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载备查：赵志军：新石器时代植物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上） -- 大井故事

仅看标题就感觉对目前考古研究工作不太满意的意思

后面又说“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实际上已经对中华文明史定了调子。

最后又讲了：“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我觉得这句话不单单指对青少年，也有鞭策考古人的意味。

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

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老大两次提起历史问题，显然是期盼能有中国自己的意识形态力量，来面对未来多极化的世界，指导中国在多极化的世界中生存发展。

很糟糕的是，目前中国的文史哲、影视等文教口的大多数，或是跟不上（尸位素餐），或是瞧不起（西化派），或是以“媚上”来排斥抑制（新东林党）。

以前无论是个人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解，还是国家对改革开放的目标，都离不开美国，基本以美国（工业化、现代化）作为榜样。但是自贸易战、疫情以来，“中国梦和美国梦一样”的说法就变了——中国要面对的是一个未来多极化的世界，那么中国以什么为目标？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团结’其他国家？这些都是摆在中国最高执政者（其实也是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的新问题。

老大希望能从历史角度建立起中国一套意识形态力量。目前和着寥寥。

即便帮助他起草这篇讲话的大秘（或也有国师参与）其实也是没有抓住老大的心思。所以不必太在意此篇讲话某些表述，未必是表达了他真正的意思。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认为老大自己本来是懂辩证法的：不破，焉能立？西方意识形态其中的伪史部分要不要破？本土的程朱理学搞的伪史部分（特别是明清史）要不要破？不破，则何者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然而，527讲稿通篇只讲鼓励立，对于破则一字不提，因此我觉得大秘和国师也没全懂老大的意思。

王巍参与搞的那个文明标准，实在是不怎么样：他们社科院这几个考古砖家，心里还是念念他们个人得到欧美的“学术承认”，本质上还是跟着欧美那一套：文明VS野蛮。按照这个标准，岂不是把一路一带的很多国家都被划进“不文明/野蛮”的古代历史去了？老大怎么可能对这个标准满意呢？

20DA老大可以继续掌舵，但是对于建立意识形态力量来说，时间其实挺紧张的。对于14亿中国人来说，如果没有在这段时间建立起意识形态力量，则老大之后变数风险很大。这其实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所在。

借着此贴我也说一点能够说的政治逻辑观。

大多数朋友理解的政治都是放在人事逻辑上面。这不能说不正确，但是通过这个看政治只能说是管中窥豹，因为看清全面和本质的时候不多。

真正的政治顶层是哲学，也就是世界观。古时候是某些帝王的世界观哲学，而到了现代就是执政党所推崇主张的世界观哲学。

只有坚定某种世界观哲学，才有了对国家的思考以及政治和经济这两个第二层的设定逻辑。第三层才是设定中的人事安排活动。

想想看，从秦始皇开始之后到清朝的皇帝，哪一个不是如此设定国家关系状态的。

本朝主席上位也是如此。只是，这个时候的世界观哲学开始实施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

后来怀仁堂出了那些事。中国发生了重大改变。

如果把怀仁堂之前治理群体称为“上堂”派，那怀仁堂之后的治理群体可以称为“下堂”派。

怀仁堂之后的中国政局就是由下堂派指挥的。

而下堂派中又分成两股群体，旧帮和新帮。两股群体是对立而统一的存在。对立是某些国家治理逻辑的对立，统一是反抗上堂派的统一。知道这点也就是明白后来比如反对三种人（后来有所缓和放松）、反毛、红色小道历史消息泛滥、伤痕派大行其道等状况的长期存在了。新帮的强烈主张是普遍提拔年轻人，后来旧帮也开始支持这个建议，从而有了后面几十年的人士布局逻辑。包括那个秘书处的设定等等。

88年，是旧帮退出历史舞台终曲。旧帮下的势力群体一些转投了新帮，还有许多转投到矮派。矮派开宗立祖，这才有了后来的总设计师的名号。

直到旧帮退出，下堂派的世界观哲学也没有建立成型，这是那些年各种混乱政治治理的由来。而经济结构的搭建，是使用了北大那边的经济新理论。（这个基本保持到习上马，习后来用的是厦大的。这一南一北两个经济大师很出名，很容易查到。）

下堂派一边管理国家，一边寻找世界观哲学。

不久之后，下堂派找到了新的世界观哲学。就是以复旦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观哲学理论。学习哲学的应该知道，复旦人翻译编纂了大量西方哲学书籍，以及开展了广泛的讨论推广。也由此诞生了一个活跃到今天的三朝老人。

（其实上面的思想意识情形，想想今年疫情的上海群体表现，复旦的活跃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从世界观哲学到第二层的政治、经济架构，一直不断的培育、成长。

权力有了自己主张的哲学意识，才有了国家治理行为么。比如，深化自由市场经济、比如去哈佛、新加坡等地区培训干部学习新理论、比如教育各种改革。比比皆是吧，很容易看到。

上面提到，旧帮退出舞台后又分化为矮派和新帮两个治理群体。

而随着时光流逝、从哲学到各层级治理理论的培育、成长，以及各类人员生老病死的淘汰、世界变幻莫测的局势影响等等，走到这些年，矮派和新帮也渐渐淡出历史舞台。从而演化成为两个新的群体，既，向西派和本土派。

正是因为这种权力更替现象的存在，才导致了康师傅、令计划等毫无重大革命资历之辈对政权的觊觎，以及不少高层官僚斗争导致出来的各种政治混乱。

尤其是在疫情出现和俄乌战争的重大影响下，另向西派和本土派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并且，一个跨时代的变化出现了，就是在这个纷乱局面之中，上堂派回归。

而且本土派开始和上堂派结合在一起。

（这就是今年那些混乱的背后由头。）

对于国家而言，换一批治理者很容易，但是最难得是上位的治理者找到适用的世界观哲学。

说实话，马克思理论是很不完善的，因为他是源于亚当斯密对西方理论的总结。这也是主席的文革失败原因。比如对货币的认知，马克思基本所有概念、逻辑都融合了西方的货币交换的逻辑理论底色。到了列宁，列宁才注意到这些问题。

这里举了例子来加深认知，比如说到某某价值这些词汇，我们大众的潜意识都不由自主的采用货币代换去计量。还有劳动概念，能够产生价值和交换的才是劳动。这种荒谬的潜意识逻辑，我们思维意识中到处都是。

主席时代，也没有搞清马克思理论的局限。其实根本原因就是马克思依旧局限在西方世界观哲学之中。时代局限还没有把辩证唯物主义挖掘的更深入。

现在，信息时代把人类的思维打开了许多，这才有了许多人对中华文明进化史的重新重视。

世界发展到今天，人类社会进化到今天，人类需要新理论，而新理论是需要从总结人类历史中提炼出来。是真实的人类发展史，而不是虚假的伪造历史。

新的哲学，依靠这些真实历史的分析。而重新认知这个世界。

这些都是未来上位的治理者需要的理论。他们已经开始走在探索的路上。

其实，我们阅读任何朝代的历史，都要把当政者的世界观哲学放在观察分析的第一位。这样我们才能看清他们朝代那些历史事件背后的真实逻辑，才能把历史读的更明白。

对于建立意识形态力量来说，时间其实挺紧张的。对于14亿中国人来说，如果没有在这段时间建立起意识形态力量，则老大之后变数风险很大。这其实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所在。

宝推你的这段话。

“世界发展到今天，人类社会进化到今天，人类需要新理论，而新理论是需要从总结人类历史中提炼出来。是真实的人类发展史，而不是虚假的伪造历史。

新的哲学，依靠这些真实历史的分析。而重新认知这个世界。

这些都是未来上位的治理者需要的理论。他们已经开始走在探索的路上。

其实，我们阅读任何朝代的历史，都要把当政者的世界观哲学放在观察分析的第一位。这样我们才能看清他们朝代那些历史事件背后的真实逻辑，才能把历史读的更明白。”

这是画龙点睛的分析。

现在的中美之争，实际上就是世界范围级别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意识形态之争，也是人类发展道路之争，将关系到所有人的前途和命运。

之所以把DNA考古（分子生物学）单划分出来，是因为这个部分现在是“越位”状态。有关这个话题和多余兄进行过讨论，讨论DNA考古（分子生物学）的学术腐败问题（以后我会阶段性的写一点）

无论是小麦、青铜、马车等“西来说”，研究自然科学的专家往往和文科专家们看法有分歧。比如北京钢铁学院长期持青铜冶炼本土起源说，是社科院的安志敏在90年代重新搞起青铜冶炼西来说这一套。又比如我们在河里讨论过的马车——实用车辆的起源问题，国家博物馆的孙大专家等就对两个清华大学机械系的观点不闻不问、视而不见。老大此次讲话，看起来也有意推动双方分歧解决，起码把自然科学“推”到历史学研究的三大基础之一。

提到分歧，还有一个分歧也不能不提，就是现有的文史哲专家教授与大众在历史方面的分歧。最近微博有人呼吁要通过沈志华、杨奎松这样的砖家来重建“历史学的公信力”。疫情以来大众已经直呼爱丁堡的问题是新东林党作祟，而文化人还在以东林党人“自我鼓励”。原因就是社会大众史观已经非仅“历史砖家教育”一条，而增加了自身人生经历和大众思考（互联网讨论）这样一个鉴别文人书写的中国历史、外国人写历史的真伪这么一个新学习渠道。

比如，针对“饿死三千万”，大众经过相互问：你们家那三年饿死人了没有？最后发现绝大多数都是“挺饿，但是没死人”。这种自家经历就把“饿死三千万”给破了。

前面说认为老大懂辩证法，这里再补充：从老大这十年稳扎稳打的步骤，可以明白老大也是极其重视大众意识（包括基层领导管理阶层）的，因此他嘱意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绝不会是精英与大众分裂的价值观/意识形态。

因此，最后一张图更接近老大的真意。

比如四库全书、天工开物、禁毁标准等，我都收藏了。

对于带着“爱国”的面具、实质为毒教材申辩的，还是要据理力争，切磋问难，大家共同提高。

如果不针锋相对，阴老兄燕人等可能就会把郑和航海资料的销毁，也往满清禁书头上算。你看，他们已经把明朝档案的销毁、永乐大典的散失记到满清禁书上了。东林党及其后裔都是如此，没提裤子都敢不认账，提了裤子（他们销毁了明朝的档案）他们就更不认账了。顾诚的研究，可能主要就是动了“浙东史学派“的奶酪——明代卫所辖地和户部下的官田，约占张居正清田时统计的全国总耕地的18%，到了顺治年间，这些”国有土地“都不见了，清朝户部的耕地总数却历经改朝换代几十年的战乱，居然没有减少。这就能理解为什么东林党急吼吼地到清朝当官，此前他们已经放肆地销毁明朝的档案，当了清朝的官，更方便他们销毁明朝的档案了。所谓满清禁书，清初满族人有几个认识汉字的？还不是要靠汉族士大夫阶级帮助从北京到州县，各地的档案全部经他们之手‘处理’！

永乐大典和郑和航海资料的‘消失’也是一样，所谓一个兵部的郎中刘大夏，就敢烧毁全部郑和航海资料、造船资料？这种百姓怎么看怎么也该立即灭九族的勾当，居然后来这厮还当了兵部尚书、正部长。程朱理学之徒的罪恶历史，我们得一代一代传下去，不能让新东林党给改写了。

我逼着阴老兄让他给出“七千册书”的目录，他给不出来。现在又玩“满清禁书数量比英国多”，何妨陪他玩玩。

阴老兄是‘逗哏’的，真离是‘捧哏’的，不跟‘捧哏’的费劲是对的，不过对‘逗哏’的，玩下去又何妨。

问题是明朝制度有几个大毛病。

朱元璋把一切制度都规定死了，偏偏他老人家还是淮右布衣出身，天下全是他打下来的，规矩对后代有很大约束，后代只能微调。清代也有祖宗家法，但天下是几代人打下来的，也就没那么死板，能接受改革本身就是家法的一部分，军制、税制、官制都改了很多次。清朝既能学习使用红衣大炮，也能用弓箭击败瑞典火器技术装备的准格尔军，能搞洋务运动，还最后搞了立宪改革。问题在于最高统治者不能压制八旗的短视与自私，搞得立宪派转向支持新军造反，否则还能维持几十年。

朱元璋的问题还在于废除了宰相，后来朱棣又削弱了诸侯。大权集中在皇帝一身，又不像清朝皇帝多少还要顾及八旗。皇帝一般不愿改祖制（除非为了私人钱包、名份或者鸡鸡），大臣哪怕内阁首辅只是皇帝私人秘书，所以明朝一代，只有张居正做了大改革。张居正据说长得帅，和皇太后关系好，实际上是代理皇帝。所以是特例。

明代还有一个风气，清流喜欢和皇帝闹意见，越闹人望越高。皇帝又喜欢打大臣屁股，越打意见越大。皇帝和臣子关系不好。这种状态下大臣容易结党，皇帝也只能靠锦衣卫和东西厂打压。关系更加不好。

就这么个烂制度，怪东林党不如怪明朝皇帝没胆子也没能力改革。

改开初期，中西方差距较大，很多中国人丧失了自信。例如在国家重要的外交领域也是如此。本来大使应该通过驻在国努力，为本国争取利益，可是与建国初期的“将军大使”（佩服太祖）不同的是多数是学外语文青的担当外交重任，其中的许多人衣冠楚楚，文质彬彬，但是内心却是天真烂漫，以为“世界充满爱”，完全忘记了世界的复杂和残酷，结果很多人走歪了方向，变成驻美的亲美、驻欧的就亲欧、驻日的亲日，驻韩的甚至化身韩国间谍。典型的如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到死都主张中国必须继续”韬光养晦“，批判中国”民族主义“，主张与西方妥协。

时至今日，中西决裂已经不可避免。加强自我实力，破除对西方的盲目崇拜，树立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已经迫在眉睫。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进展，通过揭露毒教材，整顿已经饭圈化的学术领域、通过整治不良资本家，遏制资本野蛮生长、通过增加西北“风电”设施、海军舰艇超常建设，高超音速领先美帝的大暴兵，建设空间站、深空探测等各种”打狗棍法“，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信，让保卫我们的果实有了实力保障。

唯一欠缺的是相当多的中国文化人不给力，不仅不能担负民族复兴鼓手的重任，反而困在书斋中期期艾艾，自怨自艾，不能自拔。甚至有些像方方、张抗抗之流甚至不惜与人民为敌，已成汉奸。

可喜的是由于互联网自媒体的发展，打破了精英对话语权的垄断，民间力量逐渐壮大，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比如包括一些著名学者（比如冯时教授）在内的许多研究者通过对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西水坡大墓6400年前蚌壳龙等实际文物的研究，提出的中国龙的形象并不是以前学者说的”几个部落图腾杂合物“的说法，而是古代天文学中，用于指导农业生产的“四象“中东方“苍龙星像“的形象演化而来。周易中有关“亢龙有悔”，“见龙在田”等卜辞描述的就是苍龙星像在不同季节，天空中的形象。有研究者指出由于地球岁差产生的星空位移，目前四像并不会均匀分布在夜空中，这不符合古人认识星空的一般规律。而根据星空软件模拟，如果”四像“均匀在天空中的话，这个时间大约是在14000年前，以此推断中国农业起源不会晚于这个时间。这个说法足以颠覆大众的现有认知体系。

另有研究者通过中西方古籍的研究，拿出许多过硬的证据对西方伪史进行有力的质疑和批判，比如对东汉甘英出使路线记载的研究，发现甘英路线的记载与中东地区实际情况非常吻合，甘英的足迹应该到达了沙特、也门甚至是埃及境内。而其中重点是甘英对沿途各国风物的祥细记载中，并没有发现古罗马的蛛丝马迹。如果这个研究能够成立的话，所谓古罗马的神话也将被颠覆。当然由于个人资源有限，民间这些研究工作当然存在一些瑕疵，但是正确的做法是通过不断地讨论，逐渐深化，哪怕是通过更加祥实的资料进行论证，彻底否定这些”民科“说法也可以，而不是嗤之以鼻，拒之门外。

前几天中国民间许多人士主动站出来发声，对迪奥品牌盗窃中国”马面裙“为已有的卑劣行径进行了集中的揭露和批判，这也是人民觉醒的体现。

希望通过官方背景的学者们能摆脱西方文史学术的桎梏，早日加入到民族复兴的洪流中，加上民间的共同努力，将真实的历史正本清源，呈现给世界人民，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方面我完全不相信饿死3000万。

但另外一方面，不能用“你家里饿死人没有“这样的调查问卷。因为回答带有幸存者偏差成分。如果一家人全饿死了，那也就没有后代回答这个问题了。

可以用”你村里饿死了多少人？都是谁家有人饿死了“，这个问卷就严谨很多。

瑞典人雷纳特给准格尔铸造的火炮也就区区15门4磅炮，5门1磅左右的小炮，20门臼炮。炮手200人。

这点火器和明清时期的松锦等明清战场上的火炮比起来，数量差太远了。

这样问下去就有意义了。

比如，一堆人在论坛唠，大家家里都没有饿死。

一回忆都是我亲戚的朋友，邻居，等等什么再说，就得打问号了。

河里似乎有一位是，这也不符合二十比一的比例。

同时，还有半死和临近死亡的人家呢？

这很可恶。

这是中国历史的悲剧。怎么都掩盖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