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经济节选） -- 多余6688

之前就联产承包的一点个人想法开贴请教，没想到大家讨论热情蛮高，认识水平人生阅历也远超我这个一时兴起的三脚猫，颇有插不上话的感觉，于是下笨功夫搜集了一点资料，希望可以为讨论提供一点参考，力所能及的做点贡献。

《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1978-2018）》，编著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算是官方发布吧，可信度应该没啥问题，只是内容稍显芜杂，读起来比较费神，所以花时间做了点精简，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省略了和经济关联不大的部分内容，个人增补了一点1978年之前的背景材料，以及一些作为历史背景的重大事件，比如对越自卫反击战、96年台海危机等。

原文链接：http://www.81.cn/jmywyl/2018-12/16/content_93799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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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

1977年6月，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经常到农村查访，把"吉姆"轿车停在村外，自己步行入村，见到了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场面。据本文作者姚力文回忆，农村一家人不能同时出工，因为没有那么多条裤子，揭开锅一看，都是菜叶，基本上没什么粮食。万里当场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包括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员的负担,落实按劳分配政策。

一九七八年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以《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为题，报道了安徽省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经验。6月13日又报道了四川省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经验。安徽省委和四川省委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在1977年11月和1978年2月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和《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这两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实行生产责任制，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坚持按劳分配，保证社员分配兑现；开展多种经营；慎重对待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的问题；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这些政策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并很快见到效果。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

1978年11月12日，邓小平抵达新加坡，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在此之前，我们常将新加坡称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然而，邓小平对新加坡的成就感到震惊，特别是对其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政策表示赞赏。他向李光耀总理请教，李光耀则坦率地指出，为了交朋友和吸引投资，中国应首先停止对别国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并关闭设在华南的广播电台。……邓小平回国后，果断地停止了“文革”期间的“革命输出”政策，转而积极引进外资，改革体制，并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种虚心接受和坚决改革的姿态给李光耀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后，他回忆道：“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能在现实面前如此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己之见，尤其是在邓小平当时已74岁的高龄下。”

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小岗村，一份秘密契约正在被签订，这份契约叫“大包干”。当时安徽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许多农民为了活命不得不拖家带口外出乞讨。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邓小平在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一九七九年

1979年1月1日，中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结束了长期的敌对状态，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国际环境。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美。

对越自卫反击战：狭义是指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中国、越南两国在中越边境地区爆发的激烈战斗；广义是指从1979年到1989年近十年间的中越边境军事冲突。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

一九八〇年

1980年4月17日，中国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

1980年5月15日，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于正式成立。

1980年9月2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要求从1981年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开。

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通知,指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大包干”从此有了全国“户口”。

一九八一年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指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根本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是我党的一项战略决策。

到1981年底，全国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一九八二年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包产到户等各种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就农业和农村问题连续发出5个一号文件。

1982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指出，要使企业的经济利益与企业生产经营成果好坏直接联系，把责、权、利三者统一起来。

1982年12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

一九八三年

1983年4月24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制定的《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将国营企业原来给国家上缴利润的办法，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

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此后，建立乡、镇政府和各种合作经济形式的工作在全国展开，人民公社体制废除。

到1983年底，全国有1.75亿农户实行了包产到户, 占农户总数的94.5%。

一九八四年

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提出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

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要求积极支持有经营能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入集镇经营工商业，并放宽其落户政策。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性质和各项方针政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一九八五年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决定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从1985年起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

198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

1985年4月1日，我国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会议作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实施旨在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星火计划”。

1985年6月1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局《关于价格改革出台情况及稳定物价措施的报告》。

一九八六年

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

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

1986年10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鼓励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198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个计划因邓小平首次批示的时间为1986年3月，又称“八六三”计划。

1986年12月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2006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指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一九八七年

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的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1987年11月24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11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1987年12月1日，深圳经济特区启动全国首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　

一九八八年

1988年2月2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住房供应管理逐步由单位化向社会化、专业化改变。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1988年3月1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决定新划入沿海开放区140个市、县，包括杭州、南京、沈阳3个省会城市。此后，国务院又相继决定开放了一批沿江、沿边、内陆和省会城市，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格局。

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以及“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等规定载入宪法；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

1988年8月，国务院批准实施旨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火炬计划”。

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工作汇报时，提出“两个大局”思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待续。。。】

嘿嘿嘿。

华国锋这个党政军第一把手，过得还真是窝囊啊。

一九八九年

1989年初，东欧波兰等国和苏联先后发生社会动荡，至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苏联等国解体。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进。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谈到美国对华制裁问题时指出，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强调，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

一九九〇年

1990年4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国务院提交的浦东开发开放方案。

1990年11月2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计划和市场都得要。

1990年12月30日，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1991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

一九九一年

1991年3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决定继1988年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之后，在各地已建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再选定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等26个开发区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991年6月26日，国务院作出《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1997年7月16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2005年12月3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1991年11月29日 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指出，要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一九九二年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谈话，明确回答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指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道理。特别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次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1992年3月8日，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提出动员和吸引大部分科技力量投身于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

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指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目标是：争取用10年左右或更长一些时间，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体系、城乡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

一九九三年

1993年2月1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

1993年3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肯定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并签订《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这是两岸受权民间机构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谈。

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确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确定从1994年1月1日起实施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

一九九四年

1994年1月11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

1994年2月28日至3月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部署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求力争在20世纪末最后的7年内基本解决全国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确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1994年7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1994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

1994年10月2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

1994年11月2日至4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确定在企业开展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

一九九五年

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确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26日，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讲话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必须在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坚持不懈地着力提高国家的自主研究开发能力。

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行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7600多亿元，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提前5年实现。1997年，又提前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

一九九六年

1996年1月，隶属于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与“独立号”航母战斗群逼近台湾海峡，而美军如此大胆的举动当即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应。1996年3月，随着解放军第三轮导弹试射和大规模登陆演习的结束，美军开始逐步撤离航母战斗群。

1996年10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

一九九七年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决定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撤销原重庆市。

1997年3月28日，中共中央颁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2010年1月18日，中共中央颁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199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国家正式确立土地用途管理制度。2006年7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

1997年6月4日，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决定制定和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随后，科技部组织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又称“九七三计划”）。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举行，宣告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交接仪式后，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于7月1日零时开始履行香港防务职责。

1997年7月，在国际游资攻击及资本恐慌性出逃等因素影响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

1997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党籍，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1997年9月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

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宣布：在20世纪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我国将在今后3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2003年9月1日，江泽民在出席庆祝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成立50周年大会时宣布：在“九五”期间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基础上，2005年前我军再裁减员额20万。

1997年12月24日，江泽民在会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时讲话指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这是一个大战略。

1997年12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会议制定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一九九八年

199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

1998年6月中旬至9月上旬，我国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嫩江、松花江流域出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灾。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奋战，取得了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

1998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

1998年10月14日，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

1998年12月7日，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扩大国内需求，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基础上。

1998年12月14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

【续后。。。】

一九九九年

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安主持召开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时讲话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项振兴中华的宏伟战略任务。2000年10月2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1999年9月22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使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

二○○○年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通过试点，探索建立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和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有效办法。农村税费改革是继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来的又一重大改革。

2000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2000年10月11日；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2001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2000年10月11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讲话指出，实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动两个根本性转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就是新世纪之初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思路。

二○○一年

2001年5月24日至25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举行。会议指出，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在20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已基本实现。会议明确了今后十年扶贫开发工作的大政方针和主要任务。6月13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

2001年6月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6国元首共同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总结了党80年来的奋斗业绩和基本经验，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

二○○二年

2002年1月10日，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召开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确定在过去两年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全面启动退耕还林工程。12月14日，国务院发布《退耕还林条例》。

2002年6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2017年9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

2002年8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2002年9月12日。江泽民在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的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总结过去5年的工作和13年的基本经验，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阐述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报告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报告阐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报告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

2002年12月27日，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江苏省、山东省施工现场同时举行。2013年11月15日，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运行。

二○○三年

2003年3月5日至18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胡锦涛为国家主席，江泽民为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吴邦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温家宝为国务院总理。

2003年春，我国遭遇一场过去从未出现过的非典型肺炎重大疫情。

200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2003年12月30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启动。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

200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二○○四年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决定胡锦涛为中央军委主席。

二○○五年

2005年1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2005年2月1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等方面提出36项政策措施。

2005年3月12日，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要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2005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明确国家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2005年4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2005年7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当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更富弹性的汇率机制。

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06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2005年10月11日，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讲话指出，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要自觉顺应这一趋势，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58年6月3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正式成为历史。

200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十一五”时期，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六年

200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2006年1月3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指出，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体系和执法监督机制，惠及农民工的城乡公共服务体制和制度。

2006年2月1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指出，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

2006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强调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二○○七年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2007年6月3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这是中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的政策性文件，也是发展中国家颁布的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2007年6月7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出《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

2007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1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决定》。

2007年7月1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旨在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2007年7月1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指出，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2007年8月30日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明确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大会第一次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提出来。

二○○八年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

2008年8月8日至24日、9月6日至17日，第29届奥运会、第13届残奥会先后在北京成功举办。这是我国首次举办奥运会、残奥会。

2008年8月2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2008年9月，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2008年10月12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

2008年12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这是中国海军首次组织海上作战力量赴海外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首次在远海保护重要运输线安全。

2008年12月31日，国务院批复《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指出，要在促进环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区域的经济发展、推进粤港澳三地更加紧密合作、保持港澳地区长期繁荣稳定、参与亚太地区区域合作和全球经济竞争等方面进一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和先行示范作用。

【续后。。】

那时候，外事报道有《参考消息》，内容主要是政治方面，世界阶级斗争形势这些，国外经济方面的介绍好像很少。当然，还有专供高级干部的内参，经济方面的情报肯定也有，具体就不知道了。不过纸面的东西终究比不上亲眼所见，当时的中国和国外在民生和城市建设上的差距确实也大，比较受冲击大概还是不夸张的，“震惊”可能是出于宣传需要，为发起改开做点舆论准备吧。

很慢，而且，资本主义国家的信息被国家有意的隔断。不用说普通老百姓，就是高级干部，对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了解都极少。用孤陋寡闻来形容一点没错。中国和世界隔绝太久了。这就是愚民政策的威力。1978年王震副总理去英国访问，他看到英国的普通工人家庭都有小汽车，他不敢相信，他以为这是英国政府的摆拍。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当年（1978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出国考察的经过吧。

以下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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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月，法国总理巴尔率团访问中国。

这次法国总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本身是带着目的的，当时欧洲的市场面临着饱和经济停滞的局面，他们注意到了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迫切希望同中国展开经贸关系。

当时法国总理巴尔率团访问中国，随行人员中不仅有法国的外交部长，就连法国的外贸部长安德烈.罗西夫妇也在其中。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亲自到机场迎接，双方寒暄了一阵后，当巴尔注意到了人群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时，立即高兴的上前握手：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很高兴与你会晤。”

巴尔来中国之前，显然是做过功课的，因为谷牧当时主要分管的正是对外经济贸易工作。

中国显然也注意到了法国的热情。

访华结束以后，巴尔对华国锋提出了回访的请求，不过那时华国锋日常工作很忙碌，经中央讨论后决定，派谷牧率团去。

谷牧那时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安排这个任务，当邓小平找到他，要他谈对西方国家的看法时，谷牧毫不犹豫的说了一句：

“依我之见，腐朽的资本主义只会让他们越来越落后！”

邓小平笑着摇摇头：

“我看未必，俗话讲，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就怕见到西方社会后，是李鸿章去纽约，半天说不出话。”

一句话，也彻底打开了谷牧的心扉。

“那您的意思是……”

“我的建议是以你为团长，组个考察团，去西欧看一看。”

谷牧很爽快的就答应下来：

“没问题，我一定借这个机会，好好观察西方社会。”

一

在七十年代后期，虽然也派出过不少代表团赴世界各国考察，但国务院副总理领衔率团出国考察，在当时这还是首次。

无疑这次考察，也将决定中国的命运。

1978年，那时全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5亿，据说整个代表团为了准备出国的经费，还是通过好几家银行拼凑起来的，不少代表团的成员在时隔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次出行，仍然有很多感触。

“代表团出国之前，我们对国外的认识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而我们非常好。他们出去以后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经济很发达，并且很多人都非常热切盼望和中国做生意。”

据代表团成员，后来曾任深圳市市委书记、市长的李灏回忆：

“第一次出访西欧，即使是中央政府的官员亦不免出洋相。有一位不敢吃冰淇淋，大家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怕冷。那你可以把它加热了再吃嘛！”

不要觉得那是在出洋相，而是大部分人都是如此。

据说在1977年，原东北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叶志强率团访问日本，当时日本方面热情的招待了他们，吃饭时端上来易拉罐的饮料，可中国那时根本就没有易拉罐，甚至都不明白，日本人是怎么把钢材压的那么薄，还印上了图案。

那时，国内的罐头还是铁皮盒子焊上去的，要用特制的锥子才能打开。

双方经过十几年时间后，显然差距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

1978年5月12日，谷牧率领着考察团赴西欧各国考察，首站就抵达了法国。

时任法国总理的巴尔亲自前往机场迎接。

这无疑应该算得上是超高规格接待了，毕竟谷牧只是国务院副总理，但是在后来会谈时，法国总理巴尔强调：

“谷牧是代表总理来的，要按照总理的标准接待。”

按照惯例，警卫员是不允许上桌的，但据谷牧的警卫员袁增春回忆，当时他也在宴会的桌子上，尽管中方当时派出的是超高规格的代表团，但法国所用的接待标准并不是对等的，而是超出的。

其实不仅仅是法国，谷牧当时一共去了西欧五个国家，包括比利时、丹麦、瑞士、西德，每一个国家都用了超高规格的接待标准。

在比利时、丹麦，他们都是首相亲自迎接并主持会谈，比利时国王和丹麦王后甚至在皇宫中举行宴会来招待来自中国的代表团。

据代表团成员，主管山东经济的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谈了西欧各国这次超高规格招待的原因。

“从政治上看，我“三个世界”理论和反对霸权主义，支持一个团结、统一、强大的欧洲的政策效果很好；从经济上看，1974年石油危机后，西欧各国的经济处于一种停滞和萧条状态，开工不足，资本、设备、技术和产品都出现过剩，急于找出路。而我国在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公布了十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在西欧引起强烈反响。”

简而言之，当时的西欧各国都热切期盼能够同中国展开经贸合作，甚至直白的表示：

“你们需要什么，我们能提供什么？”

在法国，谷牧同法国总理巴尔谈，本来按照流程应该先谈政治问题，但巴尔直接略过了这一话题，他直接开门见山：

“这些问题您同总统会见时再讨论，我们今天主要谈经济。1977年法中贸易额为什么下降，这同两国的友好关系不相称。”

法国总统德斯坦后来在会见谷牧时也直截了当的说：

“法国的东西那些是中国需要的，法中两国还能在哪一方面进一步发展与合作。”

有意思的是，当时中国代表团还没有回国，法国银行的董事就已经飞到了中国，直接表示要提供25亿美元的贷款。

到了西德以后，西德提供的显然比法国更多，因为西德各州都有很大的权限。

比如在黑森州，州长当着中国代表的面直接表示：

“我们可以直接存200亿美元到银行，供你们直接使用。”

到了北威州后，州长更大方：

“如果你们要用50亿美元，可以直接拍板定下来，如果需要用200亿美元，则在宴会后1个小时内谈判即可决定。”

尽管宴会上的戏谑之言不可作数，但也让谷牧深刻的认识到，他们急需要为他们过剩的产品、技术、资本找出路。

二

日本的工业水平发展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中国，那么西欧各国是个什么样子呢？

从出发之前，谷牧就已经定好了内心的想法：

“反正国家的外汇都已经花了，那我们就应当尽量多看多学一些。”

当时的中国确实应该打开新的思想观念。闹笑话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看清差距，然后还要具备迎头赶上的勇气。

回国后，在谷牧的指导下，代表团一行人写了一份报告递交给中央，尽管已经竭尽可能的用朴实无华的词句描述，但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份报告中的内容还是让人赶到了震惊。

从5月2日到6月6日，谷牧率领的代表团走遍了西欧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也看到了我们同西欧各国之间的差距。

一些简单的例子，可供分析。

杨波记得很清楚，瑞士伯尔尼一个低水头的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而我国江西水口发电站，装机容量2.6万千瓦，员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

谷牧后来也在报告里提到了这个低水头发电站，他注意到水电站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用电子计算机控制，节假日的时候也没有人上班。

从某种程度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确实能决定生产力的发展。

同样的还有钢铁生产。

法国马赛的一家钢铁厂，年产350万吨钢铁，但职工数只有7000人，当时国内武钢年产钢铁230万吨，职工却有6.7万人。

西德1977年褐煤产量为12300万吨，职工数20000人，西德一家电力公司所属的露天煤矿，年产5000万吨，职工却只有2000人，更为关键的是，其中生产工人只有900人，其余大部分是维修人员，占全部人数的40%，煤矿上最大的轮式挖掘机，只需要五个人就能操作，一天产量就达40万吨。

可我国的露天煤矿，年产5000万吨需要16万工人，这其中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西欧各国的高速公路十分发达，并且已经形成了网络，而在七十年代的中国，高速公路还是一个很新鲜的话题，那时的中国，连一里的高速公路也没有。

七十年代的西德，高速公路只占全国公路的2%，但运输量却占全国总货运量的三分之一。

当时杨波认为，山东的公路建设在全国已经算是名列前茅，可到了西欧国家以后才发现，双方的差距确实很明显。

谷牧回国以后，在报告中详细的说明了考察的经过，并做出了结论：

“应当看到，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20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西欧国家完成这些建设，也不是一两天之内就完成的。

整个西欧在二战中被毁坏相当严重，当时中国代表团到了西德以后，杨波从大使馆借来了几部反映西德建设的纪录片，从纪录片中不难看出，战争结束后，西德的整体环境也很差，到处都是毁坏的房屋，在城市老百姓没有房子居住，甚至连吃的也很少，不少城市的人都是赶着马车、牛车到农村去找吃的，当然农村的环境不见得有多好，那时西德的农民耕地还用不上拖拉机，生产力同样很底下。

固然，西欧的发展同美国的马歇尔援助计划息息相关，但能够取得巨大的发展，仍然还是要靠自身努力。

据杨波回忆称：

丹麦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先进的工业国，也就只是靠从1957年到1970年这14年的时间，这14年的时间，丹麦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2%，工业产品出口额增加了5倍，在整体出口商品的占比中，工业产品也占据了绝大多数。

尽管代表团绝大多数成员在出国之前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但所见所闻还是让他们有种“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感觉。

三

1978年6月6日，代表团启程回国，在回来的路上，成员们就开始热切的讨论，这份报告应该如何写？

当然，不仅仅是要把所见所闻写进去，更重要的是，要针对国内的困局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既然西欧各国的产品、技术、资本可以拿来利用，但如何利用，确实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就发展科学技术，改革国内经济体制等一系列问题，谷牧提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1978年6月22日，这份报告递上去以后，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

同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一次会议，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亲自主持会议，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也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专门听取谷牧此次西欧之行的所见所闻。

谷牧记得很清楚，这次会议开了特别长的时间，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开到了半夜11点。

在这次会议上，谷牧连续不间断的做了七个小时的汇报，其中有在西欧各国的所见所闻，还有就具体经济改革方面给出的意见，可以说是打破了一贯的禁忌，酣畅淋漓的谈了自己的想法，几位老帅也在会议期间不时地发言，谈了一点自己的感想。

聂荣臻元帅在会上旗帜鲜明的表态：

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可以说该看的都看了，需要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引进，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到会议结束时，邓小平做了总结性发言：

“谷牧同志的考察报告，想必大家都已听到。这次西欧之行，着实有点出乎意料！以前总觉得自己和西方差距没那么大，现在看来，差得可不是一点半点喽！有差距就承认，这没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不思进取，固步自封。如果我们再不有所行动，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被人家远远甩在身后！看来，是时候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啦！”

邓小平对谷牧的汇报很感兴趣，在会议结束后还专门找到他谈话，并表示：

“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谈判到成交的时间。”

同年7月下旬，国务院召开有关部委负责干部参加关于加速四化建设的务虚会，谷牧又一次在会上做了汇报，并敞开思想着重阐述了自己的意见。这次务虚会前后开了20多天，尽管囿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大家仍然没有展开来谈，但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大家仍然是畅所欲言，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同时，开始重视对外国的研究。

“我们条件并不比他们差多少，许多方面还比他们强得多。一定要下定决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在这历史的关头，谷牧的一次西欧之行，成为了打开中国经济发展治理，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彻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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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评论：

不要拿现在的视角去看当时落后的中国。

现在看来很多理所当然、司空见惯的事情，当时都是禁忌，或者是新鲜事物。现在中国的饭店到处都是，而且没有一家是国营的了。但是，1978年，中国大陆还没有一家私人小饭馆。出去吃饭，去的小饭店都是国营的或者集体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第一家私人饭店，是1980年开的北京的悦宾饭馆。

再简单说几个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于1990年10月建交，是东南亚最后一个和中国建交的国家。此前新加坡是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非，1998年1月建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沙特阿拉伯，于1990年7月建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韩国，于1992年8月建交。

还信就傻了。

世界三分之二受苦有问题，一个大国就要吃喝玩乐，西方确实是发达国家，难道没有阶级矛盾？

这些外出考察的看不到西方的游行示威？

国内经济基础那么差就要立刻在生活上追求西方发达国家，国家安全不要了？

都2025年了，真理是不是核弹道，谁心里没数？

到了今天伊拉克追上萨达姆和平时期了吗？

这种宣传太不可靠，直到今天还拿来沾沾自喜实在令人作呕。

里面守常之子一句我不敢掠美让人印象深刻。

您别忘了还有著名的厨房辩论，至于更内部的信息来源，肯定会更全，看不看罢了。

不过也可能是您说的为了造舆论。

不过我是针对一段时间以来有那么一种说法，当时中国的领导人都闭关锁国，完全不知道外国的发展状况，然后忽然大开眼界。这种说法完全是谣言，有很多证据，包括参考消息。但这种谣言流传很广，还真有不少人信。

二○○九年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00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2009年4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至2011年8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

2009年6月16日，胡锦涛出席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的金砖国家（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领导人首次正式会晤并发表讲话。2010年12月，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金砖国家正式扩为五国。

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2011年6月7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至2012年7月1日，我国基本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

2009年9月1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2年4月1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二○一○年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在此前后，中国还相继与智利、冰岛、瑞士、韩国、澳大利亚、格鲁吉亚等签署自贸协定。2015年12月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

2010年4月30日，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举行开幕式。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的综合性世界博览会。10月31日，上海世界博览会闭幕。

2010年10月10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指出，用20年时间，使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010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1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0年10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二○一一年

2011年2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指出，要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011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二○一二年

2012年3月3日、9月15日、9月21日，中国先后公布钓鱼岛及其部分附属岛屿标准名称、地理坐标、位置示意图和钓鱼岛海域部分地理实体标准名称。

2012年7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指出，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

2012年8月1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启动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简称“国家特支计划”或“万人计划”）。

2012年9月25日，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胡锦涛出席交接入列仪式并登舰视察。

2012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习近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批准王岐山为中央纪委书记。

2012年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在广东考察工作期间讲话指出，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二○一三年

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讲话指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2013年3月5日至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张德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克强为国务院总理。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2013年3月20日，国务院全体会议提出，要坚决落实向社会承诺的“约法三章”，即本届任期内，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公”经费只减不增。

2012年3月23日，习近平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强调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呼吁各国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提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3年4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为适应职能转变新要求，决定先行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事项。至2017年年底，国务院围绕协同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简称“放管服”）改革，先后取消和下放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的比例达44%，彻底终结非行政许可审批，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达74%。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压减87%。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减少72%，政府性基金减少30%，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大幅压缩。部门设置职业资格削减70%。我国营商环境明显改善，营商便利度世界排名明显提升。

2013年7月9日、16日　国务院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明确提出区间调控思路，要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此后，在2014年、2015年又相继提出实施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

2013年8月1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截至2018年11月，自贸试验区试点由上海逐步扩大至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海南等地。

2013年8月。习近平在北戴河主持会议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汇报，明确提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2015年6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2013年9月7日、10月3日，习近平分别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先后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

2013年10月31日，西藏墨脱公路建成通车。至此，我国真正实现县县通公路。

2013年11月3日至5日，习近平在湖南考察工作期间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强调抓扶贫开发，既要整体联动、有共性的要求和措施，又要突出重点、加强对特困村和特困户的帮扶。12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扶贫工作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抓住重点，提高精准性、有效性、持续性。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2013年12月12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首次城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要坚持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基本原则。2014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至2017年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8.5%。

2013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提出单独两孩的政策。201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2016年1月1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实施，明确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2018年3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名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2013年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1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额2.21万亿美元，进口额1.95万亿美元。

二○一四年

2014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指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是治国理政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提出抓紧构建新形势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2014年2月7日，国务院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2014年3月至2017年年底，我国累计新设企业达1927.59万户，日均新设企业1.37万户。

2014年2月2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

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重点是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2014年7月15日，在巴西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宣布，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并将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

2014年7月2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2014年9月2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部署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2014年10月23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14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提出，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2016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

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并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宣布中国出资成立丝路基金。

2014年11月17日，上海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沪港通”正式启动。2016年12月、2017年7月又相继启动“深港通”、“债券通”。

2014年11月19日至21日，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行。会议确定乌镇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

2014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2015年3月28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2014年12月9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

201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201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的方案》，实现对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2018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

201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二○一五年

2015年3月7日，国务院批复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5月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2016年1月、2018年7月，国务院先后批复在天津、北京等34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2015年3月12日，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201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2018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印发《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纲要》。

201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2016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2015年3月26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首次启动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网”行动。4月22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100名涉嫌犯罪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2014年至2018年9月，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4719人，追赃103.72亿元，“百名红通人员”已有54名落网。

2015年3月29日，正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临沂舰搭载首批122名中国公民，从也门亚丁港安全撤离。至4月7日，共从也门撤出中国公民613人，并协助来自15个国家的279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

2015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

2015年5月8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提出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

2015年5月1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企业市场主体作用，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商业原则和国际惯例，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2015年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改革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明确中间价报价参考前一天收盘价。2016年2月，形成“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

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此后，陆续出台有关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资监管体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等多个配套文件。

2015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部署对各地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到2017年年底，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已实现市场调节。

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6年3月1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5年11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确立农村改革的“四梁八柱”。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讲话指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2月18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要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

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6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明确贫困人口、贫困村、贫困县在2020年以前有序退出的标准和要求。

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意向创始成员国共有57个。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456.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356亿美元，对外投资首超吸引外资，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0.5%，首次突破50%。

二○一六年

2016年1月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国家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5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2016年3月4日，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讲话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同时强调要着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2016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有关情况的汇报，确定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新区规划选址并同意定名为“雄安新区”。

2016年4月22日，中国签署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指出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2016年7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新一轮投融资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2016年9月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4部法律的决定》，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对不涉及国家规定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的事项，由逐案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管理。外资管理体制实现重大变革。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2016年11月1日，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首次公开亮相参加中国珠海国际航展。2018年2月9日，歼－20开始列装空军作战部队。

201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

2016年11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向全国推开。

二○一七年

2017年1月1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2017年8月8日、2018年6月10日，又相继发出《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2017年2月22日，十八届中共中央第十二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十八届中共中央共开展12轮巡视，巡视277个党组织，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现一届任期内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2017年4月26日，我国第一艘自主设计建造的航空母舰出坞下水。

2017年5月5日，我国自主研制的首款C919大型客机首飞成功。

2017年5月14日至15日，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2017年6月25日，中国标准动车组被命名为“复兴号”并于26日投入运行。中国高速动车组技术实现全面自主化。

2017年7月1日，习近平出席在香港举行的《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仪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家战略。

2017年7月8日，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2017年7月14日至15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举行。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大会认为，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并载入党章。

2017年11月19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决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全面完成。

201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2018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专项报告》。这是国务院首次按照“全口径、全覆盖”标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二○一八年

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2018年1月18日至19日，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十四、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2018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使命，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13日，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海南要着力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2018年5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

201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2018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2018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对国有金融资本实行统一授权管理，建立健全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四梁八柱”。

2018年9月3日至4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习近平主持峰会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提出中非要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会议通过《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

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讲话指出，新时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要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角度去把握，瞄准方向、保持定力，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撸起袖子加油干，重塑环境、重振雄风，形成对国家重大战略的坚强支撑。

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讲话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要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2018年11月5日至10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5日，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宣布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续完。。。后面打算再补充两个专题：价格闯关，分税制改革】

你以为什么？

就拿你说的家家有小轿车来说，你以为那时候没有各国人均小轿车拥有量的数据吗？

如果基层的人不知道，没注意到，那都可说。如果掌握国家经济的人没注意到，那就是失职。

还有你说得越拉越远，建国时距离是多少？拿日本来说，建国时我们几十万吨钢，日本在三十年代就几百万吨钢了。

那时有人觉得越拉越远，是因为他们经过几年快速发展膨胀了，真以为自己已经很不错了，结果发现还很远，又跑向另一个极端，好比胡耀邦。

意义也不大。

苏联的追求和美国就不一样，只不过世界舆论强行把两者拉到了同一水平线上，就此，苏联就解体了。

苏联根本就不是为了物质而成立的。

二战，苏联损失多少，美国损失多少，苏联赚了多少？美国赚了多少？

怎么可能发展相同、结果相同，但是发展下来，苏联也不次美国太多，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如果美国真牛，何必拉拢中国？

—— 价格闯关 ——

大事记

1977年4月，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关于成立国家物价总局的报告。当年8月，国务院决定改革全国物价管理体制，成立国家物价总局，在全国所有县及以上各级政府、相关政府部门、工厂、商店建立物价管理、定价机构， 配备定价人员。这其实就是价格改革的第一步，国家正式设置了价格管理与定制的机构体系，为后来调整价格，逐步走向市场化奠定了基础。

1981年7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负责研究、测算理论价格，提出价格改革总体方案，价格改革的具体方案正式提出。

1982年，出台《物价管理暂行条例》，进一步规范了当时的价格，完善了价格规定的相关法规。

1984年，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在莫干山举行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在会上，对价格改革要放一些还是紧一些分成了两派，但最终中间派的声音占了上风，那便是实行：“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的提出并非首创，在莫干山会议之前，中国其实早已存在价格双轨的情况，只是有实无名。

1985年6月1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局《关于价格改革出台情况及稳定物价措施的报告》。

1987年，全国各地出现的严重的通货膨胀，许多物品的价格涨幅超过20%。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改革的下一步方案必须要拿出来，中央国务院也紧急开会，研究价格改革的事项。当时研究的重点在于，价格改革要不要等一个宏观宽松的社会条件，价格改革能不能一步到位？针对这个问题，国内的学者进行了讨论，最终价格改革先行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可。当时邓小平公开表态：“价格改革这一关必须要闯过去的，这一关迟早要过，长痛不如短痛。”……当时德国专家委员会成员施奈德在宏观经济国际研讨会上曾向中国建议，不要把过多的目光盯着制定一个合理的价格，而是要建立起一个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让市场决定的价格才最符合价值规律。但当时基于各方面形势的考量，以及中央的一些领导认为价格改革的重要性，这个意见没能被真正采纳。

1988年3月，国家即将对一些主要农副产品零售价格进行调整的消息传出，从而刮起1988年的第一波抢购狂潮。

1988年8月19日，中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初步方案》。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价格飞速上涨产生了巨大的抢购风潮。统计数据显示，1988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总指数在1987年已上涨7.3％的基础上，又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份已达到19.3％，8月份，物价上涨达130%，人们大量提取存款，仅一个月全国提取存款高达300多亿，局面已经失控。

1988年8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出《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宣布物价改革的方案还要进一步修改完善，相当于宣布中止价格闯关。通知还说：为了稳定金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由人民银行开办保值储蓄业务，使三年以上的长期存款利息不低于或稍高于物价上涨幅度。这次价格闯关只把重心放在价格的改革，却没有出台一系列针对工资，分配和收入等各方面的配套改革措施，使得价格改革孤军深入，难以实践。物价闯关失败的教训被后来的领导者吸取，物资价格在价格双轨制的机制下继续缓步调整。

1992年9月1日，国家物价局宣布将571种产品定价权交给企业，22种产品产价格下放给省级物价部门，社会的反应虽然激烈，但已不复1988年的疯狂。至此，物价闯关正式成功，价格双轨制也终于走向了尾声。

得名

价格闯关本质就是价格改革，之所以叫闯关，主要是邓小平在1988年接见朝鲜外宾时将价格改革的曲折与复杂比喻为“过五关斩六将”。

剪刀差与农产品价格双轨制

改革开放前，中国长期存在着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情况。农产品的价格长期低于其价值，而工业产品的价格却高于其价值，违背价值规律，农业发展深受影响。……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决定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从1985年起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实行后，农村地区农民的一些农副产品就已经有在集市自行售卖的情况，价格不受国家定价约束。这其实就是一种价格的“双轨”。后来在粮食销售领域，对农产品价格的抬升，国家早就制定了“粮价三层楼”的设想，粮食产品价格双轨已经出现。

价格“双轨制”：“计划内”，“计划外”

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引入，计划价格与市场经济的不兼容开始显现。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品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二者之间的利润差越来越大，使得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

因而，从80年代初开始，主管基础工业的部门逐渐放松了对原有计划配额制的严格管理，既给企业“计划内指标”，又有少量“计划外指标”。企业按计划外指标生产的产品，就可以不按照计划价格由指定企业收购，而可以自由销售。这一政策模式便是价格双轨制的先声。

所谓“双轨制”，其实就是“市场轨”和“计划轨”并行，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计划分配的比例逐步缩小，市场销售的份额逐步扩大。双轨制既避免了价格一次性放开给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又延续了市场改革的精神，受到了国务院主管领导的首肯，从此成为价格改革的主导政策。

价格双轨制既不支持计划经济的国家定价，也没有完全放开价格让市场主导。久而久之，市场上各种产品的价格就陷入了混乱。没有国家定价的规范，加上市场价格缺少监管，到1988年，市场上出现了不少投机倒把分子，以及许多“官倒”的想象，市场经济乱象丛生，人们的不满情绪高涨。价格双轨制没有能够解决价格改革的问题，反而让价格改革停滞不前，悬在空中，成了一个弊端。此时取消双轨制进行新的改革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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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税制改革 ——

大事记

1980年，施行“财政包干”体制。

1983年4月24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制定的《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将国营企业原来给国家上缴利润的办法，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

1985年，国务院提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

1988年，提出延续财政包干体制。

1992年6月，财政部发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试点办法》，在财政部调研过的13个省、市中，选取9个进行分税制改革试点。

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颁布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了财政税收改革要点，其中核心是将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基于中央与地方事权合理划分的分税制，建立独立的中央与地方税收体系，遵循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原则，主要包括按税种划分政府收入、依事权划分确立支出标准、初步建立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确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税制改革历程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财税体制学苏联，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公有制企业的利润上缴，税制几乎被废除，只保留了农业税、屠宰税、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等有限几个税种，仅这几个税种还存在多重征税的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利改税”，开始重建税收制度。但当时按所有制对国有、集体、民营、个体工商户和外资企业设置不同税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同一税目还实行不同税率，这一制度设计提供了套利机会。比如，内资和外资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不同，很多人就“出口转内销”，先在香港设立公司，然后再回内地开设公司，一出一进，内资变外资，适用外资优惠税率。

当时也没有“出资人权益”的概念，所以对国企也按普通企业征税，然后再对不同行业的国企设置“调节基金”。当时的企业会计制度、税收征管制度，也都不健全。

1985年，国务院提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

1988年，提出延续财政包干体制。

财政包干制在短期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伴随着一系列问题。

第一，政府干预企业决策，预算外资金膨胀。

中央和地方实行包干，地方和企业也实行包干。地方政府和属地企业本就是隶属关系，地方政府又有能力影响资源配置。考虑到中央-地方-企业，三者的分成和包干方式，地方政府自然有很强的激励干预企业正常的经营决策，还有很强的激励将预算内收入转为预算外，中央财政收入占比越来越低。

第二，加剧通货膨胀和地方贸易保护主义。

1984年，莫干山会议提出取消价格双轨制，1988年价格闯关，当时社会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从价税与商品价格正相关，消费税属地征缴，再加上当时的利税改革没有彻底完成，有的地方实行“利税统包”，这就导致无论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都希望价格上涨，甚至政府帮助企业变相提价。

第三，央地间频繁扯皮，税收征管效率极低。

包干制自然涉及“包干基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年年就“包干基数”进行谈判，财政部的工作会议差不多每年要开三个月，央地间、各级财政间频繁讨价还价，不断扯皮。税收法定原则难以落实，征管效率极低。

最终的结果是，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越来越低，极大地影响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混乱的税收制度不利于提升企业的积极性，各地竞相出台各种所谓的优惠政策，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出现大量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债务风险急剧上升，经济建设效率急速下降。

所以，1990年的财政工作会议上，时任财政部部长的王丙乾提出：能不能从几个省搞分税制试点?

这样，分税制的改革试点开始提上日程。1992年6月，财政部发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试点办法》，在财政部调研过的13个省、市中，选取9个进行分税制改革试点。

1993年4月，时任总理朱镕基明确提出要进行财税改革，并再次进行了大量调研。

1994年全面推出的分税制改革，实际上可以视为“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两部分。

“税制改革”的核心是统一税制，建立了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流转税制度，同时保留了营业税、消费税和资源税，新设了增设土地增值税、城建税、土地使用税、证券交易税，并对（个人和企业）所得税进行了规范。

此外，还建立起了纳税申报制度和税务稽查制度，组建了央地两套税务机构，重构起市场经济财政体系的框架。

“分税制改革”的核心是彻底打破包干制，建立了中央税、地方税、央地共享税的收入划分体系和现代公共预算管理制度。新的划分关系，打破了央地间“此消彼长”的税收竞争关系，理顺了政府和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达成了“帕累托改进”，也有助于弱化地方保护主义，促进各地方政府间的良性竞争。

税制改革历程（财政数据）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原有的财政税收体制已无法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其弊端日益凸显。为消除这些弊端，中央政府采取了体制外优先的“增量改革战略”，并对国有部门实施“放权让利”措施，以激发企业活力，增强国有企业自主权。为此，中央政府相继实施了“财政分灶吃饭”和“财政大包干”制度，后者是前者的延续和发展，旨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明确财政权责，调动中央与地方积极性。初期，这些制度确实促进了政府增产增收，但随后弊端逐渐显现，如地区间“苦乐不均”、承包制寻租、市场割据加剧、重复建设等，且地方超收归己，导致中央财政受损，甚至出现倒贴现象。

改革开放初期，财政支出快速增长，财政收支缺口不断扩大，收支平衡压力骤增。1979年财政缺口达170.67亿元，此后多年持续赤字，1986年至1992年赤字更是持续扩大。1993年，我国GDP突破3万亿元，增长13.4%，但财政收支缺口仍达199.25亿元。经济高速增长未能缓解财政赤字，反而伴随市场价格高涨、固定资产投资过大、基础设施滞后等问题。同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26.1%，进口总额超出口总额，出现贸易逆差。此外，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至16.2%，加剧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影响公共服务供给。为解决经济过热，实现平稳增长，迫切需深化经济改革，尤其是财政金融政策改革。

在财政包干制实施初期，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显著提升，从1978年的14.68%上升至1986年的40.56%，并在1987至1992年间基本保持在37.5%至41.29%之间。然而，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比急剧下降至33.35%，相应地，地方财政收入占比大幅提升至66.65%。这一变化导致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受到严峻挑战。同时，1993年多个省份的财政收支情况显示，30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及重庆）中有18个省份财政支出超过收入，地方财政捉襟见肘，难以填补支出缺口。尤其是青海、宁夏、新疆等省份财政自给能力偏低，财政收入与支出比均低于60%，内蒙古、吉林、海南等省份也低于80%。

税收收入中，国有经济的贡献占比显著偏高，达到68.5%，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市场经济的活力。1993年，工商税收收入（含国营企业所得税）总计3808.5亿元，其中集体经济税收占比18.3%，非公经济税收占比则不足15%。同时，税收总收入4255.3亿元难以满足当年5287.4亿元的财政支出需求，加剧了对预算外资金的依赖。预算外资金逐渐与预算内资金并驾齐驱，成为一项规模巨大的财力来源，虽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但也带来了政府行为扭曲、企业负担加重、企业自主经营权受限等问题，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与发展。1993年，预算外资金口径随新企业财务制度调整而下降为1432.5亿元。

上世纪‬80年代的财政税收改革，实质上是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分级财政制度，然而并未真正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税收体系，反而加剧了财政税收制度的内部矛盾，预算内规范收入逐渐缩减，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愈发严峻。对此‬，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颁布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了财政税收改革要点，其中核心是将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基于中央与地方事权合理划分的分税制，建立独立的中央与地方税收体系，遵循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原则，主要包括按税种划分政府收入、依事权划分确立支出标准、初步建立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

分税制导致央地间财权和事权不统一？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没有深入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财权和事权不统一，不是分税制导致的，而恰恰是分税制改革未竞的使命。

很多人听过一句话叫“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讲的就是计划经济时代央地间的几次“集权-分权”。

1949～1978年间，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经历了五次上收和四次下放，大致特征是中央通过计划经济体制收放经济管理事权，但一直存在“中央收权时地方经济活力不足，中央放权时地方陷入混乱”这样的“收死放乱”循环。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向地方下放财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继续向地方政府下放计划、基建、物资、外贸等管理权。在下放事权和财权的基础上，中央开始逐步要求地方承担部分公共服务职能。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总体趋势是地方事权包干制范围内公共服务职责持续扩大，中央明确了地方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基本医疗、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职责，并通过转移支付机制保障地方财力。

此时，事权的内容由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管理权下放转向扩大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并且就相关的事权变更形成对应的法律法规，事权划分的法治化程度明显提升。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是重点任务之一。

这轮改革整体延续了分税制的框架。主要从预算管理、税收制度以及央地财政关系方面进行改革。基本思路是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

在税制改革方面，全面实行“营改增”，消除了重复征税的问题。

这轮财税改革，还基本摸清了地方债务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了政府资产负债表。所以，2015年的五中全会，针对前面的摸底，提出“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

2017年，十九大明确“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将事权改革列为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第一要务；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国家治理的高度，提出“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要求事权划分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形成稳定制度。

2018年，国地税合并，是进一步理顺税收征管关系，降低税收征管成本，实际上也是分税制改革的延续和深化。

最近，202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预期这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仍然是在坚持分税制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提高中央支出比重。

在具体方向上，可能继续强化预算管理，进行个税改革，探索财产税、碳税、数字税改革，以及全面推开“省直管县”，将目前的“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分税逐步变为“中央-省-市县”三级分税。

所以，1994年的分税制只是改革开放后央地间财权和事权调整的开端，一直到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调整依然在继续。

分税制的目标应该是“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原因在于，税收的征管要与央地财政收入总额最大、以及与促进经济发展激励相容，所以应该根据税种的经济属性确定财权和收入归属，再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保障各级政府获得行使职能所需要的财力。

不可否认，我国还是存在中央财政支出占比过低，部分应该中央承担的事权没有上收。比如，社会保障体系，虽然不断在实现跨区域的互联互通（异地业务办理），实际上还是地方管理为主。2018年后，逐渐开始强调全国统筹，但距离完整收归中央事权还比较远。医疗卫生领域，虽然有国家卫健委，但实际上还是地方管理为主。

还有一些涉及跨区域的司法事项，比如行政诉讼、知识产权诉讼等，目前都有对应的处理方法，但总体还是以地方为主的央地共同事权，中央承担的还不够。

但不管怎么说，在1994年刚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分税制的出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巨大提升。现存的一些弊端，与其说是分税制导致的，倒不如说是分税制改革未竞的使命。我相信，只要坚持依法治国，继续落实分税制，央地间的事权关系一定会进一步理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定然会更进一步，地方债务问题最终也会得到妥善解决。

我们当然希望改革可以一步到位、一劳永逸，但改革的实践却必须抽丝剥茧、逐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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