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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割据政权的定义：

这种定义俺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如果这种定义能够成立的话，五胡十六国，北魏以降，都不算割据政权了。但在历史教科书里，它们都是割据政权。

再如新莽末年，各地一堆造反建制称号的，他们都先得到新莽授权啦？刘秀写信给公孙述，抬头称“公孙皇帝”，又说“君非吾贼臣乱子，仓卒时人皆欲为君事耳。”那么，刘秀和公孙述谁是中央政权？谁得到了中央政权的授权？

宋辽金夏倒反而是符合你的定义的。

契丹在唐朝就臣服中原了。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十一月廿三，契丹帥大贺窟哥率领所部內屬。唐太宗以契丹部為松漠都督府（在今赤峰、通辽一带）。

金朝源出唐朝的靺鞨，一支是唐朝册封的渤海国，另一支属黑水都督府。辽国兴起后被辽国统治。

西夏则是唐朝册封的定难军，首领为定难军节度使。属于藩镇。

宋朝直接承五代。

所以，说这些政权是唐朝崩溃后在唐原有版图内的割据政权有什么问题呢？

这是清朝的汉人小心翼翼，噤若寒蝉地回答朝鲜使臣的疑问时候说的话。

文字狱的文化恐怖政策搞得读书人像惊弓之鸟了。还指望他们去怎么搞各行各业的发展。。。

朝鲜人的总结是：

其豪杰敢怒而不敢言，其鄙佞因时义而为身利，一以阴弱中土之士，一以显受文教之名，非秦之坑杀而乾没于校雠之役，非秦之燔烧而离裂于聚珍之局。

呜呼,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

是西方舶来思想意识中的“言论自由”起到了“油”的作用（火上浇油的油）。港台查良镛之流啧啧不休地用小说反TG、反毛，文字狱故事是影射用途的武器。

在海外生活多年，我们已经逐渐了解西方的“言论自由”是个啥内容。

实际上，程朱理学派特别是东林党及其后裔，才是文字狱的老根。如查良镛的先人、黄宗羲的老友，就是庄修明史的告发者，还因此发了大财。如程朱理学派整死了李贽，这个就不是文字狱？难度只有皇帝才搞文字狱、程朱理学之徒不是‘始作俑者’？

在中国目前禁止把新清史当作“学术讨论”，不是什么文字狱。因为新清史本身就不是什么学术，当年费正清那个日本女弟子挂出新清史的招牌后，就被何柄棣当时撰文驳斥过，费派/新清史派没有一个敢于正面回应何柄棣的批驳。能读老满档算什么？老满档不是有很多乾隆年间伪造的问题吗？研究现代历史，能否以伪满洲国的历史档案完全当成“真实”的史料？这些本来都是很清楚的。

说到伪造历史、抹杀历史，东林党徒罪恶滔天：这里单举一个事例：黄宗羲及其弟子自带狗粮帮清廷编的明史，就把郑和下东洋的历史一笔抹煞。江南地区不仅历经倭患，其丝绸、生丝等也是中日贸易等大头，而偏偏是这个地区的“文人”黄宗羲，偏偏是与商人/海商有密切利益关联的东林党人，却在历史中抹去了郑和下东洋，迫使当时的日本幕府纳表称臣、杀本国海盗以平息明朝的愤怒、接受了朱棣对其加封日本国王称号这么一个历史事实。

为什么？

到清朝后期没有文字狱了，反而外战外行，卖国条约签了一大堆。

顺便说一句，文字狱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中国特产。西方同时代一样在搞文字狱。Inquisition 听说过吧。

除了这个，西方人搞文字狱远早于满清。例如法国的腓力三世在1275年就开始搞文字检查。1521年，法国命令必须把所有路德宗的著作在一个星期内销毁。同年，禁止出版法语《圣经》（想不到吧）。到1535年甚至禁止开书店，违者处以绞刑。1536年禁止出版某些医学和天文书籍。理由是其不符合圣经和古希腊著作。

罗马教廷则在1560年搞了个禁书目录，禁了一堆所谓的“异端”书籍。这个书单出了20版，最后一版是1948年出的。到1966年才解禁。那么禁了什么书呢，例如开普勒的天文学著作。这本书在1621年上了名单，直到1835年才解禁。另外还有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等。

十七到十九世纪是所谓的理性世纪，可惜西方照样搞舆论控制。新闻检查是常态。法国专门成立了出版检查署。查到违禁书籍，最轻的是焚毁书籍，重则处死作者和出版商。英国也没好到哪里去，1641 to 1700大约四分之一的出版物被禁。1704 年，首席大法官霍尔特 (Lord Chief Justice Holt) 坚持认为，“如果不处理对政府持有不良意见的人民，那么就没有政府存在。”。最“开明”的英法如此，其他国家如俄、德就更加不堪。

顺便说一句，西方搞文字狱的这500年恰恰是其飞黄腾达的500年。反而是到了现在“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了，西方反而和满清一样开始走下坡路了。

那么文字狱和国家强大是强相关吗？从满清和西方的例子来看，并没有。决定国家盛衰的，更多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满清取代明廷，如果没有东林党的卖国（走私粮食）、误国（重用袁崇焕、骗杀毛文龙），可能吗？如果没有士大夫阶层接受剃发、来保住自家土地的所有权、感谢满清杀灭了’贼‘——农民起义军，可能吗？

保住自家的土地所有权是第一位的，保住程朱理学的思想专制是第一位的，保住通过科举做官是第一位的，剃头不剃头是第二位的。把文字狱说得好像比剃头还严重，搞笑了。

与刘秀公孙述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在非我族类。

刘秀再如何闹新莽，肉还是烂在锅里。辽金夏祸害中原，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民是完全的受害者。

辽金夏以野人身份起家。实力强化到中央政府不得不重视其存在时得到中央政府授权。其实力足以对抗甚至超过中央政府的时候就称王称帝公然挑战中央政府。他们在某个时期顶个中央政府给的官帽，根本就是中国（在那个时代）的外围政权。只不过后来他们的领土和文化随同历史同化，成为中华民族一份子。

像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以及朱元璋因为当过和尚而忌讳秃（不管这两个案例是不是真有其事)是典型的文字狱。

而在康熙年间因为街头喊反清复明入狱，不能算文字狱。

解放战争期间，进步学生在街头撒传单而被捕，我党也没有把这种暴行记到文字狱那一档里面。

我觉得界限应该是海瑞罢官----人家写的毕竟是明朝的事情，必须有个对动机的脑补，写作目的才成了反对人民公社。

想起几年前，我党X大胜利闭幕后，连洪宪，袁世凯都成了敏感词----制定这个网络政策的领导，倒真要问问他居心何在？😂

当年康熙名叫小玄子，大家用到玄这个字必须避讳，敬缺末笔----但是畜生的畜字不得避讳，避讳反而是大不敬。😭

你举的欧洲的例子，不能算是文字狱。

而且吧，就算是文字狱，从欧洲历史中，也得不出文字狱没有副作用的结论。罗马教廷有一大堆禁书，受影响最大的意大利也是欧洲科技不发达的地方，伽利略之后直要到马可尼，才又出了世界级的牛人。

文字狱和Inquisition是可以类比的现象？

文字狱准确说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是因为中文的特殊性而产生的。更兼有一个心怀鬼胎的满清政府，才出现清朝的文字狱。

总括而言，文字狱是没事找事。Inquisition是有事找事。

文字狱的相关干犯都不明白如何犯事的。

被Inquisition搞进去的人都明确知道自己被当作异端（诬告另算）。出来也容易。放弃异端即可。

“自由”啥的大道理不扯了。

中原王朝还有个石敬瑭，管契丹叫爸爸，南宋先向金朝称臣，后管金朝叫大爷，叔叔，谁是正统，谁是中央政权还真不好说，

当年整体的氛围就是噤若寒蝉，以免引火烧身。

朝鲜使臣这么刨根问底地问也蛮阿Q的，他们终于能在天朝靠着外藩的身份有优越感了。

对满清喊打喊杀，那要是一群留学生东渡日本，接触了民族主义传回国之后的事了。我记得好像是冯玉祥的回忆录里面就提过，早年他对于满汉之分也没太在意，思想转变为排满也是辛亥革命前后接触了留学生带回来的各种反清材料之后的事了。

不过嘛，首先还是要厘清文字狱和政治案件之间的区别。比如说很多著作将“曾静案”列为文字狱。这就有点……

在厘清文字狱和政治案件的基础上，考察清朝的“文字狱”事件时，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君主的个人意志非常关键。

康熙真正掌权之后，到乾隆十六年，这个时间段的文字狱，绝大部分都是政治案件。如《南山集》卷入夺嫡事件，如查嗣庭实际是肃清隆科多政治团体遗毒。

在乾隆执政初期，受到朱、蔡两位大儒的影响，立志成为一个仁君。一改雍正时期的苛政，真是朝野称颂啊，大家都说这个乾隆皇帝太好了，仁厚治国。乾隆听了更加飘飘然，为了对标唐宗宋祖，还给自己弄了个诤臣孙嘉淦，孙嘉淦一方面是个能臣，另一方面也配合表演。君臣相得的戏码是一出接一出。

但是时间长了，乾隆觉得不对劲了，他这边一表演仁厚，下边的官员大面积躺平，财政亏空一年比一年大，贪污立马反弹。更头疼的是，党争又来了，张鄂党争那叫一个刺刀见红。那边一优待宗室，把什么阿其那塞斯黑的子弟，重新录入玉牒。宗室立刻不安分起来，各种团团伙伙就搞起来了，还有人勾结准噶尔。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大案，有人以孙嘉淦之名伪造奏稿，奏稿上做戏做全套，连乾隆的御批都伪造上去，奏稿中列举“五不可解，十大过”，从乾隆开始一路骂，满朝文武骂了个遍。乾隆勃然大怒，黄花梨的桌子拍碎了好几张，感觉这个仁厚的人设实在没法维持下去了。这一案件就成了乾隆由宽转严的标志，自此之后，乾隆大兴狱案，有清一朝，八成的文字狱都在乾隆年间。

其中“孙嘉淦伪奏案”为时一年半，范围波及十七个省份，光倒霉的督抚级大员就有小20个。乾隆光上谕就写了几万字。至于此案是否属于文字狱，存在一定争论，比如《文字狱档》就未收此案。但是很多学者还是将此案视为乾隆，乃至有清一代的最大文字狱案。而我个人的观点，此案还是偏向政治案件。

不过呢，此案还是深深刺激了乾隆，大概因此开始重新权衡朱，蔡二人所谓“垂拱而治”的现实可行性。意识形态工作万万放松不得，意识形态的阵地朕不去占领，自有腐儒去占领。这时回到你的问题，国力强盛和文字狱的关系，文字狱不是国力强盛的原因。但是国力强盛能提高“文字狱”的烈度。在封建专制社会，国力越强盛，君主的个人意志越能得以伸张。

到了嘉庆，嘉庆又有一个姓朱的大儒当老师，又重新开始宽仁治天下。下边的臣子也学乖了，自此之后，清就废除文字狱了。

在清朝的文字狱中，是不是集中体现了皇权的意志，而放弃了法律？

古代的中华法系，皇权是最重要的一环。可以说皇权是凌驾于法律之上，抛开皇权谈中华法系毫无意义。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法律体系对皇权的制约，虽然嘛，这个制约比较可怜。

清代的皇权发展到了巅峰，同时呢，法律体系同样发展到了巅峰。

清代的皇权和法治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些争议，一些学者比如张晋藩认为在“文字狱”这一问题上，是“无法治可言”的。但是另外一些学者对文字狱进行全面的考察之后，发现法律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

清代文字狱，按《文字狱档》的统计是65例，后来学者钩沉档案统计出180例。

在这180例，明显属于违法犯罪的，比如邪教邪术，比如诬告，比如谋反的，还有诈传圣旨的，大概占到一半。这一部分基本上都是按法律条文处理。

在剩下的文字狱中，皇权的影响就比较大了。比如说谢济世注经案，这位老兄天天拿自己的注解献给乾隆，乾隆一烦，就下旨降罪，不过，谢济世运气好，当时乾隆还在扮演宽厚仁君的角色，谢济世只是降职而已。

在乾隆十六年，为政由宽转严之后呢，下级官员呈报案件的时候，经常模棱两可，视乾隆的态度而定，举两个大案：一柱楼诗案和坚磨生诗抄案。

一柱楼案呢，起因是乡间两个地主争地，其中一个地主就威胁另一人说，你不让我占便宜，我就去告发你，你家爷爷的诗有违碍之语，正好这时乾隆有个上谕，大概意思就是自首无罪。这位呢，直接拿着自己爷爷的诗集自首去了。另一家一看，也不依不饶的纠缠到底，最后案子落到刘墉手上，刘墉就写了个模棱两可的奏章递上去，乾隆开始也不以为意，但是后来发现沈德潜为此书做序，在序中还刻意美化传主弟弟的一则案件，立刻就怒了。本来这时乾隆对沈德潜有些意见了，现在正好借这个案子全面搞一下，案件的性质马上就变了。最后就酿成了大案。后来所谓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据说都是出自此案，但实际都是民国笔记的以讹传讹罢了。

坚磨生诗抄案的情况也类似。 胡中藻呢，向来以鄂尔泰高足自居，张鄂党争呢，双方刺刀见红，乾隆很不理解，后来有人自供，我们这么斗来斗去是只见皇上宽仁，不见皇上英武。要英武还不简单吗？胡中藻的诗呢言辞险怪，罗织罪名特别方便，乾隆借助坚磨生诗抄案直接把鄂党给灭了，连鄂尔泰都被赶出庙。

但是，乾隆不想搞的时候呢？大量的批复就是知道了，完事。

这就是个什么问题呢？文字狱集中体现了乾隆的个人意愿，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在乾隆关注之外，法律依然发挥着作用。

还有一点也要注意，就是虽然皇帝的个人意志是主导性的，但是法律这张皮在处理的时候也没完全丢掉，遮羞布的作用还是有的。无论是年羹尧案还是乾隆的文字狱，法律体系的作用，大概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