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清朝相关论文资料整理，陆陆续续有空就补充一点 -- 阴霾信仰
一个商品涨价，可以是供应不足，也可以是需求旺盛。清朝到雍正先是有白银贬值的问题，另外对铁的需求量也是大大提高的。一是民生需要，二是军事需要。单纯从价格上来比较，毫无意义。你还得辅以其他论据，例如铁产量和每年的消耗等等。
否则，文革时期大米一毛八一斤，现在是1.8-3.5元一斤，你能说现在的大米产量不如文革期间？
学界大致是两种看法：
一则是以鬼力赤时代为北元结束的标志。
一则是认为北元与明相始终。
前者的依据有两个，一个是看有没有采取汉制政权，还有一个是看明政权是怎么称呼他们。
后者的依据主要是看蒙古政权的“中国观”，就是说有没有把自己当中国人，有没有恢复旧政权的意愿。这里呢，学界比较关注的蒙古政权借助藏传佛教的观念构筑的“中国观”，就是“五色四夷”之说，不展开说了。不过，这些论文引用的一些例子很有意思，比如说当时的蒙古人把永乐说成是元惠宗的遗腹子，靖难嘛，就等于复国了，和后世乾隆的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呢，俺答汗自称大元恢复大统不提，还有投靠的白莲教，打出反明复元的口号，白莲教还给俺答汗弄了匾，威震华夷，历史何其相似。
明朝对元的态度嘛，前期压着元打的时候，承认元是中国王朝的正朔，入帝王庙，洪武承诺不绝有元之祀，永乐认为宋元明的兴替都是天命所归。中后期嘛，土木之变后，“夷狄”啥的言论就开始冒头，再后来越来越拉，越过越抽抽，索性把元送出庙，当然这里边也有一番理论争论，甚至还有理学家把元世祖比做尧舜汤武的。不过嘛，前方仗打得这么拉胯，后方难道不在敌人的祖宗头上出出气？还要“详查元世祖陵，委实在何地”，这是要挖祖坟的意思，老手艺了。
说到底啊，还是文化自信不够啊，但目下我朝圣主在朝，国力鼎盛，四海宾服，如果有人文化不自信，有是从何说起呢？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但是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满清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
1944年是明亡三百年，TG组织了不少人写了纪念文章，摘点旧文：
柳亚子说：“甲申虽然不是明亡之岁，但对于朱明的政权，当然是受着大打击的一年。不但朱明，满洲入关，连中华民族也整整地做了二百六十八年异族的奴隶，这当然是非常重大的惨剧。
当时《新华日报》指出：“野蛮部族的入侵，旧统治政权的崩溃，农民大众的起义，这三方面交互错杂，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形势，使得在三百年以后还值得我们来重加分析和认识。甲申三百周年祭的意义本不是在于抒发思古之幽情而已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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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革命年代的文章一点也不讳言满清的民族问题，反倒是现在一堆人扯大旗在ZZZQ的旗子下面对于满清这也讳言，那也讳言。
看看之前讨论的批判武训传，涉及到了新时代旧文人如果写旧时代故事的问题，对历史的评价到底怎么评，也是从新中国建立开始到现在一直也在变化调整中。革命年代用力过猛，有不少地方粗疏了不少，现在倒好，翻案风，保守主义盛行，反革命反到满清去了。
网络总是在爆发“元清是不是中国”的争论，这种争论被政治正确、反民族分裂导向，最终总是落实到中国如果不分裂，必须承认元清为中国。暗藏这种命题：“多元格局被破坏，中国就会分裂，故必须强化多元文化，多元格局”。而这正是西方学界真正唆使的去中国化路线，这种倾向却无人讨论。
某些人以“批判元清非中国”，以美日有口实为名，民族分裂有理由为借口，要求学元清搞多元格局，羁縻自治，但在民国搞“五族共和”之际，蒙古独立，伪满成立，西藏驱汉，三区革命。那么是自强能保土还是靠美国日本缺乏“口实”、靠民族贵族的觉悟能保土？ 为什么“去中国化和反去中国化”这一重大方向性议题不论在学界和网络却一直无人关注。
还有一个很荒谬的观点常被史学人提示或当成政治正确的背景：2014年姚大力发一个振聋发聩之问：“今天中国疆域的相当一大部分是在元、清两代纳入统一国家版图的。如果元朝与清朝都不算“中国”，那“西北一大半领土，我们还要不要？”这正是知乎近来才开始热议的话题：“承认元清非中国是否就意味放弃清朝打下的领土？”。网友已经觉悟了。 史学界自谭其骧的“版图中国论”推出后，巧言令色，歪曲概念史实成风。具体可见本人文章“史学中人擅改词语内涵不讲逻辑丧失唯物史观的风气从何时起” 反华势力的反华是有主纲有层次有目的的。绝不是以分裂中国领土为现实目标而是作为切入点。谁都明白有强大的共产党领导不可能让领土分裂，他们是在搞声东击西。他们的主张充分表达在新清史学上。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17403880/answer/2016621911
有必要纠正题目与一些回答中的错误认识。
1清朝领土只是民国领土的历史依据之一，民国并未全部接收清朝领土，而是有继承亦有发展亦有损失，如甲午战争后台湾等地已割让给了日本，是半个世纪后民国借二战胜利重新拥有，但外蒙却永远丧失。
2民国法统不来自继承清朝，民国来自辛亥革命，革命本就是推翻旧政权旧法统，所以民国法统为自我构建，更不是来自所谓的清帝退位诏书。
这就如新中国一样也是源自革命自我构建一样，革命的新政权并不需要旧政权的授予和认可，因此根本谈不上法统继承。
领土更谈不上来自所谓的清帝退位诏书！
3 在领土问题上，民国的有识之士从一开始就着手从法律上确定了民国领土法律构建，1912年2月8日，南京临时政府谭人凤（东京政法大学毕业，精通法律）即致电孙中山和袁世凯，宣称：逊位之后，领土主权一律转移于民国，此应然之势《临时约法》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之疆域因此，尽管民国作为推翻清朝的革命政权，却早以对前帝国即清朝的疆域进行了主权宣示。
4，革命党最初确实出于推翻满清统治的需要，提出了一些驱逐鞑虏之类的口号，但大多存在与民国建国前，民国建国之后，革命党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口号对多民族国家构建的负面作用，因此，革命党在君宪党的“五族君宪”基础上，提出了“五族共和”，孙中山在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实行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政体，在《对外宣言》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的称谓。《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5，清朝则将蒙藏回等地归于理藩院管理，并不直属中央，造成国外认为这些地区与清朝只是宗主关系，对后世造成了极大隐患。而民国对满藏蒙回等地区采取了与内地相同的行政化，中央政府的归属关系，设立蒙藏事务局直接归属国务总理，彻底否定宗藩关系，宣告藏蒙回满只是中国的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民国虽然未能全力保住全部领土，却也尽可能的避免了中国在清帝国死亡后陷入崩盘的状态，民国在这一问题上有功有过。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82481833/answer/2049889226
话说元清这死老虎的法统真那么重要？承认元清法统，外蒙，西伯利亚能直接还给中国么？
其次，满清作为一个类似于外来殖民的政权，在血腥屠杀征服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政治中最为恶劣和黑暗的东西都保留并发挥到极致，把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彻底变为皇帝极端专制的恶劣政治，把儒家的愚民忠君思想发挥到极致，可以说满清以前的帝王都是规则里的人，满清的帝王都是玩规则的人。无论是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还是文字狱。举个例子，明朝“大礼仪”这种事情，在满清绝对不可能发生。建立在屠杀基础的强权政权和极端专制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对满清统治者来说闻到专制的味道就像苍蝇闻到屎的味道。你别说，虽然他们把你的文字狱，专制，海禁，闭关锁国，重农抑商等政策玩到极致，但是现在却要整个中华文明来背锅，说这都是你们创造的。说实话，这种手法在中国现代历史界中很常见，把满清应该背的锅，交给整个华夏文明来背 ，其中明朝背的最多。还会告诉你一个结论，貌似中国的落后是一种必然。
在外国来艹的日子里，大清也是不敢相信人民发动人民的，一发动人民哪里还有我大清，你以为“保大清不保中国”是闹着玩的嘛，大清也是不可能完成变法维新的，为什么日本的维新变法能成，大清就不行呢，因为以少御多，我大清不敢放权啊，不敢去搞宪政啊，不敢真相信汉人啊，东南互保之后，大清这才算名存实亡了，因为汉族实力派已经彻底不听使唤了。大清最该感谢的是万国来艹，要不是万国来艹的时代，使得历史矛盾显得没有那么重要，当时的大清绝对会被清洗干净。
以下是关于很多历史争论我个人的一些简要说明。先给所有的持有不同意见或者给清朝洗涤的人大致分个类，你们自己给自己对号入座，我觉得总有一款适合你。
第一类：是受传统历史教科书教育或者所谓大历史等历史观影响很深的人，认为中国的近代落后是必然的，传统中国的各种制度都是有延续性和惯性的，这些和清朝没有关系，或者换一个封建的汉人王朝也一样，近代落后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我认可大历史观的很多观点，但是大历史观在中国传统政治里面被滥用了，或者说很多人的历史观太大，只知道找主流，忽视了很多偶然性或者细枝末节对历史的影响。一句话：这些人认为中国的落后就是中华文明自身的原因。这类人，我认为是所有给清朝洗地的人或者反对者声音里面最理智或者说值得去与之一辩的一类人，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这也是他们追求历史真相的结果。这不属于初心问题，属于认知问题。十年前的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第二类:是已经开始认识到或者本身就知道满清对于中国历史荼毒很深，但是一旦承认这一点，对于当下的minzu郑策和团结，对于很多历史问题的认证（比如领土问题历史继承性问题等），这对于当下各种问题的处理都极为棘手，这类人是心向共和guo的，只是在他们那里想不出很好的解决这类尴尬矛盾的办法，为了zhengzhi正确和屈服现实，很多问题不能实事求是的讲，对于他们来说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更好的为现实服务。因此反过来只能一味的给清朝洗地。我对这类人是抱有遗憾和同情之心的，这也让我加深了对满清的鄙夷和厌恶之情。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01389682/answer/1328574004
摘点满清的骚操作，真是让人目瞪狗呆。。。
这些内容还好看的人少，不然估计活不了多久，河里留个备份。
下面是文摘：
但是清王朝对维吾尔社会实行的各种统治政策，还有一个特征，这就是严格禁止维吾尔人与汉人的交流，防止维吾尔人接受中华文化的影响。
清王朝在北路实行驻防兵制，而在南路则实行换防兵制。所谓驻防兵就是允许军人家属随军，且不变更驻扎地的部队；而换防兵则是不允许家属随军，并且要在一定时间之后变换驻扎地的部队。在南路，清王朝禁止军队士兵与当地维吾尔人结婚甚至进行交往。作为驻在大臣和军队的驻屯地，清王朝在各地建造了十八个“汉城”，以区别于维吾尔人居住的“回城”。虽然这种作法的确起到了防止军队侵害民众的作用，但是从南路的清军主要由汉族组成的绿营兵构成（由满族等组成的八旗兵仅为1249人），而且全部都是换防兵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南路彻底禁止维吾尔人与汉人的交流来往一事，是经过清王朝周密计划了的。
清王朝禁止中国内地的汉族人进入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包括对内地商人前往贸易也实行审批制度。对批准前往的商人，也严格限制他们只许在“汉城”与“回城”之间设立的“买卖城”进行交易。为了补充驻扎军队的经费，清王朝也在新疆实行了屯田。屯田的种类分为兵屯（由士兵进行的屯垦）、回屯（由各地移居伊犁的伊斯兰人进行屯垦）、户屯（由从中国内地来的移民进行屯垦）、旗屯（由八旗军进行屯垦）和遣屯（由来自中国内地的犯人进行屯垦）等。但是这种屯田主要集中在北路，因为北路移居有大量的汉族和回族农民，而直到1831年为止，在南路仅有数处“兵屯”而已。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即清王朝征服天山南部维吾尔社会的第二年，乾隆皇帝即决定：“当以满洲将军大员驻守”，露出了他想把新疆变成满族的军事自治领的想法。伊犁将军和乌鲁木齐都统被定为“旗缺”（即只能任命满族出任的官职），总数上升至二十三个的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驻在大臣，全部由满族人和蒙古人担任。这种充分反映了民族差别意识的统治体制，无论怎么看都不能说是清王朝的统治者出于保卫国家边疆的目的，而完全是出于他们防备汉族的一种私心而设。
在全国总数为八十万人的清军中，八旗的兵力不过二十万。清王朝面对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这一现实，采取了重点防卫、即只在军事要地安置八旗兵的政策。然而即使在这种八旗兵力告罄的时期，清王朝依然决定新疆驻屯军的半数（20990人）为八旗兵，除非是为了将新疆变成满族的军事自治领的明显意图以外，实在难以想象还会有其他什么目的。
清王朝在全国的重要地区共计设置了十四名驻防将军，与其他的将军相比，伊犁将军所管辖的地区最广大，所指挥的军队最多，所领的养廉（年俸）也高达一千两。
对于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来说，将非汉民族的势力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来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清王朝在防止维吾尔族与汉族的交流，培养维吾尔族对满族的亲近感和一体感的问题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乾隆二十六年，清王朝政府统一制作了阿奇木伯克的官印，官印上所刻的是当时的维吾尔文（回子字）、满文和蒙文，却没有汉字。
清王朝对驻新疆的八旗兵学习汉文一事，采取消极的态度，反而奖励伯克的子弟们学习满语。另外，清朝政府虽然在汉人地区强迫汉人留满族式发辫，但是在维吾尔地区却只允许高级伯克蓄留，即把它当作是对维吾尔人的一种恩惠进行实施。出于从金融上控制南路维吾尔社会的意图，清王朝在新疆还制作了与中国内地的货币异质同价的特殊货币――普卢，以限制新疆人与中国内地的人们进行经济交流。在伯克入朝时，也要求他们尽量避开汉族的居住地区，绕道北部的蒙古地区，在位于蒙古人居住地区的承德进行。
清王朝对维吾尔社会的统治政策，表现了清王朝的民族思想和国家思想。清王朝统治中国的特征是，不是谋求全国的同一化，让边疆地区逐渐靠拢内地并逐渐内地化，而是以位于中国内地北面和西面的蒙古、西藏以及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为藩部（当相对于藩部外围的藩国时，藩部又被称为内藩），基本上没有触动当地民族原有的传统社会构造，在蒙古地区利用蒙古王公实行札萨克制，在西藏实行以达赖喇嘛为首领的“政教合一制”，在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实行伯克制等，从制度上规定了这些地区为不同于中国内地的特殊地区。
清王朝将内地和藩部分为两个各自为政的地区，在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实行严格的隔离政策，这是清代的藩部与中国历史上的藩部根本不同的地方，它实质上是一个由清王朝主导的满族与中国西部北部各民族的政治联盟。清王朝的对藩部政策，实质上是让藩部的各民族只与统治民族的满族发生关系，使各民族产生一种与满族之间的民族的亲近感，变藩部制度下的各民族为满族的盟友，以牵制内地的汉族。清王朝的统治构造，从地域上看好像只不过是一种将领土一分为二的领土构造，而实质上却是一种中华王朝的国家性质和满族统治的民族性质同时具备的双重政治构造。
朝廷中管理藩部这个民族政治同盟的机构，是1636年（顺德元年）以“蒙古衙门”的名义成立，以后改名的“理藩院”。“理藩院”在朝廷内的地位与政府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相同。正如康熙皇帝所说的“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责任重大”那样，在清王朝的统治体制当中，理藩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接待周边民族所派使节的汉代的“大鸿胪”和唐代的“鸿胪寺”、负责处理与西藏关系的元代的“宣政院”等中央官厅，作为直接管理复数的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官厅，清王朝的理藩院还是第一个。除了一名额外侍郎（定额外副大臣）由蒙古人担任以外，理藩院的负责人（尚书、侍郎）的官职全部被定为“旗缺”，只任命满族人出任。经过顺治、康熙和乾隆时代的改造，到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专管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事务的徕远司的设立为止，理藩院共拥有六个部门――典属司、王会司、理刑司、旗籍司、柔远司和徕远司。并先后制定、完善了《钦定蒙古律例》（乾隆六年）、《钦定理藩院则例》（1814年，嘉庆十九年）和《钦定回疆则例》（1814年）等有关统治藩部的特别法律。
从牵制汉族的角度出发，清王朝维持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禁止维吾尔人与汉族之间的交流往来，使维吾尔人成为直接服隶属于清王朝满族皇帝的臣民。但是这种统治政策，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清王朝信任维吾尔人。清王朝也从各个方面，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以防止维吾尔人的反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驻在大臣严密监视伯克和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离这两项措施。
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下定决心发动战争以征服天山南部维吾尔社会的乾隆皇帝就如何统治征服之后的维吾尔社会指出：“朕意不必用回人为总管，仍循其旧制，各城分设头目，统于驻箚伊犁之将军”。也就是说，早在战争发动之前，清朝政府就已经决定了不在维吾尔社会内部设置统一的行政体制，使互不统属互不关联的各个地区及其伯克都直属于清王朝的政策。这种做法，首先是让维吾尔社会失去统一性，因而不可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反抗力量。其次是尽管不直接干预地方行政，但通过伊犁将军和各地驻在大臣的管理监督，可以大大地限制了伯克的权力。
清王朝为了防止伯克剥削民众，同时为了抑制伯克形成地方势力，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1、废止传统的伯克世袭制度，确立了伯克的补缺人选事宜由驻在大臣掌握（选拔推荐权），然后由清王朝政府任命的制度。
2、导入了回避制度。即不许高级别的三品、四品伯克在其出身地区任官；五品、六品、七品伯克不得在其出生地任官。
3、分散阿奇木伯克的权力，使阿奇木伯克与依什罕伯克二者互不统属，将一部分职权规定为依什罕伯克的专管范围。
4、设立伯克参朝制度。
5、留不信任的伯克、和卓居住北京。
清王朝征服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以后，“因其教不改其俗”，即承认宗教学者（阿訇）作为维吾尔人的精神领袖掌握文化教育事业的现状，允许穆斯林们照常进行日常的宗教活动，并修缮了以前和卓们的“麻扎”（圣者之墓）。但是清朝认为，维吾尔社会不安定的根源首先在于和卓家族的存在，为了巩固清王朝在维吾尔社会的统治，就要大力限制和卓的权力、努力消除和卓的权威。清王朝明令禁止了苏非教团的集体礼拜，对于白山党和卓，除了逃往浩罕汗国的以外，都被送到北京，与维吾尔社会隔绝起来。对黑山党和卓也是同样，因为黑山党和卓在清王朝征服回疆的过程中曾采取了协助的态度，清王朝在任命他们为伯克、给予其特权的同时，又使他们全都离开其传统的势力范围，送到别处任职。
清王朝为了削弱伊斯兰教的经济实力，规定维吾尔民众上缴清真寺、麻扎和麦地里斯（伊斯兰学院）的宗教税不在法定税金之内，将在瓦合甫地（穆斯林信徒向清真寺和伊斯兰学院进献的土地）上耕作的“燕齐”编入普通户籍，使之成为清王朝政府的纳税人。清真寺的新任阿訇也须由伯克推荐并作担保，由驻在大臣进行任命。
清王朝在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彻底贯彻了政教分离的原则。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乾隆规定：伯克是由清王朝政府任命，并向清王朝政府负责的地方官；严厉禁止和卓、阿訇干预行政，剥夺了他们监督批评责难伯克的权力。乾隆还再三明令禁止任用阿訇为伯克，以及由伯克兼任阿訇，禁止清王朝驻在大臣与阿訇进行个人交际，也曾出现过阿奇木伯克因默认夫人“读黑经”即参加苏非教团活动被揭发、削职之事。清王朝承认伊斯兰法裁判官“哈孜”调停民事纠纷、处理遗产分配、登记婚姻手续等裁判权，但严格禁止伊斯兰法干预刑法和司法。咸丰时代的叶尔羌参赞大臣就曾因“查经拟罪”而被解职问罪。
清王朝还限制维吾尔人与邻近诸国之间的往来。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白山党曾经把浩罕汗国作为从事反清活动的根据地。浩罕汗国是那克什班迪教团势力很强的地区，而且当时的维吾尔人实际上也感觉不到与浩罕人在民族上的差别，自古以来，两个地区之间就有着频繁的经济交流和民间往来。在清王朝征服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时逃往浩罕的喀什噶尔和卓家族，对于维吾尔社会依然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因此清王朝必须时时戒备着喀什噶尔和卓家族势力的复辟。乾隆时代以后，维吾尔人同浩罕之间的自由往来被禁止，到了嘉庆时代，阿奇木伯克与浩罕等国之间的通信也列入了被禁止之列。
尽管清王朝自称是正统的中华王朝，但是他们出于维持满族对中国的统治这一目的，在从政治和经济上优待维吾尔上层，允许维吾尔人自治的同时，又将他们与汉族彻底隔离开来。然而另一方面，清王朝又时刻戒备着维吾尔人出现脱离中国的倾向，特别是对各种伊斯兰教的活动加以诸多限制，不承认维吾尔社会是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共同体（“乌玛”）。在清王朝的统治之下，维吾尔社会实际上成为一个介于中华社会与“乌曼”（伊斯兰教共同体）之间的存在。
清王朝传统的新疆统治政策，毕竟是由一个非汉民族对中国实行统治的过程中被制定出来的统治政策。它维持维吾尔社会传统的社会体制，使维吾尔人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传统得到继承，实行非剥削的经济制度，保护维吾尔人的民族利益不受汉族人的侵害等一系列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防止维吾尔人与汉族进行交流、防止维吾尔人被中华文化圈吸收的目的而制定的。由于这一统治政策具有狭隘的民族性，它妨碍了维吾尔人的中国国家意识和中国人意识的形成，不仅给以后清王朝的新疆统治留下了破绽，也是现代中国民族问题的直接成因。
尽管清王朝在清代末期开始致力于建设维吾尔人的“中国人意识”，但是当中国国家衰落之时，对于周边民族来说中华文化已不再是唯一的具有绝对吸引力的文化，这时再希望他们建立“中国人”的意识，不能不说已经为时晚矣。
清王朝之所以在维吾尔社会实行一种特别的政策，是为了维持双重构造的统治中国的体制。然而事实上，清王朝的统治政策给维吾尔人也没有带来更多的利益。清王朝的行政政策，只使一部分有势力的维吾尔上层得到了好处，而“以夷制夷”的统治手法，没能防止并抑制维吾尔人伯克及驻在大臣们的腐败；清王朝的伊斯兰政策，具有许多压制伊斯兰教的成分，也未能顺应维吾尔人的宗教感情。这两点，也正是维吾尔人多次起来反抗清王朝统治的基本原因。
为了防止维吾尔人势力的扩大，清王朝在维吾尔社会里没有建立统一的行政体系，这种做法妨碍了统一的维吾尔民族意识的形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维吾尔人开始出现共同民族意识的时期，也正是一部分维吾尔人开始鼓吹所谓的“东＊＊＊坦独立”之时。不仅是维吾尔问题，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到当代中国的社会稳定，甚至可能影响中国前途命运的蒙古民族问题、西藏民族问题，同样都发生在当年被清朝列为藩部、与中国内地相隔离、实行了特殊政策的地区。这一切现象，都使人不得不再次深思清王朝民族思想和国家思想的是非得失。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99309059/answer/161391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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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新疆，动不动就一堆人拿着满清的疆域去鄙视明朝。这种隔代斗兽棋真挺没意思的。
有篇文章写挺好，摘录部分：
首先，这个话连满清君主谈到我萌时依然不得不承认其成就“远迈汉唐”，其次实控的全盛疆域上两者并无什么量级上的差异，清多了个西域但从未控制过安南，在南洋的影响力比我萌也差得多，我萌在成化年还能成功出兵干涉泰国的王位继承，而清对东南亚政权的干涉几乎就没成功过，当然必须承认由于蒙满共主的原因清对内亚的控制比明强；能长期稳固控制的疆域两者也没什么差异谢谢，东北吹得震天响，郡县程度却大幅度落后内地，一度差点全部割给了毛子，新疆也一样，稳固建省都到1860年以后了，本质上明清两代稳固控制的也就是内地十八省加部分边疆重地，大部分边疆区还是以羁縻为主。最后，关于人口，我大萌倒是也想在开国时就种土豆啊，然而并没有时光机啊，另外，由于人口过多，早早进入马尔萨斯陷阱，贵清的粮食人均产量很长时间内反而不如万历时期的明代人均产量，康乾雍时代普通小民的生活未必有万历时代高。
所谓“有效的团结或者说控制了各民族上层阶级”的大清在没完蛋前，新疆各路头人争着给阿古伯带路，完蛋后，蒙、藏的头面势力都毫不犹豫地选择独立，如果不是TG出来收拾局面重整河山，还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而大萌快完蛋的时候，西南的土司虽然从万历开始就不断有跳出来作死的，但大部分依然选择忠于大萌，虽然大萌在内亚问题上处理得一坨翔，可从结果上看，最后闹到蒙古独立的清同样也没什么资格指手画脚谢谢。
清的局面并不比大萌开国时复杂多少谢谢，你清从大萌手里接盘的是一个有着完整官僚机构管理的汉地十八省，而大萌接盘大元的时候，拜大元倒退式的军事贵族+地方豪门的统治方式所赐，南方、中原、关中、辽东、燕云、云贵是事实上相互割裂的区域，北方农耕水平极度倒退，大萌初年不是不想占领西域，萌的大军实际打到过吐鲁番，但是自然保护区一样的关中实在支撑不了军队的后勤。
不平等条约多割地赔款，但不亡国亡天下，这没什么值得骄傲的，真的，这是各路列强看你清当帝国主义的狗够尽责，多拉了你两把，否则贵清就要被长毛一波推倒了，而一旦帝国主义决定换人，比如辛亥，清连一年都没撑过去，为此而沾沾自喜，大概诠释了什么叫“恬不知耻”吧。
再提醒你一点，大萌虽然在辽东二十年屡战屡败是挺丢脸的，但你清被军镇起义一年干倒，创下大一统王朝最速药丸纪录，哪个更烂？
最后，清能得天下，不是其他势力是笑话，而是所有势力中你清最不要脸，快速和大萌在北京城的人渣苟合篡夺了农民起义军在北方的土地改革成果，连曾国藩的心腹都知道“本朝得国太易而杀戮太重”。为此而沾沾自喜，大概又一次诠释了什么叫“恬不知耻”吧
清末还有电话电报火车铁路，近代化的轻重工业，近代化的兵工厂造船厂，近代化的海军新式陆军。——被日本吊打的海军陆军？还是建完后就直接颠覆了自己的新军？
但是提醒一点讨论历史问题还是有门槛的，在讨论宏观的历史话题的你来扯发型，恕我直言，你这种杀马特的认知水平出门真挺丢人的。
金钱鼠尾那个时间段在东北的流行也有它的合理性，但用暴力，乃至屠杀手段强迫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个民族遵守这一习俗反映的是赤果果的残暴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承认这一点，才是在明清易代问题上进行平等交流的基础，凡是不承认的，容我啐一口“呸，满遗！”，你不配得到尊重！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5648623/answer/239835573
凡是与我历史观不符的，皆是“历史虚无主义”。
唐宋元明清，三岁小儿能道，现在主张元清属于中国，倒成了“历史虚无主义”，也是一奇。
这么算的话，开国历史虚无主义第一人是毛，现在历史虚无主义第一人是习。有意思有意思。
嘴里说着反“新清史”，手中挥舞的却是“新清史”的核心观点：“元清非中国”，言必称TG，却绝不提阶级史观。这算什么？你们的理论学养真让人有些啼笑皆非啊，欧立德直呼内行。
在面对满清这个处于华夷变异，古今过渡，中外交通的年代，对满清的评价是一个集合了各种评价标准下的优点同时隐藏了缺点的怪胎。
为什么会有人吹捧清朝？ - 景行止的回答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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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文章中金句不少：
王猛要哭了，苻坚要怒了
任用汉族降将就是“民族融合”了，那么坚持抗清的人士，当然就是“破坏民族团结”，至于无辜遭戮的平民，则是“融合”的必要代价，是应该“揭过去”的
满蒙一体？那是贵族老爷之间的游戏，上与“中国”无关，下不及牧民旗丁
满汉一家？肉食者谋之，小民只知道“旗民不通婚”，满清是独立于汉城的。
以此观之，官方所谓“民族融合”的重心，根本就只在于疆域的扩张，而从来不在乎底层百姓的境况。
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不如说是传统观念中“大国情节”的体现。
从邓拓到戴逸，体现出的是阶级史观的全面衰落。
实际上，教科书古代史部分虽然用到了很多阶级史观的话语，但实质上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史观的“治乱兴亡”的视角。
归根到底，这是一种“盛世情节”和“明君情结”的结合。
晚清的形象当然不可能有多正面，但同时它也遮蔽了将晚清作为一个古代王朝末期进行批评的视角。
而近二三十年反思革命，推崇改良的风气，对晚清的评价就更加正面了。
在割裂的语境下，清前期的诸多政策只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全无后遗症，晚清的各种问题，却需要“封建社会”来背锅。
至于清前期的圣君们是如何用文字狱摧残儒家的，不关近现代史的事。
因为中国近代的落后是无可改变的事实，所以任何试图从传统王朝角度指出晚清弊病的做法，都会被某些人认为是一种幻想：你是不是在幻想“如果明朝延续到近代，中国就不会落后”你这是民族主义的意淫，清朝必须是巅峰！封建王朝绝对无任何可能对近代入侵作出有意义的抵抗！
值得一提的是，对清朝前期在“国家统一”“稳固疆域”之贡献的强调，反而是对“封建社会”与“近代化”之代差的一种回避，而这种强调，也严重遮蔽了晚清、民国一些封疆大吏和解放军的贡献。
集多种“政治正确”于一身的清王朝，其历史形象无疑收到了太多的包装和建构。
应该是：满城是独立于汉城的。
一直把控文化界。
下面那个答案更好玩
更多的人面临着头发危机。
很多人不到三十岁就谢顶了。
而清朝的国家标准发型“金钱鼠尾”是一个很好解决的方案……_(´ཀ`」 ∠)_
满清的民族压迫本身就是历史事实，有啥好忌讳的。
当年抗战时候这么写有啥争议过？
“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蒙元灭宋、满清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现在倒好，只要提一点满清的民族压迫问题，就来个里通外国的大帽子扣上来了。
客观面对过去的民族叙事才是正视历史的开始。
满族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个部落以后为了和大明分庭抗礼构建出来的新族群。作为满族认同的建国传说，其直接来源也是元末明初的建州左卫斡朵里部的历史，而不是更早的女真人时代。
边疆叙事又不是只有“新清史”那帮人在搞，连老一辈的明清史学者薛虹也毫不避讳地认为，老奴和洪太就是靠着掠夺、征服和吞并，用民族战争和民族压迫实现带清固伦的开国伟业的，所以薛老也是新清史吗？
乌云毕力格用爱新国称呼后金政权，并认为满清对周边民族是一种征服，所以乌云毕力格也是“新清史”吗？
正视一个族群征服其他族群这种客观事实的表述，需要什么境外势力去“挖掘”吗？
现在网上倒是划定立场站队就敢跳出来给人颁发新清史粉籍倒是挺勤快。
如果没有民族的区别，一切跨族群的交流史和冲突史，包括可能的同化过程（从羁縻到独立再到以小吞大、以小族临大国，从非中国到中国，从汉化到抵制汉化再到最后彻底汉化）又从何谈起，全部要采用孙子决定爷爷的逻辑然后陷入那种是内战还是外侮的无聊辩经么？
历来帝王墓能保存完整的极少。汉文帝提倡薄葬，就看江村大墓有没有被盗过了。现在的消息是外面的陪葬坑和陪葬墓已经被盗过。看起来就算是埋瓦罐陶俑，架不住千年之后也成了值钱的古董。
元朝算是例外。首先和其他王朝比，元朝是真正的薄葬。然后又是密葬。到现在用各种现代技术手段都找不到其皇陵在哪里。
元朝挖了宋朝的皇陵，虽然不是皇帝亲手干的，但皇帝宠信的喇嘛干的也一回事。就像孙殿英挖了清东陵，也不是蒋下令的。但蒋也没追究孙殿英的责任。
明朝想挖元朝皇帝的坟也不算太过分。问题是，“起辇谷”所在地从来都没有被明朝控制过。明朝要挖坟恐怕还得征服了北元才有可能。但如果能征服北元，挖坟就失去坏人风水的意义了。这对明朝是个悖论。🤔
中国后朝挖前朝的坟，后朝未盛时前朝挖后朝领袖的祖坟都是常态。不过也有例外。例如明朝各位皇帝的坟就没有被挖，清朝对其保护得不错。除了一点，清朝把十三陵的配殿拆了去修紫禁城。这算是废物利用。从使用民力的角度讲，比明朝从西南森林运整根金丝楠木好多了。
清朝没挖明朝的坟。民国可是把清朝的皇陵挖了个遍。挖坟的程度也就两位可比，一是曹操。曹老兄搞“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青史留名。另一位就是挖了南宋皇陵的杨琏真迦。
明朝打不过后金，就跑去挖金陵。后来在金陵遗址的考古调查报告，还提到康熙的嘲讽“故明惑形家之说，谓我朝发祥渤海，气脉相关。天启元年，罢金陵祭祀，二年，拆毁金陵，割断地脉。”其它诸如奢崇明，李自成的祖坟统统保不住。
不过，清也是说说漂亮话，该挖的时候根本不会手软，例如太平天国的时候，军兴诸王的祖坟一路挖过去，连旁枝李蓝何起义军的将领都不放过。这基本算是历史常态了，封建专制社会，黑暗愚昧也正常。
说到洪秀全的祖坟，后来还被陈济棠看上，把自家人埋里边，算是反向操作。但是陈济棠后来也没黄袍加身，荣登大宝。为这事呢，有次我去广东那边参加一个会，还特地跑去问难一个据说属于“风水学”博导的大师，大师不慌不忙，说洪秀全的祖坟有四处，黄蜂吐水和将军下马是最佳，陈济棠选的是烂尾塘蛇，似有龙形，实则蛇也，又被清廷委派高人“减龙”，所以陈济棠当不了皇帝也不奇怪。看他说得很严肃的样子，我就选择相信了。
冷战打输了，当然没自信了。上层都号召韬光养晦，文人当然争先卖国，这叫拥护中央决议，学邓标兵。
一尊也不自信啊。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也只好自己说说，一到中央决议，发现邓党根深蒂固，自己还是根基浅，立不起自己的东西。只好继续缴 “晚年错误” 这个投名状。
文人本来就没脊梁骨，一尊不给他们立起来，他们自然垮塌。
他们根本上还是旧文人，根本撑不起马列史学。
打个比方，他们顶多是第谷那样的观星学者，离现代物理学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问题是新中国的历史教学还要尊奉这一批人，马列对于他们，跟量子力学一样，除了抄几个名词，根本一窍不通。结果就是新中国的文科教学，根本发展不起来，七十年如一日的旧篓子。学生死记硬背一堆狗屁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