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谈点7000人大会和毛一封信 -- 真历啊

1954年9月，国家成立了国家建设委员会（1954.11.08正式成立），负责全国基本建设的管理，包括制定全国基本建设计划，检查和督促基本建设计划的实施；研究和解决设计、施工和城市规划方面有关方针、政策性的间题和体制方面的问题，审查设计、施工和城市规划方面的规章制度；组织重大项目的国家验收工作；审查部分重要城市的城市规划设计等。

国家建委成立初期，内设18个厅局机构，1956年增至20个。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撤销国家建设委员会，其工作分别交由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建筑工程部负责。

主任

薄一波（1954.11-1956.8）

王鹤寿（1956. 8-1958. 2）（冶金工业部部长兼任）

副主任

王世泰（1954. 11.08-1958. 2）

孔祥祯（1954. 11-1956. 8）

孙志远（1954. 11--1956. 8）

安志文（1954. 11-1958. 2）

谷牧（1954.11.08--1956.8）

刘星（1956. 8-1958. 2）

李斌（1956. 8-1958. 2）

1954.11.08--

主任：薄一波（后去经济委员会兼任副总里）

副主任：王世泰、孔祥祯、孙志远、安志文、谷牧

1956.08—1958.02

主任：

王鹤寿（58年6月份去了财经小组，由陈云领导）

副主任：

王世泰、安志文、刘星、李斌

1958年11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〇二次会议批准设立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管基本建设计划执行情况等工作。

1958年11月至1961年1月

主任

陈云（1958. 11-1961.01.27）（党副主习，经济小组组长兼任建委主任）

副主任

宋劭文（1958. 11-1959. 10）

刘岱峰（1958. 11-1961. 1）

柴树藩（1958. 11-1961. 1）

杨作材（1959. 4-1961. 1）

程子华（1960. 2-1961. 1）

国家计划委员会

主席、主任

高岗（1952. 11-1954. 8）

副主席、副主任

邓子恢（1952. 11-1954）

李富春（1953.9-1954. 9）

贾拓夫（1953.9-1954. 9）

委员

陈云（1952. 11-1953）

彭德怀（1952.11-1953）

林彪 （1952. 11-1953）

邓小平（1952. 11-1953）

饶漱石（1952. 11-1953）

薄一波（1952. 11-1953）

彭真（1952.11-1953）

李富春（1952. 11-1953）

习仲勋（1952.11-1953）

黄克诚（1952.11-1953）

刘澜涛（1952. 11-1953）

张玺（1952. 11-1954. 9）

安志文（1952. 11-1954）

马洪（1952. 11-1954. 2）

薛暮桥（1952. 11-1954. 9）

主任

李富春（1954.9-1966. 5）（大跃进时期一直在位，由经济小组指导）

第一副主任

余秋里（1965. 11-1966. 5）

副主任

贾拓夫 （1954.9-1955；

1958-1960）

张玺 （1954. 11-1959. 1）

薛暮桥（1954. 11--1958. 9；

1960. 12-1966. 5）

彭涛（1954. 11-1956. 12；

1960.3-1961. 11）

顾卓新（1954. 11-1963. 7）

韩哲一（1954. 11-1956. 10；

1958------1962. 12）

杨英杰（1954. 11-1958；

1962. 10-1965. 11）

骆耕漠（1954. 11-1956. 6）

王光伟（1955. 12-1966. 5）

倪伟（1956. 12-1958）

宋平（1956. 12-1962. 12）

柴树藩（1956. 12-1958；

1961. 1-1965. 1）

刘明夫（1956. 12-1966. 5）

安志文（1956----1965）

王世泰（1958.4-12）

刘星 （1958.4-12）

朱理治（1958. 10-1960. 11）

宋养初（1959.8-1963. 2）

高云屏（1960. 12-1966. 5）

范慕韩（1960.12-1965.3）

方毅 （1961.3-1965）

刘岱峰（1961.1-1963. 7）

杨作材（1961.1-1966. 5）

程子华（1961.1-1965.2）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余秋里、李人俊、林乎加、贾庭三组成“小计委”，并任命余秋里为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全面领导计划工作，原“大计委”主要负责处理计委日常事务。

1949年6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宣布成立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

　　1956年5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经济委员会，是全国综合性宏观调控工交系统主管部门。

　　主任

　　薄一波（1956.05.12--）（由陈云指导）

　　苏 静（1968.09—1970.06.22）军管会

　　副主任

　　……

　　叶林 （1956.7-1966. 5）

　　王新三（1956.10-1960.11）

　　薛子正（1957.2-1958. 4.4）

　　贾拓夫（1957.4-1958. 3）

　　周光春（1957.4-1958. 9）

　　郭洪涛（1958.3-1966. 5）

　　张国坚（1958.3-1962. 7）

　　李斌 （1958.3-9）

　　薛暮桥（1959.8-1960. 11）

　　王逢原（1959.8-1964. 9）

　　周仲英（1959.9-1966. 5）

　　袁宝华（1960.9-1966. 5）

　　赵尔陆（1960.9-1961）

　　杜星垣（1960.9-1961. 4）

　　张有查（1960-）

　　饶斌 （1961.5-1963. 9）

　　宋养初（1963.2-1965. 3）

　　柴树藩（1965.1-1966. 5）

　　吴砚农（1965.2-1966. 5）

　　高扬文（1965.3-1966. 5）

　　杨压 （1965.7-1966. 5）

　　李哲人（1965.8-1966. 5）

　　李开信（1965.8-1966. 5）

　　副主任

　　1958.10.20--

　　郭洪涛、薛暮桥

　　1959.08.25--

　　孙志远、谷牧、张国坚、王新三、叶林、周仲英、王逢原

　　主任

薄一波（1966.5-“文革”初期）

　　第一副主任

陶鲁笳（1966.5一“文革”初期）

　　副主任

叶林（1966. 5-“文革”初期）

　　郭洪涛（1966.5一“文革”初期）

　　袁宝华（1966.5一“文革”初期）

　　周仲英（1966.5-“文革”初期）

　　柴树藩（1966.5一“文革”初期）

　　吴砚农（1966. 5一“文革”初期）

　　高扬文（1966.5-“文革”初期）

　　杨压（1966. 5一“文革”初期）

　　李哲人（1966. 5-“文革”初期）

　　李开信（1966.5-“文革”初期）

　　1952年7月，刘少奇提出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该意见强调除健全现有的4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1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厅（中央办公厅）外，另增设工业、财政贸易、交通运输、政法工作、农村工作等部门。[5]

　　1952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省以上党委建立农村工作委员会的指示》。11月12日，中央决定在省委以上的党委领导下，一律建立农村工作部。[5]

　　195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为部长。[5]

　　1953年秋，各中央局撤销后，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

　　第一办公室，主管政法，主任彭真；

　　第二办公室，主管农业，主任谭震林；

　　第三办公室，主管工业，主任李雪峰；

　　第四办公室，主任刘澜涛。

　　1956年党的八大后，上述四个办公室撤销。[5]

　　1962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任命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的决定》。

　　农村工作部部长：

　　邓子恢（1952.11—1962.11）

　　副部长

　　廖鲁言（1952.11—1962.11）

　　陈伯达（1952.11—1962.11）

　　陈正人（1952.11—1955.11）

　　王观澜（1954---—1962.11）

　　刘建勋（1955.11—1957.12）

　　秘书长

　　杜润生（1952.11—1956）

　　1962年11月9日，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做出《关于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任命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的决定》，原农村工作部的业务合并于国务院农林办公室。

　　由副总里谭震林兼任农林办公室主任，廖鲁言等为副主任。

　　邓子恢的领导职务被免除，毛泽东指责他和农村工作部被“十年中没干一件好事”，从此退出了农村工作的舞台。

　　1954年调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1956年当选为党的八大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57年谭震林回湖南攸县成功地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工作。整个农业合作化期间，谭震林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作了长期艰苦努力的探索（一直担任农业口领导）。

　　1954年12月后，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全国掀起了“大跃进”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其中，中央财经小组代替了1957年1月设立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

《通知》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

“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

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

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

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

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治菊）。

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这段话是对此前中央经济工作的决策权在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国务院，不在中央政治局的再一次的批评，也是对此前“政治设计院不在政治局”在组织措施上的具体纠正。

这段话明确规定了1958年6月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即：与此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不同，它已不是根据中央决策统一领导国家经济工作的机关，而是一个有建议权的咨询机构。

　　尽管1958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和权限已不同于1957年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但为了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从财经方面发挥好对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的参谋作用，仍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开展了很多工作。

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陈云多次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研究解决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问题、人民生活问题。

在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组长陈云提出了先生产后基建的方针，提出生产、基建有矛盾时，基建应服从生产，并在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时下大力解决基本建设工程质量问题。

为缓解“大跃进”带来的市场紧张和人民生活困难，陈云致信中央财经小组，提出采取认真精减1958年多招收的工人，粮食要省吃俭用，组织猪、鸡、鸭、蛋、鱼的生产与供应，安排日用品的生产等有效主张。

可以说，“大跃进”以来作为咨询机构、发挥参谋作用的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是有重大成效的。

　　中央经济工作小组

1957.1.10—1958.6.10

　　组长 陈云

1957.1.10—1958.6.10

　　中央财经小组

1958.6.10--

　　组长 陈云

1958.6.10--“文革”初期

　　副组长

　　李先念

1962.4—“文革”初期

　　1957年1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

　　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五同志组成五人小组，

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陈云任组长。

　　小组成立以后，即着手落实《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的各项规定。

　　1958年6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

　　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政治局和书记处，

其中财经小组组长为陈云，

副组长是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

组员有李先念、黄克诚、邓子恢、聂荣臻、李雪峰、贾拓夫、王鹤寿、赵尔陆。

　　此后，中央财经小组就落实钢铁指标等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

　　《陈云文选》第361页的注释113，1962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召开扩大会议之后，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工作和调整这个小组的成员。

　　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是在1962年2月下旬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上决定成立的，但正式通知成立的时间是1962年4月19日。

　　196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为组员。

　　这次通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与1957年初通知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1958年6月通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有几点不同。

　　第一，前两次通知都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这一次却是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下发的。这种降格似乎透露出毛泽东对它的重视程度不如前两次高，甚至包含着毛泽东对包括成立中央财经小组在内的“西楼会议”的决策是有所保留的。

　　第二，前两次通知都有“成立”小组的意思，这一次通知只是确定了组长、副组长、组员是哪些人，没有提“成立”二字，也没有提“恢复”二字。

　　第三，前两次通知都明确规定了小组的性质，尽管规定的性质不一样。

　　1957年初通知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规定这个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

　　1958年6月通知成立包括中央财经小组在内的几个小组，规定这些小组没有决定权，是只有建议权的咨询机构。

　　这次通知则没有明确规定这个小组的性质。这似乎是在有意避免与1958年6月通知的对立。

　　尽管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文件中看不到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但“西楼会议”的决定和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的意见是规定了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的。据邓力群回忆：“西楼会议”决定“重新成立财经领导小组”。据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组员薛暮桥回忆：“西楼会议”后，“少奇同志指示陈云同志，将财经小组从过去的咨询机构改为决策机构”。根据两位当事人的回忆可以断定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是“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央财经工作的“决策机构”，是起领导和决策作用的。这个财经小组不是如有些史学著作所说的是“恢复成立”，而是“重新成立”，它同1958年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虽然名称上都叫中央财经小组，但性质是不一样的。

　　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在当时财经工作中实际上发挥了重要领导和决策作用。

　　1962年，为“在较短时期内取得原子能工业的更大成果”，毛泽东指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15人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由

周恩来为主任，

贺龙（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副总理）、

李富春（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

李先念（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财政部长）、

薄一波（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

陆定一（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长）、

聂荣臻（副总理、军委副主席）、

罗瑞卿（副总理、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工办主任）、

赵尔陆（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

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

王鹤寿（冶金部部长）、

刘杰（二机部部长）、

孙志远（三机部部长）、

段君毅（一机部部长）、

高扬（化工部部长）为成员。

“委员会主要任务是：组织各有关方面大力协同，密切配合；督促检查原子能工业发展规划的制订和执行情况；根据需要，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及时进行调度。”

时值中苏两国公开决裂，国际环境恶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所有的科技力量包括财力、物力主要集中在“两弹一星”的研制上。中央军委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主管国防工业。

在贺龙的建议下，1961年1月，中央军委成立了国防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工委），赵尔陆再次“出山”，任国防工委副主任。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由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罗瑞卿兼任国防工办主任，赵尔陆任常务副主任。

http://www.archives.sh.cn/dabl/zjjm/201203/t20120313_8517.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0f156cfbc8d376eeaeaa3123.html

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_中国国情_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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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执行中间所发生的毛病，使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 ...

[PDF]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US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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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执行中间所发生的毛病，使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 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 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现在看得清楚，而得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

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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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执行中间所发生的毛病， 使我们在物质方面， 工业生产、 农业生产方面， 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 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现在看得清楚，而得的方面的作用，暂 时还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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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如何让毛泽东原谅自己的过失 _时政频道 _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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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还说： 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即兴”发言-上海档案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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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力夸大自然灾害的程度，也是林彪的一大特色

首都工作组成立的具体经过和背景，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5月15日，根据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与叶剑英两人联名给毛泽东，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报告。该报告提出组建一个以叶剑英为组长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工作”。（《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

　　至于毛泽东是如何向周恩来下达这个“保卫首都”的相关指示，得指示后，周，叶两人又是如何商议，两人联名写信具体经过等，至今未得其详。

　　据《周恩来年谱》，拟建的“首都工作组”共有11名成员，他们分别是，组长：叶剑英；副组长：杨成武、谢富治；组员：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首都工作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

　　从成员名单来看，这个小组的11位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党、政、军及负责安全保卫等要害部门关键位置上的关键人物。

　　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杨成武代表总参谋部，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刘志坚代表总政治部，李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代表国务院，郑维山代表北京军区，傅崇碧代表即将扩建的北京卫戍区，万里代表北京市委。

就是说，当时中央及北京地区分管一方的实权人物，都进入了这个“首都工作组”。

　　更重要的是，报告提出，新组建的这个“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也就是说，这些人可以超越所在机构和部门行事。其处理问题权限和指挥权限，不受原机构或部门的管辖及指挥，“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横跨党政军并超越其上的重要机构。而所谓“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际内容就是，只对周恩来一个人负责。

　　“首都工作组”成立后接连搞的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委、北京市公安局这三个重大改组行动，由周恩来具体负责实施和指挥。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有两派：浮夸派和反对浮夸派。

浮夸派包括好些中央领导、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中央以sq、xp为代表，谭震林跟在后面瞎说。下面的几个大区的书记、省委书记，包括中南的王任重、华南的陶铸、华北的彭真、西北的刘澜涛、西南的李井泉和华东的柯庆施。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跟着搞浮夸现在是尽人皆知，其实陶铸也很能吹，浮夸得不得了，连彭真也是浮夸的，柯庆施也跟进去了。这些人搞这个浮夸倒不一定是他们商量过一起搞的什么路线，而恐怕是“你王任重搞了万斤，我要不搞万斤，那不就是我不行”这么一种想法造成的。四川的李井泉和湖北的王任重商量过吗？他们不可能商量的，那已经是个电讯时代，有什么事情一下就都知道了，他们是不约而同。

对于他们的这种浮夸的做法，很多人是有不同意见的。这些人是反对浮夸派，但这些人当时被浮夸派批评是“右倾保守” ，有的还受到排斥和打压。

　　浮夸风的一个标志是放粮食高产卫星。 “高产田” 、 “亩产万斤”等消息都是在《人民日报》上首先登出来的。邓拓当时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xp是党内主管《人民日报》的。sq是怎么讲的，xp是怎么讲的，毛主席是怎么讲的，《人民日报》和许多其他报纸都登出来的。sq的讲话还印出书来了，全国发行。亩产几千斤粮食，sq担心粮食多了，没有出路了。sq批判底下人说： “你们没有志气，现在不是粮食少了怎么办，而是多了怎么办。 “ 这种话也刊登在报纸上的。

　　毛主席从来就没有讲过什么“亩产万斤”“ ，或者相信有“亩产万斤”这种事，还叮嘱我们这些他身边的人别去跟着瞎说，听听就是了。相反的，sq，xp他们都相信亩产万斤的。1958年xp到东北视察，当地的领导汇报第二年计划增产20%，xp就说： “人家都是好几倍的增产，你们才20%，简直就像是乌龟爬。 “他把当地的领导骂得个灰头灰脸。这在当时也是上了报纸的，查当时的报纸就知道了。

田家英是拥护xp的，但在这个问题上，田家英都说xp虽然农村出身，却没有搞过农业，不懂农业。田家英都这样说，那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也认为xp搞得太高了。

sq也是一样，吹得神乎其神。58年到处报高产，可一到59年一月、二月，到处说缺粮，到处高产了却到处缺粮，毛主席就感到疑惑，就最早觉察到了浮夸风造成的恶果问题。主席是实事求是的，他支持大跃进，也最早发现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并反对浮夸风。

　主席不信万斤粮，我第一次知道是从林克那里。林克在大跃进时期一直跟着毛主席到各地视察，对主席的情况熟悉。我对农村也知道一点，也不信万斤粮，觉得 700 斤不得了。那次林克和主席一起从天津参观回来，我问林克是不是真有万斤粮。林克告诉我，主席在天津就问了： “真一万斤吗？真这么多，吃也吃不完，怎么办？”主席是不信这个万斤粮，怀疑万斤粮才这样说的。林克听了主席的话之后就去把万斤粮弄清楚了（可参见林克回忆录）。原来，那些种试验田的人，在粮食成熟得差不多了，就在半夜把几亩田的稻挖出来，挪到一亩田里去，浇好水，让它们继续长。林克说，这样一搞，称出来的结果真有一亩几千斤，万斤没有看到。他照实都告诉了主席，主席笑了笑说： “原来是这样的”--这都是林克亲口给我说的。

后来报纸上登出了小孩子站在麦穗上，我看到报纸，就去问林克报纸上的情况他实际看到过没有。他说他没有看到，但他说他想象这些麦穗、稻穗挤在一起，很匝实，小孩子站上去，坐上去都是可以的，倒了几片，小孩子还是可以在上面的。这不是自然长的，是人工堆起来的，现在你找人给你堆一堆，也可以上小孩子上去。他这一讲，我就都清楚了。主席不信万斤粮，又想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量，以便他在反左的时候有实际依据。所以，1959 年初，他命令我们这些他身边的秘书亲自到农村去种粮，放下架子，参加劳动，也搞搞整社，把那些浪费粮食的事，整顿一下，共产风整顿一下（共产风陈伯达有很大责任，那时sq、xp到处说，陈伯达是跟在他们后面说），但不能随便拿农民的东西，注意保护农民的积极性--那时候还没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

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他说主席讲： “岸英当年回来，我就让他去向农民学习，拜农民为师。你们要亲自下去，要跟农民一起劳动，也要拜农民为师。找一块最好的地，量好面积，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的最好的办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让别人插手，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最高能打多少斤。打下的粮食，你们要自己去称重量，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来把结果告诉我。 ”

　　我种的是早稻，在收割的时候，我让民兵日夜四面把守，不许有一粒粮食带进来或者带出去。民兵有枪，围观的人很多。收割的稻，一穗都不许拉在田里，都在现场一个方桶形的摔垫上把稻粒摔下来。那很容易，一摔稻粒就下来了, 散落的稻粒我都要把它捡起来。过称的时候，我一直盯着秤杆，高一点底一点都不行，必须是平的，最后得到的产量是 500 多斤，不到 600 斤。这是最好的了，超过我们的人不多。老农说我的产量不低，是种子好，实际上，是他们指导有功，没有他们的指导，是打不了500 多斤的。现打的粮食有水分，晒干入库的时候还要掉秤，掉多少，我自己不知道，我就根据当时老农告诉我的经验值比例做调整。这是毛主席要的数字，我必须搞实，虚一点都不行，不然就是欺骗毛主席了。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就是这样的。

　　收割了实验田我心里有底了：过去下面给中央的报告是虚假的，单产两千斤不可能，早稻晚稻两季加起来顶多也就一千多斤。那时农业技术还很落后，连杂交技术也没有出现，万斤粮必然是欺人之谈。小麦产量比水稻低，更不可能上万斤。

　　我们接受毛主席的指令到四川种粮，是在春耕之前，一到四川，就看到沿途到处都有标语牌，还有万斤粮、放卫星的照片。我在崇义乡大丰公社种水稻，前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从犁田、耙田、施肥到插秧、灌溉、追肥再到除草、间苗、其他田间管理，一直到收割、脱粒、过磅，全程都是在最经验丰富的老农的教导和帮助下进行的，而且可以说是用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肥料、最精心的护理，最后得到的水稻单产也就是 500 多斤。

　　老农还说我的产量是不低的，超过我的农民不多。我就问他们了： “你们不是报告平均二千斤吗？”农民回答我： “那都是干部报的，你不多报，他怎么升官呢？”我又问： “那万斤粮又是怎么回事？”他们就告诉我： “万斤粮就是把快熟的稻谷挖出来，十几亩集中到一亩上，卫星试验田都是人造的。那么多稻子塞得满满的，小孩子都可以上去踩。 ”这与当初林克跟我说的他在天津知道的情况几乎一样。

　　当时，劳动模范罗世发给主席报告的也是二千斤。据农民讲，人家要他报一万斤，他不，他就坚持只报二千斤。从这些情况来看，很明显过去四川，甚至全国的农村，给中央的报告是虚假的，单产两千斤不可能，早稻晚稻两季加起来顶多也就一千多斤。那时农业技术还很落后，连杂交技术也没有出现，万斤粮必然是欺人之谈。小麦产量比水稻低，更不可能上万斤。但是，这只是我的感觉和判断，因为我得到的实际产量只代表我这个地方，不能代表四川全省，农民七嘴八舌的说法也不能全信，还必须亲自听听罗世发自己怎么说，才能下结论。我决定去拜访罗世发。

　　我亲自种粮，我和老农交谈，我走访全国劳动模范罗世发！这三者相互印证当时四川粮食单产就是亩产最高八百斤。知道真相后，我马上把我获得真相的过程和具体结论写成了一个报告。报告中关于我自己得到的产量，我特别强调了用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肥料、最精心的护理。关于和罗世发的谈话，我把我怎么讲的，罗世发怎么说的，罗世发什么表情，都详细写进去了。

据田家英、林克后来告诉我，毛主席把这个报告看了好几遍，一边批示立即印发会议，一边把李井泉找来，问他四川粮食亩产量究竟多少。

李井泉不假思索就回答毛主席说： “有些地方一千多，有些地方二千多，平均二千斤。”

主席追问： “怎么田家英他们小组自己去种田，才只有五百多斤？”主席说着就把我的报告给李井泉看。

李井泉看了报告上的产量就抗争说： “这不可能。他们说的是假话。他们调查得不对。我的确下去看了，的确是二千多斤” 。

主席指着报告问李井泉： “你看这两条，一条是罗世发说的话，一条是戚本禹他们实验田的产量，对不对呀？”

李井泉说： “不可能。我是亲自下去的。 ”

李井泉坚持认为这个报告里面有保守思想、右倾思想；还觉得我们是中央去的人，底下人就顺着说，不敢多说产量。

他就在主席那儿、当着主席的面跟田家英吵，说田家英是否定大跃进，是带着框框下去的。还说田家英是拆他的台。

他没有说我什么，因为我只是个小科长，虽然报告是我写的，但不是我递上去的，我也直接递不上去。

主席说： “你看他们的报告，他们是亲自去种的。亲自打的，亲自秤的，你去种过没有？打过没有？秤过没有？”

李井泉说没有，

那主席就说：“没有你怎么否定人家呢？”李井泉争辩说是他派人亲自去调查的，主席就要他还是好好看看那个报告再说。

彭真在“七千人大会”前，曾组织人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收集整理从“大跃进”以来中央文件中的错误。据参与整理的人说，原来以为这次能从中央文件中找出毛主席的好多错误，可结果没想到，毛主席的错误没找到几条，却找出来sq、xp（小平）这些人大量的错误，什么“亩产几万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谬论，连普及“小高炉”都是sq、xp最先提出来的。

今年在香港出版的《戚本禹回忆录》中间，披露了一个重要史实：

1961年，彭真等人在北京畅观楼秘密设立审查小组，试图通过审查中央文件和报章报道，搜集毛泽东在大跃进中间的错误言论，预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发难，结果未能如愿，只查到刘邓等人竭力主张高指标和浮夸风的事实。彭真等人的预期目标未能实现；更为倒霉的是，这一秘密行动在文革初期被北京市委内部官员揭发出来了，后来被冠名为“畅观楼黑会”受到群众的强烈批判，视为刘邓彭等小集团反对毛主席的铁证。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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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写过畅观楼。那是先前，只能在外边看一看，不能进去，仅是描述外观而已。而这一次，听说它已经开放了，仅限于周末，于是赶快跑来看参观。

畅观楼这个名字，一般人不太关注。我（薛仲迪）还算是比较有心吧，文革动乱初期，从一张小报上，记住了“畅观楼”这个名字。

在“七千人大会”之前，应该是六十年代初，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受中央书记处的委托，召集了各方面的人物，在这开了一次会，因地取名，称作“畅观楼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央自大跃进以来的各类通知文件，进行系统的整理，从中总结经验教训，然后上交给中央；实际上是一种反思，对工作中的失误进行总结。

文革伊始，这次“畅观楼”的会议，被判定为反革命的黑会，说它是为“收集反党材料”。因此被拿来批判，成为“畅观楼事件”，而彭真成了黑帮的头子。

2016.6.14.午后随笔

○毛主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

○中央书记处委托彭真在北京组织一个班子，查阅1958年以来中央书记处批发的中央有关部委上报的文件

○大家是“你方歌罢我登场”，轮流到畅观楼查阅文件，发表看法

○我们这些人毕竟党龄比较长，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个个都是战战兢兢工作，夹着尾巴做人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畅观楼事件”遭到“革命大批判”，成为北京市委的十大罪状之一

宋汝棼，时任北京市委工业基建委员会主任。

　　“文革”初期，大字报、红卫兵小报、《北京日报》连篇累牍地对这次会议进行“革命大批判”，这次会议一下子变成了“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成了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的又一大罪状。“文革”结束后，“畅观楼事件”不见于正史，海外某些出版物，大多是根据“革命大批判”材料写的。

“畅观楼事件”究竟是一次反革命事件，还是一项正常工作，成了遗留的历史谜团。

　　当年参与“畅观楼事件”的同志多数已经去世，我作为一个还活着的亲身参与这一事件的人，愿意将所了解的情况写下来，免得若干年以后，以讹传讹的记述反而以假乱真。

（一）

　　畅观楼原本是清皇朝的一个王府，现在位于北京动物园内，“畅观楼事件”发生的时候，那个地方还很幽静。“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对“畅观楼事件”进行“革命大批判”，畅观楼一时间出了名。

　　“畅观楼事件”就发生在畅观楼，时间是1961年12月。这一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搞实事求是，“畅观楼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困难。中央领导同志头脑逐渐清醒下来，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总结教训。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同时总结各地整风整社试点的经验。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实行方针、政策，要有一种方法。你们有很好的方针、政策，而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就等于没有。”1961年1月中旬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提出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标志着党在经济建设领域的指导思想再次转向纠正“左”的错误，从主观主义转向实事求是。

　　1961年5、6月间，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11年，先要总结经验。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即第二次庐山会议）在庐山召开，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在会上讲“对社会主义，我们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与有关人员谈话时，多次谈到要大搞调查研究，总结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以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他感慨地说，他有三大志愿：一是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以便多做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不做官僚主义者；二是骑马到长江、黄河两岸进行实地考察；三是写一本书，把自己的一生写进去，把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人民去评论。邓小平作为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总书记，在会上也表示中央书记处要负主要的责任。

　　196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准备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通知指出：1958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

　　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为了准备七千人大会，总结1958年以来中央方针政策的经验教训，中央书记处决定委托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同志，在北京组织一个班子，查阅1958年以来中央书记处批发的中央有关部委上报的文件。于是在1961年12月，北京市委组织、召集了一些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借畅观楼执行中央交办的任务。这就是“畅观楼事件”的由来。

（二）

　　1961年12月，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项子明，在畅观楼召集市委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要大家查阅1958年以来中央书记处批发给北京市的由中央有关部委上报的文件，以及少量的北京市委转发给下面区、县的文件。根据会议的通知，北京市领导机关各口都要派人参加。我当时是北京市委工业基建委员会主任，作为基建口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据我的记忆，当时来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各口的副职领导，个别人还带了一个助手。现在能记起名字的，除项子明以外，还有市农办主任常浦、市委文化部副部长韦明、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市委工业部副部长陆禹、市计委副主任万一。

　　项子明在会上说，这件事是由中央书记处交办的，具体做法是把文件中认为有问题的段落摘录下来，待汇总以后上交中央书记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参加会议的同志就开始工作。不过，当时大家并不是每天都在这里工作，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大摊子事要做。具体的做法当时称之为“流水席”，各口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随叫随到”，看完指定的文件，做一个正式的发言以后，就可以回去了。我当时大部分时间还在抓基本建设工作，只是被叫到时才到畅观楼去，查阅摘录文件。

　　项子明对参加会议的人传达中央指示，说的是让大家把中央报告中各自认为有问题的段落摘录下来，并对相关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要求大家畅所欲言。但是，无论是在非正式发言的时候，还是在正式发言和做摘录的时候，大家都还是很谨慎，主要是根据当时中央坚决纠正“五风”的精神，对中央报告中一些浮夸和高指标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将其中的一些段落摘录下来。参加查阅文件的同志虽然也提出过一些批评，比如，对谭震林，说他压指标，说北京是锅底；对新华社，说乱放卫星。但这些批评都还是在中央纠正“五风”的范围之内，当时就公认的，并不尖锐，对党中央、毛主席更没有讲任何看法。毕竟我们这些人的党龄都比较长，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而且又刚刚经历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个个都是战战兢兢工作，夹着尾巴做人，即使有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也不肯、不敢在会议上表露，而且当时我们对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很崇拜，认为毛主席过去是正确的，今后也必然是正确的，现在出现的一些困难，是下面执行中出了偏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三面红旗”的决策还是正确的。

　　畅观楼会议的正式会期是九天。九天的时间里，大家是“你方歌罢我登场”，轮流到畅观楼查阅文件，发表看法。北京市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对大家的发言，无论是非正式的讨论，还是正式的发言，都做了记录。正式会议结束以后，有关工作人员对摘录的文件进行了整理汇总，时间稍微长一点，大概是十几天。这样，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完成了中央交托的任务。

　　北京市委把查阅文件摘录下来的段落汇总以后，写了一个报告，上交中央书记处，同时也给北京市委的有关部门发了一份。我当时所在的市委工业基建委员会就得到一份，我看了以后，由基建委员会办公室存档。该报告分农业、工业、基建、财税、城市人民公社、教育6个方面，共有29项110多条，近2万字，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大家摘要的文件和发言，为七千人大会的准备工作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畅观楼事件”的经过大体上就是这样。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次普普通通的一次会议，居然会成为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一大罪状。

（三）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虽然已经“顷刻瓦解”、“一朝覆亡”，但这个“反党集团”到底有哪些反党罪行，老百姓并不清楚。不少人认为，《二月提纲》毕竟是出在中央的问题，《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也只能说是写文章的人的问题。因此，制造出一个为作反对毛主席的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做准备，背着毛主席，攻击毛主席的事件，就变得十分必要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畅观楼事件”遭到“革命大批判”，成了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的十大罪状之一。

　　1967年春，我已沦为“黑帮”，被专政将近一年了。白天在单位挨斗、接待外调、写交待材料、扫厕所，晚上还可以回家。一天晚上，小儿子慌慌张张回家说：“爸爸，坏啦，动物园畅观楼办了一个展览，里面的会议桌上摆着‘黑帮’的名牌，还画了漫画像，也有爸爸的名牌和漫画像。”原来，小儿子到畅观楼参观过了。

　　其实，《北京日报》、红卫兵小报和许许多多的大字报，已经连篇累牍对“畅观楼事件”进行“革命大批判”了。我已经多次为此被批斗，专案组严令我彻底交待参加这个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罪行。

　　对“畅观楼事件”进行“革命大批判”期间，各种揭发材料很多，姑且举出一例。1967年4月，当时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首都红卫兵组织散发了一份《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的揭发材料。该材料宣称：1961年11月，在刘少奇、邓小平的庇护下，由彭真亲自授意，刘仁等指挥，带领市委内部各部委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西郊公园畅观楼密室“审查”中央发至县级以上的文件和毛主席的党内讲话、批示，其直接目的是收集反党材料，企图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配合“刘、邓黑司令部”，向毛主席猖狂进攻，妄图一举把毛主席推下台来，实行其反革命政变阴谋。这就是耸人听闻的“畅观楼反革命事件”。

　　根据各种揭发材料，以及对我的“逼供”，可以清楚地知道策划者为了制造“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确实费尽了心机，他们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指责的：

　　第一，捏造查阅文件的范围。

根据项子明布置的要求，查阅的是中央书记处批发的中央有关部委上报的文件，以及少量北京市转发给所属区、县的文件。

这个查阅范围可以由参加会议的同志证明，也可以由当时在会上分发文件的同志证明，查阅以后汇总上报的文件更可以证明。中央书记处存有这份汇总上报文件，从北京市委的档案里也可以找到，北京市委有关部委的办公室也有存档。

但策划者却一口咬定，这次会议查阅的是“中央发至县级以上的文件和毛主席的党内讲话、批示”。

对查阅范围的这种篡改，真是用心险恶。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这样一篡改，讲成是查阅了毛主席的党内谈话和毛主席批发的中央文件，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在当时，背着毛主席，审查毛主席的讲话，从中找出问题，加以攻击，显然是居心叵测，足以证明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干这件事，是阴谋反对毛主席，为以后“作秘密报告做准备”。

　　第二，捏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

“革命大批判”文章里专门有一章，叫做“群魔乱舞”，说畅观楼会议上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历史上凡是犯了路线错误，都不能自己纠正”，说会上攻击“总路线”是违反了经济规律，攻击“大跃进”是万马折腾，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

其实，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言论，查阅一下上报给中央书记处的汇总文件和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所做的会议发言记录，就可以一目了然，但是策划者偏偏要对已经被隔离审查的“黑帮”进行逼供。谁坚持实事求是，谁就是“顽固不化”，就是抗拒，就得从严。

1974年夏天，在我获得解放之前，专案组给我看我的审查结论草稿，仍然说我在畅观楼会议上“散布了一些错误言论”。我坚决不同意，同专案组争执得很激烈。但是专案组不予理睬，硬是在审查结论中保留了这句话。

　　第三，捏造“畅观楼事件”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畅观楼当年是个幽静之地，挑选这个地方不过是为了工作不受干扰罢了。但是，“革命大批判”却绘声绘色地将这次会议讲成是“行动诡秘”、“策划于密室”，极力把这次会议诬陷成阴谋行动。其实，这件事并不难查清。会议的内容因为当时不允许随便向外传，知道的人确实不多，但畅观楼会议本身，知道的人很多，比如我在畅观楼查阅文件，工业基建委员会的许多同志都知道，一问就清楚了。

畅观楼会议

1961年12月，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项子明，在畅观楼召集市委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要大家查阅1958年以来中央书记处批发给北京市的由中央有关部委上报的文件，以及少量的北京市委转发给所属区、县的文件。

根据会议的通知，北京市领导机关各口都要派人参加。

当时来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各口的副职领导，个别人还带了一个助手。除项子明以外，还有市委工业基建委员会主任宋汝棼、市农办主任常浦、市委文化部副部长韦明、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市委工业部副部长陆禹、市计委副主任万一等。

项子明在会上说，这件事是由中央书记处交办的，具体做法是把文件中你们认为有问题的段落摘录下来，待汇总以后上交中央书记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参加会议的同志就开始工作。不过，当时这些人并不是每天都在这里工作，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大摊子事要做。具体的做法当时称之为“流水席”，各口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随叫随到”，看完指定的文件，做一个正式的发言以后，就可以回去了。一般来讲，这些人大部分时间还在抓本职工作，只是被叫到时才到畅观楼去，查阅摘录文件。

项子明对参加会议的人传达中央指示，说的是让大家把中央报告中各自认为有问题的段落摘录下来，并对相关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要求大家畅所欲言。

但是，无论是在非正式发言的时候，还是在正式发言和做摘录的时候，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还是很谨慎，主要是根据当时中央坚决纠正“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的精神，对中央报告中一些浮夸和高指标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将其中的一些段落摘录下来。

参加查阅文件的同志虽然也提出过一些批评，比如，对谭震林，说他压指标，说北京是锅底；对新华社有意见，乱放“卫星”。

但是这些批评都还是在中央纠正“五风”的范围之内，当时就公认的，并不尖锐，对党中央、毛主席更没有谈任何看法。

毕竟这些人的党龄都比较长，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而且又刚刚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个个都是战战兢兢工作，即使有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也不肯、不敢在会议上表露。

而且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很厉害，大家普遍认为毛主席过去是正确的，今后也必然是正确的，现在出现一些困难，是下面执行中出了偏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三面红旗”的决策还是正确的。

畅观楼会议的正式会期是9天。9天的时间里，参加会议的同志是“你方歌罢我登场”，轮流到畅观楼查阅文件，发表看法。北京市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对大家的发言，无论是非正式的讨论，还是正式的发言，都做了记录。正式会议结束以后，有关工作人员对摘录的文件进行了整理汇总，时间稍微长一点，大概是十几天。这样，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在畅观楼完成了中央交托的任务。

北京市委把查阅文件摘录下来的段落汇总以后，写了一个报告，上交中央书记处，同时也给北京市委的有关部门发了一份。该报告分农业、工业、基建、财税、城市人民公社、教育6个方面，共有29项110多条，近2万字，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大家的文件摘要和发言，对七千人大会的准备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七千人大会前夕，当时前台的刘少奇与邓小平责成书记处的彭真组织一个班子，集中住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查阅大跃进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看其中提出过哪些不切实际的“左”倾口号，提出过哪些不切实际的根本无法完成的高指标，制定过哪些不切实际的损害群众利益的政策，名曰“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主要是检查缺点和和吸取教训”，但彭真一不留神说了实话：要冷静地研究“三面红旗究竟是红旗？还是灰旗？白旗？”

检查缺点和吸取教训可以，但组织一批人马，集中在一起，整天查阅大跃进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事务的性质就变了，这是要查中央最高决策错误的责任，从而证明路线完全错了就很有趣了。

刘少奇从意识形态入手，在“七千人大会”与“四清运动”中公开自己与毛的党内矛盾分歧，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争取党员干部支持。

由于经过长时间的窃听准备与畅观楼中央决策纠责，在“七千人大会”上唱主角的刘少奇是有备而来。报告的基调是“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峻的”、“各方面的工作正在不断地改”，“七千人大会”最后开成了“出气会”。

但刘少奇拒绝与毛分担责任，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擅自取消“苏联逼债”这一条，将“1958年以来，中央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放在第一的位置上，大讲什么“天灾是一片，人祸是一国，要记取这个教训。刘少奇突破了毛主席的关于缺点与成绩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并借湖南农民之口说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关于“三面红旗”，刘少奇还讲到，“三面红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要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原来是现在不取消，将来要取消。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对毛泽东和邓小平有一个“正帅和副帅”的说法。境外有的出版物和国内有的人言之凿凿地认定：毛泽东是“大跃进”运动的“正帅”，邓小平是“大跃进”运动的“副帅”。言外之意，“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当然是“正副帅”的责任了。我们查阅了“正副帅”说法的由来，搞清楚原来是毛泽东在1959年4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讲的。八届七中全会可是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会呀，毛泽东是让邓小平当他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左”的错误的“副帅”啊！“大跃进”运动的副帅与纠正“大跃进”运动错误的副帅，差别何其大！

　　在1959年举行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到权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时，诙谐而富有深意地说：“我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他还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文薛庆超

第5篇，1971年12月21日：

　　把路线教育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 ——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码市公社的调查报告(摘录)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零陵地区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员会调查组

　　……

　　联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新动向，及时开展革命大批判。码市公社党委坚持调查研究，定期召开形势分析会，为路线教育和革命大批判提出新课题，使路线教育常讲常新，革命大批判常批常新。辇江大队打草鞋本来是一项家庭副业，有个时期，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开展家庭副业的幌子下，刮起一股专打草鞋，不出集体工，搞副业单干的歪风。大队党支部发动群众批判了这股歪风，他们又抛出“消灭草鞋耙，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谬论，妄图从极“左”的方面破坏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联系这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个大队组织干部社员反复学习党的有关政策，进一步开展大批判，划清副业单干和正当家庭副业的界限，使家庭副业生产健康的开展。公社党委根据辇江大队的经验，在全公社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政策教育，学习毛主席论政策的有关教导，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提高了干部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

　　……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零陵地区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员会 调查组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一年第十三期)

　　第8篇，1972年6月3日：

　　联系实际进行生动活泼的路线教育(摘录)

　　安徽省萧县郭庄大队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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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养猪政策我们早就知道，为什么却不能落实呢？问题出在我们领导思想上。我们对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比较敏感，对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却往往失去警惕性，缺乏鉴别力。当LSQ一类骗子推行形“左”实右的一套黑货时，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受到了毒害。

有一个时期，我们就是把社员家庭养猪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的，以致把党的正确政策也当作“资本主义”斗掉了。再深挖一下，“刘毒”所以能流到郭庄来，还因为我们头脑里有私心杂念，有适应它存在的土壤。我们错误地认为，集体养猪越多，个人养猪越少，郭庄才称得上“先进”。在“一把山芋秧子”的大辩论以后，我们虽然发现养猪数量显著下降，感到不执行党的政策不行了；但在执行中又打了折扣，采取了限制社员家庭养猪的错误做法。本来，我们想的是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步子迈得更大些，实际上却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群众批评说，毛主席号召两条腿走路，你们想砍掉一条腿，怎么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这种批评是很中肯的。

　　回顾这段曲折过程，我们深深感到：政策是路线的体现，又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执行政策一偏，行动就会脱“轨”离“线”。而能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又是由世界观决定的。只有努力改造世界观，狠斗私心杂念，克服主观随意性，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才敢顶“左”反右，才能顶“左”反右，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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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篇，1972年6月20日：

　　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 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摘录)

　　中共湖南南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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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服执行政策中的“左”右摇摆现象

　　在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中，有的同志经常“左”右摇摆。回顾以前的经验教训，我们认识到发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切实掌握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中鱼口公社石马大队的情况，使我们得到启发。

　　文化大革命前，在LSQ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这个大队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比较严重，一部分社员成天捕鱼捞虾，“各荡各的桨，各撒各的网”，集体生产长期处于后进状态。当时，少数人还把这种资本主义的邪气，看成是“搞社会主义的劲头”。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干部、群众对LSQ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有力批判。但是，对LSQ一类骗子在新形势下煽起的极“左”思潮却认识不清。

一九七○年春，在狠批资本主义倾向时，他们又把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反，搞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长社会主义翅膀”，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后来，在上级党委帮助下，他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在全大队深入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什么是LSQ一类骗子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纠正了“左”的偏向，使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一九七一年，这个大队发生了巨大变化，粮食亩产一举跨过《纲要》。

　　石马大队在执行政策中，为什么会时“左”时右、摇摆不定呢?我们学习党的基本路线，认识到农村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在于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执行农村经济政策的斗争，归根到底，是围绕走什么道路这个根本问题进行的。石马大队在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中，所以曾经“左”右摇摆，就是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什么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道路不清，是非不明，执行具体政策就必然“左”右摇摆。

　　第11篇，1972年7月10日：

　　认真看书学习　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摘录)

　　中共河北卢龙县委员会

　　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必须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克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断地排除各种干扰，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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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段时间，由于受到LSQ一类骗子宣扬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少数社、队有些人认为，群众觉悟提高了，农村基本政策可以改变了。他们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错误地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起初，我们也认为这种做法“方向对头”。过了一段时间，这种做法影响了多种经营全面发展，我们虽然感到有问题，但讲不出道理来。后来，我们学习了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联系实际进行认真分析。列宁说：“革命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制定政策和改变政策，群众觉悟只是依据之一，而不是全部依据。如果只看到人的觉悟有所提高的一面，就不顾其它客观条件随意改变政策，那是主观唯心主义。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事物进行详细分析，提高识别能力。为了使党的政策得到落实，我们组织干部和社员群众反复学习党的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总结在执行政策中的经验教训，批判LSQ一类骗子从“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破坏党的政策的罪行。这样认清了什么是政策允许的正当副业，什么是资本主义倾向，从而落实了党的政策，排除了“左”的干扰，积极发展家庭副业。同时教育社员先公后私，使社员的家庭副业走上正确轨道，不但为国家、集体提供了副业产品，又提高了社员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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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篇，1972年8月12日：

　　要善于区别政策的界限(摘录)

　　(中共泗阳县委书记　刘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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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区别政策的界限，首先要区别正确的路线和错误的路线的界限。

　　去年春天，我发现有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由于受了LSQ一类骗子散布的极“左”思潮和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错误地认为“对于家庭副业这个‘资本主义尾巴’，就是要卡紧，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倾向”。还有的说：“发展集体副业是大方向，家庭副业管死一点，关系不大。”这正是由于他们对党的关于农村副业的政策，没有从思想路线上和政治路线上来理解的缘故。

　　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加强党对家庭副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大方向，就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自发地发展家庭副业，则是LSQ一类骗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流毒的反映。因此，对发展家庭副业要区别：是在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条件下，利用业余和农闲时间搞，还是不参加集体劳动，只搞家庭“副业”;是有领导地就地取材、自产自销，还是自发地包揽加工、转卖牟利，等等。只有区别这些政策的界限，才能看出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只有区别正确的路线和错误的路线，才能理解正确执行政策对于正确执行党的路线的重要意义。　第14篇，1972年8月27日：

　　连县山区添新彩　　——广东连县发展多种经营(摘录)

　　本报通讯员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连县山区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在狠抓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促进了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使山区面貌大改变，到处呈现着山青水秀，林茂粮丰，六畜兴旺的新气象。

　　枣乡大变

　　地处巾峰山上的大路边公社和星子公社，枣树茂密，盛产群众爱吃的红枣、蜜枣和黑枣，人们称这一带地方是“枣子之乡”。几年前，这一带枣区在XXX一类骗子形“左”实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破坏下，大搞“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严重地挫伤了枣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老的枣园管理不好，新的枣树越来越少，枣子产量下降。这几年，枣区公社的各级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发展多种经营的各项方针和政策，把枣子生产列入革委会工作的议事日程，作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一件大事来抓，枣子生产有了新的发展，产量一年比一年增加。去年，收获各种枣子六十多万斤，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去年冬天，地处枣区的大路边公社革委会，总结推广了新永生产队认真落实政策，挖掘土地潜力，发展枣子生产的先进经验，给全区推动很大。今年入春以来，枣区的广大贫下中农充分挖掘土地潜力，利用荒山、河边、路旁、村前村后的零星土地，大种枣树，单大路边公社就种了枣树九百多亩，达一万多棵;又普遍对原有的枣树进行了整枝等管理工作，为发展枣子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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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篇，1972年9月6日：

　　路线教育抓得好　后进社队转化快　　长春市属各县和郊区一批后进社队跨入先进行列(摘录)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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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市委把基本路线教育和政策教育结合起来，使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在后进社队逐步得到落实，促进了后进社队的转化。九台县的一些后进社队地处丘陵地区，适宜多种经营，可是过去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干扰，他们把多种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尾巴”砍掉了。去年，这些后进社队通过路线教育，落实了政策，不仅粮食生产上来了，而且养猪、养鱼、植树造林以及烧窑、采矿等也都很快发展起来。*

　　第17篇，1972年9月11日：　　大库联养猪的路线斗争史(摘录)

　　本报通讯员：《内蒙古日报》记者：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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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XXX一类骗子又吹出一股歪风，说什么社员家庭养猪是“发展资本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支持社员多养猪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呢？党支部的同志一时拿不定主意。

　　一九七一年春天，县委在这里蹲点的同志领导他们学习党的基本路线，使他们懂得：对社会主义有利还是有害，是我们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社员利用工余时间养猪卖给国家，肥料投给集体，对社会主义有利，应当支持。

　　大队党支部的认识明确了。在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的同时，扶持社员家庭养猪，使养猪事业又大大前进了一步。目前，全大队一千三百三十九人，集体和社员养猪共一千四百二十二口。

　　猪多肥多粮多，一九七○年，全大队粮食产量比一九六九年增加约三分之一，比一九六二年增加约一倍。去年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仍然获得较好的收成。今年，猪更多了，庄稼也长得更好了。在这过程中，干部和群众的路线觉悟不断提高。*

　　第18篇。1972年9月18日：

　　政策一落实　精神变物质(摘录)

　　本报通讯员;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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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溪公社为什么能迅速全面发展?“主要是政策落实。”公社党委负责同志这样概括他们的经验。他们在工作中，坚持“原原本本宣传政策，老老实实执行政策，认认真真检查政策落实情况，发动群众监督执行政策。”在落实政策中，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注意具体分析，划清政策界限。有一个时期，由于XXX一类骗子极“左”思潮的影响，一些人分不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把正当的家庭副业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禁止社员养鸡养鸭。一次，有个干部到商店买鸡蛋，营业员批评说：“你们不让多养鸡，我们那里有蛋卖给你。”公社党委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纠正了违背政策的错误作法，鸡鸭发展很快，一九七一年比上一年增长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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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篇，1972年10月18日：

　　无私才能无畏

　　——双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夏咸高捍卫党的政策的事迹(摘录)

　　本报通讯员

　　夏咸高是江苏省建湖县庆丰公社双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在贯彻执行党的经济政策中，敢于对违反党的政策的错误思想作斗争。群众都赞扬他是捍卫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好书记。

　　去年，有个生产队长给社员规定不准给自留地施肥。这件事传到老夏耳朵里，他感到这不符合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准备找这个队长谈谈。有人劝他说：“老夏，这事可不能说呀！弄得不好就是‘顶公护私’啊！”老夏说：“党的政策规定分给社员自留地，给了就要种好。一点肥不准用，怎么能种好呢?这是违背政策的。”

老夏找队长谈话，队长说：“‘甘蔗没有两头甜’，顾大田就顾不了自留地，顾自留地就顾不了大田。”老夏感到这种说法不对，但是没有充分理由说服队长。

　　他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政策文件，认识到：当前，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是根据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特点制定的。如果企图超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实行极“左”的经济政策，必将打击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革命事业受损失。认识提高后，老夏第二次找队长谈话，首先对他进行了政策教育，还帮他回顾了双河大队过去在XXX一类骗子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影响下破坏集体经济的教训。这个队长想通了，主动向群众作了检查，并对大田和自留地用肥作了适当安排。

　　夏咸高体会到，要战胜错误路线，落实党的政策，首先必须克服私心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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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篇，1972年10月18日：

　　认真看书学习　克服经验主义(摘录)

　　中共广东省乐东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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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要深化　经验要提高

　　对于自己的经验，我们常常满足于知其然，而不努力探究其所以然。正确的，不知道为什么正确;错误的，说不清错在那里。这也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表现。一九六九年，XXX一类骗子又煸起一股歪风，提出什么“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黑货，妄图大搞大队核算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我县个别大队也这样作了。当时，我们回想起十年前XXX一类骗子大搞“一平二调”破坏生产力的经验教训，认为今天还是应当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谁都讲不出多少道理。听到别人讲他们的做法“符合共产主义大方向”，就更不敢表明自己的态度了，听凭个别大队搞下去。直到一年以后，事实证明他们要“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是假，要砍掉社会主义政策是真，我们才下决心去纠正。

　　为什么过去有经验教训，明知道不对的事情而不能抵制呢？现在认识到，除了思想上有私心杂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经验还停留在感性阶段，没有上升到理性阶段。毛主席说：“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对于十年前XXX一类骗子大搞“一平二调”的做法，那时我们只是从现象上看到很多恶果，知道那样做不行，而没有从理论上和路线上来认识它的性质。对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按劳分配原则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我们的认识也很肤浅。这样，自然就无力抵制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干扰，不能坚持党的路线和政策。不久前，我们学习《哥达纲领批判》，从马克思的精辟论述中，懂得了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群众觉悟程度的限制，实行“按劳分配”有它的历史的必然性;懂得了党在现阶段的政策，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制定的，是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违反了就要受客观规律的惩罚。这样，对于“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错误，才从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了理性认识阶段，我们坚持党的路线和政策、克服极“左”思潮的决心就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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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3篇，1972年12月25日：

　　团支部建设的重要课题

　　——中共湖南省益阳县翠坡大队团支部进行路线教育的调查(摘录)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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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是非

　　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使团员、青年的阶级斗争观念增强了。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书房冲生产队有个青年，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妖风影响下，用一些不正当的方法限制社员家庭饲养家禽。事情发生后，有人说这是错误的，也有人说这是“革命行动”。团支部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思想动向：不少青年分不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什么是XXX一类骗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往往不能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如果团组织不进行教育，那就会使青年偏离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变成盲目的革命者。因此，他们把引导青年分清路线是非、划清政策界限，当做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重要内容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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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4篇，1973年10月21日：

　　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

　　——记江西临川县湖南公社孔庄生产队党支部书记艾荷香的革命事迹(摘录)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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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路线教育，群众的觉悟提高了。大家纷纷起来控诉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决心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那些一度迷恋单干副业的干部和社员，都把板车拉回到队里，参加集体生产和正当的副业生产。

　　在前进的道路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尖锐。艾荷香带领孔庄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从没有停止过战斗。一九七一年，上面来的一位“大人物”到处散布“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谬论，艾荷香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有人为她捏着把汗说：“人家是上面来的，你不怕死呀！”艾荷香坚定地回答：“不管哪里来的，只要不符合毛主席说的，就要不怕坐牢，不怕死，坚决和他斗。”

　　二十多年来，艾荷香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就是这样无私无畏。她常说：“水流船行岸不移，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站稳立场。”因此，歪风邪气不论从那里来，她都坚决给予抵制、斗争。群众称她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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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6篇，1975年8月22日：

　　兴和县大养其猪(摘录)

　　新华社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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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落实了　养猪劲头足

　　兴和县委在抓养猪事业的过程中，还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具体地深入细致地抓了政策落实的工作。大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思想基础，不学懂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就会在实际工作中分不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

　　通过学习理论，弄清路线和政策的是非界限，这个县坚定不移地认真贯彻“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家庭养猪”的方针，坚持以公养为主，公养与私养并举。在这方面，他们克服了许多阻力，在全县推广大库联大队的经验，大办集体养猪场;同时动员社员家庭养猪，批判那种把社员家庭养猪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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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及以前，《人民日报》也批判不让社会养猪养鸡的做法，并将这种“左”的做法归罪于“刘少奇”一类骗子。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捕，极左的帽子就从“XXX一类骗子”头上转到“四人帮”头上了，禁止社员养猪养鸡的责任又变成“四人帮”的了。)

　　第27篇发表在1977年7月21日，至1995年12月1日是第393篇，这里仅摘录两篇。

　　第27篇，1977年7月21日：

　　排除“四人帮”干扰　粮、林、羊齐发展(摘录)

　　本报通讯员

　　山东省滕县王庄大队是个山区队。过去是：山上乱石滚，山下“三跑”田，粮食亩产只有一百斤左右，每年吃国家统销粮七、八万斤。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他们遵照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发扬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对农、林、牧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绿化荒山，积极发展养羊，壮大了集体经济。“四人帮”肆意干扰破坏党的政策，曾一度把养羊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党支部领导广大贫下中农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农、林、牧并重的教导，同“四人帮”的干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气愤地说：耕地可以出粮，荒山可以出羊，砍羊如砍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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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93篇，1995年12月1日：

　　题：先有『市』，还是先有『场』?(摘录)

　　1995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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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本意就是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场所。为叙述的方便，这里将“市场”一词拆开：“市”，指交易活动;“场”，指交易的场所。“市”与“场”，何者在先?无疑，是先有了“市”———买卖双方的需求，为满足这种需求，人们才到一定的场所进行交易，才形成了“场”。譬如，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在义乌，为什么不在别处?盖因义乌人有买卖小商品的传统，有一批挑着担子走乡串巷“鸡毛换糖”的小商贩队伍。即使在极左路线猖獗、“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他们也在悄悄地活动着。改革开放后，生意越做越大越红火，终于生长为全国最大的、年交易额上百亿元的“小商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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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在1977年以后近二十年间，有367篇文章涉及“割资本主义尾巴”，内容均为如今人们熟悉的文革“浩劫”的“罪状”，相关说法在这二十多年来铺天盖地，使许许多多经历过或者没经历过的人都把“割资本主义尾巴”与文化大革命乃至毛泽东时代划上了等号。但是，不要以为过去了的文献就真的沉默不语了。在新的生活光辉照耀下，曾经沉默不语的文献必将重新开口说话。欢迎大家补充提供更详细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