识者。此人自是当时下层人物。
杨伯峻先生注“国主山川”曰：
国以山川为主，《周语上》云“夫国必依山川”，亦此意。杜《注》云“主谓所主祭”，不合《传》意。
杨伯峻先生注“君为之不举”曰：
不举，食不杀牲，菜殽不丰盛，不用音乐助食。“举”义详庄二十年《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庄二十年传》“君为之不举”云：
《国语?楚语下》云：“祀加于舉。天子舉以大牢（牛羊豕三牲并用曰大牢），祀以會（三大牢举四方之贡也）；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羊豕并用），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仅用一豕），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然则自天子以至大夫，其日食谓之举，士庶人则谓食。古代王、后一日三餐，而早餐最为重；《周礼?天官?膳夫》所谓“王日一举”是也。至中餐、晚餐则仅食早餐之剩余而已。惟斋戒之日每餐皆杀牲，《膳夫》“王斋日三举”是也。举为盛馔，以乐助食。举者，兼食与乐而言之。襄二十六年《传》云：“古之治民者，将刑，为之不举，不举则徹乐。”则不举者，包括贬损膳食、撤除音乐两事。《韩非子?五蠹篇》云“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则仅就徹乐言之。（（p 0214）（03200102））（033）。
桥：此段《左传》中另有“徹乐”，则此之“君为之不举”当仅就贬损膳食言之。
杨伯峻先生注“降服”曰：
杜《注》云“损盛服”，即不着平常华丽衣服。据《周礼?春官?司服》“大烖素服”郑玄《注》，“降服”为“素冠缟服”，即着白色衣，戴白绢帽。《谷梁传》作“君亲素縞”是也。
杨伯峻先生注“乘缦”曰：
缦有两解。杜《注》谓“车无文”，即无彩饰之车，王念孙《广雅?释诂?疏证》“曼，无也”条下申言此说。《周礼?春官?巾车》云“卿乘夏缦”，沈钦韩《补注》谓缦即夏缦。王乘卿车，自我贬责之义。两说皆可通。
关于“徹乐”，杨伯峻先生引《周礼?春官?大司乐》云：“四镇五岳崩，令去乐。”
杨伯峻先生注“出次”曰：
离开平时居处。杜《注》：“舍于郊。”
杨伯峻先生注“祝币”曰：
陈列献神之礼物。杜《注》：“陈玉帛。”
杨伯峻先生云“史辞以礼焉”之后注云：
祝本是祭祀典司赞词之官，亦司陈列献神礼品，史读祭神文辞以礼祭神。
杨伯峻先生注“伯宗请见之”曰：
见旧读去声。“见之”，引重人谒见晋侯。
杨伯峻先生注“遂以告，而从之”曰：
以重人之言告晋侯，而晋侯从之。《谷梁传》与《韩诗外传》八皆言伯宗隐瞒受之重人事情，且引孔丘之言，责其“攘善”。
“梁山”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0.5，北纬35.5（崩处）。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成六年传》：
三月，晋-伯宗、夏阳说，卫-孙良夫、宁相、郑人，伊雒之戎，陆浑、蛮氏侵宋，以其辞会也。师于鍼，卫人不保。说欲袭卫，曰：“虽不可入，多俘而归，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卫唯信晋，故师在其郊而不设备。若袭之，是弃信也。虽多卫俘，而晋无信，何以求诸侯？”乃止。师还，卫人登陴。（（p 0827）（08060401））（072）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成公六年（公元前五八五年，周简王元年，晋景公十五年，卫定公四年，郑悼公二年，宋共公四年），三月，晋国大夫伯宗和夏阳说，卫国的卿-孙良夫（孙桓子）和宁相，还有郑人，以及伊雒之戎，陆浑和蛮氏，一起进犯宋国，理由是上年有一次各家诸侯打算盟会，宋国不肯参加。
部队驻扎在卫国的“鍼”，城中卫人没有动员守备，于是那位“说”（夏阳说）提出要袭击卫人，他说：“虽不可入，多俘而归，有罪不及死。（就算打不进去，只要多抢些人和东西，有罪也不会被处死。）”，伯宗反对说：“不可。卫唯信晋，故师在其郊而不设备。若袭之，是弃信也。虽多卫俘，而晋无信，何以求诸侯？（不行。卫国就因为信任我们晋人，所以部队来到近郊他们也没设警戒。这回我们要袭击他们，就会丧失这份信任。就算从卫国抢来再多人和东西，却让我们晋国丢了信任，那还怎么召集诸侯？）”，于是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可等部队回来再经过此地，却见卫人已登城警戒。
一些补充：
看来这里本章《左传》作者是要告诫自家子弟，没有不透风的墙。
杨伯峻先生注“夏阳说”曰：
夏阳说，晋国大夫。夏阳或为地名，即僖二年《传》之下阳。夏阳说或以下阳为采邑，因以为氏。
杨伯峻先生注“以其辞会也”曰：
宋共拒绝再会，见去年《传》。
《成五年传》：
冬，同盟于虫牢，郑服也。（（p 0824）（08050701））（024）。
诸侯谋复会，宋公使向为人辞以子灵之难。（（p 0824）（08050702））（073）。
杨伯峻先生注“卫人不保”曰：
卫有孙良夫、宁相率师参加联军，故联军驻扎在其郊外，不加守备。
杨伯峻先生注“师还”曰：
谓侵宋而还也。疑还经卫者，仅晋师。卫师自随之还，其余若郑师等，则不必绕道于卫。
杨伯峻先生注“卫人登陴”曰：
陴见宣十二年《传?注》。卫人仍未丧失警惕。
杨伯峻先生注《宣十二年传》“守陴者皆哭”云：
陴，城上女墙也。亦曰陴倪，《墨子?备城门》云“陴倪广三尺，高二尺五寸”，是其制也。守城者必登城而守陴，故守陴即守城也。《备城门》又云：“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此亦当近之。守城将士不得哭于大宫，故哭于陴（城？）上。（（p 0718）（07120101））（066）。
“卫”——“帝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10，北纬35.65（濮阳县-高城村南，安寨、七王庙、冯寨、东郭集、老王庄。僖三十一年——前629，卫迁于帝丘）。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伊雒之戎”（杨注：伊、雒之戎，戎居于伊水、雒水（今之伊河、洛河）之间者，文八年《传》“遂会伊、雒之戎”，成六年“晋、卫、郑与伊、雒之戎侵宋”是也；亦曰雒戎，文八年《经》“公子遂及雒戎盟于暴”是也。诸戎皆在洛阳市西南。#“雒戎”，《公羊》作“伊雒戎”，金泽文库本作“伊雒之戎”。《释文》云：“本或作‘伊雒之戎’，此后人妄取《传》文加耳。”），伊河、洛河周边，具体位置不详。
“陆浑”——“伊川”（杨注：伊川，伊河所经之地，当在今河南省-嵩县及伊川县境。#陆浑之戎盖其本名，本居于瓜州，晋惠公始诱而迁之于伊川。昭九年《传》云“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偪我诸姬，入我郊甸”者是也。至僖十一年《传》之伊雒之戎或者为其地之土著，或者为先至其地者，以其事在迁陆诨之戎以前十一年也。说详顾颉刚《史林杂识?瓜州》。#阴戎，杜《注》谓即陆浑之戎。《后汉书?西羌传》云：“齐桓公徵诸侯戍周。后九年，陆浑戎自瓜州迁于伊川，允姓戎迁于渭汭，东及轘辕，在河南山北者号曰阴戎。”江永《考实》则谓陆浑近阴地，故曰阴戎。阴地详宣二年《传》并《注》。颍见隐元年《传》并《注》，在今河南-登封县西南。），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2，北纬34.2（嵩县-陆浑村一带）。
“蛮氏”——“蛮”（杨注：蛮氏，据杜《注》，即昭十六年戎蛮，当在今河南-临汝县西南，汝阳县东南，哀四年楚灭之。#蛮氏已见成六年、昭十六年《传》并《注》，其地在霍之西三十余里。），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5，北纬34.1（岘山）。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鍼”（杨注：鍼，卫邑，离当时卫都帝丘不远，在今河南-濮阳县附近。僖二十八年《传》卫有鍼庄子，或以鍼为其采邑。），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4.8，北纬35.5（“卫”西南）。
下面是晋卫郑戎蛮侵宋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成十五年传》：
晋三郤害伯宗，谮而杀之，及栾弗忌。伯州犁奔楚。韩献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纪也，而骤绝之，不亡，何待？”（（p 0876）（08150501））（077、072）
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难。”（（p 0876）杨伯峻（08150502））（072）
我的粗译：
九年后，我们成公十五年（公元前五七六年，周简王十年，晋厉公五年，楚共王十五年），晋国当时得势的三个卿——三郤（郤锜——驹伯，郤犨——苦成叔，郤至——温季）因为要把持朝政，所以忌惮伯宗，就进谗言杀了他，另一位大夫栾弗忌也牵连被杀。伯宗儿子伯州犁逃往楚国。于是他们另一位卿韩献子（韩厥）评论：“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纪也，而骤绝之，不亡，何待？（郤家怕要倒霉了！那些善人，是维系天地的一条条丝束，他们老这么砍过去，要不垮台，还等什么呢？）”。
早先，伯宗每次去上朝，他妻子一定会嘱咐他：“‘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难。（“贼寇恨主人，下‘民’烦长官。”，大人喜欢有话直说，肯定惹上麻烦。）”。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晋三郤害伯宗”曰：
三郤，郤锜、郤犨与郤至。伯宗见宣十五年《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宣十五年传》“伯宗”云：
《元和姓纂》引《世本》云：“晋-孙伯起生伯宗，因氏焉。”《晋语五》韦《注》云：“伯宗，晋大夫孙伯纠之子。”伯起、伯纠当是一人。（（p 0759）（07150201））（061）。
杨伯峻先生注“谮而杀之，及栾弗忌”曰：
据《晋语五》韦《注》，栾弗忌，伯宗党羽。《左传》谓因害伯宗而连及栾弗忌，《晋语五》云“栾弗忌之难，诸大夫害伯宗”，两说不同。
杨伯峻先生注“伯州犁奔楚”曰：
伯州犁，伯宗子，据《晋语五》，保护伯州犁逃楚者为毕阳其人。伯州犁奔楚后为太宰，见明年及昭元年诸《传》。
《晋语五》14：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乎！盍亟索士整庇州犁焉。”得畢陽。
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于荊。
杨伯峻先生注“善人，天地之纪也”曰：
韩厥以为伯宗及栾弗忌皆善人。
杨伯峻先生注“而骤绝之”曰：
骤，屡也。先后杀害两人，故言骤。
杨伯峻先生注“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盗憎主人，民恶其上。’”曰：
意谓盗不能憎恨主人，百姓不能厌恶统治者。尔禄位不高，不能向执政进直言。此二语盖当时俗谚，《周语中》单襄公引谚“兽恶其网，民恶其上”，《说苑?敬慎篇》引《金人铭》“盗怨主人，民害其贵”，《孔子家语?观周篇》亦引《金人铭》，作“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大致相同。
杨伯峻先生于“子好直言，必及于难”之后注云：
《列女?仁智传》据《左传》与《晋语五》演绎成《晋伯宗妻》一章。
下面是顾恺之《列女仁智图》摹本《晋伯宗妻》部分的图片，图中左侧是畢陽，往右是伯宗，再往右是伯宗之妻抱着伯州犁。图最左侧有说明：“伯宗凌人，妻知且亡，数谏伯宗，厚托畢羊。”。图右侧之说明则与此部分无关。原图下载自[URL=http://www.aihuahua.net/plus/download.php?open=0&aid=8322&cid=3]《
顾恺之_列女传图_列女仁智图卷_43303x1954像素超高清大图资源免费下载》[/URL]：
“晋”——“新田”——“绛”——“绛县”东经111.31，北纬35.62（成六年后，新田遗址，4000万平方米，在同一区域内有6座城址。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
“楚”——“郢”——“为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有遗址，长方形城，4500╳3500，1600万平方米。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楚——为郢：庄十七至庄十八，庄三十二至僖二十七，僖二十七至文十四，宣八至昭五，昭三十至定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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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宗就是出头的椽子，成为世家大族对付晋国公室首先要消灭的拦路虎。《左传》中还有一位人物，其地位、性格以及下场与伯宗多有相似之处，就是他的前辈大傅阳处父，即上面《国语》中提到的“陽子”，此人被当时人批评太“刚”、不知变通且“华而不实”，最终也是因卷入世家大族之间的斗争被杀。另外，伯宗“好直言”而被杀大概也深刻影响了他重孙子伯嚭。
非常欣喜在此见到“重人”在传世文献中的例子。涨知识了。
《文五年传》：
晋-阳处父聘于卫，反过宁，宁嬴从之。及温而还。其妻问之。嬴曰“以刚。《商书》曰：‘沈渐刚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天为刚德，犹不干时，况在人乎？且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惧不获其利而離其难，是以去之。”（（p 0540）（06050501））（054）
我的粗译：
在我们文公五年（公元前六二二年，周襄王三十一年，晋襄公六年，卫成公十三年），晋国大夫阳处父正式访问卫国，回程经过他们晋国的“宁”，宁嬴（嬴）在那里跟上他走，但走到“温”又回去了。宁嬴老婆问为什么，“嬴”（宁嬴）就告诉她：“以刚。《商书》曰：‘沈渐刚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天为刚德，犹不干时，况在人乎？且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惧不获其利而離其难，是以去之。（他太不知变通了。《商书》上说：“犹豫得果断，能干要变通。”这位大人却老这个样，怕是平安不了！上天的本性虽是决断，但也不会扰乱节令，下方的人又怎能任性呢？再说他还华而不实，招来很多忌恨。忌恨的人多了，就无法自保。我怕跟过去没得着好倒被牵进他的祸患，所以离开他。）”。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宁嬴从之”曰：
宁嬴，贾逵、孔晁注《国语》，皆以为掌逆旅之大夫，杜注《左传》同之，而刘炫则以为逆旅之主人。孔《疏》云：“若是逆旅之主，则身为匹庶，是卑贱之人，犹如重馆人告文仲，重丘人骂孙蒯，止应称人而已，何得名氏见《传》？杜以《传》载名氏，故为逆旅大夫。”《晋语五》云：“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舍于逆旅甯嬴氏。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今乃得之。’舉而從之。”
杨伯峻先生注“及温而还”曰：
《晋语五》云：“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韦《注》云：“山，河内-温山也。”温山在今河南-修武县北五十里。
杨伯峻先生注“《商书》曰：‘沈渐刚克，高明柔克。’”云：
句在《洪范》。《洪范》，今本《尚书》在《周书》，然《左传》三引《洪范》，除此年外，尚有成六年、襄三年，皆曰《商书》，是古以《洪范》为《商书》。沈渐，今《尚书》作“沈潜”，然《史记?宋世家》亦作“沈渐”，《汉书?谷永传》，“岂意将军忘湛渐之意”，潜亦作渐。潜、渐古音近，字得通。此两句古有两解，一以沈潜、高明指人，《宋世家?集解》引马融云：“沈，阴也。潜，伏也。阴伏之谋，谓贼臣乱子非一朝一夕之渐，君亲无将，将而诛。高明君子，亦以德怀也。”则以沈潜为所谓乱臣贼子，高明为所谓君子；于所谓乱臣贼子，当以刚克之；于所谓君子，当以柔克之。一以沈潜、高明指本性，杜《注》云：“沈潜犹滞溺也，高明犹亢爽也，言各当以刚柔胜己本性，乃能成全也。”详绎《传》文之义，杜《注》近之。
杨伯峻先生注“夫子壹之”曰：
壹之谓阳处父本为高明之性，又加以刚也。
杨伯峻先生注“天为刚德，犹不干时”曰：
《洪范》孔《疏》云：“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时之序也。”
杨伯峻先生注“华而不实”曰：
言过其行如花开而不结实。
杨伯峻先生注“怨之所聚也”曰：
与《晋语五》“非其實也，怨之所聚也”同意。
杨伯峻先生注“犯而聚怨”曰：
刚则犯人，己又华而不实，故云犯而聚怨。
杨伯峻先生于“是以去之”之后注云：
杜《注》：“为六年晋杀处父《传》。”此章宜与下年“蒐于夷”章合看，“阳处父至自温”正应此章，此章非孤立之章节。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卫”——“帝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10，北纬35.65（濮阳县-高城村南，安寨、七王庙、冯寨、东郭集、老王庄。僖三十一年——前629，卫迁于帝丘）。
“宁”——“甯”（杨注：宁，晋邑，定元年《传》叙魏献子还卒于宁可证。其地当在今河南省-获嘉县之西北、修武县之东。#宁，今获嘉县西，近吴泽。《周语下》云：“是岁也，魏献子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遂田于大陆，焚而死。”与《传》意不同。依《传》，焚谓烧藪泽之草木便于田猎，非死于火。其死在猎毕返还途中。），推测位置为：东经113.55，北纬35.21（甯，卫国-宁氏邑，获嘉县-张巨乡-杨洼村正北0.5公里，齐州故城遗址）。
“温”——“苏”（杨注：温，周王畿内之小国，当在今河南省-温县稍南三十里之地。#温，在今河南省-温县西南三十里。会于温，《经》文未书，盖书“盟于瓦屋”可以包括之。#成公十一年《传》云“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则苏忿生乃周武王时司寇而受封于温者也。温即隐公三年“取温之麦”之温，故城在今河南省-温县西稍南三十里。依庄公十九年《传》观之，温于庄公十九年仍为苏氏邑。以金文证之，如敔簋铭云“王赐田于[含攵]五十田，于旱五十田”，则此所谓温田者，亦王田之在温者耳，非以其全邑与郑，故温仍得为苏氏邑。#温为苏氏邑，成十一年《传》云，“苏忿生以温为司寇”，则温为苏氏始封邑。故僖十年《经》云“狄灭温，温子奔卫”，而《传》作“苏子奔卫”以邑言之则曰温子，以氏言之则曰苏子，一也。#温，今治西南，湨水所经。），推测位置为：东经112.93，北纬34.91（温县城西16公里处的招贤乡-上苑村北地，温邑故城平面呈方形，东西长400米，南北宽近400米）。
《文五年传》：
晋-赵成子、栾贞子、霍伯、臼季皆卒。（（p 0541）（06050502））（054）
《文六年传》：
六年春，晋蒐于夷，舍二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p 0544）（06060101））（054）
我的粗译：
这一年，晋国有四个卿去世，包括赵成子（赵衰）、栾贞子（栾枝）、霍伯（先且居）、臼季（胥臣）。
下一年，我们文公六年（公元前六二一年，周襄王三十二年，晋襄公七年，秦穆公三十九年，陈共公十一年），春天，晋国在“夷”校阅部队，裁撤了两个“军”。任命狐射姑统领中军，赵盾（宣子，赵宣子）当他副手。结果阳处父（阳子）从“温”过来，又主持到“董”重新校阅，并改变了中军将领的位次。
这位阳子（阳处父），本是成季（赵成子，赵衰）手下，就偏向赵家，而且他还认为赵盾有才干，说是：“使能，国之利也。（任用有才干的人，对我们“国”有好处。）”，所以让赵盾当主帅。
于是乎宣子（赵宣子，赵盾）开始掌控他们“国”政务。他制定章程，修订律令，清理积案，督促追逃，改进文书，破除积习，分别上下，严肃职责，按时提拔。一切上了轨道，就交给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让他们推行到整个晋国，以为常法。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晋-赵成子、栾贞子、霍伯、臼季皆卒”曰：
赵成子，赵衰；僖三十一年晋蒐于清原，《晋语四》云“使赵衰将新上军”；文二年彭衙之役，《传》云“先且居将中军，赵衰佐之”，则赵衰先为新上军帅，继为中军佐。栾贞子，栾枝，僖二十七年《传》云，“使栾枝将下军”，则下军帅也。霍伯，先且居，先轸之子，僖三十三年代其父将中军。霍，盖其采邑。霍详闵元年《传》并《注》。臼季即胥臣，见僖三十三年《传》并《注》。僖二十八年《传》云“胥臣佐下军”，则下军佐也。此句当与下年《传》“六年春，晋蒐于夷”连读。《年表》于此年云：“赵成子、栾贞子、霍伯、臼季皆卒”，全用《传》文，且亦谓此文五年之事。《晋语五》韦《注》亦云，“鲁文五年，晋四卿卒”，可见司马迁及韦昭所据《左传》，此句实在文五年，自西汉以来，《左传》面目即已如此。盖文气虽一贯，然编年为史，不得不分列两年。又《晋世家》“臼季”作“咎季子犯”，误以“臼”为“咎”，因误胥臣为子犯，与《传》文违异。此处阳处父、宁嬴事及明年晋蒐于夷皆应相连。——桥：赵衰佐中军所代似为郤溱，溱与狐毛，狐偃，胥婴似皆已先没。
杨伯峻先生注“舍二军”曰：
僖三十一年，晋蒐于清原，作五军以禦狄，五军各有帅及佐，共十卿，先轸、郤溱、先且居、狐偃、栾枝、胥臣、赵衰、箕郑、胥婴、先都是也。三十三年箕之役，先轸死；去年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死。据文八年《传》“晋侯将登箕郑、先都”之文，则郤溱、狐偃、胥婴亦先死矣，十卿唯有箕郑、先都二人在。此或蒐于夷以谋军帅之故欤？舍二军，则废新上军、新下军，恢复晋文公四年三军之旧制（见僖二十七年《传》）。据七年《传》，赵盾将中军，先克佐之；箕郑将上军，荀林父佐之；先蔑将下军，先都佐之。——桥：僖三十一年之十卿，先且居似应为狐毛，僖二十八年时狐毛犹为上军将。至僖三十三年，先轸死后，先且居代其父为中军帅，狐毛似仍为上军将。
《僖二十七年传》：
于是乎蒐(sōu)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縠(xì hú)可。臣亟(qì)闻其言矣，说(yuè)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乃使郤縠将中军，郤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为右。（（p 0445）（05270402））（045）。
《僖二十八年传》：
晋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p 0474）（05281301））（051）。
《僖三十一年传》：
秋，晋蒐于清原，作五军以禦狄。赵衰为卿。（（p 0487）（05310401））（051）。
《僖三十三年传》：
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将中军，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曰：“举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为卿，复与之冀，亦未有军行。（（p 0501）（05330603））（049）。
《文二年传》：
先且居将中军，赵衰佐之。王官无地御戎，狐鞫居为右。（（p 0519）（06020101））（049）。
杨伯峻先生注“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曰：
据八年《传》，晋襄公本拟使士縠、梁益耳将中军，以先克之言而改任狐、赵。
杨伯峻先生注“阳处父至自温”曰：
据成十一年《传》，温为阳处父之采邑，阳处父自卫返晋，过其采邑温而稍停焉，故宁赢先从之，亦至温而还。
杨伯峻先生注“改蒐于董，易中军”曰：
《公羊传》云：“君将使射姑将。阳处父谏曰：‘射姑民众不悦，不可使将。’于是废将。”《谷梁传》云：“晋将与狄战，使狐射姑为将军，赵盾佐之。阳处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贤者，不使贤者佐仁者。今赵盾贤，射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诺。’谓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诺。’”《公》、《谷》所云，与《左传》异，自不可信。以下年《传》文“侵官也”观之，阳处父之改蒐，虽或先言于晋襄，究属专断。处父时为太傅，故能以国老之身分为此。
杨伯峻先生注“阳子，成季之属也”曰：
《赵世家》云：“赵衰卒，谥为成季。”成盖其谥，季则其字。亦犹赵盾谥宣，或称宣子，成八年《传》亦称为宣孟也。洪亮吉《诂》曰：“处父盖尝为赵衰属大夫。《说苑》，师旷对晋平公曰：‘阳处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达；因赵衰，三日而达。’是处父由赵衰方得进用。”
杨伯峻先生注“使能，国之利也”曰：
即《谷梁传》所谓“使仁者佐贤者”之意。
杨伯峻先生注“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曰：
晋素以中军帅秉国政，赵盾今为中军帅，故云“为国政”。《晋世家》云，“赵盾代赵衰执政”，夫赵衰中军佐耳，与中军帅尚差一级。
杨伯峻先生注“制事典”曰：
事典犹言办事章程或条例，《周礼?太宰》“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是也。制，制定。
杨伯峻先生注“正法罪”曰：
孔《疏》曰：“正法罪者，准所犯轻重，豫为之法，使在后依用之也。”则若后代之制定刑罚律令。
杨伯峻先生注“辟狱刑”曰：
阮刻本作“辟刑狱”，今从《唐石经》、金泽文库本、宋本、岳本、足利本乙正。杜《注》：“辟犹理也。”孔《疏》：“辟狱刑谓有狱未决断当时之罪，若昭十四年韩宣子命断旧狱之类是也。”则辟狱刑若后代之清理诉讼积案。
杨伯峻先生注“董逋逃”曰：
杜《注》：“董，督也。”孔《疏》：“董逋逃者，旧有逋逃负罪播越者，督察追捕之也。”
杨伯峻先生注“由质要”曰：
由，用也。质即《周礼?天官?小宰》“听买卖以质剂”之质剂，郑玄《注》云：“质剂谓两书一札，同而别之，长曰质，短曰剂。”孙诒让《正义》云：“质剂手书一札，前后文同而中别之，使各持其半札，唯札半别，而字全具不半别，质剂，不徒买卖用之，旅师平颁兴积，敛之民而散之民，亦凭质剂以为信焉。”要即《小宰》“听出入以要会”之要会，贾《疏》云：“岁计曰会，月计曰要”，谓簿书账目也。然则由质要者，盖谓财物之出入，皆用契约、账目以为凭据定夺也。
杨伯峻先生注“治旧洿”曰：
洿音乌。治旧洿者，孔《疏》云：“法有不便于民，事有不利于国，是为政之洿秽也，治理改正使絜清也。”沈钦韩《补注》谓为治理停水，免民疾疫，似与上下诸事不类，恐非。
杨伯峻先生注“本秩礼”曰：
孔《疏》：“本秩礼者，时有僭踰，贵贱相滥，本其次秩使如旧也。”
杨伯峻先生注“续常职”曰：
据杜《注》，当即《论语?尧曰篇》之“修废官”。孔《疏》云：“职有废阙，任贤使能，令续故常也。”
杨伯峻先生注“出滞淹”曰：
当即昭十四年《传》之“举淹滞”，亦即《论语?尧曰篇》之“举逸民”。孔《疏》云：“贤能之人沈滞田里，拔出而官爵之也。”以上九事平列，或以为不平列者，恐非。
杨伯峻先生注“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曰：
阳子，阳处父。宣十六年《传》云：“晋侯请于王，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太傅。”则太傅亦卿，唯不在军行耳。晋之太傅，盖主礼刑，故宣十六年士会兼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晋语八》亦云“叔向为太傅，实赋禄”，皆其证。《晋语四》，宋“公孙固言于襄公曰：‘晋公子好善不厌，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而长事贾佗。贾佗，公族也，而多识以恭敬。’”昭十三年《传》云：“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馀、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犨、贾佗以为股肱。”则贾佗乃晋文公之旧臣，尝从重耳出亡，年幼于狐偃、赵衰。韦昭注《晋语四》误合贾佗与贾季为一人，全祖望《经史答问四》已驳之。
“夷”（杨注：夷，采地名。文六年《传》晋蒐于夷，即此地。今地阙。至隐元年《传》“纪人伐夷”之夷，则为国名，与此非一。夷诡诸，周大夫，以采邑为氏。《积微居金文说》卷七谓夷为姜姓国。），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北纬35（黄河北，南阳某处）。
“董”（杨注：董，杜《注》，“河东-汾阴县有董亭”，则当在今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东，然郦道元《水经?涑水注》则以董即宣十二年《传》之董泽，则在今闻喜县东北四十里。两说未详孰是。杨守敬《水经注?疏》据?续汉志?谓杜《注》“汾阴为临汾之误”，“董泽、董亭为一地”，姑录以备考。），推测位置为：东经111.36，北纬35.46（官庄村西）。
下面是晋蒐于夷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文六年经》：
晋杀其大夫阳处父。（（p 0543）（06060007））（054）
《文六年传》：
八月乙亥，晋襄公卒。灵公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赵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旧好也。置善则固，事长则顺，立爱则孝，结旧则安。为难故，故欲立长君。有此四德者，难必抒矣。”贾季曰：“不如立公子乐。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赵孟曰：“辰嬴贱，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为二君嬖，淫也。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国，辟也。母淫子辟，无威；陈小而远，无援，将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让偪(bī)姞而上之；以狄故，让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爱其子，而仕诸秦，为亚卿焉。秦大而近，足以为援；母义子爱，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会如秦逆公子雍。贾季亦使召公子乐于陈，赵孟使杀诸郫。（（p 0550）（06060501））（049、054）
贾季怨阳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无援于晋也，九月，贾季使续鞫居杀阳处父。书曰“晋杀其大夫”，侵官也。（（p 0552）（06060601））（054）
我的粗译：
这年八月乙亥那天（杨注：乙亥，十四日。），晋襄公（晋侯-驩）去世了。此时他儿子灵公年纪很小，晋人因为正面临动乱，想要立一位年纪大的主上。赵孟（赵宣子，赵盾）就提出：“立公子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旧好也。置善则固，事长则顺，立爱则孝，结旧则安。为难故，故欲立长君。有此四德者，难必抒矣。（应该立公子雍。他亲近好人，年纪也大，咱前面主上又喜欢他，而且和秦国关系好，秦国，一直是咱友邦。推上好人会加强咱“国”；侍奉年纪大的主上容易办事；让咱前面主上喜欢的人上位可说是孝；亲近原来的友邦能带来和平。我们因为面临动乱，才想立一位成年的主上。现在这一位具备了上面四种好处，肯定能平息动乱。）”。
贾季（狐射姑）则说：“不如立公子乐。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不如立公子乐。他母亲受两位主上宠爱，立她儿子，咱“民”肯定能平静下来。）”。
赵孟反驳：“辰嬴贱，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为二君嬖，淫也。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国，辟也。母淫子辟，无威；陈小而远，无援，将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让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让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爱其子，而仕诸秦，为亚卿焉。秦大而近，足以为援；母义子爱，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辰嬴贱，排位还在第九，她儿子有啥威信？而且受两位主上宠爱，那是她“淫”。既是咱前面主上的儿子，不设法前往大国，倒去了个小国，这又是“辟”。母淫，子辟，没有威望；“陈”小而远，没有外援；靠什么平定？杜祁因为照顾主上面子，把偪姞让到前头，又为狄人，把季隗让到自己之上，所以才排到第四。咱前面主上为这才喜欢上她儿子，让他去秦国任职，现在已当上亚卿。“秦”大而近，足以当靠山；母义，子爱，足以镇住咱“民”。立这样的人，不正合适吗？）”。
于是派先蔑和士会前往秦国迎接公子雍。贾季也派人去陈国召来公子乐，却被赵孟让人在“郫”那里截杀了。
贾季记恨阳子（阳处父）改变自己位次，又了解到此人在晋国没什么靠山，于是这年九月，贾季派续鞫居（续简伯）杀掉阳处父（阳子）。《春秋经》上写“晋杀其大夫”，意思是阳子超出了职权范围。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晋襄公卒”曰：
《史记?扁鹊列传》谓襄公纵淫。
杨伯峻先生注“灵公少”曰：
此时当在襁褓中。
杨伯峻先生注“晋人以难故”曰：
（晋国当时有何患难，《传》未言及。）顾炎武《补正》云：“谓连年有秦、狄之师，楚伐与国。”
杨伯峻先生注“欲立长君”曰：
立长君，则废太子，故《年表》云：“赵盾为太子少，欲更立君。”
杨伯峻先生注“赵孟”曰：
赵孟即赵盾，自赵盾以后，赵氏世称孟。文公《传》之赵孟皆赵盾；襄公以及昭公元年《传》之赵孟皆赵武；昭二十九年以后（以）讫哀四年《传》之赵孟，则赵鞅；哀二十年《传》以后之赵孟则赵无恤。
杨伯峻先生注“先君爱之”曰：
先君指文公，以公子雍为文公之子，襄公庶弟。
杨伯峻先生注“事长则顺”曰：
昭二十六年《传》，楚“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子西长而好善，立长则顺，建善则治。’”语意与此相类。此言事长，彼言立长，意义亦近。俞樾《平议》谓“事犹立也”，强不同为同，又可不必。
杨伯峻先生注“有此四德者，难必抒矣”曰：
四德谓固、顺、孝、安。抒同纾，孔《疏》引服虔本即作“纾”。《说文》云：“纾，缓也。”庄三十年《传》“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成二年《传》“我亦得地而纾于难”，字皆作纾。参焦循《补疏》。
杨伯峻先生注“不如立公子乐”曰：
刘文淇《疏证》曰，“《晋世家》‘贾季曰，不如立其弟乐’”，蒙公子雍为文，则乐为雍弟。
杨伯峻先生注“辰嬴嬖于二君”曰：
辰嬴即僖二十二年《传》子圉之妻嬴氏，二十三年《传》之怀嬴。谓之怀嬴者，当时犹晋怀公之妻也。后又嫁文公，故今改谓为辰嬴，辰或其谥也。二君谓怀公、文公。
杨伯峻先生注“辰嬴贱，班在九人”曰：
班，位次也，谓在文公妃妾中，其位次为第九。《晋世家》作“班在九人下”，恐非《传》意。俞正燮《癸巳存稿?晋夫人》考此谓“文嬴，嫡也；襄公之母偪姞在二，季隗在三，公子雍之母杜祁在四，辰嬴在九，此皆出于《传》。其四人，以序推之，齐姜在五，秦女三人亦媵也，其在六、七、八欤？”
杨伯峻先生注“而出在小国，辟也”曰：
辟同僻，《晋世家》正作僻。僻，陋也。
杨伯峻先生注“陈小而远，无援，将何安焉？”曰：
此反驳贾季“民必安之”。公子乐在陈，而《说苑?建本篇》云，“乐有宠于国，先君爱而仕之翟，翟足以为援”，与《传》不同，盖传闻之异。
杨伯峻先生注“杜祁以君故，让偪姞而上之”曰：
杜祁为公子雍之母。杜，国；祁，姓。古彝器有杜伯鬲，铭云：“杜伯乍叔[女（由/甫）]尊鬲。”郭沫若《大系考释》释“[女（由/甫）]”为“祁”。又涵芬楼影印宋本《啸堂集古录》有所谓刘公铺者，郭沫若《金文余醳之余?释[女（由/甫）]》改释铭文为“襄公作杜祁尊铺”，则刘公铺为晋襄为杜祁所作器。杜国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故杜陵地。君指晋襄公。襄公为偪姞之子，襄公既立为太子，杜祁因让偪姞而使居于己之上，偪，国名，姞姓，其地已不可考。章炳麟《读》据《潜夫论?志氏姓》“姞氏之别有密须氏”之文，谓“偪即密须氏之密”，可存参。
下面是杜伯鬲铭文拓片，从左端逆时针往右铭文依次为：“杜白乍尗祁尊鬲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其中自左上端往下数第五字即“[女（由/甫）]”，但“女”旁在右，释为“祁”。图片出自《杜伯鬲》：
杨伯峻先生注“以狄故，让季隗而己次之”曰：
季隗见僖二十三年《传》，文公娶于狄者。狄为晋之强邻，杜祁让季隗居己上，盖有政治作用。
杨伯峻先生注“故班在四”曰：
辰嬴班在九，赵盾以为贱，则杜祁班在四，亦未必贵，此所以释之，然则杜祁班本在二也。并以见杜祁之贤。
杨伯峻先生注“为亚卿焉”曰：
公子雍为秦亚卿，于此以见其贤。
杨伯峻先生注“贾季使续鞫居杀阳处父”曰：
续鞫居即狐鞫居，狐氏之族也。又见二年《传》。
杨伯峻先生注《文二年传》“狐鞫居为右”曰：
狐鞫居即下文之续简伯，六年《传》又谓之续鞫居，续盖其食邑，简伯或其字。鞫音菊。（（p 0519）（06020101））（049）。
杜预《注》于此（书曰“晋杀其大夫”，侵官也）有云：“君已命帅，处父易之，故曰‘侵官’。”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秦”——“雍”推测位置为：东经107.39，北纬34.50（雍，凤翔南。有遗址，不规则长方形城，3480╳3130，1000万平方米，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
“陈”推测位置为：东经114.88，北纬33.73（淮阳县城）。
“郫”——“召”——“郫邵”（杨注：廖音聊。召伯-廖，王卿士，召康公之后。今山西省-垣曲县东有邵亭，或是召公东迁以后之食邑。互详文五年《经?注》。#召穆公，召公虎；据《世本?，为召康公十六世孙。今陕西省-岐山县西南，旧有召亭，盖其畿内采地；其后东迁，今山西省-垣曲县之召亭是也。#郫即襄二十三年《传》之郫邵，晋邑，即今河南省-济源县西一百里之邵源镇。马宗琏《补注》云：“郫邵乃晋-河内适河东之隘道，公子乐来自陈，故使人杀之于此。”#郫邵即文六年《传》之郫，今河南-济源县西一百里之邵源镇。《地名考略》云：“郫邵在太行山之南界，接郑、卫，戍之以防退袭。”），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3，北纬35.16（济源市-邵原镇）。
下面再贴一遍晋人欲立长君一些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狄”——“白狄”——“翟”（杨注：江永《考实》谓“此年狄伐晋，白狄也。白狄在西河，渡河而伐晋，箕地当近河。成十三年《传》云秦‘入我河县，焚我箕、郜’，是近河有箕。”#白狄子，白狄之首领。白狄为狄之别种。成十三年《传》吕相绝秦云，“白狄及君同州”，是与秦同在雍州也。僖二十四年《传》晋文云，“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则白狄之地南至渭水。江永《考实》谓“其地在西河之西”是也。今陕西省-延安、安塞、延川、延长、宜川、黄龙以及清涧诸县皆曰白狄之境。据《左传》，狄为隗姓。《世本》谓白狄-釐姓，《潜夫论》谓白狄-姮姓，王国维据秦有隗状，汉有隗嚣，魏有隗僖，谓赤、白二狄皆隗姓，是也。说详其《鬼方昆夷玁狁考》。#狄有赤狄、白狄与长狄，长狄为狄之一种。#狄自入春秋以来，俱只书“狄”。僖三十三年《传》箕之役始见“白狄子”之称，而“赤狄”之称自此见。自此《经》凡赤狄四见、白狄三见。潞氏、甲氏、留吁、铎辰，此赤狄也。其通言“狄”者，钟文烝《谷梁补注》云：“以《左传》、《国语》、《吕氏春秋》、杜氏《后序》引《汲冢纪年》考之，庄三十二年狄伐邢、僖三十三年晋人败狄于箕，皆白狄也。闵二年狄入卫、僖二十四年狄伐郑、文七年狄侵我西鄙，皆赤狄也。”顾栋高《大事表》三九据成三年《传》“伐廧咎如，讨赤狄之余焉”，因谓“是年赤狄之种尽绝。”又云：“故中国直名白狄为狄，不复别之。”未审确否。#顾栋高《大事表》三十九云：“众狄系白狄之种类，若鲜虞-肥、鼓之属是也。”#鲜虞，白狄别种之国，今河北-正定县北四十里新城铺即其国都所在。战国时为中山国。#鼓，国名，姬姓，白狄之别种，时属鲜虞。国境即今河北-晋县。），“白狄”之分布，西起陕西，甚至更西，东达河北，甚至山东，北依内蒙，南抵河南。我大致将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河北为中心，多与卫国和齐国接触；一部分以陕西为中心，多与晋国和秦国接触；每一部分中显然又有甚多分支。大体上此时农耕族与游牧族杂居，未必有明确的疆界。这里的“狄”是晋文公流亡初期所依，大体是以陕西为中心那一部分，当时在山西活动的中心可能在东经111.9，北纬37.2附近一带，是晋国势力尚未到达的汾水上游的又一个盆地。
《文六年经》：
晋-狐射姑出奔狄。（（p 0543）（06060008））（054）
《文六年传》：
十一月丙寅，晋杀续简伯。贾季奔狄。宣子使臾骈送其帑。（（p 0552）（06060801））（054）
夷之蒐，贾季戮臾骈，臾骈之人欲尽杀贾氏以报焉。臾骈曰：“不可。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礼于贾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介人之宠，非勇也。损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释此三者，何以事夫子？”尽具其帑与其器用财贿，亲帅扞之，送致诸竟。（（p 0552）（06060802））（054）
我的粗译：
这年十一月丙寅那天（杨注：十一月无丙寅。），晋人杀掉续简伯（续鞫居）。贾季（狐射姑）逃往狄人那里。宣子（赵孟，赵盾）指派手下臾骈把他家眷都送过去。
之前在“夷”校阅部队，贾季曾侮辱臾骈，臾骈手下就想杀光贾家人来报复。可臾骈说：“不可。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礼于贾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介人之宠，非勇也。损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释此三者，何以事夫子？（不能这么干。我听说《前志》里有这么一句：“恩仇都要报，不对下一代，才算‘忠’之道。”，咱大人要尊敬贾季，我却利用他的信任报私怨，不是太不像话了吗？滥用别人信任，不算“勇”，为出口气给自己增加仇敌，不算“知”，为私怨而侵犯公室利益，不算“忠”。没了这三样，靠啥侍奉咱大人？）”。于是他把贾季的家眷和各种器物财宝都收拢起来，亲自带人护卫，一直送到边境上。
一些补充：
下面是与“晋-狐射姑出奔狄”相关的几个日期干支纪日排列，相关日期（八月乙亥十四、十一月丙寅、四月朔初一戊子、四月初二己丑）我标成了红色，从中可见，或者在十一月前有一闰月（按说本应在其后），则可相合：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杨伯峻先生注“晋-狐射姑出奔狄”曰：
“射”，《谷梁》作“夜”。《释文》云：“射音亦，一音夜。”射、夜古音同在铎部，固可通假。狐射姑，狐偃之子。食邑于贾，字季，故一曰贾季。
杨伯峻先生注“宣子使臾骈送其帑”曰：
宣子即赵盾。十二年《传》云：“赵氏新出其属曰臾骈。”帑同孥，妻子也。
杨伯峻先生注“夷之蒐，贾季戮臾骈”曰：
《广雅?释诂》云：“戮，辱也。”又云：“戮，罪也。”此处两义皆可通。
杨伯峻先生注“敌惠敌怨，不在后嗣”曰：
杜《注》：“敌犹对也。若及子孙，则为非对。非对则为迁怒。”孔《疏》：“敌惠谓有惠于彼，不可望彼人之子报；敌怨谓有怨于彼，不可雠彼人之子。”
杨伯峻先生注“损怨益仇”曰：
损怨者，欲减除我之怨气也，然而因尽杀贾氏，只以增加他人对我之仇恨耳。
杨伯峻先生注“亲帅扞之”曰：
杜《注》曰：“扞，卫也。”亲帅扞之者，恐其人之不从己而害贾氏也。
“狄”——“白狄”——“翟”这里狐射姑（贾季）出奔的“狄”，也就是晋文公流亡初期所依的“狄”，当时在山西活动的中心可能在东经111.9，北纬37.2附近一带，是晋国势力尚未到达的汾水上游的又一个盆地。
“夷”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35，北纬113（黄河北，南阳某处）。
《文七年经》：
戊子，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晋-先蔑奔秦。（（p 0554）（06070006））（054）
一些补充：
这一段《春秋经》大概就是《左传》讲解者在讲解到下面四段《左传》时拿在手上作为引子的，搞不好还会先念出来。
杨伯峻先生注“晋-先蔑奔秦”曰：
《公羊》作“晋-先昧以师奔秦”，蔑、昧同音假借。见隐元年《经?注》。“以师”二字或《公羊》涉其《传》“以师外也”之衍文。《公羊?释文》云，“昧，《左氏》作蔑”，而不言《左氏》无“以师”二字，则陆德明所据本无此二字可知。若当时以戊子为朔，则当列于“宋公-王臣卒”之前，或当时不以令狐之役在朔。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秦”——“雍”推测位置为：东经107.39，北纬34.50（雍，凤翔南。有遗址，不规则长方形城，3480╳3130，1000万平方米，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
“令狐”（杨注：令狐在今山西省-临猗县西。），推测位置为：东经110.71，北纬35.12（令狐村）。
《文七年传》：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晋，曰：“文公之入也无卫，故有吕、郤之难。”乃多与之徒卫。（（p 0558）（06070401））（054）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文公七年（公元前六二〇年，周襄王三十三年，晋灵公元年，秦康公元年），秦康公护送公子雍前往晋国，他说：“文公之入也无卫，故有吕、郤之难。（那会你们文公进入晋国，因为没带多少侍卫，后来就发生了吕、郤之难。）”，于是给公子雍加派了大量徒兵侍卫。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于此（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晋，曰：“文公之入也无卫，故有吕、郤之难。”）有注云：
秦康公，秦穆公太子罃也。其母穆姬，晋献公之女，晋文公、晋惠公之异母姊，故晋文公于秦康公为舅。《诗?秦风?渭阳》云：“我送舅氏，曰至渭阳。”相传为康公送文公之诗，文公之入晋，康公所亲见者也。吕、郤之难见僖二十四年《传》。
杨伯峻先生注“乃多与之徒卫”曰：
步卒曰徒，徒卫者，步卒而为护卫。此非作战，故不用车兵。
小狐《讀《繫年》臆札》所附《系年》通行释文《第十章》：“秦康公率師以送雍子，晉人起師，敗之于堇陰。左行蔑、隨會不敢歸，遂奔秦。靈公高立六年，秦公以戰于堇陰之故，率師爲河曲之戰。”
《文七年传》：
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寘此？”出朝，则抱以适赵氏，顿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属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赐；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虽终，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逼)，乃背先蔑而立灵公，以禦秦师。箕郑居守。赵盾将中军，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军；先蔑将下军，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为右。及堇阴。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则宾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复缓师，秦将生心。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逐寇如追逃，军之善政也。”训卒，利兵，秣马，蓐食，潜师夜起。戊子，败秦师于令狐，至于刳首。（（p 0558）（06070402））（054）
我的粗译：
听说要从外面迎请新国君，已故晋襄公的夫人穆嬴每天抱上大子（夷臯，后来的晋灵公）到朝廷上放声号哭，说是：“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寘此？（已故主上犯了什么事？他继承人又犯了什么事？放着嫡出的继承人不立，去外面另找主上，那把这小东西怎么办？）”，离开朝廷，她就抱着大子去赵家，朝着宣子（赵孟，赵盾）磕头，说：“先君奉此子也而属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赐；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虽终，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已故主上生前举着这小家伙托付给大人，说是：“这家伙要有本事，我只感谢大人的恩惠，小家伙要没出息，我也会记恨大人没尽力。”，现在主上虽已去了，言犹在耳，这就不算了，你怎么说？）”。
宣子与诸大夫都怕了这位穆嬴，又担心被胁迫，就出卖了先蔑而立灵公（晋灵公，夷臯）为国君，发兵抵抗护送公子雍的秦军。他们分配上军将箕郑（箕郑父）率所属部队留守，而由中军元帅赵盾（赵孟，赵宣子）、中军佐先克、上军佐荀林父（中行桓子）、下军将先蔑（士伯，先伯？）、下军佐先都这五人属下的部队一齐出动。让步招驾驭他们的指挥战车，戎津担任这指挥战车上的“右”。部队开到堇阴，宣子（赵孟，赵盾）说：“我若受秦，秦则宾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复缓师，秦将生心。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逐寇如追逃，军之善政也。（我们要接纳秦人，秦人就是宾客；要不接纳，他们就是贼匪。既已决定不接纳，部队行动却不坚决，那秦人就会有侥幸之心。主动出击能动摇敌方意志，是用兵的应有方式。驱赶贼匪要像追捕逃犯，是用兵的正道。）”，于是整顿部队，磨快兵器，喂好战马，饱餐一顿，趁夜晚悄悄开拔。
戊子那天（杨注：戊子，四月朔日。——桥：朔，阴历每月初一。），晋军在令狐打败秦军，一直追击到黄河边的渡口刳首。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
《礼记?丧大记》云：“始卒，主人啼，兄弟哭。”郑《注》云：“悲哀有深浅也，若婴儿中路失母，能勿啼乎？”则啼与哭有轻重深浅之别。《晋世家》云：“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号泣于朝。”则以“号泣”二字解“啼”字。
杨伯峻先生注“顿首于宣子”曰：
《礼记?少仪》：“妇人吉事，虽有君赐，肃拜。为丧主，则不手拜。”郑玄《注》：“肃拜，拜低头也。手拜，手至地也。妇人以肃拜为正，凶事乃手拜耳。为丧主不手拜者，为夫与长子当稽颡也。”据此，则穆嬴于宣子，若在丧次，当稽颡；若用吉拜，当肃拜，不当顿首，故《少仪》孔《疏》云：“《左传》，穆嬴顿首于宣子之门者，有求于宣子，非礼之正也。”
杨伯峻先生注“吾唯子之怨”曰：
吾唯子之怨，吾唯子是怨也，之字作是字用。此盖襄公欲赵盾善于教训辅导其子。
杨伯峻先生注“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曰：
《晋世家》云：“赵盾与诸大夫皆患繆嬴，且畏诛。”以“诛”释“偪（逼）”。僖二十四年《传》“吕、郤畏偪”，《晋世家》作“吕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诛”，亦以诛释偪。《赵世家》云：“赵盾患之，恐其宗与大夫袭诛之。”则所畏者穆嬴之党也。《御览》一四六引服虔《注》云：“畏他公子徒来相迫也。”李贻德《辑述》云：“他公子谓公子乐辈也。”与《史记》义异。
杨伯峻先生注“乃背先蔑而立灵公，以禦秦师”曰：
《晋世家》云：“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皋，是为灵公。发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则《传》云：“背先蔑”者，实背所迎之公子雍也，先蔑为迎立之正使，终又以此奔秦，故云“背先蔑”。此时先蔑已先归，故能为下军将。昔人曾怀疑此句“背先蔑”与下文“先蔑将下军”矛盾，其实不然。
小狐《讀《繫年》臆札》所附《系年》通行释文《第九章》：
晉襄公卒，靈公高幼，大夫聚謀曰：“君幼，未可奉承也，毋乃不能邦？”猷求強君，乃命左行蔑與隨會召襄公之弟雍也于秦。襄夫人聞之，乃抱靈公以號于廷，曰：“死人何罪？生人何辜？舍其君之子弗立，而召人于外，而焉將寘此子也？”大夫閔，乃皆背之曰：“我莫命招之。”乃立靈公，焉葬襄公。
杨伯峻先生注“先克佐之”曰：
杜《注》：“克，先且居子，代狐射姑。”
杨伯峻先生注“荀林父佐上军”曰：
上军将为箕郑，已居守，故佐独行。
杨伯峻先生注“先蔑将下军”曰：
先篾此时已先还晋，故将下军。其将下军者，迫不得已耳，故令狐之役之明日即奔秦，虽将下军，或未尝与秦战。《谷梁传》云：“辍战而奔秦，以是为逃军也。”《公羊传》云：“此晋-先昧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外也。其外奔何？以师外也。”则二《传》亦以先蔑将军为说。于鬯《香草校书》谓“恐此将下军者实先仆，非先蔑也。即由上下文言先蔑，故‘仆’误为‘蔑’耳。”证以二《传》，足以知其不然。
杨伯峻先生注“步招御戎，戎津为右”曰：
此御戎与车右，盖中军帅之御与右。闵二年《传》云：“狐突御戎，先友为右。”此太子申生代公将上军之御、右。又云：“梁馀子养御罕夷，先丹木为右。”则罕夷为下军将，梁馀子养、先丹木为其御、右。僖八年《传》云：“晋?里克帅师，梁由靡御，虢射为右。”此里克之御、右。文十一年《传》云：“侯叔夏御庄叔，绵房甥为右。”此叔孙得臣之御、右。十二年《传》云：“赵盾将中军，范无恤御戎。”此赵盾之御。则书御、右，不必国君自将也。杜《注》误以为凡书御与右，皆国君之御、右，因谓“晋人始以逆雍出军，卒然变计立灵公，故车右、戎御犹在职”。不知《传》明言“背先蔑而立灵公以禦秦师”，则是先立灵公后出师，而出师专为禦秦，非“卒然变计”，则此御、右非晋君之御、右可知。
杨伯峻先生注“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逐寇如追逃，军之善政也。”曰：
先人者，争取主动之谓。争取主动，可以夺敌之战心。刘文淇《旧注疏证》云：“‘先人有夺人之心’、‘逐寇如追逃’，当出古《军志》。”
杨伯峻先生注“训卒”曰：
训卒即成十八年《传》之“训卒乘”，此不言乘而乘在其中。此为临战之教训士卒。
杨伯峻先生注“利兵”曰：
利兵即僖三十三年《传》之厉兵，以磨砺言曰厉，以锐利言曰利，磨砺是方法，锐利是目的，其实一也。或谓“古厉、利通用”，则未必然。
杨伯峻先生注“蓐食”曰：
?方言?：“蓐，厚也。”蓐食谓厚食。战前必令士卒饱餐。《商君书?兵守篇》云：“壮男之军，使盛食厉兵，陈而待敌。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史记?项羽本纪》云：“项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为击破沛公军。’”洪亮吉《诂》、刘文淇《旧注疏证》俱谓蓐食为夜食、早食，恐非。此从王念孙《广雅疏证》、王引之《经义述闻》之说。
“堇阴”（杨注：堇音谨，一音靳。堇阴，晋地，当在今山西省-临猗县东，与令狐相距不甚远。），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0.9，北纬35.3（今山西省-临猗县东北）。
“令狐”（杨注：令狐在今山西省-临猗县西。），推测位置为：东经110.71，北纬35.12（令狐村）。
“刳首”（杨注：《水经?涑水注》引阚駰曰：“令狐即猗氏也，刳首在西三十里。”则刳首仍当在河东晋境，当今临猗县西四十五里临晋县废治处。《清一统志》谓在今陕西省-合阳县东南者，恐非。晋师恐未尝渡河追击秦师。且后汉《卫敬侯碑阴文》云：“城惟解梁，地即郀首。山对灵足，谷当猗口。”郀首即此刳首，必不在合阳。），推测位置为：东经110.29，北纬34.96（合阳县东南金水入河处对岸，渡口）。
《文七年传》：
己丑，先蔑奔秦，士会从之。（（p 0561）（06070403））（054）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犹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辞，若何？不然，将及。摄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为寮，吾尝同寮，敢不尽心乎？”弗听。为赋《板》之三章，又弗听。及亡，荀伯尽送其帑(nú)及其器用财贿于秦，曰：“为同寮故也。”（（p 0561）（06070404））（054）
我的粗译：
己丑那天（杨注：己丑，四月二日。），先蔑（士伯——先伯？）逃往秦国，士会也跟着逃走。
前面先蔑出使秦国的时候，荀林父（中行桓子）曾劝他别去，说是：“夫人、大子犹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辞，若何？不然，将及。摄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为寮，吾尝同寮，敢不尽心乎？（夫人和大子都还在，却去外面另请一位主上，肯定没戏。大人就称病推掉这事，怎样？不然，会惹祸上身。本来派个大夫临时授以卿位过去就行了，何必非得大人？同官为寮，我和大人曾经算是同寮，怎敢不为大人尽心呢？）”，但先蔑不肯听他的，还是要去。他又为先蔑唱起《板》之三章：“我虽异事，及尔同寮。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我虽干别的，也算你同寮。我要和你讲，听我聊一聊。我说有道理，请别只管笑。先民曾说过，有事问耕樵。）”（《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24）《大雅?生民之什?板?三章（共八章）》），先蔑仍不肯听他的。等先蔑逃走，荀伯（荀林父，中行桓子）把他家眷和财产器物都送往秦国，说是：“为同寮故也。（我这么干是为了同寮。）”。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己丑，先蔑奔秦，士会从之”曰：
杜《注》：“从郀首去也。”此亦足证明先蔑本在军中，秦师既败而奔，则先蔑未尝禦秦可知。
小狐《讀《繫年》臆札》所附《系年》通行释文《第十章》：“秦康公率師以送雍子，晉人起師，敗之于堇陰。左行蔑、隨會不敢歸，遂奔秦。靈公高立六年，秦公以戰于堇陰之故，率師爲河曲之戰。”
杨伯峻先生注“摄卿以往”曰：
摄即隐元年《传》“不书即位，摄也”、僖二十八年《传》“士会摄右”之摄，代理之意。摄卿，谓以大夫而暂代卿职。
杨伯峻先生注“吾尝同寮”曰：
僖二十八年，林父将中行，先蔑将左行，故云同寮。
杨伯峻先生注“为赋《板》之三章”曰：
《板》，今在《大雅》。三章云：“我虽异事，及尔同寮。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义取同寮及他人为谋，汝当听之也。
高亨先生注《板》之三章云：“异事，指职务不同。”“及，和也，与也。同寮，同僚。”“即，往就也。”“嚣，借为謷（敖）。謷謷，出言反对，拒绝批评。”“服，用也。此句言我的话是有用的。”“刍荛，割草打柴的人。此句意为施政应普遍征询意见，即使草野之人亦不应忽视。”（《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24）《大雅?生民之什?板》）。
《文八年传》：
夏，秦人伐晋，取武城，以报令狐之役。（（p 0566）（06080201））（054）
《文十年经》：
夏，秦伐晋。（（p 0575）（06100002））（054）
《文十年传》：
十年春，晋人伐秦，取少梁。（（p 0575）（06100101））（054）
夏，秦伯伐晋，取北徵。（（p 0575）（06100201））（054）
我的粗译：
再下一年，我们文公八年（公元前六一九年，周襄王三十四年，晋灵公二年，秦康公二年），夏天，秦人发兵进攻晋国，拿下了武城，以此报复令狐之役。
两年后，我们文公十年（公元前六一七年，周襄王三十六年，晋灵公四年，秦康公四年），春天，晋人发兵进攻秦国，拿下了少梁（梁）。
这年夏天，秦伯（秦康公）率兵进攻晋国，拿下了北徵。
一些补充：
下面再贴一遍秦、晋两国一些地点在天地图地形图上的标注，从中可见此时晋国的势力范围已达黄河以西，而前面令狐之役时秦军送公子雍实已深入晋国内部：
“武城”（杨注：武城，晋邑，当在今陕西省-华县东北十七里。），位置为：东经109.85，北纬34.53（今华县-柳枝镇-骞家窑村东北：郑县东北13里有武城，论方位当在阴晋的西北。秦康公二年伐晋取武城，武城自是入秦。秦康公二年为公元前619年（鲁文公八年），尚在春秋之世。下至秦厉共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56年，已入战国）武城始为晋国夺去。在这之间实有163年，武城一直为秦国所据有。（史念海 《河山集》 四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p 623）《再论关中东部战国时期秦魏诸长城?四、郑县及阴晋间的长城》））。
“少梁”——“梁”（杨注：梁，国名。僖十七年《传》云：“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过期。”则梁为嬴姓。今陕西省-韩城县南二十二里有少梁城，当即古梁国。僖十九年，即秦穆公十九年，秦灭之。《秦本纪》谓穆公二十年灭梁、芮。雷学淇《竹书义证》调停其说，谓“亡在十九年冬，而取在二十年”，亦苦于用心矣。文十年地入于晋，传世器有梁伯戈、梁其钟、梁其鼎、梁邑币等。#少梁即古梁国，见桓九年《传?注》，僖十九年亡于秦。），（为秦所灭，但后来似属晋），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0.40，北纬35.38（韩城-芝川镇：“梁亡。”（《僖十九年经》（p 0381）（05190007））（021）。“晋人伐秦，取少梁。”（《文十年传》（p 0575）（06100101））（054）。）。
“北徵”（杨注：北徵当为晋邑。《汉书?地理志上》“左冯翊-徵”，师古《注》云：“徵即今澄城县是也，《左传》所云‘秦取北徵’谓此地耳。”《年表?索隐》亦谓北徵“盖今之澄城也”。俱以北徵即今陕西省澄城县。然恐晋之疆域不至此，颜师古-司马贞之言未必可信。杜《注》不言北徵所在，阙疑可也。唯《晋世家》谓“取晋之郩”，“郩”恐误字。），推测位置为：东经109.84，北纬35.09（今蒲城县-洛滨镇-西头村东洛河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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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处父虽然“华而不实”，但他“易中军”的结果，赵家上位，狐家退出中枢，却显著改变了晋国后来的面貌。
开始说得还是很明白的，要跟秦国睦邻，结果却跟秦国结了死仇。这锅想让别人背都做不到吧。
难道不能跟公子雍约定以后传位给后来的灵公？或者闭门不纳？
首鼠两端，不能决断。
不过，有一个背景值得注意，就是灵公其实才是秦甥，所以秦人也未必坚决。
当然无论如何，这确实是政治的灾难，错误的政治决定引发的灾难。
荀林父看得很清楚。赵氏本是后起之秀，在大家族中并不算强大。尤其赵盾本人是庶出，虽然执政但家族之长还是赵穿，赵武就出自赵穿而不是赵盾。先氏已经是父子两代元帅了，范氏也可以以一家单挑所有大家族。赵盾设局让先、范两家得罪国君，他们自然无法在国内立足了。
不过我记得赵武不是出自赵穿，您的其他观点倒不失为一种可能。
若如此，赵盾就太黑了。
赵武出自赵朔，此人是赵盾嫡子。
赵家有两重嫡庶关系，一是赵衰，不是嫡支，赵穿是嫡支的。一是赵盾与原同平括楼婴，赵盾也不是嫡支。
我的观点在下面两帖中讨论的更详细些，如您感兴趣可移步：
比如灵公成年之前赵盾都能担任首席以及赵氏族长的位置，这样赵同赵括这一支就不会对他和他的儿子构成威胁，这张长达十多年的双重饭票利益太大了，赵盾为家族中他这一支的利益考虑压过了国家利益。襄公死前赵盾虽然也成为首席权臣，但已经成年的公子雍回来后他的这个位置并不见得那么稳固，要是老人集团反扑他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此外他还要面对赵氏内部赵同赵括的挑战。扶立幼子而且有内廷支持他的位置才稳如泰山。
所以他在政治流亡期间和先蔑一直保持距离，也闭口不谈赵盾的阴谋，这就让他后来有机会回国，后来甚至成为中军主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