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明朝趣事数则 -- 阴霾信仰

所以看起来要成为程朱理学的士大夫，就不能被因果报应所影响士大夫们的心智。

李善长之死都能被编写得那个样子，相信《明史》所谓正德皇帝失德，岂不荒谬？

再论吴砖家是否“合理一些”。

尤其是徐玠等这类的传统政治官员。

他们和文官联合绞杀武官军阀有时候也确实是混乱。因为有些武官确实太不像话，李文龙还好，左良玉、关宁军阀都是王八蛋。确实该收拾。袁崇焕也不是好东西。

唉。就是旧文化实际上也到头了。

只是因为一本《云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就成了砖家了？

也不知道这位一边搞天文、一边搞性学的砖家，是否肯直面耶稣会那几块料伪造《崇祯历法》观测记录的事儿。

有人急着夺主席的权，收买指使几个耍笔杆子的，让他们攻击辱骂主席。这三位基本是指着主席的鼻子辱骂，还捎带着骂总理，说总理是谁也不得罪的乡愿，让他不要多管闲事（《王道与霸道》）。

吴晗官升北京副市长，邓拓荣任人民日报社。想用主席的血染自己的红顶子人，别怪自己被放血。

所以死的冤不冤，大家心里有数。

把辽东塔防路线的对立面，说成是王化贞。这种低级错误，该发生在一个明史大专家身上吗？

给吴砖家平反后，这么多年来明史又是大众看史的重点，学界似乎从来不引用吴砖家的学术成果，除了公知们搞一些解放前的《朱元璋传》来对教员射几支暗箭，这是为什么？无它，学术水平太柴而已！

但是他们的解读挺社会主义化的，不同于老古董们。

老古董解读是满清历史中国化。不由自主的，我个人不赞成，无法认可，康乾盛世，看起来不错，永不加赋，实际上拖累了中华文明发展。虽然有功效，但是负面影响也很大。

当年的失败也是传统文明的弱点导致的，满清只是偶然获益而已。我们就是失去了自己的文明，这种感觉很痛苦。

战争期间，大批汉奸加入满清，就是罪犯，而不是维护统一的正义势力。这点我无法接受。我认为，李定国，郑成功，张煌言才是正义事业。

他们的亲人是在无尽的失败中投降的，虽然可以理解但是很遗憾。这种无尽的失败确实令人绝望，但是也是传统文化最后的不良的结果之一，所谓识时务。不是啥好东西。

虽然推在王化贞身上不公平，但是也有道理，就此指责吴晗不好，恐怕不妥。

关宁荒废是一个综合问题，也是让国人困惑和痛苦的问题，花费那么大，而且几乎不欠薪，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真的是朝廷和国家的错误吗？

单纯指责王化贞肯定不够，但是说他也可以。

甚至，就此指责皇帝，挖皇陵，挖他们的祖坟也是很开心的。

吴晗主持挖坟，你怎么看？

不能探究古代历史，最后研究出皇帝没错，某某某群体才是错吧，比如阉党这个借口怎么样？

这是前辈学人黄裳先生１９４９年的旧作－《鸳湖曲》笺证。他是藏书家，读了很多旧书。文中的资料以野史笔记和诗集来源为主。

话说崇祯当政后干掉了魏忠贤。魏忠贤的党羽，即“阉党”，被严重处置，其中一人阮大鋮，本是东林外围而后投靠魏忠贤，被驱逐出京永不录用。崇禎二年，江苏太仓人张溥与同邑张采成立“复社”，取“兴复古学”之意。社员多来自太仓苏州附近地区，下文提到的复社重要人物吴昌时是吴江人。崇禎七年他进入政府中枢，任礼部主事，后改任吏部郎官。复社知名成员有一位黄宗羲，是清初敢于反省挖掘中国学术得失的学者。还有一位是写《圆圆曲》的苏州人吴（伟业）梅村。吴梅村与吴昌时是好友，有以嘉兴南湖为背景的怀旧长诗《鸳湖曲》，即是黄裳先生考证写作的由来。

崇禎皇帝是个可怜人，无人可信任。他在16年的任期内，更换了50个首（相）辅。这表达出怎样的不安的心理状态。

【思宗初立，把阉党清算了一下，不过并没有做得彻底，还留下不少地下潜伏的分子。当时，内阁里几乎是清一色东林党的天下，皇帝更怕手下的抓住这个机会结党，所以想了一个“绝好”的办法，把官儿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放在金瓶里面，焚香肃拜，用手一抓，抓出谁来就是首揆。这办法虽然可笑，然而在皇帝看来，却是十分可靠的。不料第二次就出了毛病，没有再继续表演下去。

这时候东林的代表人物正是绰号唤做“天巧星浪子”的钱谦益，钱的作风是充分表现了过去中国士大夫的贪愚跋扈的弱点的。他想包办，弄点手法，在“抓采”以前把当时的礼部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的名字都除去了。这自然使温、周大不高兴，看个机会，反咬一口，借考官受贿案的题目劾谦益，在皇帝面前对质时，又特别招出谦益以植党营私，正巧这是皇帝最怕的一点，于是，谦益一下给打了下去，黑了半辈子，在明朝灭亡以前再也不能起用。

内阁里只剩下了温体仁和周延儒，拼命和东林党人作对。】

这时轮到吴昌时（字来之）出场。张溥有首《送吴来之北发》的诗：

【赋贡王门说采珠，江皋琴水意相须，著书二万经方盛，买纻三千调更孤。鸳掖句传倾坐客，日华声满在天衢。典文精切邯郸步，应撒重围让汉儒。】

崇禎七年吴昌时尽管进入中枢，还是一个政治素人。他小心翼翼地等待时机。直到崇禎十年，周延儒早被排挤出北京，排挤他的温体仁也失了势。温体仁推荐的张至发一上台，吴昌时马上就对张开了一炮，这是复社党人反攻的先声。吴昌时因而获得“直声动朝右”的名声。

【张至发既去，薛国观上台，薛也是温体仁所荐，是一系相承的人物，政治上的路线也还是老样子。不过这时候吴昌时已经慢慢立定了脚跟，跟薛作起对来，也初步显出了他在政治斗争上的“才能”。

昌时这时候是已经在官场中有了一点小名气的了。而且还得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绰号，“摩登伽女”，李清《三垣笔记附识》卷中记：

“大僚及台谏以枚卜构竟不休，其不得于会推者遂造为三十四气之目，摇惑中外……以吴铨曹昌时为妖气，下注摩登伽女……吴谕德伟业为望气,下注啮人马……”】

吴昌时做官的本事有三条：通内（后妃的枕头风），通珰（太监传递消息），通厂卫（京城警局）。每一条都是可以杀头的罪名。但是他游刃有余。

有两首诗写吴昌时通内的本事：

【毛奇龄《彤史拾遗记》，记载田妃有一段故事：

“宫中凡令节，宫人以插带相饷，偶贵妃宫婢戴新样花，他宫皆无有，中宫宫婢向上叩头乞赐，上使中官出采办，越数百里不能得。上以问妃，妃曰，此象生花，出嘉兴，有吴吏部家人携来京，而妾买之，上不悦。”

吴梅村《永和宫词》，也是写田妃的故事，里边有几句话：

“贵妃明慧独承恩，宜笑宜愁慰至尊。浩齿不呈微索问，峨眉欲蹙又温存。本朝家法修清讌，房帷久绝珍奇荐。敕使惟追阳羡茶，内人数减昭阳膳。维扬服制擅江南，小阁炉烟沉水含。私买琼花新样锦，自修水递进黄柑。”】

吴官员出身苏浙富庶之地，自然知道也能搞到最好的东西上供给娘娘。

黄先生文章后面还提到周延儒再次为相后，也通过吴官员的渠道献媚娘娘，不过却让皇帝吃醋了。原来他竟敢连娘娘的脚的大小都知道😁😁

【昌时替延儒拉拢“通内”，于是就有了“绣鞋”佳话。《霜猿集》：

“花为容貌玉为床，椒殿承恩卸却妆。三寸绣鞋金缕织，延儒恭进字单行。”注：“上昼幸妃，见妃（田妃）绣鞋精巧，举而视之，有细书一行曰，臣周延儒恭进。上不悦，由是薄延儒。”】

黄先生文字最大胆的披露是对周延儒再次为相的原因。复社“社长”张溥主导下，

【运动起复，种种都由吴昌时在京策划，然而在这个贪污的局面下面，钱可少不来，出钱的是些什么人呢，不看野史的记载，真是怎么都猜不到的。《烈皇小识》卷七：

“召予大学士周延儒于家。先是阁臣虽内外兼用，鲜有当圣意者。众推宜颇有机巧，或能仰副，而圣意亦及之。于是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涿洲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辆，始得再召……”

连逆案里的阮胡子也是后台股东之一，“法门广大”得连敌人也包了进去。据《谈往》所记：“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别有大力出资，而任支费，霞城贺氏与虞城侯氏两家。”股东还有一位贺先生在。既然是股东，自然就有发言的权利，阮大铖请延儒设法起用，不过究竟因为身在逆案，无法公然出面，结果就推荐了马士英去做凤阳总督。】

我们可以再想下，这六万两银子交给谁了？肯定不是崇祯。但是这六万两银子的力量就能够使崇祯重新起用被拙的大臣。政治腐坏如此，难乎满洲不赢大明。

周延儒再相，另有一出悲喜剧。悲剧是，复社“社长”张溥不明原因暴毙。

【计六奇《明季北略》：

“宜兴再召，通内而贽比帛者，冯涿洲也。奔走而为线索者，太仓张溥嘉兴吴昌时也。擘画两年，纶綍始下，昌时于是事权在手，呼吸通天，为所欲为矣。昌时与张溥同为画策建功之人，淮安道上张溥破腹，昌时以一剂送入黄泉，忌延儒密室有两人也，其忍心如此！”】

这是正史所不能记录的。喜剧也是来自野史。

【张溥的死信传到延儒耳内，他却表示高兴，《霜猿集》：

“日堕西江歌舞阑，中原一片血流丹，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作官。”注：“张西铭死，讣至。延儒谓座客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作官。客曰：庶常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出二册示客曰：此皆天如所欲杀者，教我如何杀得尽！见者骇然。”】

西铭，天如都是张溥的字和号。

黄先生手中大概收藏这几本古书是如此说法，

【这是《琳琅秘室丛书》本，又有申报馆《屑玉丛谈》本，小注多出数字：“溥还娄东，一夕暴死，亦天意也。”是说张溥该死。而却也说他是暴死，《明季北略》之语，盖不为无稽。】

吴官员和周首相的结果都是惨。在党争的局面下，你不可能永远占据权力。吴昌时被告发贪墨，最严重的问题是“通内”。皇帝早就等待机会，在宫中肉刑伺候，将他的小腿都夹断。大臣劝阻崇祯，说宫中不是审人的地方，

【然上意已有成局，不待拱宸之对质也。昌时始终不为屈，曰：皇上必欲以是坐臣，臣何敢抗违圣意。自应承受，若欲屈招，则实不能。上即命内侍用刑。阁臣蒋德璟、魏藻德出班奏曰，殿陛之间，无用刑之例，伏乞将昌时伏法司究问。上曰，此辈奸党，神通澈天，若离此三尺地，谁敢据法从公勘问者！二阁臣奏：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未有之事。上曰，吴昌时这厮亦三百年未有之人。二阁臣口塞，叩头而退。内侍遂进用夹，两胫皆绝，昏迷不省人事。乃命下锦衣卫狱。昌时已不能行，卫役负之以出。】

可见崇祯怒极。然并卵。崇禎十六年冬十二月（1644年1月），吴昌时被斩首。崇禎十七年（1644年）初，周延儒受命自縊死。二个月后（1644年3月），崇祯自缢于北京煤山。

黄先生的文字对大明晚期的腐败政治极为不屑，引申义似是针对蒋记国民政府。建议在此阅读原文。

这里的“摩登”并非我们现在“时髦”的意思，那要等到清末才出现。摩登伽女是摩登伽（Mātaṅga）的女儿，是佛经中的一个试图色诱佛祖弟子阿难的贱民女子，可以近似理解为“妖女”，也与前面“妖气”相符合。

哥白尼的学说是在明末引入中国了，在《崇祯历书》中也有记载。不管人家是专家还是砖家，至少那篇说哥白尼的论文没啥大问题。

有关中法和西法的精度问题，有篇论文写得不错：

《再论崇祯改历期间西法交食预报的时制与精度》

https://www.docin.com/p-1511589778.html

西法虽然也有不少次数预报交食没《回回历》和《大统历》准确，也没达到徐光启所言“盖汉以前差以日计，唐以前差以时计，宋元以来差以刻计，今则以分计”的精度。

但是总体精度而言，还是比大统历和回回历要更精确一些，平均误差更小。

由于元朝中后期以后数学的断代，明人遇到的问题是只能沿用大统历的算法来推算数据，但是没办法对大统历本身进行修正，西法的传入能帮助明人搞明白历法是怎么编的，不然即使想改进大统历也无从着手。比如嘉靖到万历年间明人就试图修改历法，结果改出来的历法精确度还不如原来的大统历。

传教士能篡改记录也是得益于满清只用传教士领导钦天监，并把徐光启培养出的中方钦天监人员斩尽杀绝了，一方独大自然要有幺蛾子了，但是西法本身对于明朝天文来说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差距也太大了，根本没那么轻易接受的，这个过程是艰辛的，甚至剧烈的。

有些改动是善意无意的，有一些可能就有问题了。这也是没办法。

就看看南明时期是知识分子的整体表现，就知道传道任重道远啊。唉。

只是还没有说：江晓原到底承不承认传教士们篡改天文观测记录这个事实。如果承认传教士们不老实，有篡改天文观测记录的犯罪行为，那么，“崇祯历书向中国传播了哥白尼学说”这个的论断就水分很大了——观测记录能伪造，那么其它内容（传播哥白尼）就肯定是真的？

江晓原的同门师兄弟李亮有文章，论述那几个传教士伪造天文观测数据的事。https://www.academia.edu/40447243/被_遗漏_的交食_传教士对崇祯改历时期交食记录的选择性删除_The_Purging_of_Some_Important_Records_of_Eclipses_in_Chongzhen_Lishu

查不到江对此有文章，是选择性无视？如果你老兄或者其它河友能找到江晓原承认他同门师兄弟的观点，那还算是专家而不是砖家。

阴兄说徐光启培养的人员都被杀了、对几个传教士却不杀。这似有误导：反对传教士搞得崇祯历书的，怎么会是徐光启培养（其实也是传教士‘培养’）的人呢？要杀也是杀反对崇祯历书那派人嘛。而满清又有什么动机非要杀与传教士对立的那批人呢？

阴兄最后的话，逻辑上看起来是倒因为果了：满清又和传教士没有血亲关系，如果不是传教士呈现给顺治的历书自称“次次都准”，刚进北京的小皇帝/满族大臣，凭啥相信且采用传教士的历书呢？伪造骗取信任、而不是独大才伪造，这才符合逻辑嘛。

要谢谢阴兄的提醒：这里还有一个哪儿哪儿都少不了的东林党黄宗羲——维基/百度一致称之为“天文历算学家”，此黄派儿子和弟子自带狗粮到北京“帮助”满清写明史，在明史中称传教士的历书“次次都准”。看起来反对传教士的中国天文历算人员的被屠杀，和东林党也很可能有大干系呢。

我啥时候否认有过这事了。。。

搞不懂你对哥白尼学说在明末传入中国有啥敏感的。

你要批江晓原论文里面说中法测交食全军覆没这点随便，我没意见。

我都忘了这文章里面还有这么一段了。。。难怪你反应那么大。。。

我引用这论文只是说明明人还是很开放的，《崇祯历书》中主要用的谷地体系，对哥白尼，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学说都有介绍。

我以前有帖子就讲过，1619年，耶稣会教士金妮阁抵达中国澳门。这次远行给中国带来了七千多本书，其中包括两本哥白尼撰写的《天体运行论》。可惜这批书在清朝基本上放在教堂里面无人问津。

无论传教士动机如何，他们带来的书籍确实对中西交流有很大促进。

明朝人在数学和历法上是一直很头疼，我以前介绍过明朝中期，明人怎么取钻研回回历，怎么对天元术一筹莫展的。

明朝在历法修订上确实遇到了瓶颈，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数学是有很大帮助，这没啥好讳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