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说我知道的关于包产到户的一个小故事 -- Swell

我是78年出生的，所以没有经历文革，包产到户那些事情。有一个故事是听我妈说的，很久之前了，拿出来分享一下。

她在中学当老师，给我讲过去每年最头疼的就是“支农”活动。就是春秋的时候组织学生去农村帮助抢种抢收。 当年的学生远没有现在金贵，但是带着几百个半大小子离开学校，放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里也足够头疼的了。跑没影了怎么办？学生趁机打架怎么办（很平常的事情）？每年都得做好组织，给学生分组，谁盯着谁，班干部积极分子怎么分配等等。头疼的很。

一搞包产到户，本来学校也没什么反应，跟自己无关嘛，还是按部就班的组织学生准备去“支农”，结果人家生产大队直接告诉学校，不用来了。所以她也很感慨：年年农村都说多需要学生去支援，活多的干不完。还是同样的地方，一包产活就干的完了，谁也不用了。

我的理解是，手工农业是一个需要很多经验，非常细致的工作。一帮半大小子去帮忙很大程度是帮倒忙。为什么还需要？因为没人需要最最后的产出负责，免费劳力不用白不用。等到包产了，产出的粮食和自己相关了（相当于收益分成），免费但是影响收益的事情当然不能让你做了。

就像让我在商店卖货，卖多卖少和我工资没关系，有个人说可以帮我看一下柜台那当然好了。如果说1%的卖货收益给我，那找一个不会卖的人帮我，我也不干。

我当时正是初中到高中阶段的半大小子，学农活动也参加了很多。首先你妈妈说的几百个人的管理问题就根本不是问题，因为都是班级为单位并且每个班级有班主任带队，只负责管理三十多个学生，怎么可能管理几百个呢？另外农村都是生产小队为单位，不可能一下子就接受那么多的学生，劳动工具都无法准备。到农村去支农不是一下子到了就可以到处跑的，班里有班主任，还有班长，下面还分小组，怎么可能一下子都放了鸭子？老师们操心的不是打架斗殴，而是担心劳动中不要发生意外事故比如收割时不要被镰刀砍了手或者腿，挑水抗旱时不要摔倒了崴了脚等。一般来说学校支农也不是一下子所有年级和所有班级都下去，而是错开的。今天哪几个班级去明天换成哪几个班级去都是有安排，不去的还要在学校里上课的。

支农不是因为集体化，多是计划指令下的安排。实际上，这些支农的完成工作量是没多少分量的，质量也不高，私人分田后，是不愿意他们来糟蹋的。

这就好比大学生实习，以前国有企业经常接纳大学生实习，私人企业是不愿意他们来实习的，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当时是接受指令的。市场经济后的现在，国有企业有自主经营权，也不愿意大学生来实习了。所以大学生实习，现在都是大学老师头疼的问题。

现在农村集体经营也很多，谁要支农的？所以不能把支农和集体经营划上等号，支农是计划经济的特色，一旦自主经营了，哪怕是集体经济也不愿他们来折腾。

所以组织方法不同。所谓支农，无非就是劳动教育。真指望这么支两下？别来糟蹋就上天保佑了。

我比你晚几年读书，小学时差不多每周都要到几公里外的河道担砂，好象是每个四五担的样子，有时去担黄泥，建设学校。每年植树节，要到野外找树苗回学校种。后来还要参加到山岗种树。

初中时好点，每个月要到河边拉200斤河，这次离河边近点，但砂子质量要求也高了，所以得走远点。然后每年大约两三次植树，包括上山挖坑种树，到人家的果场林场挖坑种树，装营养杯，分苗等，特别说明：私人的。

高中每周两节劳动课，总算不用到外面担砂了，不过得在校内，包括挖坑填坑搬砖搬建材。每年两三次到校外植树。

小学种树是在学校周边或本村荒岗，初高中植树，是野外荒山挖坑种树，基本上是到十公里八公里外的山头，往返各人自理。以班为单位划分地盘，班再以组为单位。各班主任负责自己的班，辅助以其他老师，下面再辅以班干部，按要求挖坑，种植，填土。

一直以来没听过哪个老师说怕组织这些活动。当然，有人怕有人烦是肯定有的，不过那时候这些事情就是常态。

是呢，另外还有春游秋游，说白了就是组织野炊或者野外活动。我的门牙就是秋游登山比赛摔断的。一个牙换了一袋葡萄糖，第二天放学跑路时被表哥自行车追上，还骂我昨天才摔晕，跑那么快干吗。（我三个表哥两个表嫂在中学教书，还都教过我。还好我亲哥在我上高中那年调走，不过他的几个女性同时也都教过我。初中太坑了，全校老师都知道我，天天跟孙子似的。）

全国农村都是公社大队到小队，大队可能是若干个小自然屯组成，一个自然屯根据大小可能是一个小队也可能是复数个小队。我生活在东北，也可能与南方不同，南方一些地方土地比较分散可能支农一个班就需要分成若干组到不同的地方，这样老师管理一个班也有压力？

说到当时的中小学，每年都要集体进行的活动有清明祭扫烈士陵园，这个是全校统一时间。还有春秋两季植树活动，以学校为单位分到的山头上植树，热热闹闹但是老师可以集中管理学生。您说的春游也是一项活动，学校组织学生自己带饭到郊区河边游玩，但是老师全程都跟着，所以鲜有学生打架斗殴。我家下放到农村后我就读的学校每年秋季让学生到荒郊野外的大山上挖草药的，早晨天还没亮高年级的学生在学校集合，老师带领去几十里外的山下，然后每个班分成若干小组上山自由行动挖草药。现在想想这个应该是最令人担心的，虽然山上没有什么太危险的悬崖等但也有巨石及深沟，出现意外的可能性还是很大，更有迷路的危险。但是当时似乎大家都没有太多担心，也可能是农村人对野外有很强的适应能力。现在城市里的孩子已经被保护的太好了，相反却退化或者丧失了很多自我保护能力。

我75年出生，81年上小学。我的记忆里至少到三年级，我们每年都有两次农忙假，分别在春秋，记不清楚是一周还是两周了，春天是插早稻，秋天是割晚稻，孩子们都要帮家里劳动。另外农忙假对民办教师也很重要，否则顾不上家里的稻田，而民办教师的收入太低，必须依靠田里的粮食管家里的温饱。当然民办教师和农村孩子在暑假的劳动强度更大，夏收夏种吗。80年代中期的时候才取消了农忙假，这时候越来越多的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后来从中师毕业的老师也多起来了。

支农明显是让小孩儿到乡下去接受劳动教育，就类似大学生军训

本地农民不愿意小孩儿来添乱是肯定的，问题是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天天就宅家当小镇做题家就很好吗？

我是88年的，一直到读初中都有两次农忙假，小的时候很累，后来轻松一些是因为机械化的原因，可以花钱让收割机和的插秧机干活了

看到很多关于包产到户的热烈讨论，不是农村人， 没经历过，又想插句话，就知道什么写什么了。

交代一点背景：我妈72年回来以后，到一个应该说比较差的初中当老师。所谓差就是学校很乱。她当年个子不高，人又显得小，上课学生根本不理她，都直接把她气哭了。 转折的一件事就是几个人要闯进教室和学生打架，她在门口一堵，大有想过去就从我身体踏过去的架势，对方就怂了。学生一看，就服气了。而且很多孩子没人管，她主动去帮着做工作，慢慢就建立威信了。所以对她而言，担心学生打架是非常正常的。

由于工作做的不错，学校一度希望把她往团委发展（这在当时真的是有心提拔，当时教书教得好是没有太大前途的）。 所以她也经常做一些组织工作，不光支农，扫墓什么的也都需要精心组织。 她说每次都是头几天就睡不好觉，直到人都回来了才放下心。当时的人普遍小心谨慎，这也不是很奇怪。

这里的支农，我的理解并不是去锻炼学生。如果为了锻炼学生，完全可以在学校，郊区，河边开块地。在吉林市，我上学，已经是80年代的时候，这种地方随便找。也可以去种树，我上学也年年种树。主要目的是真的去农村干活，因为不然的话起码他们认为农村的活就干不完。而一包产，活就干得完了，于是产生了感慨。从一件小事看出，包产是可以刺激农民得积极性的。当然任何事情有利有弊，整个政策，在长期的利弊得失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

我妈当了三十多年的小学老师，当年春游时都提心吊胆的。我家在一个小岛上，出去春游要吗是去温州市区的翠微山烈士公墓扫墓，要吗是去温州的风景区江心岛玩。前者乘船走山路，后者两次乘船，都有一定的危险性。另外乡下孩子没见过汽车，过马路都是风险。所以每次春游孩子们都健健康康回来，她都会谢天谢地。

土地承包的一大利好就是全国大部分地区土地不够，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原来的集体农业就是把所有人都绑在集体上。像我老家那里人均土地就七八分，一亩都不到。承包后我们那里的普遍情况是，农忙时全家上，农闲时只要一个人负责田间管理就够了。

那个时期（72-76年）的大中小学刚好我都了解一些。

72-76年，讲“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中学去学农，我妈当时是高中班主任，每年都会带学生下乡学农，时间不长，距离也不远，但也要带铺盖卷。这是学农，一帮子在城市里长大的半大中学生，并不指望他们真能给农民帮多大的忙，主要是对学生的教育锻炼。这事在包产到户之前就没有了，四人帮之后，整个教育都转向了，有高考了。

小学生也会去学农，我们当年就曾去最近的生产大队，拿镰刀割稻子，那是我唯一的一次割稻子，赤脚踩在放干水的稻田里，黑泥软软的。那时发现课本上说的拾稻穗，大部分稻穗实际上是嵌在湿泥里的，我还一直以为（画上画的）地是干的。小学生，也就去干个一两天，体验体验。

这样去工厂农村其实不大方便，也影响人家的工作，后来很多中小学就自己办校办工厂、校办农场，这样学生学工学农就比较方便了。我当时在新闻简报电影上看到有的中学办了校办工厂，十分神往，不过我们学校最终是办了两个小农场，一块就在小学部边上，给了小学部，我记得种了一季红薯，每个班自己种自己收，收红薯的时候各班教室都堆了一堆，每个同学分几个带回家。中学部也有一块地，种了一季棉花，也是自己种自己做田间管理，收获时自己采摘棉花，但这个棉花收上来就没分给学生，学校集中起来晒了晒，也不知道给送到哪去了，可能卖给纺织厂了吧。

那时日常还有一些日常的支农支工小活动，比如积肥，收集废钢铁，一般以学雷锋小组的每周活动的方式自己进行，到时间统一交到学校。我们积肥也就是去各村垃圾堆翻找各家扔的煤灰草木灰，说这是上好肥料，送到学校堆在操场，弄个大筛子全部筛一遍，然后学校弄了些小推车，然后就浩浩荡荡，校长老师领着孩子们给推到生产大队去了。

大学的大人们可就是真要干农活的，主要是每年暑假去农村支援双抢，大概一个月，据说那个是真累，老师们回来一个一个都晒得黑黑的。

小时候上学要走几里山路，常看到一些农民干农活。

有一天，看到一母女各挑一担货物到集上去卖。母亲边走边骂女儿，“老子小时侯比你挑得更多……（脏话省略），这点你就挑不动了？”

小女孩十来岁多一点，黑瘦黑瘦的，被骂着不啃声，埋头走路。

其实这家人我认识，小女孩还有几个哥哥和弟弟。就是做母亲的偏心。

我爸爸家兄弟姐妹比较多，所以我的堂和表亲们也特别多。在我们本乡的亲戚里面，80年前该入学的堂姐和表姐都没进过学校，但是堂哥和表哥基本上小学或初中毕业。只有我家和三伯家的五个女孩，一个男孩都读书到考不上更高的学校为止。我们那里滩涂上产一种长长的草，温州话叫咸草，可以编织果盒供出口。我大伯和二伯就每天去滩涂上割咸草过来，我大伯家的三个堂姐，二伯家的一个堂姐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坐在那里编织果盒直到她们出嫁。我现在脑子里还有三个堂姐并排坐在昏暗的草屋里编织果盒的图片。但是有一说一，地里的重活如挑担子一直由我的伯父们和堂哥们负担。

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出现在我们家族，而是整个地方都这样。我妈2005年作为小学老师退休，之后一直在村里教扫盲班，学员都是她同时代的或我堂姐们同时代的人，直到去年才终于放下了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