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清朝相关论文资料整理，陆陆续续有空就补充一点 -- 阴霾信仰
满清是殖民政权，也不妨碍林则徐，关天培，左宗棠等人抗击外敌的民族英雄的认定。
啥叫主要矛盾次要矛盾？
西方的入侵和瓜分对各族人民的伤害超过了满清这个殖民政权带来的伤害，自然主要矛盾就转化了，就连太平天国也知道从扫清灭洋改为扶清灭洋，现在还有人装瞎。
历史事实也充分证明了从来不存在侵略者单纯对腐朽王朝的侵犯。
如西汉初期，匈奴贵族侵略者“连岁人边杀掠人民畜产”的记载，史不绝书。其中单只在文帝后元二年那次人侵云中、辽东两那，被杀的就各达“万余人之多”(《通鉴纪事本末。匈奴和亲》)。北宋末和南宋初，金贵族统治者连年人侵，纵兵杀掠，单只一ー二七年那次进犯，就不仅在开封搜刮了金三十万八千两，银六百万两，帛一百万匹，而且还把附近州县的“子女玉帛”洗劫一空，弄得“民无遗类，地尽抛荒”。至于明末清贵族统治者制造的“扬州十日”、“江阴洗城”和“嘉定三屠”,杀戮之惨更是骇人听闻。仅只扬州一地，在十天屠杀中，就死人八十万以上。这些事实都清楚说明，侵略者的屠刀所向，从来是玉石俱焚，而不会区别对象的。这中间，汉、宋、明各代王朝，固然受到惨重打击以至灭亡，但广大人民却更是首当其冲，遭到了尤为深重的苦难。
到了庚子年不也是这样：八国联军以及之前的各种教案，虽然打击了满清殖民政权，但是细究起来，哪个不是地方上老百姓受损最重？
《庚子条约》一直赔款赔到民国，这钱难道是满清殖民政权自己从腰包里面掏出来的吗？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句话可是太有名了。
本来历史就是复杂的，人的评价也是复杂的，又不是二极管。靠简单无脑的二分法自己立靶子瞎打，还好意思教别人逻辑。
动不动就混淆了历史上的“当时”和当代的“今天”两个绝然不同的时间概念。也真是无语。。。
国内不用殖民这词，用奴役和解放的说法，也没对满清客气多少。现在倒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了。
否则就算有理也说不清，人家也可以说作为常识或者日常语境，忽略你的定义。换句话说就是得考虑读者的想法和感受。
虽然自己也没好到哪去。
按新清史观——
1，林则徐在满洲殖民者政权当官，相当于日伪政权里当官的中国人，怎么会不是汉奸?
2，鸦片战争是满洲殖民者与英国殖民者争夺殖民地的不义战争，怎么会是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
3，清朝既然不是中国，那么民国为啥要替外国支付《庚子赔款》啊？
你能给解释一下呗?
4，记住，历史观上的概念要有一致性。
你既然谈的是今天中国的历史，那么讨论《中国》概念的内涵就要固定为《今天的中国的》含义。
否则按你的逻辑——
先秦时代，中国只指河南地区，那么按你的逻辑，秦国楚国燕国都是外国了?
并不是秦国统一中国，而是秦国对中国的殖民征服?
你自己不觉得荒唐么？
5，至于强调历史民族冲突惨烈毫无意义。
殷商以羌苗祭祀，羌字本身就是活人跪倒要杀掉的拟型。
明朝朱元璋的淮西军爱吃人肉，特喜孩童之肉称为“想肉”。常遇春习惯屠城，杀人如麻。
成化犁廷对女真人 “捣其巢穴，绝其种类”，赤裸裸地要种族灭绝。
明朝兴起“赶苗拓业”，对苗，布衣，土家，侗等所谓诸苗绞杀驱赶。
历史上汉人对少数民族的屠杀一点不少，一人口比例而论恐怕更高。
要都是中国人像你这样鼓吹民族矛盾，强调民族历史血债，中国早就民族内战了。还谈什么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太平天国时期定都天京，虽然只有东南一隅，不过已经把全国各地不少地方的名字都改了一圈了。。。
江南省 （又称天京省，首府为天京，今南京周边地区）
安徽省 （首府为安庆） 江西省（首府为九江）
湖北省（首府为武玱，即武昌）
天浦省（仅含天浦一县，即江浦县。）
苏褔省（“福”字左侧的“示”字旁改为“衣”字旁，又作苏馥省。首府为苏州，即今日苏南东部）
桂褔省（“福”字左侧的“示”字旁改为“衣”字旁，辖区不详，有学者推测系苏福省之改称，也有说法说是把广西改成桂褔的）
浙江天省（首府为杭州）
珊东省（即今日之山东）
珊西省（即今日之山西）
罪隶省（定于占领后改为“迁善省”，即直隶，今日之京津地区、河北大部及河南、山东小部份地区。）
芸南省（即云南）
桂州省（即贵州）
奉添省（即奉天，今日之辽宁）
乌隆江省（即黑龙江）
伊犁省（今日之新疆）
罪隶，乌隆。。。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怎么改出来的。。。吉林，陕西，河南等地倒是没改。
洪秀全画地图时候，倒也没局限在清朝的关内十八省，把东北和新疆都画进去了😂😂😂
既然是讲中国的历史，就按中国的逻辑来讲，何为中国，何为正朔？
中国的逻辑，既讲血统，有不完全讲血统，中华文明的演化，早就超越血统，到达文化（宗教）认同的程度。中国的正朔王朝认证，有一套中国的政治文化逻辑。
中国一词，目前考古最早见何尊铭文“宅兹中国”，这是周武王对周代商的描述。而周能入主中国的理由就是“天命”：
《何尊》
“昔在尔考公氏，克逑（仇）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兹乂民。’
周之前的商代夏，逻辑还是“天命”：
《尚书.汤誓》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我们先不论什么夏朝有没有，《尚书》真不真，就说从周武王开始，中国历代王朝是否正朔的标志都是以“天命”来衡量的，得“天命”就是正朔，失“天命”就非正朔！
什么是“天命”？先秦时期，这是由贵族祭祀集团来决定的；但是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解释权就交到汉族儒生集团手里了。基本逻辑就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一个王朝要想成为正朔，基本条件就是：在中国范围内打下一个基本盘，这是物质基础；
能让治下的老百姓获得基本的安定，特别是能尊重汉族地主儒生集团的利益（本质是尊重他们土地利益，表现是尊重汉人的社交礼仪）；
能给治下的知识分子（古代主要是儒家士人）以出路（隋唐以后是开科举）。
基本上能符合这几条的，就会被中国历史承认为正朔王朝。当然，天命无常，可得也可失。
按照这个逻辑，夏是正朔（其实是追认），商、周是正朔，秦、汉是正朔，两汉中间的新朝，虽然短也勉强算是。南北朝时期，南朝是汉人政权，北朝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在一定时期都算是正朔王朝。
两宋是正朔，辽、金在特定时期也算正朔王朝。
元朝是从忽必烈开始算的，忽必烈获得汉人儒生集团的支持，按中国传统祭天登基，当然是中国正朔，之前成吉思汗那段是蒙古地方政权，不算数。北元皇帝跑出中原，失去汉族地址儒生集团的支持后，也就失去天命了，不再是正朔。
所以明太祖登基承认元朝这段天命：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奉天诏书》（祭天版登基诏书）：
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分争。惟臣，帝（天帝）赐英贤为臣之辅，遂戡定采石水寨蛮子海牙，方山陆寨陈野先，袁州欧普祥，江州陈友谅，潭州王忠信，新淦邓克明，龙泉彭时中，荆州姜珏，濠州孙德崖，庐州左君弼，安丰刘福通，赣州熊天瑞，永新周安，萍乡易华，平江王世明，沅州李胜，苏州张士诚，庆元方国珍，沂州王宣，益都老保等。偃兵息民于田里，今地幅员二万余里。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是用以今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上帝皇祗，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来去是梦）。
清朝在入关前，只是一个地方蛮夷政权，但是入关后，剪灭诸明，获得汉人地主儒生集团支持，按中国传统祭天登基，当然是中国正朔。等到清帝逊位，爱新觉罗家的“天命”就丢了，之后溥仪再怎么折腾，也只是一个地方傀儡政权，不复中国正朔了。
孙中山先生开创民国，从此以不用“天命”，而只言“民心”，但是从中国传统意义上论其正朔精神还是一脉相传的。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
敢披沥肝胆为国民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用多说，正统性来自人民，共产党别管之前打下多大地盘，正统性是从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始算的：
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
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
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
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
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
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
国家一样的年号。
毛泽东，《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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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历史就是这些事情，如何认识，全看你认同那种逻辑。现在美国人牵头，从日本人的烂纸堆里翻新出所谓“新清史”论，就是要解构中国的政治历史逻辑，从而达到解构中华民族大统一传统，解构中国的目的。
我们不能接受美国人、日本人的历史逻辑，中国的历史解释要符合中国的逻辑，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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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清 属于中国，这和 “岳飞是民族英雄” 有什么矛盾？
岳飞活着是宋的忠臣，为大宋精忠报国不应该吗？为什么不能是“民族英雄”？秦桧为什么是汉奸，因为他本是宋臣！在王朝时代，普通老百姓是卖不了国的，中国传统是以出仕与否来衡量。张弘范也是汉人，他灭了南宋，但是中国正统史书里并不称张是汉奸，因为他不是宋臣。
现在有一帮公知，抹黑岳飞，为秦桧洗地，其目标是为自己出卖中国利益而张目。他们是中国公民，享受公民权利，却准备出卖国家利益，确实是准备当“汉奸”了，所以才会拼命给汉奸洗地。不论你是否承认“元、清属于中国”，他们都会为卖国行为找到借口！
匈奴非中国王朝正朔，因为
1、匈奴王庭没有在传统中国范围内获得一个固定的基本盘。匈奴人大批进入中国范围定居，是内附中原王朝的结果，这时的匈奴最多算地方政权了。
2、匈奴王庭没有获得汉族地主儒生集团的认可，既没有获得中国的“天命”
那时候就有一种观点就提出我们现在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以匈奴、契丹、女真、蒙古都不算外国入侵，连带着岳飞等人都不算民族英雄。
这个观点流传地还算挺广的，一直到新世纪了，还是时不时就能看到。
这个问题俺没有深入研究过，只能瞎猜：
岳飞是两宋时人，其民族英雄地位，南宋没有质疑，明朝没有质疑，清朝没有质疑，民国没有质疑，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更没有质疑。
反倒是中共建国后，50-60年代开始有人质疑“岳飞算不算民族英雄”。
50-60代是什么背景？
中共建国，立稳了，但是又没有像历史上的历代王朝那样大肆收编传统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里很多人大失所望，比较著名的一个例子：
毛主席和柳亚子先生应和诗词：
毛泽东与柳亚子诗文唱和
汪建新
2016年12月26日12:02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柳亚子（1886-1958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创始人之一，是我国颇具声望的爱国诗人。毛泽东和柳亚子之间的诗文唱和，为中国诗坛留下了一段佳话。更有意义的是，毛泽东还通过诗词来开导老友振作精神，为国为民出力。
1948年1月，柳亚子、何香凝、李济深等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柳亚子出任“民革”中央常委兼秘书长。1949年2月，毛泽东电邀柳亚子赴北平共商建国大计。3月25日，毛泽东抵达北平。当天下午，毛泽东在西苑机场与柳亚子、郭沫若等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亲切会面。当晚，毛泽东在颐和园益寿堂举行宴会，柳亚子应邀出席。席间，毛泽东与大家频频举杯，谈笑风生，柳亚子亦是春风满怀，感慨良多，当夜就写了三首七律诗。
然而，仅仅过了三天，即3月28日夜，柳亚子突然写了一首心情郁闷、满腹牢骚的七律诗，表达了自己的“退隐”之意，这就是有名的《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这首诗表明了作者自负的性格。柳亚子自诩有“夺席谈经”的学问，但是并非像前汉五鹿充宗那样是依附权势、徒具虚名的人，还借古代故事表示自己对待遇的不满。柳亚子还借东汉初严子陵隐居子陵滩的故事，表示自己有回乡归隐之意。
毛泽东看到柳亚子的诗后，觉察到柳亚子的言外之意，引起了高度重视。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这位老诗友的倔脾气又上来了，要退隐是假，有牢骚才是真，看来还得好好和他谈谈，以便更好地发挥他的积极性啊！”1949年4月29日，毛泽东不顾手头诸事繁忙，采取诗词唱和形式，给柳亚子和了一首情真意切、哲理深远的绝唱：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诗的前四句，毛泽东深情回忆了他们之间三次相会，“饮茶粤海”“索句渝州”和“还旧国”。广州（粤海）、重庆（渝州）、北平（旧国）的有意“袭用”，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本人，始终没有忘记柳亚子等民主人士过去同情共产党人，为反蒋统一战线效力的革命功劳。后四句，出于诗友和诤友间的相互爱护之情，委婉含蓄地批评了柳亚子的牢骚情绪，真诚地挽留他在北京参加建国工作，体现了“风度元戎海水量”，爱人以德，重人以才的宽广胸怀。
这首诗最早公开发表在《诗刊》1957年1月号上，风靡全国，广为传诵。其中“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两句，被人们转用引申最多。关于柳亚子因何情绪一落千丈，突然之间心生满腹牢骚，历来众说不一，可谓“注家蜂起”，读来饶有兴味。最早谈及此事的是臧克家先生。他认为，“这两句在全篇里最关紧要。这不但表现了友好的规劝情意，也表现出了两个人的心胸气度和对人生问题的看法。‘牢骚’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由此可以推测柳亚子先生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可能不免从个人的立脚点出发，心胸显得狭窄些。”
张惠让在《〈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赏析》中认为，由于柳自视甚高，认为怀才不遇，最后干脆不想参政，决定回故乡隐居。
郭隽杰在《随笔》1994年第3期《关于柳亚子的“牢骚”》中介绍说，柳亚子的学生陈迩冬先生在“文革”中写的“交待”材料谈到了柳亚子的“牢骚”。柳亚子当时想搞一个北平文史探讨委员会，先得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批准，便搞起来。由于其中鱼龙混杂，有许多前清遗老、北洋政客也混进来了，后来周恩来叫柳亚子停止进行。柳亚子便写信给毛主席，埋怨周恩来。
曾彦修在1994年第6期《中共党史研究》的《我所知道的柳毛赠答诗中“牢骚”问题的事实背景》一文中披露了田家英的说法。当时柳亚子曾向田家英提出在解放江南以后，回江南某省任职。中央诚恳地挽留他在北京工作，只因种种原因，对其工作愿望难以表达肯定的态度。“牢骚”的关键是个人出路问题。毛泽东答诗中“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是一种略含幽默的坦诚劝慰。而“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才是答诗的点睛之笔，“还是留在北京吧，在这里‘观鱼’比在富春江畔的子陵台上要好得多啊！”毛泽东以极其友好而委婉的方式来谈柳的出路问题。
冯锡刚在1995年第11期《党史文汇》的《〈离骚〉屈子幽兰怨——对〈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牢骚”的史实背景之我见》一文中认为，“牢骚”的关键不在于或主要不在于个人的出路，不在于怨中共在物质上亏待自己，而在于“说项依刘我大难”。在柳亚子看来，既然因自己的正行直道而受阻遭挫，那还不如去做一个隐士吧。“牢骚”的产生是柳亚子的性格使然，虽有感情冲动的因素，但究其根本在于“说项依刘我大难”的诤友风格。
赵自立在1996年第1期《人物》的《柳诗“牢骚”的前前后后》一文中，从柳亚子为人的性格特点，柳亚子所感之“事”和柳毛赠答诗的时间差距来破解“牢骚”之谜。柳亚子曾在10天之内数次要求去碧云寺恭谒孙中山先生之灵堂，然诸多因素未能成行，又无人向他解释。当时中共中央力图争取南京国民党政府接受和平解决方案，希望民主人士共同努力。柳亚子表示他虽是国民党元老，自觉无能为力。以其疾恶如仇的性格也会对此产生一些不愉快和牢骚。况且他对少数曾经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而在革命胜利时转向革命阵营的人也表示怀疑，认为他们是见风使舵的政客，而自己决不是那种人。
陈东林在1996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的《毛泽东和柳亚子诗中的“牢骚”指什么》一文则认为，柳毛赠答诗的中心内容应是关于当时战略的误解、质疑与启发、解释，是历史大背景的反映，而不仅仅是为个人地位的牢骚与批评。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一直以左派闻名，激烈主张打倒蒋介石，甚至曾建议用暗杀手段。1949年3月26日，电台广播一条重要消息，说中共代表团将于4月1日在北平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柳亚子感到极度不能理解，第二天便写出“感事”诗。
关于柳亚子的“牢骚”，还可以列举出更多的解读。这里之所以颇费笔墨加以罗列，试图弄清楚“牢骚”的真正内容与原因，一来是对于理解柳诗和毛诗都很有裨益，二来是有助于把握柳亚子、毛泽东的内心情感和思想境界。柳亚子毕竟是一个旧文人，自然会存在一些缺点与不足。毛泽东对待诗友发“牢骚”，既表现了诗人的含蓄机敏，又展示了政治家的宽容大度。他没有纠缠于柳亚子究竟为什么牢骚郁闷，更没有半点歧视排斥之意。毛泽东深知，柳亚子社会声望很高，是对中国革命有过贡献的党外民主人士，虽然还留有旧知识分子的毛病，但主流是爱国的，是能和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读来如望霁月，如沐春风。
柳亚子见到毛泽东的诗后，很受感动。他欣然接受了毛泽东的规劝，立即又写了一首《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
离骚屈子幽兰怨，风度元戎海水量。
倘遗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
1949年5月1日，毛泽东携女儿李讷等专程到颐和园拜访柳亚子先生，同乘画舫，比肩爬山，促膝相谈。5月5日，是孙中山就职非常大总统纪念日，毛泽东偕柳亚子到香山谒孙中山衣冠冢并合影留念，随后接柳亚子到家中共进午餐，作陪的有朱德总司令和秘书田家英。大家谈诗论政，极为高兴。散席的时候，柳亚子拿出随身带去的《羿楼纪念册》，请毛泽东和朱德题词。毛泽东写了一首联句诗：
池塘生春草，
空梁落燕泥。
竹外桃花两三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
“池塘生春草”出自南北朝谢灵运的《登池上楼》；“空梁落燕泥”出自隋代诗人薛道衡的《昔昔盐》；“竹外桃花两三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出自宋代苏东坡的《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四句诗而集三人之句，读来却不见一点斧凿痕迹，犹出一人之手，浑然天成。毛泽东的集句诗，既充分表达了冬天已逝，春天即将到来的情景，更表达了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喜悦和兴奋。
毛泽东和柳亚子是近现代中国诗坛上的双子星。一个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一个是具有政治家气质的诗人。他们之间思想的表达，心灵的沟通，往往借助于诗词的唱和。他们仿佛心有灵犀，很多复杂的问题，无需过多的言谈，不必过多的文字叙述，一唱一和之间就达成了共识。
（汪建新 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教授）
知识分子发牢骚，可不是光写首诗就算完的。之后57-58年反右倾运动，应该是这个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结果。
那么，建国后中共全面学苏联，搞了一套共产主义风格的民族政策，知识分子们拿岳飞为借口，所谓讨论“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其实本质上是攻击中央的民族政策。因为岳飞是确凿无疑的民族英雄，上千年来都是民族英雄，结果中共的民族政策一出台，这些知识分子妙笔演绎一下，就把岳飞的民族英雄给免了。这是打谁的脸？所谓用笔杀人不过如此吧。
这是俺的瞎猜，请指正。
TG这边，范文澜等人专门写文章批过这种“孙子决定爷爷”的观点。
国家即民族的情况之下，可以称之为民族英雄。历朝历代，哪怕是外来入住，对于忠于国家的行为显然是不会刻意反对的。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岳飞所持有的是旧民族、旧国家观念，既已不符人民史观，那么原则上的确不会刻意认可。只是这不意味着反对。
但近几十年的讨论，几乎都有意混淆概念。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何况斯大林同志都说
显然就经济生活和文化特点而言，主体仍为“汉族的”，依然是“民族”英雄。
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可恶之处，锱铢必较，不管是为了利益还是为了报复，什么都说得出来。
除了民族，还有封建、专制、法等诸多概念，至今还在玩这一套。至于更基础的更不用提……
春秋战国打了500年，国仇家恨错综复杂，最后都被秦始皇集中在一起随风带走了。
伟大的人啊，就像秦始皇和毛主席这样啊。
岂止是中国地图，还要求英国人向中国进贡，要求欧洲各国承认自己是各国共主，毕竟是耶稣的弟弟嘛
《中华民族》概念出现后，汉满蒙藏便是华族的分支，属于同一民族不同组成部分。
与岳飞相仿的例子是屈原，诸葛亮。
如果将屈原、诸葛亮和岳飞定为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那么当年灭楚的秦人，灭蜀的魏人、灭北宋的女真人的后裔，既陕西人，北方人、满族人就被排除于中华民族之列，成为居住于中国境内的异族侵略者后代。
因此不能从抵抗外来侵略的角度将岳飞和屈原、诸葛亮定为民族英雄。
而是要以他们为中华民族提供爱国，忠诚，信义道德精神这一角度肯定其对于汉满蒙藏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意义，在这个角度上定位为民族英雄。
简单来说，从中国历史角度，宋金为中华民族内战，因此岳飞不能称为民族英雄。
从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角度，岳飞可以称为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