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在《五千年》版面发了一个主题帖 -- 本嘉明
因为待审核通过，估计还要有点时间才会显示，或许先显示在《新兵营地》。
这个帖子，是《巅峰之战》英译版的第一部分。
前两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有老外朋友想多了解中国历史，他感兴趣的是战国史，那我就索性把《巅峰之战》翻译给他了。
既然开始翻译了，我受此启发，考虑第二件事。我们这个年龄的海外河友，有不少人，家里有子初长成，有一两个TEENAGE的男孩，母语是英语，喜欢打游戏，也是很正常的。我的儿子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但我知道这种过来人的体会。
我们怎么跟他们沟通？怎么设法引起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
我想尝试一下，用这种英译本的方法，以生动有趣的故事，吸引他们。事实上，罗马军团与秦军，孰强孰弱？这一直是中外军迷们一个玩不腻的梗。
《巅峰之战》的英译版，还没有完成，工作量比我预计的要大。我考虑在现有中文帖子的基础上，或许新增两个部分：
一，把故事再写下去。
二，不管故事是否续写，在后面加一个段落，介绍一下中国历史。这一部分，我打算先写中文稿，贴出来，供大家共同修改论点，最后定稿后，再翻译成英文，加在故事后面。
这样全部完工后，欢迎诸位爸拔审阅之后，有机会的话，把链接发给孩子们，看看他们的反应。只要有一两个人读了，就是西西河的胜利，就是中华文化传承中的点滴之功。
这些牛逼逼闪闪的罗马军团，他们的武器出土文物都有多少，在哪博物馆，展现出来看看。这是其一，另外，冶炼这些武器的遗址在哪，展现出来看看，否则就是骗人的东西。
亚平宁版《庆余年》：
长度大概30cm。
https://www.academia.edu/41711243/A_newly_discovered_K%C3%BCnzing_type_Roman_dagger_from_the_limes_of_Dacia_Porolissensis?auto=download&ssrv=nrrc
另外第二次布匿战争 (Second Punic War)中使用的长剑大约60cm，两层，外面的一层淬过火。
https://books.google.co.kr/books?id=MGGWDwAAQBAJ&pg=PT39&dq=The+Spatha+iron&hl=zh-CN&sa=X&ved=2ahUKEwj-5qWEqOTrAhWUFIgKHRLUBKsQuwUwAHoECAMQCQ#v=onepage&q=The%20Spatha%20iron&f=false
公元3世纪对应中国的东汉三国世代，我大致看了一下，罗马的冶炼技术整体上比同时代的中国要落后不少。
这个最有说服力，如果有文献记载就能互相印证。西方除了有这些武器本身以外，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冶炼的地方和古代开采过的矿山遗址。没有开过矿，没有冶炼的遗址，都不能说明武器就是你这个地方生产的。
英文我看不懂，就当看小儿书，画很好看，不过我的印象，只是印象啊，都是外国人，没有中国的。
（以下文字，最后会翻译为英文，加在《巅峰之战（英译）》的末尾，现在贴在这里，供各位老友审核，有无明显的文史错漏。论点的部分，我这是一家之言，只要大家觉得没有大的毛病，我会基本保持此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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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uys,谢谢你读完了以上的故事。既然已经到这儿了，Uncle Ben想跟你聊聊中国作为一个国族国家（China Nation）的历史，放心只会再占用你15分钟左右，不妨碍你接下来去刷TikTok。
我先说我的结论：中国传统的主流哲学，China Mai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CMTP, mostly Tao & Confucianism)，有其先天的缺点。在刚刚过去的150年里，中国人民切身体会到了这些弱点带来的伤害，并终于找到了克服的方法。
这个克服方法非常简明：持续向外部世界学习，永远不再固步自封。
这个电影非常有用，请你随后抽时间看一看：
（一）
以清晰的历史考古为依据，四大古文明中，中国应该排第三或者第四。中国可考据的文明史长度为4200年，公元前有2200年，公元后有2020年，差不多是沿公元为折线，把一张纸对折了一下。
按专家的话，一个成熟的古代文明，有几个条件：
一，有自己的文字。
二，有城镇的生活形态，而不仅仅是郊野的农村散居形态。
三，会冶炼青铜器。青铜的熔点低，会冶炼青铜器，代表着摸索进了冶金技术的大门。
4200年前，中国人达到了这三条，成为四大文明之一，也是传承至今没有中断的唯一的古文明。传承没有中断，也暗示着中华文明的前后变化不是太剧烈，这既是值得骄傲的事，也是值得伤心的事。
我们也常说，中华文明有5000年历史，那就要说到，在这清晰的4200年之前，还有800年左右的预备时期，这800年里，有6个重要的领袖。
首先是炎帝（神农），他是农业专家和草药医学家，并开始教会族人利用火。炎帝的部落，过渡到了农耕文明的初期。
跟他同时代的，还有黄帝和蚩尤。黄帝的部落还以畜牧和狩猎为主，擅长冶炼和弓马。古代农业的收获效率不高，作物品种少，所以中国的农业，直到明朝末期，一直有三个特点：
一，反对酿酒，历史上多次全社会禁酒，因为酿酒太浪费粮食。
二，直到明末，中国历代的总人口数，在最好年景应该不会超过6000万人（这个数据，在学术界还有争论，我们暂且采信）。直到清朝中叶，玉米和番薯输入中国，人口才开始过亿。
三，耕种主粮之外，农民家庭必须伴以养殖（鱼/鸡/猪）和植桑织布等等副业，才能糊口。所以通常称为“农桑”。
在炎帝时代，即农业的初期，从一张白纸开始，开垦荒地/营建水利的劳动量更大，人口又稀少。农田的单产，在满足农耕家庭生存所需之外，剩余很少。那时的“井田制”，8块私田围绕一块公田，大家先干完公田的活，才能分头去私田里耕作。这间接说明，当时农业生产中，公府能从农家抽到的合理税赋，也就是11% (1/9)左右，再多也压榨不出来。
而畜牧和捕猎，如果运气好，一个骑手一夜能得到一个农户半年的收成，而且食物中蛋白质更多，猎户家庭，不分长幼，会长得更强壮。但是游牧的收获不稳定，而且肉类无法长期储藏，一旦连续几季由于气候或水草的变化，猎物稀少而产生饥荒，拥有战马猎狗和青铜兵器的黄帝部落攻击炎帝部落，试图夺取农民的粮仓供自己过冬，是自然的想法。而炎帝部落一旦战败，本族农民就会饿死，抵抗也很激烈。
黄帝最后征服炎帝部落，炎黄统合后，黄帝转而与蚩尤开战。蚩尤也拥有青铜冶炼技术，地盘大到足以吃掉黄帝，因此黄帝打得很辛苦。由于是黄帝部落发明了中文文字，据说黄帝在攻击蚩尤部落失利后，向本族人民造谣说蚩尤是个很难征服的大怪物，并把中文里最不好的两个字，蚩尤，来命名这个可怕的对手。
这个诋毁，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FAKE NEWS。
蚩尤被黄帝击败后，一个统一的国家出现，而且周边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威胁它。随后尧/舜/大禹按顺序执政，埋头内部事务，走完了这800年的准备期，中国成为合格的古文明。我们从这里跳过1600年，快进到公元前5世纪。
德国哲学家 Karl Jaspers，后来在回顾“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300年”这段时期，称其为Axial Age，就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支柱/脊梁型大师，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他们有：释迦摩尼，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阿基米德等等。
而且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大师产生了奇妙的分工：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思考“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古印度的大师，思考 “人与神的关系”。
中国的思想家，思考“人与人的关系”。
5000年来，全人类的思想结晶，毫无疑问，不止这三个主流门派，但只有这三个学派存续下来，原因只有一个：这三个地理概念，都代表着强大而单一的国家。以强国的地位和资源，保护了本土的精神文明成果。
就是说，一个文明要能自由生长，外部条件很简单：一个牢固的温室，供幼苗长大。中华文明传承5000年，就是因为温室从来没有彻底垮塌。
（二）
农耕的低产出问题，迫使中国社会做第一个重大的抉择：重农，还是重猎(牧)?
当时中原大地，就是今天的北京周围，从降水/植被各方面看，还是有维持猎牧的条件的，虽然这个宜牧环境后来维持的年份不太久。
中国先民做了明智的选择：重农。
因为农耕的收获稳定，能储藏多年，可以长途缓慢地运输，救济偏远各地的灾荒。而且农业社会居住安定，农余时间多，适宜派生出其他事业，比如手工业/文化事业。
重农，就必须提高剩余产品的比重，就是在农家留下自己家庭的口粮后，还有尽可能多的剩余收获，能向官府交税，或拿去集市上交易（从而支撑城镇经济）。
在大禹治水等等一系列大规模的抢时间式劳作，以及春秋战国的紧张混战后，随着人口越来越密集，中国社会用一种较为积极的细致管理方式（以儒家为核心的多种本土思潮），迭代了上一代的消极治理方式（河图和道德经为代表的道家），来提高农作剩余率。
儒家的解决方法，总的是两条：
一，等级秩序下的“仁”。这就是儒家强调的周礼+仁（克己复礼曰仁）。
二，孝。
这两种处世原则，不是神奇的农业技术，不能增加农田的收成，但可以用软实力驯服人民，也减少藩属对中央的反叛，从而降低社会管制成本，在收成总量不增加的前提下，尽可能节省出最多的剩余收获，而且政府能够用较低的征召成本，把这些微薄分散的民间剩余资源集中到中央，经办横跨数县数州的，比较大的工程，从而在风调雨顺时预作准备，确保整个文明在将来的低潮期能继续存续。从这个角度说，孟姜女的牺牲，某种意义上是值得的，因为一个巨大的国防工程(办大事），使得中国即便在随后衰弱混乱的时期，也多少能吓阻北方异族的南侵，从而保护了更多的孟姜女。因此，中国文化中，对于个体权利的认知，对集体利益的高度珍惜，从一开始就与希腊文化不同。
(三)
等级秩序下的“仁”，本质上是“稍微讲道理的孝”；“孝”，就是完全不讲理的“礼”。
中国文化讲的“孝”，是“愚孝”，而且非常刻意地强调，必须是“愚孝”，只能是“愚孝”。所谓“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或者“可怜天下父母心”，礼制上属于低等级的“子女”，无权批评或者违抗高等级的“父母”。
这就形成了中国隐晦的“孝道种姓制度”，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印度的种姓制度下，生为贱民，此生是无法改善的；中国的“孝道种姓制度”，虽然强调了君或者父，可以为所欲为，但你作为“子”，在家庭里终有一天是可以熬到“父”的位子的，媳妇是可以熬成婆婆的。
中国社会，直到清朝末期（1900年前后），识字人口，也只占总人口的1%，也就是只占男性的2%左右。这说明，在一个高度稳定的农耕社会里（农耕技术和农具可以千年不变），由于拒绝向外扩张，拒绝看一眼新生事物和外来事物，于是大多数宗族/家庭，他们每天，每个季度，每个年底年初，所要面对的“经营决策”，比如何时播种何时收割，是年复一年雷同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其他新增决策（以今天的眼光看）是微不足道的，比如宗祠里谁先上香祭祖。这些决策，与其争吵，不如交给一个“父”，一个族长，武断地决定。决定再不完美，也是一个决定，就可以推下去办事了。
这种宗族内部的愚孝，推广开来，就是一个县，一个州，甚至整个国家的管制，也可以由“君父”一言而决，下面愚忠愚孝，明知不妥，照办就是，偌大国家，断不至于垮了。
这样做，决策的错漏概率很大，但管制的成本比较低。皇权不下乡，一个县十万人口，从知县到衙役，编制上看，吃皇粮的没几个人。至于说决策的错漏概率大，由于中国周边没有像样的威胁，所以只要国运尚可/边境安宁，老百姓还活得下去，错的决策，不良后果也未必马上爆发，胡来的皇帝未必马上就遭到“现世报”，比如嘉靖和万历。
这套礼教想要维持千年，需要几个条件：
一，下对上，要“（忠）孝”；上对下，要“慈”，所谓“父慈子孝”，不能老是上边的无底线欺负下边的。
所以每个社会人，不论贵贱，要自觉讲文明讲礼貌，追求“君子国”的理想，发自内心地克制自己，自律。
二，勤劳，同时也节省。社会的物质产出，基本够用，稍有盈余，才能追求精神文明。
三，文弱。人民不允许尚武，这样政府暴力部门的开支就小。
整个社会，比如说一个县，追求“民风淳朴”，翻译成今天的白话，就是：因为大家勤劳苦干，收成还过得去，官府的赋税（皇粮国税）也乖乖地缴齐，没有抗捐抗税等等动乱。于是上上下下，都过得安安稳稳。
一个勤力踏实的人，在他当晚辈当子民时，假如君或者父，对他还是挺慈爱的。那么等他老了，自己当父亲/族长/首相了，也容易体谅下一辈，难得糊涂，睁眼闭眼，大家一团和气好了，反正自己也没几天活头了。所以中国文化里，特别强调“自己的面子”，“别人的面子”，“冤家宜解不宜结”等等，反对冒险和试错。
一个好的儒学学生，就等于是哈佛MBA的毕业生，就像刚下流水线的机器人，他的抱负，谈吐，都已经被编码设定好，经过国家考试的选拔后，优等品可以觐见皇帝或者首相，随后被任命为帝国的某一级别的职业经理人。至于他所熟读的教科书，居然是1800年前出版的，这没任何坏处。在他们的眼里，中国在此前的1800年里就没有变过，此后的1800年就更不会变了。
(四)
儒家这一套治理方式，把中国农耕社会改造成了一个单一的封闭大车间，一个FACULITY,内部高度精密流畅地运转，源源不断产出剩余成果，从粮米布匹到儒学学生。
秦汉这两个皇朝，是“大中国1.0版”，此后经历了汉末动乱，人口锐减到10%，三国时代略微恢复安定后，到了南北朝。此时我们要重点提一个国家，就是电影《木兰》的背景时代，北魏。
这时候是公元220年，来自北方草原的异族，鲜卑，建立了北魏，统治了中国北部的汉人。他们立刻面对了上面我们提到的同样问题：重农，还是重牧？
鲜卑人不懂农事，所以一部分将领建议杀光汉人，把耕地改为牧场。但农耕社会在儒家的驯服下，已经成为一个单一的大车间，它的产品剩余率相当诱人。为什么要杀掉生金蛋的鸡?
北魏刚刚20来岁的孝文帝在汉族血统的祖母冯太后支持下，决定依靠自己手里微薄的资源，开创一个新的模式。农耕的汉人社区能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和大量生活用品，但是汉人文弱。于是孝文帝建立了“二元国家”，国家北部的游牧民继续放牧，南部的汉人则提供徭役。从牧民中征兵，北魏建立了一支小而精干的常备军，一旦遇到大的战争，常备军不够用，国家再大规模动员(此时就是《木兰》里的故事，北魏与邻国柔然交战，木兰等等被紧急征召的后备兵必须自备兵器/马匹和马具，立刻到兵营报到)。木兰应该不是农村汉族，而是鲜卑族，或者鲜卑化了的汉族牧民。
这个新模式，必须解决文化融合问题，于是孝文帝毁掉鲜卑简陋的文化，从语言/服饰/通婚/迁都，全面倒向更高级的农耕文化。在这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做了一个交易: 新国家的外交/军事和名义上的统治权，归少数人口的游牧民族的上层；游牧民(包括汉族和其他族)的普通人口，则不负担国库税赋和劳役，只提供兵役，劳作之余受到一定程度的供养。
这一模式，开启了隋唐帝国的辉煌年代。但是在民族融合中，北方游牧民族作为征服者，食利者，整个民族在获得明显的经济供养的同时，往往伴随着迅速的（上层）腐化和（下层）文弱化，渐渐被另一个更强大更远离农耕精致文明的蛮族所取代，比如蒙古征服大金国。而汉族农耕经济体，则像一个被不断转卖的奴隶-----他的手艺，使得他不大会被主人杀死，但他又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就摆脱被奴役的身份。
儒家成功驯服了汉民族中的极大多数人， 把劳作的人民粘合在一起，铸造成了类似工蜂或者工蚁的社会结构体，当这个“蜂窝”被外来异族征服后，征服者固然有机会彻底毁掉这个经济体，但面对如此大的利益诱惑，没有一个征服者能下得了手。这类诱惑，在麦克阿瑟1945年进驻东京时，是高度类似的。
从此后，中国社会里的文明和文化，不再是以儒家为核心的“战国百家学派”的独占性局面，而是几次发生大规模的文化混血和生物基因混血。接下来凡中国各朝代，外患少比较安定的，基本是“中式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联合管理国政的结构，比如隋唐，元，清。
形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中式农耕文明”过于斯文自闭，即便在最占优势时，也无力或无意征服“北方游牧文明”，或开海疆而拓土；“北方游牧文明”则过于简陋， 即便在最占优势时，在寻机武力征服“中式农耕文明”后，也无力或者更坦白说，舍不得，彻底摧毁这个高度精致成熟的“半奴隶制的中式农耕文明”，最后结局必然是“拿来为我所用”。
这种互相依赖才能共同生存下去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清朝末期。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皇朝，也是最特殊的一个皇朝。
首先，创立清朝的满族，并不是像蒙古族那样自傲的历史的北方游牧大民族，所以满族的历代君王，没有历史恩怨的包袱，能灵活务实地处理与各个邻居民族的关系。
其次，满族开始统治中国时，本身人口不过100万左右，可动员的纯满族军队大致只有10万人，满族想统治整个中国超过5000万汉人，比唐纳怆在2016年胜选，机会还要渺茫。这使得满族一开始执政，精神就非常紧张。他们一方面尽可能争取汉族部分精英的支持，一方面则比较警惕儒家文化发展到明朝后期已经展现出的种种无能，腐败，和对时代越来越不能适应的顽固。事实上，如果是明朝的皇帝们遇到鸦片战争，中国人今天已经亡国灭种的可能性要更大。
第三，满族表现出的强悍和不畏艰险，使得清帝国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帝国，拥有了远超明帝国的广大国土，征服了蒙古族，藏族，以及西部的穆斯林土著。今天中国拥有的疆域，就是继承自清帝国的进取和奋斗。
第四，清帝国虽然有闭关锁国的倾向，但最基本的对外贸易，还是认真维护的，这带来几个好处，A，高产农作物品种引入，使得中国人口数达到数亿的级别。B，通过丝绸瓷器等等出口，获得大量的白银顺差，政府对农业税赋的依赖程度降低，对占国家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永不加赋”成为清帝国的一个得民心的国策。C，整个清朝，没有倭寇扰乱东南沿海。所谓倭寇，就是武装商船，允许他们做海运生意图利，他们就是商；封关禁海，他们无可糊口，就是寇。D，人口激增和外贸顺差，使得清帝国可以组建更大规模的陆军，并使用进口火器（红衣大炮），从而在西部的拓疆和固守，得到保障。E，清帝国的中央政府的人员组成，始终是二元化的，满族官员（对皇帝自称“奴才”）和汉大臣（对皇帝自称“臣”）常常分庭抗礼，高级官员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多数时候皇帝居中平衡，谁弱扶谁，避免了明朝群臣一起逼迫皇帝的局面。在国家既定国策碰壁，不得不锐角转弯时，皇帝手里也有另一批原先被压制的开明官员，可以立刻启用。比如极端仇外的满族高官导致的“八国联军”事件之后，清廷不再完全抗拒立宪，跟朝中尚有一批可信赖的汉族官员可用，有很大关系。
总的讲，“西欧殖民文明”向中国施加巨大压力，使得清王朝即便集中了“中式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合力，也无法抵抗时，“中式农耕文明”才放弃了在火器面前奄奄一息的“北方游牧文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单纯的“汉民族自信”为最内核的信念支撑，开始独自寻找出路。而汉人能顺利摆脱满族统治，过渡到中华民国，清帝国培养和储备了大批涉足“洋务运动”的汉族官员和知识分子，是最基本的条件。
汉民族带领其他少数民族（包括满族在内），在全亚洲诸国都被殖民被肢解的恐怖气氛包围下，寻找出路，在四处碰壁后，最后只剩下两条路：要么联俄（社会主义），要么联美（资本主义）。在1840年后的头110年里，“中式农耕文明”经常很难堪地表露出它的缺陷，但在最后关头，却表现出令人惊异的潜质：它先后吸收了这两种制度。
这两种制度是高度对抗的，互不兼容。但中国忍受了巨大的机体排斥反应后，最后达到了“一国两制”的境界:在一个经济体里，同时容纳了两种制度，当然这两种制度并列安放在“中式农耕文明”的基座上时，都被修剪掉了最能扎伤对方的基因。
所以，在今天的世界上，一共有三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朝鲜，古巴）；资本主义制度；（还不是很成熟的）混合制度。
混合制度下，整个社会充满了互相的指责，以及试图驱逐对方的各种努力。正如狄更斯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因为任何一件微妙一点的事，一派人会欢呼，代表了今天是最好的时代；在另一派人看来，则正好说明这是最坏的时代。表面看起来，似乎一模一样的情况，现在在美国也在发生。但令人惊异的是，在中国，这种争执不是理所当然成为一种内耗，而是形成了中国社会继续前进的内生性动力。
中国人完全回避那种无谓的争论-----“为什么同样是玫瑰花，我是双色的？”。双色只是一种特殊，一种罕见，并不是畸形，不必自卑。这就是中国文化特有的“遇事乐观，温和，存在即合理，摒弃激动和极端”的特质。
在此前2000多年里，“中式农耕文明”暴露了它的缺点，也展示了它的优点，通常是一半对一半，一场踢平的足球赛。但直到今天，我们才发现，它的优点确实压倒缺点，因为它在各种外部打击下，被逼到尽头，最终被激发出独一无二的优势------能虚心容纳整个世界。
1900年，中国文化表现出歇斯底里的自闭和仇外；100年后，中国人变成最愿意向外部世界开放，对外部世界和新生事物最渴望探索的民族，并且民间能容纳各种矛盾的思潮。
中国人的勤奋，自律，上进心，务实，以及越来越自信-----这几个优点的光芒，在这个时代旺盛起来，弥补了他的其他缺点。
我无法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或许你们这一代，可以解释，只要你们有兴趣，再难的题目，也有可能解出来。
关于秦军各军种的介绍，在下一节里呢。不过完整的英译本，我打算一次性贴到新网站去，《五千年》这个版面里，可能不再续了。
所选的画，不论关于秦军和罗马军的，尽量迎合孩子们看惯了游戏画面图像质素的口味。
也就是你桥老师有这个特殊待遇 
部分内容有不同意见。
应该改的，我就改。不能误导下一代。
中文稿改完了，再翻译。
都是站在西方给你准备好的材料上写，最终得出西方想要的结果。
现在就是要弄清楚西方公元前的战争的青铜器在哪冶炼的，遗址在哪，没有这个，武器都造不了，说别的都是瞎扯。往下编和扯慢慢就没有人相信了。所以你最好也别在这上面花时间和文字，不值得。
神农氏因为首先掌握了农业种植技术，实力强盛，才会成为部落长，被称为炎帝。
黄帝是游牧民族，从轩辕氏这几个字，就能联想到蒙古包迁徙的那种大车。炎黄之间的战争在蚩尤之前，炎帝部落在西边，离黄帝比较近，蚩尤还远在河北呢。炎帝被黄帝打败，但是实力犹在。
黄帝凭借高超的政治眼光和手腕，没有一味打下去，落入消耗战的陷阱，而是很快就与之缔结军事政治联盟。华夏文明擅于融合的基因最早应当就始于此了，炎帝提供粮食后勤支持，黄帝拥有不凡的武力，两家相得益彰，向北扩张，就不可避免的与蚩尤干上了。
炎黄联盟扩张过程中，打败和融合的氏族到底有多少，现在也不知道了，蚩尤应该是抵抗最激烈的那个，不然也不会名传至今。
保有短剑，剑和长矛等攻击武器，即使那60CM指的单单是刃长，也只是称为gladius，而不是长剑。至于得出结论公元三世纪罗马比中国的三国冶炼技术整体上落后不少这个结论，是双方出土文物的对比给出的印象，还是拿着对方的出土实物对比自己的传奇呢？另外，三国归晋，但西晋很快就被匈奴人给亡了国，这匈奴人的冶炼技术水平又当如何评价呢？印象中草原产好马，但似乎好铁好钢的传闻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