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乡镇企业的前世今生和发展历程 -- 钛坪樽逾

公粮是按年交吧？去年交过公粮的土地改成建厂，今年公粮就不用交了。是这样吧？政府收的费用算今年和以后的土地使用费，那这个“再收一道钱”从何而来呢？

至于歧义，因为你前面并没说过“再收一道钱”啊。

原来你把改制当白给啊。改制都是这么改的？没人否认过改制过程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我甚至可以说还不少。但如果没有具体数据，就把改制说成白给，我不得不说是在以偏概全。有歪嘴和尚把经念错了，但既然其他和尚能念对了，就不能说经是错的吧。

这个说法绝对化了。我不知道你凭啥这么结论。我在珠三角也曾打工三年，换过两个城市。和生产线上的小仔、小妹打过交道，自然会聊起大家为啥出来。还因为曾帮助厂里人事部搞数据处理，同招工的管事们聊过不少八卦。我还真没遇上或者听说谁是因为家乡的乡镇企业倒闭了才来广东的。“离土不离乡”固然吸引人，“人往高处走”也是常情。

既然你都提到了耕地红线，所以不可能全面开花，到处都像沿海地区那样放开土地使用权。东南沿海拿到优惠，自然是因为地利与人和，这个内地确实没法比。再说，以地方政府搞喜欢重复建设、国人喜欢互撬墙角的尿性，真要是全放开了，反而让外资更占便宜，留下一地鸡毛。

田有良田薄田，分地的时候是搭着分的。打个比方，我家分了3亩良田，1亩薄田（粘土地），那么我家的公粮按4亩地交。后来村里把粘土地拢起来搞副业，挖塘养鱼种藕。各村挖出的粘土由乡里统一调配建设砖厂烧砖。

这样的话，我家的田只剩下3亩，但是公粮还是4亩。这种改变是有利于村民的：首先，农民有地方挣钱，其次基层政府不用农民养活；最后，薄田收成不好、费工夫不少，本来就是鸡肋。一举数得。

88年《土地法》后全变了，我那一亩薄田种粮可以，如果想干别的，对不起，先国有化，然后再高价卖给你。

这就是我说的收两道钱。

耕地红线问题恰恰是调整造成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80年代的老一辈农民，受几千年传统的影响，对于良田、粮食是非常看重的。占用良田是“败家子”行为，是被大家唾骂的。所以当时用于发展乡镇企业的地大都是坏地。

然而88年《土地法》+89年银行撤出农村后，占地成了跑马圈地，大量的良田被占用，划成开发区，坐地收钱。由此才造成了耕地红线问题。

污染问题也是一样。乡镇自己搞工业的确有污染，但由于是自己的地，用起来还是非常在意的。但是后来那些花大钱买地的企业主，为了赶紧把投资收回来，用起来肆无忌惮，所以呢，污染大大加重了。

所以呢，中央打着治理用地浪费（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污染的旗号调整，结果用地浪费和污染问题却大大加重了。

88年以前乡镇企业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是事实，内地企业并没有明显下风。所以你的担心没有依据。

东南沿海的竞争力最开始主要是靠中央的优惠政策形成的。当时内地也不是不能占地搞工业，但是占地的价格是东南沿海的n倍；除了用地外还有税收、信贷方面的优惠。88~94年，通胀常常是20+%的水平，给贷款跟直接给钱差不多。这么巨大的不平等，内地省份哪来的竞争力。

即便控制用地、避免全面开花，也不意味着集中在东南沿海。这种集中优惠部分地区，造成了巨大的问题：

以前农民就近打工，既可以照顾家、又不耽误种地。后来发展机会都给了东南沿海，农民被迫背井离乡出去打工，造成了抛荒问题和留守儿童问题。

为了应对分地的变化，基层政府大幅膨胀（原因下边说）；财政包干导致乡镇每年上缴税收越来越多；94年分税制，“财权上收、事权下移”，中央收走了更多的税收，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等事务逐步下放给基层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府又失去了集体所有制企业这个主要收入来源，只好靠“三提五统”。按李昌平的数字，10年时间，每亩地公粮涨了10倍，导致种地赔钱。种地赔钱导致抛荒，抛荒导致了公粮难收，于是加收人头费。6、70岁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也要一年交几百块钱人头税。

我没说改制是白给。我说的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和私有企业，对于农民来说，是完全不同的。

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是基层收入的主要来源；私有企业在税收上对基层政府的贡献是很少的。没有了集体所有制企业，基层政府就靠农民的“三提五统”养活了。结果我上面说了：10年公粮涨10倍。

你说的这些小仔、小妹最起码是70后吧？88年《土地法》颁布的时候，70后最大的才18岁。88年的调整基本断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可能，这些刚刚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小仔、小妹哪来的机会到乡镇企业工作？自然也不可能因为乡镇企业倒闭到广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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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说我认为的分地前、分地后、88《土地法》后的主要区别（非常粗糙的说一说）。

分地之前，农民的自主权是很小的。

分地后，农民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权，可以因地制宜经营自己的土地。比如说不挣钱的粘土地用来挖塘养鱼种鸥，用粘土烧砖；沙滩地种西瓜，等等。这个自主权在有些地区，带来了不错的效果（有些地区则不行）。至于带来的问题，这里就不说了。

分地同时带来了机构调整。比如说，以前公社掌握主要资源，统收统支，财税很简单，只有一个财税员。分地后，资源分散到农民手里，需要把税一个个收上来，收支也分成两条线。所以84年撤销公社后，变成财务所和税务所，逐渐发展到几十人（税务所后来又分为国税所、地税所）。总而言之，政府规模大大膨胀了。

88年《土地法》我上面说了：我那一亩薄田种粮可以，如果想干别的，对不起，先国有化，然后再高价卖给你。也就是说，自主权又被收回去了。负担呢，则比当初公社的时候加重了很多。

所以，我以前说过，我印象中的农村，84，85年是一个分界线。84年以前，中央减少粮食征收、乡镇企业发展、收入增加，而政府机构很小。85年就开始走下坡路了。88年又被割肉、放血，再加上高通胀，更是急剧下滑。92南巡后，不平等的土地使用政策、财税、金融政策，则是把内地农村推入深渊。

老哥学识强我10倍。千万注意错讹之处。

我不怕推翻自己的推论，本来目的就是探讨追求真相。

还是不太清楚，让我再问一次。按照你的举例，从八八年开始，你家每年仍然需要按照三亩良田、一亩薄地来交公粮。因为那亩薄地改变了用途，你家在公粮之外，每年还要再交那一亩地的使用费。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确实是收了两道钱，不合理。

八八、八九年后大量耕地被占用搞工业开发区，这个是事实。出现了土地浪费，所以八九年后需要划下耕地红线。这个红线对已有的乡镇企业并没有直接和立即的影响。这么说，合理吧。

你误解了我那段话的意思。当时东南沿海的开发区里主要是三来一补这种外向型企业，内地没有优势，那时候的交通条件根本不满足。引进外资搞这种企业，肯定是在沿海地区。既然八九年后有了耕地红线，限制内地，放开沿海，这是不得已的选择，尽管沿海地区的农业条件普遍比内地好。如果放开全国搞，内地只有靠给外资更优惠的条件，才能和沿海地区竞争。

当时可以不搞三来一补吗？我觉得不行。三来一补这样的企业投资少、建设周期短，能快速见效，并提供大量的工作。重工业和高技术产业投资大、周期长，也没那么容易引进来。油气、矿产等资源型行业当时不可能放开。这个再展开就跑题了。

至于把工业园集中在沿海带来的其他问题，相比之下，都是权衡利弊得失以后的代价，有些倒确实未必是当时就预见到了。

所以，乡企改制后影响了基层政府运作，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我不否认。但是，这个和我们一直讨论的主题“（联产承包导致了）大批乡镇企业倒闭”并没有因果关系吧。

说小妹、小仔是泛指打工妹、打工仔，年纪未必小。简单说一下。我所在的厂里流水线上最基层的装配岗位确实年轻人居多，十六七到二十来岁吧，其他岗位比如小组长、仓管、配料、质检、维修啥的一般年纪大一些，二十多、三十多，甚至四十出头儿的也有，再大年纪几乎没有。未必都是来自农村，但以湖南、江西、四川的农村和小城镇为主。我是九十年代初去的珠三角，工厂里当然有比我进厂早的，如果已经在厂里干了两三年的，正好差不多是八九年前后出来的。

关于基础政府膨胀，简单说说我的看法。以前是“皇权不下乡”，中共把政权深入到了乡村，总要付出人力物力。公社那套体制简单、负担小，是因为拿走了社员的自主权，把农民禁锢在地里，生产活动差不多可以说是半军事化管理。放开农民的手脚后，自然增加了管理难度，需要相应增加人手。改公社为乡政权，要对接上级的县政权，自然会加上更多的官僚机构。

农民该不该有自主权？当然应该。乡政权要不要建立？当然也要。建立乡政权的过程中，应不应该、能不能避免膨胀过度、借机盘剥等等问题？当然应该，也必须能，但是中共确实没能防止这些问题出现。这是我以前说过的，中共忽视了制度建设，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没能做好精神文明建设。

俺老家属于鲁南地区，据俺知道的，过去农民也有农闲闯东北的习惯，但是主要还是在当地打临时工，84、85年之后进城里各单位当临时工的农民明显增多，各种走亲戚托关系的。92年之后农民工开始大规模外出打工了，甚至集体包长途客车。

因为上网课白天运动量不够，所以错愕不少。

比如说李昌平的农民负担10年涨10倍就不准确。回头有空查资料。

比如大前天写贴提到：

同桌两年，关系不错，上大学后，寒暑假还会见面。如果没记错的话，大二那年暑假回家，有人告诉我：“x二孩死了，你要不要去他家坐坐？”

我已经有20多年没想起过他了，写贴的时候突然想起他，还是20岁的样子。

写完就觉得心里堵得慌，再不愿回忆这些旧事了。

扎扎实实搞些调研。

我在农村生活了17年，90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大一大二暑假期间学校要求学生回乡做社会调查。我拿着学校的介绍信走访过乡干部、村干部、本乡和临乡的乡镇企业，包括砖厂、鱼塘、五金厂、纸板厂等。我大三的政治老师，是研究经济政策的。

像您就靠跟打工小仔、小妹聊聊天获得的一点对农村的了解，就研究三农问题，能看懂什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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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我说过几遍了，农民负担自88年后一直再增加。也就是说，地收走了，交的反倒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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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您的问题就不对。事情的关键不是耕地红线，而是88年《土地法》。《土地法》颁布后，由于农业用地和工商业用地价值差别太大（改变土地用途马上就能拿到银行贷款），所以大家都疯了一样圈地，这才导致耕地红线。但是由于地价太高、乡镇企业又失去了信贷支持，根本付不起地钱，所以很多良田圈起来荒着。因此耕地红线跟乡镇企业关系不大，因为没有红线也用不起。东南沿海如果不是获得了廉价的使用土地权、和优惠的财税、金融政策，圈的地一样荒着。

大学政治老师说，开人代会的时候，江西代表都跟中央领导急了：一山之隔天上地下两个政策，再这样我们不干了（然并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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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您的问题不合理，什么叫直接和立即的影响？你拿走我的馒头，不仅不给我窝头，还把我的稀饭给端走了，没把我当场饿死，算不算直接和立即的影响了？

80年代初，国家财政不仅拨钱给农村搞合作医疗、还帮助农民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农村教育也是中央给钱。

87年开始财政包干，乡里和县里签协议，按当年的产值定下年上缴县里的提成，逐年加码；而农村所有的事全部由乡镇政府负责，连军烈属的费用都不拨钱了。这些都由地方乡镇企业及农民负担。

88年《土地法》乡镇企业失去用地权，导致银行不给贷款。

89年干脆明确规定“乡镇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应主要靠农民集资筹措”。

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失去了用地权、负担却加重；农民负担加重导致购买力下降，农民购买力下降导致乡镇企业产品没有市场，乡镇企业困难进一步加剧乡镇财政困难；乡镇财政越困难，农民负担和企业负担就越重，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最终导致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基本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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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些都是假设，没法重复验证，无法证伪，也就无法证实。

内需型和外向型企业并不是对立关系。内地的乡镇企业，如果不失去用地权，还是有前景的，一是内地自己的市场巨大；二是当时的农民但凡有口饭吃，都不愿背井离乡：一是孩子没人管（留守儿童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二是当时的交通条件太差；三是人离乡贱，经常受欺负。而且由于上述原因，内地和沿海会有一个工资差。这个工资差自然会吸引一些企业前来。1亿民工东南飞是因为本地实在活不下去：种地赔钱，还要交人头费（出生的婴儿和80老人都要交），没地方打工，所以只能往外跑。

最重要的，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是为了少数人发财、少数地区发展，当时的政策自然是很好的，农民都走投无路了，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然没有议价的权力。

如果是为了多数人能过得更好，那么当时的政策是罪恶的，因为占当时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被抛进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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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后70后是中国的婴儿潮，整个8、90年代，农村每年都有大量新的剩余劳动力进入社会。88年以后成年的，就基本不会有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体验了。以中国农村的人口基数，88年以前出去闯的肯定也有。但是92南巡后，是大规模的民工潮。当时不叫民工，叫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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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政府膨胀，是分地的结果，这个我已经说过了。而作为这个代价的对价，农民获得了经营土地的自主权。然而88年《土地法》后，农民经营土地的自主权被剥夺了，而政权组织方式却没有变回去。

这就相当于，中央先用一个馒头换了农民一个窝头，然后把馒头躲走了，窝头也没还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