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政治，妙不可言（写到哪里就哪里） -- acton
一、中国政治富有活力
一直想用这个题目写点东西，原因是因为攻读西方政治学理论，慢慢悟出一些门道后，回过头来看中国政治，觉得妙不可言。于是乎对中国很有信心。不过，自己虽然与一些官员有所接触，但终究没有进去，很担心自己所说，未必确切。更何况，在这个时代，批评政府是一种风尚，如果替政府说话，难免怕被人误解为拿了钱。
在一些朋友那里，我似乎是一个另类，因为以我出名的保守态度。我不是共产党员，但却非常欣赏共产党。交接中，加入共产党但大骂共产党甚至主张西式民主的，大有人在，一些甚至行政级别不算小。而我却从不为那些批评声音而改变自己的立场，算是一个顽固派吧。读研究生的六年中，有过几次加入党的机会，而且也有学友力劝加入，但我都没有。所以如此，实在是自己并不喜欢从事政治的实务，比如开会或者从政。记得周谷城也没加入共产党，也属于非常欣赏共产党的那类。人问其故，说自己懒惰。此语甚得我心。
朱光潜说，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有演戏的，有看戏的。那个写《硬球》的美国人说：在核时代里，政治是唯一供成人玩的游戏。我玩游戏不行，看戏却有瘾，虽然一句也不会唱，但就爱忍不住指指点点，似乎自己很有研究。
上午《南方都市报》有个记者打电话过来（真不知道如何找到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口口声声李教授，高帽子戴着果然舒服，便也不去纠正她。问题是世界银行对中国各地市政府的一个评价。因为惠州排在国内第一，不免希望从我这里听到几句恭维或建议。结果一谈开，兴致一来，就随口比较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地方政府，然后又替中国政治讲了一通好话。这不免勾起我写下一直以来就有的意趣了。
我对于中国政治的观点是正确的吗？因为批评政治的观点如此之多，我似乎与多数人的看法有异。有时，我自己也怀疑自己。不过，在错误本身，也何尝不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呢？更何况，在这个时代，没有人能够先验确定某种立场的正确性。
唉，管他呢。先写着再说。我不知道我能够写多久，有想法就会码点字，能够写多少算多少吧。读者幸勿有过多期待可也。今天先说第一个观察结论，中国政治富有活力。
那个记者举了一个事例，想说明中国的投资环境问题。大意是，政府事先与某个外资企业联系好了，某一天要去考察。于是该企业准备好各种安排，只等这位官员前 来视察了。结果到了那天，该官员说另有事情，无法去得成。记者本意似乎想要套我对政府的批评，比如政府信用什么的。我听了哈哈直笑。
直观上推断，应该不是因为某种私人原因而推掉这种视察机会的。所以形成这个现象的合理解释应当是：突然有其他更为重要的事情，致使这位官员没有能如约前来。仅仅只是一两次这样的现象，大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位记者所以提出，恐怕也是因为这类的现象不是个别的。这种往往被意外事情来打断原有安排的现象，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特别常见。本来你已经约好了与朋友聚会，结果领导安排你出差，只好取消聚会。谁都经历过一些意外的安排，但是当这类的事情发生较多的时候，那就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第一眼看去，似乎可以认为，中国社会的可预期性较差，很少人能够提前两个星期预约一次谈话。往往是突然有空了，立即或者第二天拣个时间和地点见面。如果按照一些西方社会行之有效的惯例，提前两个星期就预约的话，这种预约往往白白浪费，不得不重新预约。
但反过来，它恰恰证明了中国社会以及中国政治的活力。当有许多重要的事情突然发生时，每个人都不得不作出选择。除非完全失去理性，选择的结果总是那些更重要的事情或机会。以那位取消视察的官员而论，除非发生公共安全事故，必须赶赴处理；其他事情中，其去做的社会收益一定会大于原先安排的社会收益。在这里，改变选择其实意味着机会较多，也意味着收益更大。
当然，表面上看去，似乎也造成了一些混乱，因为没有人能够明确预知未来的安排。但人并非一个完全受制于客观的动物，而是会因此作出一些改变。比如加快办事速度，提高时间利用的效率。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些大城市中，人们步伐加快，很少把时间花在无谓的活动上去。相反，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整个地球的运转似乎都慢下来。当看到一些人在阳光闲聊和打牌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中，被卷进去的我们很少有人能够停下来细细品尝生活与时代。
然而，活力正在于此。一个社会最有活力的时候，正是其中的人们忙碌不堪的时候，也是社会问题从生的时候。以此推论政治，也可作如是观。回头看这些年的政府变革，真可谓应接不暇。我敢说，这是全球范围内最伟大的政治变革和创新：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大幅度精简、城管队的产生、BOT的推广、经营政府、一站式服务、招商引资、开发区的遍地开花、大量审批事项改为备案、环保部分高调介入政治与经济、农村公共服务的初步兴起、义务教育免去杂费（免学费是义务教育应有之义）、乡镇直选、民主恳谈……。实在是花样太多太多。其中良莠混杂，固然有不少负面问题，但推动这些泥沙俱下的，却是一种喷薄而至的力量。
处在这个时代，既为它激动，也为把握好这个时代而感到有点力不从心。多少年后，那些读到这段历史的人，一定会为这段中国政治感到光荣与骄傲。而我，一个渺小的被时代挟裹前行的观察者，试图在呼啸飞行的历史中留下一些琐碎的文字。我的文字微不足道，而这种力量，已然造就了中国史上最伟大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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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继续
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区别。
很多事情本来应该是事务官做的事（比如，派个什么组员就把这次检查的事情办了），现在却偏偏要政务官打头，缺了他不行，——没有重要领导出席，怎么体现活动的严肃性与重要性呢？——这就是目前中国的特色。政务官人数有限，难免就忙不过来，于是只能按照某种排序做出选择与忽略。
倘若政务官只去做那些需要抛头露面的事情，其他本该事务官做的事情，就让事务官他们去做，“旗号”不再那么重要了，那也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的临时变卦了。
这与活力论恐怕没有太多关系。
拿这种角度给那些无能的官员开脱,估计连那些官员自己都想不到.
写这些东西却想不被误会拿了钱,确实难乎其难.
似乎开始恢复十几年前的繁荣景象
实际不过是周边大地区开始限制发展低水平密集加工业，加上周边地区地价上涨人工上涨等等因素，惠州就开始信心膨胀了
的思想，对同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或角度。他们不理解世界上绝大多数事情并没有唯一正确的看法。他们习惯了小时候“好人”，“坏人”的二分法。他们不愿意承认多视角的合理性。 遇上与他们不符的观点，他们往往采用以下方法来逃避 －－ 逃避进入成人的世界观。
1. 你被蒙蔽了
2. 你被收买了
3. 你脑子。。。
不敢有意卖关子，主要是想慢慢聊，一起讨论才有点味道。
河里有许多高人，我喜欢谈政治，但所谈的，其实并非研究方向，问题逐个提出，以期得到朋友们的美玉。
恐怕与一般的检查工作有别。当然，也许您是对的，毕竟我也只是猜测。
其实证明中国政治的活力，主要理由在于下面一段
抛砖引玉了。
我对于那个爽约事件的理解有所不同。简单的讲，是东西方社会差异所造成的。西方社会可以看作是由约定作为基础的契约社会，也就是制度为先；东方的社会则是由人本位来处理社会的各种问题。所以，在西方，约定是第一位的。任何事情一旦定下来了，无论发生了任何的突发事件，都要尽力去完成。而在东方，事情是死的，而人是活的。随机应变是作为一种褒义的形容词存在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也可说是玩忽职守。而西方式的处理方式，就是墨守陈规，保守僵硬。
所以，东方的政治，还是以人为本。大到整个社会、政治、小到某件琐事的运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修养和能力。而与制度无关。我们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制度降低到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步。情、理、法。重要程度一目了然。
以人为本，自然就需要某个特殊个人的存在作为处理一切事情的基础。虽然大家没有人人学习诸葛亮鞠躬尽瘁的做法，但是大小事必躬亲却是由这个习惯的。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这种人本位，就带来了有着越来越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处理。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政府和社会忙碌不堪。
我不是说这种人本位在根本上是不好的，但是很显然，这种政治制度的效率，更取决于领导者，而不是制度的存在。而相比于西方的法制社会中领导者的清静无为（相对的），我们忙忙碌碌的领导者们似乎更能得到大家的欣赏和赞同。
但是，我个人更喜欢老子所谓的无为而治的境界。与其让领导者个人素质成为大家的幸福的决定因素。不如让一些社会的螺丝钉来组成一个默默无闻的社会机器来运转。至少，在理论上，我们是公平的。
很多事情可以造成爽约。
比如：开会、会见、出差等等。
不是说轻视契约，而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比如约好了七天后视察，第五天的时候突然有了事情，开会决定该官员马上去趟北京。就算当天到了北京，可是第六天没见着人。那你说第七天的视察还怎么去？
事情终归是有个重要性的差别的，如果突发事件的重要性高于计划活动，而仍然坚持计划活动的话，最后的结果对谁有利对谁无利呢？
约好三天办到的事情，结果三天没办到，五天才办到，同样没有耽误你的事，你说算不算守信呢？
大学毕业后，学校推荐硕博连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