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四） -- 区块碳链
1924年，国民党的一大闭幕后，毛主席到国民党的上海执行部工作。到了这年的8月，上海执行部就停摆了，原因很简单，国民党的财政又紧张了。由于身体状况也不佳，年底请假，主席回湖南休养了。
健康状况稍有好转，主席就开始在韶山组织秘密农协，并把农协的积极分子发展成党员，成立基层的党组织。
1925年8月，韶山地区出现大旱，地主们开始囤积居奇，高抬谷价，主席利用党支部和农协，发动农民，取得了“平粜阻禁”斗争的胜利，这是主席第一次直接领导湖南的农民运动。
农民竟敢起来斗地主的消息传到了湖南省长赵恒惕的耳朵里，这还了得！他要抓捕主席，主席随后就由长沙转道去了广州。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写下了：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年年底，主席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才是中国革命第一份有实用价值的纲领性文件。文章对彼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凭借这份大纲，大家很容易就能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由于国民党右派的猖狂活动，主席意识到，国共合作未必能持久，当年年底，中共韶山支部按照他的要求，在原有农民协会的基础上，成立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农民协会进一步壮大。做两手的准备，是主席的习惯，这也是他领导中国革命必然成功的原因之一。
1926年，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接踵而至，年底，蒋介石从主张迁都武汉到反对，企图在列强和买办的支持下，在南昌另立政府，形势已经非常紧迫了，毛主席特意回长沙参加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随后，他下基层，他要掌握湖南农民运动的最新情况。
1927年春，毛主席回到武昌，迅速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25年和26年，在专职于国共合作和党内工作的前提下，主席居然把湖南农民运动搞起来，就能让以千万计的湖南农民，按照他的指挥统一行动，这是什么样的功力？！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澎湃，他是中国革命中的农民运动大王，最早提出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并在广东的海陆丰一带，展开了广泛的农民运动。
不过，澎湃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和毛主席在湖南领导的农民运动，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广东和湖南两省农民运动的区别，我先把澎湃在1923年搞的《广东农会章程》的会务部分转帖过来：
第七章 会务
第二十七条：本会应行会务分左列各项。
一，防止田主升吊，以免农民生活不安及对于耕地不加工作、肥料，致生产日下。
二，遇岁歉或生活程度过高时，本会应体察清醒，向田主请减租额。
三，会员如有发生争执事件，得由本会极力和解以息讼累。
四，禁止会员吸食鸦片、赌博等事。
五，办理各乡农民学校、半夜学校、阅书报社、演说团及其他关于教育等事。
六，办理农桑、垦荒、造林，改良肥料、种子、耕法、农具及其他关于农业事项。
七，办理疏浚河流、湖塘，修筑坡圳及其他关于水利事项。
八，办理农民医院、育婴养老及其他扶助事项。
九，调查农村户口、耕地、收获及其他农村状况。
十，办理农业银行、消费组合及其他关于经济事项。
十一，饲养耕牛以供会员无力养牛耕作者之借用。
十二，办理农团以防盗贼劫掠及保护农产品。
我们再看看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总结：
十四件大事
第一件 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第二件 政治上打击地主；
第三件 经济上打击地主；
第四件 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
第五件 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第六件 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
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
第八件 普及政治宣传；
第九件 农民诸禁；
第十件 清 匪；
第十一件 废苛捐；
第十二件 文化运动；
第十三件 合作社运动；
第十四件 修道路，修塘坝。
通过对比，我们就知道，澎湃搞的农民运动，没有在根本上触及广东农村旧的封建秩序。他组织的农民协会，人畜无害，更像是帮助无产的农民进行自我改良工具，让这些农民变得更加规矩，同时要求地主阶级做出一些伪善的让步，如此，广东的农民更有利于地主老爷的统治了。
而毛主席在湖南搞的农民运动，直接就把农民上升到主导地位，成了社会的主人。他认为，县一级的政权，就应该由农民来主导。对于两年多年来的皇权无法下县的问题，毛主席给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澎湃在广东搞的农民运动，在国民党方面，没有多少人反对。而毛主席在湖南领导的农民运动，引起了不少人的极度不安和极大的不满，“糟的很”和“痞子运动”就是他们的评价。我们党内，包括从苏联来的全权代表，也跟着附和，毛主席不得不进行有力的回击：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由此看来，毛主席在晚年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就非常好理解了，他一定要为人民搏一个公平。
特意阐明湖南和广东农民运动的本质区别，我是有目的的，南昌起义之后，起义军要去广东，就是认为那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可是，澎湃所打下的群众基础，并不牢靠，他的做法，并不能使广大的广东农民和中国共产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形成血肉和鱼水的关系，这致命的一点，导致了南昌起义的部队，最终无法在广东立足，而彻底折戟沉沙。
湖南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让合作的国共三方都焦灼起来。怎么变成了三方？就是三方的，国民党、共产党和共产国际。
为了挽救国共合作，为了挽留国民党左派，为了不把斯大林的意图搞砸了，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和谭平山等，组成了专案组，要专门去湖南抑制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好让国民党的左派和右派们消消气。
他们气势汹汹地走到岳州的时候，听说许克祥下令：一旦他们入境湖南，就立即予以逮捕，而且，就地枪决。这几个人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被吓的逃回了武汉。
搞的大家如此灰溜溜的，试想一下，彼时中共的高层，对那个在湖南制造了一大堆“麻烦”的毛泽东，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看法和评价。
无论是莫斯科，还是中共，谁也没有敏锐地意识到，彼时湖南的农民运动的价值。
试想，在叶挺率部击败夏斗寅的叛乱的时候，如果能同时巩固湖南农民运动的成果，以此为基础，就能和随后一系列的暴动遥相呼应，由于蒋介石的叛变所造成的被动局面，可能会被彻底扭转的。不但国民党左派可以稳住，中共一下子坐实了强大的民众基础，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基本就能平起平坐了。甚至说，国民党左派得反过来和中共套近乎了。
非常可惜的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大好形势被彼时的决策层的优柔寡断葬送了，主席的心血，就这样毁于了一旦。
有人可能会产生疑问，主席在湖南所指导的农民运动，是不是跟当时中央的农民运动宗旨不符？
1926年的12月20日，毛主席出席了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欢迎大会。在会议上，他做了《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的演说，指出：
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
那么，湖南农民运动中，出现的激进现象，就是农民运动发展过程必然出现的诉求，这是由农民运动的客观规律造成的，不以旁观者的意愿为转移的。
相信不少年轻朋友，没有听说过罗易这个名字，这是个印度人，早年，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国共合作期间，谭平山把他邀请到中国。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合作，也是开始貌合神离了。莫斯科为此也做好了国共合作破裂的准备，给中共来了一个《五月紧急指示》，也就是要求中共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而罗易呢，为了争取汪精卫，竟然傻乎乎地给了汪精卫这份本不该让他看到的电报的副本。结果呢，汪精卫拿着这份证据，开始了七一五清党行动，国共合作在事实上，已经彻底失败了。
我之前，蹭过河友@忘情的帖子，后来有一个回帖，由于点数不够显示不了发帖人，应该是他回复的。回帖里说了总理在前敌委员会的会议上，强调自己是受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委托，来领导南昌起义的。这个说法，有相当的普遍性。
但是，总理的这个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了《五月紧急指示》，作为中共随后的行动指南。其主要内容是：
（1）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坚决主张通过农会，从下面实际没收土地。（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3）改变国民党领导层人员的构成，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4）动员2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5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5）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
中共在6月1号收到了五月指示，在6月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既然赞同，就应该彻底贯彻。如果不能彻底执行，就应该首先统一思想，扫除一切影响贯彻的障碍，由此看来，陈独秀当时已经无法行驶他的领导职权了，以总理为首的少壮派们，已经彻底上位了，当初在法国发展旅欧支部，本就是为了取代陈独秀的这一天。
内外受制于人的陈独秀，终于无法忍受了，他在7月12日提出辞职了，在共产国际的主持下，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成员是：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和周恩来。这个班子的五个成员，三个有旅法经历，我们就能知道，彼时的中共，已经后浪推前浪了。
这套临时班子的负责人，是张国焘。也就是说，出现在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张国焘，他就是中共当时的负责人。那么，张国焘是否指示过总理去领导南昌起义？压根就没有。
那么，共产国际是否委托过总理来领导南昌起义？更是没有的事。共产国际给中国的五月指示，根本没有要求立即发起暴动的内容。而张国焘正是奉了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明纳兹的委托，才来到前敌委员会，要求大家慎重行事。
那么，总理为什么会说，他是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委托来领导南昌起义呢？
1924年的7月12日，陈独秀提出辞职，共产国际指导成立了以张国焘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事实上，彼时，还存在另外一个党的领导人，这个人就是瞿秋白。瞿秋白在1927年5月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是，他并非是7月12日所成立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原始成员。但是瞿秋白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鲍罗廷的翻译。而彼时的鲍罗廷，已经被莫斯科解除了职务，他的继任者，罗明纳兹在6月23号，才风尘仆仆地赶到武汉的。
由于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包办一切重大的决定，作为翻译的瞿秋白就有了特殊的地位。没有人去关注张国焘，大家有了问题，反倒会先去找瞿秋白这个翻译商议的。如此一来二去，瞿秋白就自觉不自觉地就成了一个不是党的总负责人的总负责人。应该说，瞿秋白这样做，是违背组织原则的。
直到1927年的8月7日，瞿秋白才成为中共中央的临时领导人，那是因为，临时政治局的大部分成员都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了。在1928年的六大上，瞿秋白就被向忠发取代了。也就是说，在1927年的8月7日之前，瞿秋白不是中共中央的负责人。
七一五政变之后，想要发动南昌起义的少壮派们，派了代表，上了庐山，和瞿秋白说了发动起义的必要性。瞿秋白和将要离职的鲍罗廷沟通了一下，认为事情紧急，在等候共产国际的意见到来之前，可以做一些发动起义所需的准备工作。
总理所谓的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委托来组织南昌起义，就是指瞿秋白在庐山上的这个表态。但是，当时瞿秋白的身份是不能代表中共中央的；同时这里面还有个总前提，那就是共产国际是否赞同在南昌发动起义。罗明纳兹23号才抵达武汉，而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的电报，26号才收到。
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如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暴动。罗明纳兹当场解释了这封电报，那就是共产国际反对发动南昌起义。为了进一步打消冒险者们的念头，共产国际要求苏联的军事顾问不得参与南昌起义，同时告知，对于南昌起义，无法提供资金以及弹药的支持。
而瞿秋白等人，把共产国际的电报，解读出新意：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
罗明纳兹要张国焘亲赴前敌委员会，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因为他是党的负责人，只有他才有可能制止起义。
共产国际不同意发动起义，而临时中央又把球踢给了前敌委员会：如果你们有一丝的把握，那就自己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吧。
而张国焘在前敌会议上，既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又解释了中央的决定，他所做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问题，南昌起义如何才能算是成功的呢？
是不是在南昌城里的军事行动胜利了，就代表南昌起义成功了？南昌城里本来就没有多少敌人，不成功才是怪事。南昌起义是否成功，要看南昌起义的完整过程是成功了还是失败的。类比的秋收起义，起步就遭遇挫折，最终在井冈山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所以秋收起义是成功的，而南昌起义是失败的。
综上所述，总理所谓的，他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委托来领导南昌起义的说法，并不成立的，临时的中央，并没有给出准确的说法，而是把球踢给了总理。而张国焘作为当时党的总负责人，他在前敌委员会的态度，明显和共产国际是一致的。
更为神奇的一幕，出现在1927年的11月，彼时，南昌起义已经彻底失败了，大家陆续回到了上海。9号和10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南昌起义和其它暴动进行了总结，在《政治纪律决议案》中，对张国焘进行了特别的处罚，理由之一就是张国焘妨碍南昌起义，甚至是反对起义。
二、张国涛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涛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的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这些违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敌指导使命之结果，反给前敌同志以更坏更右的影响，前委亦因之更加摇动。国涛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同时参加过7月26日和11月9日及10日会议的，至少有瞿秋白、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和罗明纳兹，南昌起义已经失败了，在决定处罚张国焘的时候，居然开始颠倒黑白了。
张国焘在前敌委员会上，所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到底有没有失实之处？
彼时，张国焘是代表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到前敌委员会征询大家的意见：在缺乏资金和弹药的情况下，是否有把握成功地发动南昌起义？这一点也是张国焘在出发前，作为翻译的瞿秋白和罗明纳兹的一致观点。
而在11月9日及10日的会议上，7月26日的与会者，集体默契了。瞿秋白和张太雷的默契可以理解，因为两个人都是翻译出身，前者由后者介绍入党。而李维汉是一个最关键的目击者，他技术性地选择了沉默。
张国焘在24年被捕变节过，他后来又脱离了革命，这些不光彩的一面，并不代表他作过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没有资金来源，没有弹药的补充，苏联人又不参与，在这种情况下，提醒大家应该慎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瞿秋白和罗明纳兹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变脸了，让张国焘一个人成为背锅侠。
张国焘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都被撤销了，受牵连的还有毛主席呢，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秋收起义并没有失败，南昌起义确实彻底地失败了，南昌起义的盲动者们，只是象征性的接受了一个集体处分，然后，他们重新成为中共中央的成员，而毛主席和张国焘却被开除出中共中央了，这真是超级滑稽。
这一切，都是瞿秋白导演的，显然，这也得到了其他与会者的默认。
7月12号，陈独秀提出辞职，当时的鲍罗廷已经被解除职务了，对他而言，回到苏联，肯定要受到问责的，他要为国共合作的破裂承担主要责任。作为翻译，瞿秋白想的很周到，把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让他一个人成为国共合作失败的替罪羊。
为了掩盖他和鲍罗廷的串通一气，瞿秋白给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中国革命的问题源于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不能有错，共产国际有错了，也不能承认，最好由中共来顶缸，而顶缸最好的人选，就是刚刚提出辞职的陈独秀。
瞿秋白，这个党内所谓的理论家，他的所作所为，还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
到了11月9号，他又故伎重演，这一次，他要替罗明纳兹摆脱责任。毕竟，共产国际不希望举行南昌起义，而南昌起义又没有任何意外地失败了，罗明纳兹肯定要为此负主要责任的。这一次，瞿秋白选择了让张国焘来担当替罪羊。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有了问题，就找替罪羊！
应该说，瞿秋白作为中共中央当时的领导人，一旦以党的名义，做出了这些决定，相关当事人就没有了辩驳的机会，更没有翻身的可能。
自认天地无缝的做法，往往会出现意外的。中国革命出现了如此多的问题，共产国际也很纳闷。正好中共中央希望党的6大在苏联召开，共产国际同意了中共的请求，让大家都到场，三堂会审，会诊一下中国革命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共产国际希望陈独秀出席，他情绪化地拒绝了。共产国际居然特别邀请张国焘参加，张国焘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否则，他的政治生命就可能彻底终结了。
在六大的会场上，张国焘被标示为反对共产国际的代表，共产国际也给了他发言的机会。他做了长时发言，大闹会场，现场就问询共产国际，是否发过不赞同南昌起义的电报，罗明纳兹安排他去前敌委员会，是要求他去制止起义，还是去推动起义。
瞿秋白玩的把戏，被当场拆穿了，这样的人，还能继续担任党的领导人吗？瞿秋白从党 的总书记变成了普通的中央委员，而张国焘呢，则恢复了中央委员的身份。
两个人的一升一降，结果就不言自明了。而且，共产国际把他们两个安排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谁也不许回国。
瞿秋白的这些事，做的很不地道的，尤其针对陈独秀的那些栽赃。
瞿秋白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那就是以高尚的理由，来行下流卑鄙之勾当，以掩盖个人的错误和达到其它不光彩的目的。
红军要长征时，他被留下来了。
瞿秋白被捕后，又写了纯属多余的《多余的话》。
瞿秋白在1927年的奇怪表现，或许并不能用其人品低下来评价的，他的所作所为，也绝不能简单用“左倾”盲动主义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来掩饰的。
瞿秋白在莫斯科只得到了一个象征性的惩罚，但历史是公正的，瞿秋白虽然没有被组织深究，但是他最终没有逃脱命运的审判。
就是因为六大的会诊地不彻底，让左倾机会主义者能继续危害中国革命。作为代表的李立三，最终没有一直幸运下去，他因为随后又狂热地推动立三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莫斯科不得不怀疑他就是一个潜伏在我们党内的高级卧底，为此，李立三在苏联蹲了两年大狱。
我们上面澄清了关于南昌起义是否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许可，下面，我们接着说说，到底该不该发动南昌起义。
应该说，共产国际的建议并没有错，如果有把握，可以举行暴动。但是，共产国际拒绝提供援助，这就等于变相地告知，发动南昌起义是没有必要的。
毛主席是怎么看待南昌起义的？他的说法是：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但政策错了，失败了。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如果南昌起义的领导集体，能给出恰当的政策来保证起义的成功，那么，就该发动南昌起义；否则，就不宜发动南昌起义。
不宜发动起义，毛主席和共产国际在这一点的观点是一样的。
共产国际在五月指示中，其实是给出了正确的策略的，毛主席在随后的革命生涯中，就是把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毛主席并非天生伟大，翻阅联共解密的文件，主席在1923年就如何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他还认为，苏联应该把武器装备运到黑龙江北部的中苏边境，来武装中共并开始革命，最终统一全中国。当然了，最终中国革命胜利的路线图确实如此，但是，那么1948年以后的事情了，在1923年，这样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我们以毛主席领导的抗战为例，来看看南昌起义如果也进行同样的操作，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后，毛主席的宗旨是，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武装，以广泛的游击战争和侵略者进行斗争，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抗战之初，林帅领导115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的胜利，这个大捷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但是，伤亡比例也让毛主席非常心痛。怎么能用日本鬼子的一条命，来换我们经过万里长征并身经百战的八路军将士宝贵的生命吗？
把八路军的将士作为种子，撒到敌后，一个人就能发展起一个连队，甚至是带起一个团，这样的例子，可是不胜枚举的。也就是通过这样的积累，中共才有了和国民党争夺天下的实力。
而南昌起义，就好比后来的平型关大捷，确实鼓舞人心，但是战损比太高了，几万人枪，基本损失殆尽。
试想，如果当时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把我们的党员，从国民党的体系中撤下来，深入到当时的敌后，也就是到广大的农村去，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搞土地革命，结果会如何？
抗战时，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部，我们在敌后尚且能发展起来，国共合作破裂之时，由于国民党的实力局限于大城市，广大的农村，国民党并无暇顾及，如果当时把我们党的精华，作为种子撒向广阔的农村，那么，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一定可以形成。
毛主席领导的土地革命，以及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就是如此操作的吗？
由此看来，当初发动南昌起义，确实是一个下下策。
关于是否应该发动南昌起义，我们再换一个观察的角度：如果我们是蒋介石和汪精卫，会如何评价南昌起义。
1927年，是事关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一年，国民党反动派要下重手，把当时弱小的中共，从中国的领土上彻底消灭干净。口号都残酷无比：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
我们如果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如果我们接到了消灭中共的命令，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看到中共分散开来，潜入到中国广袤的农村中，和广大的农民形成革命的汪洋大海，还是希望中共把有限的军事力量集中起来，和国民党进行硬碰硬的火拼呢？
毫无疑问，蒋介石和汪精卫更希望出现第二个局面，因为，他们在力量上是强大的，而且，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深入到中国的乡村，去清理能够和农民阶级进行完美结合的的共产党的。
所以，蒋介石和汪精卫是多么高兴南昌起义的出现！请君入瓮都比不上这种自杀式的自投罗网的。
南昌起义毫无悬念地被剿灭了，为什么随后就要发动广州起义？也就是把我们在广东的革命力量，再一次集中起来，让国民党有机会集中解决？！
而且，没有去进攻长沙的毛主席，也就是没有用秋收起义的精华，去长沙接受杀戮，由于这个原因，他居然受到了严厉的指责，并解除了候补委员的职务。随后，对于主席，还有更多离谱的神操作，我们将会在下一期里细说。
综上所述，南昌起义的发动是一个错误。
而瞿秋白，正是南昌和广州起义的倡导者，连同对毛主席的处理，这些决策，毫无疑问，起到了很好的资敌效果。
现在，关于南昌起义的论调是一边倒的，认为南昌起义是必须的，也是成功的，其实，从8月1日开始，到10月3日的完败，南昌起义唯一的亮点，就是开了个第一枪。而且，还不是以共产党的名义开的这一枪。
南昌起义之所以必须发动，其实是一项政治任务的。
由于字数限制，随后的部分，请大家跟踪《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五）
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一）、（二）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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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什么史料 ？
确实如此，不过瞿秋白还有这些动作，确实不知道。
周总理搞的南昌起义确实谭平山是实际最高领导，因为是国民革命联合起义。
基本可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正在延安参加白区党工作会议的刘少奇，奉命赶回北方局主持工作。
9月下旬，朱老总带着八路军总部抵达太原。
那个时候，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周恩来都在太原，这三个部分当时互不隶属。
但大佬聚在一块，自然少不了要开会讨论抗日形势。
朱老总到了太原后，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曾在太原一中学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统一战线具体怎么做和对当前的形势怎么分析等问题。
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个会从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后续又开了多次讨论会。
刘少奇在这场会议中是少数派，他当时的观点非常鲜明，认为：
“在强敌面前华北早晚要沦陷，我们不必费力去帮国民党军队抵抗，还是抓住时机到处去发展游击队，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为好，有的用阎锡的名义，有的可以先斩后奏，不要因统一战线而缩手缩脚。”
对于这个观点，任弼时明确表示反对，并认为刘少奇的观点是“民族失败主义”，这是一个很重的提法。
而周恩来也表示反对，认为刘少奇的观点很容易引发抗日统一战线的破裂，目前的工作重心“应当照顾统一战线”。
需要大浪淘沙，很多人都不是真正的抗日队伍，经过1942年鬼子的51大扫荡精练了不少。
需要找一个平衡度，但是周总的一切服从统一战是几乎不折不扣的执行了的。
任弼时当时有点糊涂，刘少奇是明显策略不足，对于国民党信心不足非常合理，但是不好这么说，因为党内还有总理呢，不过，刘少奇一贯直白坦率，也算正常。
总理太相信国民党的能力了。毕竟因为国民党是当时的政府吧，唉。
试想，如果当时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把我们的党员，从国民党的体系中撤下来，深入到当时的敌后，也就是到广大的农村去，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搞土地革命，结果会如何？
抗战时，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部，我们在敌后尚且能发展起来，国共合作破裂之时，由于国民党的实力局限于大城市，广大的农村，国民党并无暇顾及，如果当时把我们党的精华，作为种子撒向广阔的农村，那么，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一定可以形成。
毛主席领导的土地革命，以及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就是如此操作的吗？
由此看来，当初发动南昌起义，确实是一个下下策。
用抗日战争八路军在敌后发展做对比，完全无视了两者不同的历史背景跟条件，大革命时期中共根本没有自己的武装，把革命者全部深入到敌后、农村，属于各自为战，其后果只能是被各个击破，更实现不了中共自己掌握武装的目标。而抗日战争中能够在敌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我们有自己的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武装力量的依靠，无论是日伪、皇协还是国民党，均要顾虑八路军新四军的存在，试看没有大部队存在的地区，哪来的敌后根据地的发展？
对此，教员其实也早有总结：
“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
而你对南昌起义不该举行的抨击，虽然是打着抬秋收起义的名义去踩，但其实你并未了解或者说选择性无视了教员对武装斗争的认识。教员在深刻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时特意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1954年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致信中共中央，要在英译本《毛泽东选集》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内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而且“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毛泽东毫不让步，让人回复说，“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论述武装夺取政权的文章，宁肯不收入在西方发行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也不愿删改。为什么?因为“武装夺取政权”的论断，是基于中国革命血的教训，也是国际共运史上一些外国共产党因为放弃了“武装夺取政权”，而丧失了革命前途，从反面证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实现解放。
在谈到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时，教员也讲过：
“当时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打长沙。我们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向长沙发动进攻。一团取道文家市，三团主攻东门市，准备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结果在围攻战中，原来收编的旧白军残部叛变;加上敌众我寡，我军又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攻打长沙的军事行动就告吹了。”
这是1965年5月，教员在湖南省委九所六号楼住处谈秋收起义失败的原因的原话。
而在（四）中你说
把南昌起义定为建军节，恰恰是总理的军委系，在主席领导建立的中央苏区，在剥夺了主席的军事指挥权之后所做出的决定。
然后又对比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在打出的旗号等等的不同，最后借翔宇的口说出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的起点，属实有点发明历史了。没有从南昌起义的教训，哪来的秋收起义？就是教员自己也说不出这种话。
事实是1933年6月23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八一”作为红军成立纪念日第一次写入中央文件。6月30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指出为纪念南昌暴动和红军成立，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7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签发《中央政府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7月30日，工农剧社举行“八一”纪念晚会。教员出席晚会并向群众讲演了工农红军的历史。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说到广州起义，从井冈山的斗争说到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强调指出每一次战争的胜利全靠党的正确路线，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空谈与动摇。后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主要经验时，把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统一战线一起称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而在总结秋收起义的教训时，除了上面说的那次，还对秋收起义时对地主实行抢、烧、杀的恐怖政策，来使他们丧胆；甚至主张烧农民的房子，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行为做过反思。他自我批评道：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没有鼓掌赞成，反而低头散去。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三月湖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可以看到教员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为湘南暴动的中坚力量，这样至少有占领5个县以上的把握。 他明确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否则终归于失败。”很难想象对正规的军事力量如此看重的教员，会如你所说贬低南昌起义的作用，更不会如你想象的把革命者散布到农村去，而不是集中力量掌握军队。
南昌起义确实不能说是完全胜利的，但历史绝非你这样断章取义地去解读，毕竟井冈山根据地的巩固离不开朱老总从南昌带出来的正规军的加入，南昌起义的失败教训也启发了后来者，对后来的武装起义也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打着抑周挺毛的幌子却颠覆性地把南昌起义说的一无是处，这已经不只是简单地博眼球了，其实已经是对人民军队的历史的颠覆，不要忘了人民解放军的军徽上八一还是在的。
请继续指正。
不是一个概念。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确实不可以夸大南昌起义，应该打出自己的旗号。你搞城市暴动也行，但是总得有点自己的立场吧？
借助国民革命军，试图兼并张发奎，还不倾心支持张发奎，这就很难办。当然，张发奎不坚定，还觉得周总理不靠谱，也是没办法，事前的沟通太不充分了。
所以，周总理的南昌起义确实失策。
尤其是针对苏联的请示报告，太一厢情愿了，你要是说命令，你还没那个资格和实力，你要是说请求，口气还挺硬。真是莫名其妙。
况且楼主说的苏联态度确实合理，困难也确实存在，实在是一言难尽。
实在是有失冷静，当然这里确实考虑了国军张发奎的不稳定性，但是也实在是太一言难尽了。卸磨杀驴也是有点早了。
而且，这个态度还被张侦知了，总理这群人保密能力也是极差的。张在自传中疯狂吐槽。
这里面国共的军队中，国军比例太大了，就是共握的部队，也是叶挺部队相对把握，贺龙部都算是忠诚的了，主要还是靠张部，虽有干部，时间太短了，郭沫若并不掌军。
试想，在叶挺率部击败夏斗寅的叛乱的时候，如果能同时巩固湖南农民运动的成果，以此为基础，就能和随后一系列的暴动遥相呼应，由于蒋介石的叛变所造成的被动局面，可能会被彻底扭转的。不但国民党左派可以稳住，中共一下子坐实了强大的民众基础，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基本就能平起平坐了。甚至说，国民党左派得反过来和中共套近乎了。
非常可惜的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大好形势被彼时的决策层的优柔寡断葬送了，主席的心血，就这样毁于了一旦。
这一段涉及到的就是战术层面，正常的战术决策应该是加大筹码的力度，不管对于掌握主动权还是讨价还价都是主旨，主席是个理想主义者跟现实主义者的有机结合（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特色），当然彼时共产国际和国民党左派共同认可的人物谭平山分量很重，谭需要平衡两种力量——也就是说，没有失败的教训，凸显不出主席的正确————中国革命要成功，需要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实际相结合。
总理和谭平山的结合本质上代表的就是共产国际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意见。
你得出“毛主席抗战说的游击战争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战说法，不是一个概念。”的结论，那你说说这两个游击战有什么区别。@区块碳链河友的文章不恰恰是认为这两者是一样的概念，所以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不应该发动各种起义暴动，而应该学抗日搞游击吗？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确实不可以夸大南昌起义，应该打出自己的旗号。你搞城市暴动也行，但是总得有点自己的立场吧？
你这句话不知所云。什么叫“不可以夸大南昌起义，应该打出自己的旗号”？南昌起义是我党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本就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任何时候都值得大书特书的。
作为第一次，不完美不成熟，甚至没有取得成功，这其实都是很正常的。毕竟秋收起义也一样不完美不成熟，甚至也不能说取得了成功。而正是在这些不成功的起义中，中共才不断吸取教训去进步发展的。可以说不成功是常态是正常，一次就成功的反而是特例。抛开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人物的认知能力，站在上帝视角，用不成功去苛求首次起义，拿着放大镜找其中的问题，如你所谓“不可以夸大南昌起义，应该打出自己的旗号。你搞城市暴动也行，但是总得有点自己的立场吧？”这不是一种正常讨论历史事实的态度，其实是一种病态的历史偏执症。
回到南昌起义这个问题，发动武装部队起义，得到中共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个策略是完全正确的，臆想不靠武装部队起义而靠工农力量暴动、起义形成中共自己的武装力量，那是脱离历史现实的空想，完全没有任何可能性。教员自己的总结包括认为秋收暴动应该有2个团部队的支援，就已经否定了这种推论。
明确了发动武装部队起义的必要性，适合起义的部队也唯有中共渗透最深介入最早的第四军，而相对合适的地点当时也只有南昌。试想在第四军的大本营广东武装起义，或者时隔几个月之后再起义，条件都不如这个时候。而站在几十年后认为起义应该打出什么中共自己的旗号，那更是一种异想天开。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尚且被围剿追杀，直接打出中共旗号，面临的困难跟难度比那会更多更大。
不可否认，南昌起义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包括后续的应对也令人扼腕，当然也可以做的更完美一些，但这不是据此指责前人去彻底否定南昌起义的理由，那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当然可以说出各种理由去挑毛病，但处在当时的环境、认知跟面临的困难之下，相信换成你去了恐怕还达不到他们的结果。
关于探讨历史问题，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就是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当时人的思想境界跟认知去看问题，否则用后人的观点去看，没有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历史事件能得到肯定。这不是研究历史，而是玩游戏点评了。
国民党全面崩溃时，还托人给张发奎带话，换来一句"翔宇，还好意思称朋友?"(忘了原话了，大意如此)。
在历史大潮下，这些细节有时真是让人感慨。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进一步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
在起义受挫后，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毅然改变了原定的进攻并夺取省城长沙的计划，及时率领工农革命军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进军，走上了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正确发展方向。
秋收起义中组成的工农革命军，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基本骨干之一。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彭公达前往湖南省，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发动秋收起义，并且指定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彭公达为省委书记。8月中旬，彭公达、毛泽东先后由武汉到达长沙。8月18～30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多次开会讨论发动秋收起义问题。关于暴动区域，经反复讨论，会议接受毛泽东提出的缩小暴动范围的主张。认为根据湖南省的主客观条件，暴动的区域不能过多过大，而应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以省会长沙为中心，包括湖南省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和江西省的安源等7个县（镇）举行起义。会议认为，武装起义不能单靠农民的力量，需要有一两个团的军队作骨干；同时，武装起义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而应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会议还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说：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为领导秋收起义，湖南省委决定成立两个领导机构，一是以各部队负责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一是以各县委负责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由易礼容任书记。起义时间，定于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同时起义，15日长沙起义，16日各路起义武装会师长沙，夺取长沙。当时，由共产党领导和掌握的能够参加起义的武装，分驻在湘赣两省边界的修水、铜鼓和安源等地。9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达安源和铜鼓，多次召集湘赣两省边界一些县市共产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关于举行秋收起义的指示，讨论制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的行动部署。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把位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的武装，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
全师共5000余人，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3个团：第1团，位于修水，由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省崇阳、通城两县农民自卫军组成；第2团，位于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第3团，位于铜鼓，由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各一部组成。起义的行动部署是：首先，在各县农民起义的配合下，第1团攻取平江，第2团攻取萍乡、醴陵，第3团攻取浏阳；尔后，各团齐向长沙推进，在各县农民武装起义和长沙工人武装起义的配合下夺取长沙。
百度符合今天的主流，也很牛了，但是也不得不说出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我和楼主说的事情的方向。
第二个问题：
你说我俩臆想云云，其实吧，你也很有意思，你又要以所谓独立性加入这个话题，又要不断的重复主流看法，也是矛盾。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我军的战斗主要就是以游击战为主的战争模式，也就是我说的农民军战争模式。当然了，我的这个说法你确实是反对的，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你不认可也没用。我个人感觉，你的历史研究素养不足，宜多看书，别老想喷别人以显示自己的不足，没意思。
当时的正规军就是国军的战斗模式，这是很显然的。而林彪的一定的正规军模式，也就是你所推崇的那部分，一直是融于毛主席的游击战模式的。只要打正规战，我们就大多数失败，这也是彭老总骂李德他们的原因。
而在抗战中，我们也是游击战，但是夹杂了大量的我军（不同于国军甚至苏军）成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军战法体系，条件、基础充裕了，自然要提升技战术水平，这也是很正常的，虽然我们还要依靠县大队的战斗模式（束缚困住鬼子伪军），但是总是以老八路模式的我军的正规战为主体了。正是这种成长使得我军在解放战争爆锤国民党军。
这是解放战争中，东野战斗力能力大幅度提升的基础，也是毛主席一再批评华北野的游击习气的根源。
就你那点历史素养，还是别出来露怯了。
你跑我的回复下来碰瓷，还来个“第一，你知道我俩在说啥么？”，未免搞笑了。
我不会再回复你，也希望你别再碰瓷我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