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确保台湾在中国 徐慧君 -- 群众演员

如果仔细盘点一下中国的周边形势，就会发现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安全形势，是改革开放20年来最为严峻的。

　　环顾东面，几十年前曾经血洗过中国，从不承认侵华历史并一再把中国视为敌手的日本一跃登上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地位；美国在东亚继续屯兵10万的同时，不断在关岛增加尖端武器的部署，同时变本加厉地对台湾出售武器，为“台独”势力助威撑腰；在东南亚，美国已经渗透到了马六甲海峡，眼下正在设法重返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还在觊觎距中国不远的金兰湾；在我西面，美国借反恐已驻军新疆门口。针对南中国海丰富资源的美菲联盟，东亚军事联盟，印日联盟，正在悄悄的形成合围中国的态势。

　　再看并不轻松的国内政治方面，台湾省的“台独”分子，新疆的“疆独分子，流亡海外的达赖集团，都在国外反华势力的挑动下跃跃欲试，猖狂至极的开展分裂活动。

　　面对这样一种严峻形势，中国必须从应付最坏的可能性着手，来考虑国家的安全战略、发展战略、国家统一战略，惟此才能在残酷的形势下站稳脚跟。

　　中国现阶段的问题很多，但若从发展的角度看，对国家安全来说影响最大、最深远从而也是最关键的利益，是中国与台湾和南沙地区的主权关系；影响这一问题的关键障碍是美国及其盟国在中国东部及东南海区再次拉起并日益收紧的从日本、台湾到南中国海区的环岛链条。与50年代不同并令中国担忧的是，这一次的目标明确对着中国的环岛链条并与现代卫星监控技术（比如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相结合。中国如不能在近期突破这道链条，而且在军事、特别在海军和空军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则中国就存在着失去台湾和南沙群岛主权的可能性。这并不是由于美国对台湾或东盟有什么特别的感情，而是由于这两个地区对美国――当然对中国也是一样――地缘政治的利益太重要了。

　　美国（包括日本）为维持其在远东针对中国的地缘战略优势、坚守所谓支持“民主社会”的承诺，并维护其世界霸主的威望，必拼死反对中国武力统一台湾。而只要中国的军事（主要是海军和空军）实力及其技术含量没有大幅度的提高，中国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绝对不会像贸易谈判那样有妥协（甚至没有平等对话）的余地。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经济实力如不以军事实力为依托就根本形成不了有效的国家力量。随着当代中国的发展步伐加快和美国对亚太地区军事介入的加深，目前留给中国的选择只能是：要么为与美国搞好关系，迁就美国，事实放弃对台湾和南沙地区的主权；要么在发展经济 实力的同时，尽快提高军事实力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并不惜举倾国之兵与美国一战。历来现实主义的美国在碰到意志坚决、十分强硬的对手（实行战争边缘政策）时将不得不面对现实，权衡利害，认真思考与中国合作的意义。[40]

　　任何国家的核心利益，大体上包括安全和发展两个基本方面或范畴。国家利益中安全和发展两个方面有着辩证的关系。发展离不开安全，安全依赖于发展。任何国家要直起腰板说话，只有力谋自强，“发展才是硬道理”仍是国家(特别是大国) 保障自身安全的最终手段。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打响了西方侵略中国的第一炮。而同是这个英国，其军事权威蒙高马利在六十年代初头一个公开告诫西方，千万不要在军事上进攻中国大陆。麦克阿瑟五十年代说中国军队“不是一支不可侮的力量”，闹着要进攻中国；而同是这个麦克阿瑟六十年代听到印度跟中国开战时说：“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五十年代中国警告美军不要越过朝鲜的三八线，美国置之不理；六十年代中国警告美军地面部队不得越过越南的北纬十七度线，美国没越雷池一步。如此巨大的变化是怎么来的？是抗美援朝打出来的，是中国军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是实力消长使然。

　　十七世纪法国外交战略大师红衣主教黎塞留有一句名言“有权力者方有权利，弱者只能勉力顺应强者之见。”在国际交往中，一个国家的话语权是与其实力成正比的。世界政治是大国间的游戏，实力决定一切，美国要搞NMD谁拦得住？美国要打伊拉克需要与伊拉克民主协商吗？需要什么理由吗？

　　这是一个凭实力说话的世界，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要想找公理，那是永远寻不到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生存的法则。

　　忍让与天理感化不了霸权，软弱被人欺侮。唯有实力才是国家关系中表达意志的手段，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实力都是国家交往中最重的砝码。

　　实力就是自尊，实力就是志气。

　　扬振宁教授在1976年访问祖国时曾不无感慨地谈到这样一件往事：美国纽约城唐人街上一家著名的华人餐馆一向实行“跪式服务”，1964年10月16日，当中国成功爆炸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后，餐馆的店员从此再也不向客人下跪了。

　　国力强盛是维护国家安全与尊严的物质基础。中国能否统一，关键因素在于大陆的强大。这个强大体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文化诸方面。在强大的大陆面前，台湾独立，作为美国围堵大陆的一个棋子，天天要跟十几亿大陆人的追求统一的意志抗衡，天天要考虑战争，天天提心吊胆过日子，恐怕不是人类智慧能接受的东西。

　　国力孱弱，是对不逞之徒的最大诱惑，中国的近代史一再印证这一点。

　　我们只有足够强大了，才能毫无疑问地维护自尊和地位，雄踞于世界的东方，重演汉唐帝国的荣耀。

　　退而言之，即使我们不作一头威风凛凛的雄狮，至少也必须作一头威武沉着高视阔步的大象。

　　因此，我们必须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尽快提升综合实力。为此，需要从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诸方面作不懈的努力。

　　确立财产权

　　经过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后，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维持7%左右的高经济增长率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随着中国加入WTO，这一问题将更加严峻。

　　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受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我国的外部需求不会有明显改善，而且从今年起，我国将较大幅度降低关税，进口的增长势头强烈，因此，净出口将会明显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会好转。虽然中国的经济形势相对不错，外资的流入还会继续增加，但难以抵消净出口减少的影响，在外部经济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基本上取决于国内经济的需求和供给状况。虽然政府采取了大力度的财政扩张政策来刺激需求，但是目前的中国经济运行仍然表现出总需求不足，扩张需求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这是因为，需求不足是由于受到供给的约束，政策失效是由于受到体制的限制，因此，不从供给方面和体制方面着手，单纯的政策操作和需求扩张是不会有多大效果的。

　　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还是仰仗了一种量的扩张。微观层面的效率问题、激励机制、创新精神并没有根本的改善。例如，中国的“市场”与“企业”，这两个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单位，在外国人眼里始终还象“黑箱”。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是“契约经济”，信用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市场经济中，大部分交易都是以诚信为中介来进行的。诚信是企业进行商业活动的一个必具要素。

　　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生命，它已经超越了资金、管理，变成了企业增强竞争力的最有力的法宝。没有资金可以靠信用获得，没有市场可以凭信用打开，缺少竞争力可以靠信用增强；而无信用支撑的经济活动让人缺乏安全感，极大地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

　　朱槠基到中央上任之初，曾公开约法三章，其中一项就是“绝不题字”。但是，绝不题字的朱槠基还是三次破例，三次题字竟是同样的内容：“不做假账”。

　　2001年4月16日，朱槠基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亲笔为该校题写了校训：“不做假帐”。

　　2001年10月29日，朱槠基视察了位于北京市天竺开发区的国家会计学院。朱总理在会议中心发表了重要讲话，并为国家会计学院题词：“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

　　2002年11月19日，朱槠基总理在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上，亲口讲述了他三题“不做假账”的故事。他说：“最近几年，中国建立了三个国家会计学院，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这两个都已建成。还有一个在福建的厦门，正在建设。我亲笔为这三个国家会计学院制定了校训。我很少题词，因为我的字写得不好，但是我为三个国家会计学院亲自写下四个大字――‘不做假账’。”

　　不做假账是会计人员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素质，身为一国总理，短短两年时间内，三题“不做假账”，正折射出会计行业造假行为之猖狂和屡禁不止、屡教不改的现状，而会计行业是关乎市场经济命脉的大事。

　　琼民源事件，银广夏陷阱，基金黑幕，蓝田事件，上市公司和会计师大规模造假已达疯狂的程度。不仅仅在会计领域和上市公司才存在造假现象，在事关人命关天的食品行业、医药行业，造假行为也是屡禁不绝。国家质检总局于2001年11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百日打假联合行动”，仅1个月时间，即查获假冒伪劣产品货值2.3亿元，捣毁制假窝点1090个。食品造假分布范围广，造假地点多，无照、无标生产，添加非食用物质、滥用添加剂、回收超期变质食品再加工出售等现象数不胜数。[41]

　　缺乏信用而且缺乏信用观念，这在我国已经成为社会通病。信用缺失已成为国民经济健康肌体上的毒瘤，严重制约了信用功能的发挥，大大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成本，降低了市场效率和经济的活力，恶化了市场信用环境和市场秩序，加大了金融风险，直接影响到市场体系的完善和资源配置效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指出，有关的研究表明，我国一些企业因为信用不高乃至失信，导致了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约6000亿元人民币。[42]信用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当市场缺乏信用时，市场犹如赌场。社会信用的下降，信息紊乱或信息失真的恶果，会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脱离正常轨道。互不信任的严重后果就是杀鸡取卵式的行为短期化与投机经常化，一个以投机心态支持的系统，无疑会断送一个企业乃至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希望，而集体信心崩溃之日，就将是整个经济系统崩溃之时。[4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自由化进程带来了大量的外资流入，然而同时发生的是一部分资本又重新流出中国，形成了资本外逃。1997年以后，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由于资本外逃引起不必要的外债增加，国内税基的减少甚至会引起生产性资源的净流出。

　　资本外逃，是指由于资本持有者对一国的政治或经济形势产生恐惧、怀疑，为了规避风险和管制，确保资本安全，而将资本转移到其他国家的一种非正常的资本外流。

　　大量资本外逃是墨西哥、东南亚、韩国、俄罗斯等国家( 地区) 爆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线，同时它反过来又加深金融危机的程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查报告指出，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其导因在于墨西哥本土的资金外流，而不是最初所推测的是由外国投资者因墨西哥政局不稳而争相抛售比索所致。[44]

　　在全球公论的四大资本外逃国中，中国资本外逃额占GDP的比重仅小于俄罗斯，大于韩国和墨西哥。换言之，在中国政府大量向国外举债的同时，却有相当数量的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失，也许是永久性地“消失”在国外。

　　中国资本外逃的数量没有官方公布的数字披露，学者们估计每年在200――400亿美元之间，十几年间累计超过3000亿美元。

　　我们现在面对着无奈的困境，一方面，将辛辛苦苦赚来的外汇存入西方银行，另一方面，本国经济却无法摆脱对外资的依赖。大量的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的危害犹如一个“贫血”病人在大量“失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将极大地削弱中国经济的发展后劲，减缓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经济学家董志勇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资本外逃作为一种地下或者灰色经济，在以前并没有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产太大影响。但若资本外逃的情况愈演愈烈，对资本原本就相对短缺的中国经济产生将较大影响，会不必要的加大中国融资成本，甚至还会造成中国就业机会的减少。

　　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董志勇领导的研究小组建立的模拟模型显示，以每年两百亿美元的规模计算，资本外逃可导致中国实际利率提高三点四个百分点，进而降低私人消费、投资和总产出（GDP）三点七、三点六和两点三个百分点。此外资外逃还将导致国内实际价格下降两点九个百分点。[45]而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增加100万个就业机会。

　　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的原因，有的是因脱离本国国情，过早地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在危机发生后引起大量资金外逃；也有一些国家的居民，因资金留在国内无安全感，通过正当或非正当的渠道把资金转移到国外。中国的资本外逃，主要原因是公民缺乏安全感所致。

　　中国外逃的资本包括两类，一类是一些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特权，通过贪污、受贿和“寻租”所得的巨额资金；部分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侵吞的大量国有资产以及不法商人获得的巨额资产；另一类是私人业主通过合法经营积累的私人资本。前者根源在于腐败，只要腐败的根源一天不除――产生腐败的制度缺陷不铲除，这些资本外逃就不会停止：而后一种外逃，则源于资本拥有者的心理预期――对政府现行政策及社会法治环境“不放心”。

　　民营资本的外逃，这些年是愈演愈烈，根本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障碍及由此所导致的私有财产法律保护的缺失，而且，由于在“市场”时代崛起的民营资本是新世纪中国经济中最具市场活力和希望的资本，民营资本的外逃将大大延缓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进程。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一枝独秀，主要得益于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并非稳定的内在因素作用的结果，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漂亮的GDP数字背后是银行大量的呆坏帐以及每况愈下的国企效益（有人激愤地说国企的现状是“生不如死”），这就注定了决策层在操作经济运行方面要调整一下手法了，不再是强行地生拉硬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我国的经济暂时摆脱了连续几年的“疲软”，宏观经济的确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的的趋势，但这一经济政策也存在着很大的负面作用，而且也有政策钝化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这种快速发展背后的种种隐患。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增加赤字、增加国债和增加政府投资。虽然前两年这一政策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现在这种推动作用正在减弱。尽管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与国际警戒线尚有距离，还有可增加的空间，但事实上，这只是暂时的表象。所谓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推行，将会严重增加我国未来5到10年财政负担，只是困难在时间上的转移，并没能真正解决困难。经济资源的有限性要求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只能是阶段性政策，否则势必导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我国目前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大低于国际一般标准，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受到财政能力的制约，是有风险的。

　　1997年，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78%，200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62%，根据投资银行所罗门的推测，2002年更会进一步提高到4.3%。

　　财政赤字扩大的最显著影响是政府债务的不断累积，表面上尽管政府债务仍在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下，但北京大学经济教授宋国青在2002年较早时估计，如果加上银行坏账和国企老员工社会保险开支等隐性负担，中国的政府债务实际上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70%：“如果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我们很快就会面对和日本相同的问题。”

　　除了潜在的债务危机以外，扩张性财政政策也让宏观和微观经济之间本来已经失衡的情况雪上加霜。政府花钱投资和制造就业，短期内有助吸收过剩的供应，但实施的时间长了，却也造成供应越来越过剩，进而制造通货紧缩、企业利润下降、银行坏账情况恶化等一系列的问题。[46]

　　持续使用国债投资，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与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相抵触；政府投资一般效率较差，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债项目逐步转向低效益或无效益，出现国债投资效益递减现象；政府工程质量一般难以保证，而且容易产生腐败。因此积极财政政策不能老用下去。考虑国家财力紧张，政府能用于投资建设的预算内资金和能发放的政策贷款数量有限，所以以政府投资引导民间投资，并逐步弱化投资增长对国债投资的依赖，十分迫切。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民间投资迅速增长，在1979到1997的19年间，非国有投资年均增幅为27．3％，高出国有投资近9个百分点；但是1998年出现逆转，非国有投资增幅比国有投资低了11．6个百分点。政府积极扩张财政投资，民间投资并没有被启动，这一状况自1998年一直持续至今。[47]这样看来，指望政府投资强劲地拉动民间投资，或者指望民间投资能弥补积极财政政策一旦退出，国有投资增速下降留下的增长空间，存在相当的难度。

　　中国目前不低于百分之七的经济增长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是由投资拉动，随着投资需求迅速增长，国家预算内资金对其满足能力呈现下降趋势，另一方面，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民间储蓄已达8万多亿元，如果加上居民手中持有的现金、国债、外汇等，实际的民间金融资本存量已经超过了１０万亿元。排除部分持币者“存钱备用”外，已有相当规模的资金有着较强的投资欲望。但这笔巨资进投资领域的很少，大都在休眠。如果有1／10能够从“休眠态”进入“市场态”，就会有上万亿资金进入投入－－产出循环，释放出来的活力将对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国家急需大量建设资金，一方面巨额资金躺在银行里沉睡不醒。这是近年来我国投资领域的怪现象。

　　在我们努力吸引国外储蓄流入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同时，国内储蓄却出现了闲置并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一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本国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只有伴随国外储蓄流入，对国内储蓄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才能不断减少对外国的依赖，否则必将陷入恶性循环。国外的实践经验也都表明，一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不能寄希望于外国资本，它归根到底必须依靠国内储蓄和资本。

　　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持续不断的动力。从现实经济态势看，民营部门仅仅用三分之一的社会资源便创造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财富，民间投资的潜力十分巨大，唤醒“休眠”的民间资本，就能为经济增长装上新的引擎。如何有效释放民间资本能量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就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民间资本的“休眠”，并不是它们没有投资的欲望，实在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我国的民营经济尽管有了长足进展，但目前依然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技术门槛和产品附加值低、竞争激烈的产业领域，这些夕阳产业的竞争日渐白热化，效益回报已显疲态，几乎没有什么投资空间可言。而目前利润丰厚、成长潜力高的朝阳行业，不是政府有着严格的准入管制，就是存在较高的产业准入的资本及技术障碍，从而使得民营企业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分享这些产业的丰厚利润，也影响到其投资积极性。

　　当一个人获得了新增收入进行新的投资时，如果投资过程成本过高，他的投资活动就会受阻，或者减少投资行为，甚至干脆不去投资。

　　民营部门是中国创造就业机会的主要动力，非国有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而雇佣劳动力占城市劳动力的一半以上。1991至2000年10年间，国有单位因精减人员减少了2500多万人，而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却吸纳了2600多万人就业。全国平均每位企业主以33万元的私人注册资金，可以创造除自己之外的6．1个就业岗位。截至2001年底，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7474万人，每年都要安置上百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如果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１亿多农民，民营企业实际吸纳的劳动力达２亿人左右。这对稳定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

　　中国私营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和解决扩大就业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受到思想观念、体制、法规、政策等方面的影响，“所有制歧视”仍然严重残留于政府及其下属部门，使其难以享受与国有投资同等待遇，如在投资领域、融资、税收、用地，用电等方面不能一视同仁，特别是市场准入限制和融资渠道不畅，私营企业要在不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求生存，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这是导致民间投资乏力的主要原因。

　　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待遇最低，所受限制最多。据了解，国家法律法规除必须垄断的少数行业（武器制造等）明显禁止民间资本进入和对一部分行业有100多项管置审批限制规定外，没有对民间资本有特殊歧视性的规定。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由于存在着行业垄断，和部门与地方保护主义，对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设置了许多限制。民营经济在基础设施行业，新型服务领域；大型制造领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进障碍。广泛援引的例子是广东省东莞市80个行业中，允许外资企业进入的62个，而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只有42个。东莞是一个私营经济发展环境很宽松的地方，东莞如此，其他地区就可想而知。即使在允许进入的领域，民营企业进入的审批，比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要复杂和困难得多。[48]

　　目前在正式的政府文件上对民间投资的不恰当规定大部分已消除，但民营企业面临国企软约束的不公平竞争，造成民企的巨大困难。世人瞩目的西部大开发中的标志性工程西气东输项目，此项管道建设投资400亿元人民币、投资回收期8年―10年、财务内部收益率12％的国家重点工程全面对外开放，其原则是：第一、全线开放，全面对外合作；第二、不搞国有独资，外方可以控股，比例不受限制；第三、合作方式不受限制，可以采取合资、合作或者其他形式。在这些国家发布的政策中，有一点是明确的：在有高额利润保证的重大项目中，外资可以优先，国有大企业可以合作，而民间投资则很难分得一杯羹。其次是中国电信业的重组，在近期中国电信分解为固定电话、移动通讯、寻呼和卫星通信四大产业集团的重大改革中，丝毫没有引进民营经济的因素。另外在土地使用权、进出口权、人才使用、关键性原材料供应等方面，对民营经济的限制也时有发生，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民间资本的经营环境和投资环境。

　　行业准入并不是唯一的政策门槛。在资金融通方面，非国有企业筹资困难，融资成本高是另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资金短缺一直是民间投资能力的限制因素，当前民间投资资金来源主要还是靠自我积累，滚动发展，长期以来，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50％到60％靠自筹，国内贷款、利用外资分别只占15％左右，来自国家预算的投资不到1％。民营企业往往很难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融通资金， 只能依靠个人家庭储蓄或者以高出国家法定利率许多的成本从黑市拆借，结果不仅融资数量小、成本高、纠纷多，还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

　　在直接融资方面，企业内部职工集资和社会集资，曾是民营企业筹资的一条重要渠道，经过近年来的金融整顿，原有的融资渠道关闭了，与中小企业发展相配套的融资体系又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同时，能够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民营企业极少，大多数民营企业由于资产规模小、缺乏国企背景而被挡在股市大门之外，有的民营企业只好付出惨重代价走“曲线上市”道路，如海外上市、借壳上市、捆绑上市等。[49]

　　从内外开放不均衡的现实看，中国市场经济对外开放有余而对内开放不足，已经被证实为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失误之一。

　　中国经济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实行内、外资分别立法的双轨制。长期以来，中国通过给外国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通过对外贸易企业过大的政策倾斜，导致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大（目前约40％），也导致了国内外企业的竞争环境差距大，如中国格兰仕集团总经理曾说，“外资企业有5％－8％利率的融资环境，而我们能争到18％的年息贷款就谢天谢地”。[50]

　　中国给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除了给予外资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优惠外，最主要的表现为税制差异。外资企业享受免征部分税种、退税优待、低税率、减免税期较长等优惠措施，此外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在税前成本、费用扣除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使得外资企业在应纳税所得额计算方面口径较窄。凡此种种，使得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明显低于国内民族企业。

　　据测算，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税赋负担率总体上比内资企业约低５个百分点。在许多地方和领域，外资企业可以获得免税、减税和缓税等优惠政策，而民营企业则无权享受。[51]

　　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也导致了大量假外资现象的出现，并致使大量资金外逃后再返回来享受优惠政策。进一步来说，对吸引外资的不恰当的强调，诱使各地竞相出台地方优惠政策，严重损害了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了资源浪费，最终损害了民族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对于外资企业来说，它们因为市场意识强，本来就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在政府操作税收优惠等宏观调控工具的作用下，外资企业将进一步增强其优势，从而过度吸纳高素质劳动力、资本、技术，成为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民族企业陷入经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税收优惠政策也会扭曲外资企业本身的资源投向选择。在优惠政策的刺激下，外资企业有可能选择那些规模较小、经营周期短、见效快的项目，以实现其利润最大化。

　　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对跨国公司和外国政府的软弱和忍让态度，和中国迫切需要外资发展经济有关，但与此同时，由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却对国内资本采取抑制的政策，这影响了自身经济实力的提高，无法尽早摆脱对外资的依赖。[52]

　　早在1992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先生就指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其长期增长必须主要依靠内需。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在经济、金融与市场上受制于人，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一个不甘人下的国家，归根结底只能依靠自己，如果有他人的帮助，那么这是份外之福，不应该视为长期的保证。避免长久地依赖他人，这样才有国家行动的自由。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不想永远处于受制于人的状态，就只有将这些经济命脉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以依靠国内市场为主才是可靠的。[53]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长期靠外贸来拉动经济既易受国际政治经济风浪冲击，也缺乏后劲。相反，以内需为基本动力，扩大中国占世界市场比重时，既可植根于内，又可引富于外，强化中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实力地位。中国的巨大人口可以成为巨大的财富。试想，只要东部沿海达到四小龙的水平，哪怕其余人口都原地踏步，中国市场也可匹敌美国了。事实上，内地也在飞速发展，沿海早已不得专美，这样进一步加大中国市场的总容量。

　　从现在的情况看，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过度依赖国外市场，经济增长率的稳定性也将越来越受制于国际市场。一旦外部环境发生突变，经济增长极易遭到顿挫。美国的国家战略是不变的，只要中国的经济力量的发展超过了美国允许的程度，它是可以随便找到一个借口挑起战争，中断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就像当年英国对付德国一样。国内市场只有靠本国来组织和壮大，一个政府不仅要保卫与壮大本国的生产力，而且要保卫与壮大本国的购买力。指望大开国门跟美国搞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无间的程度，以此促使美国放弃对中国的遏制，这完全是一相情愿。[54]

　　因此，从长期来看，出于国家经济稳定与安全的考虑，我国的外向型经济不应盲目扩展，而应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扩大国内需求，进一步形成消费和投资的双重拉动，由外部驱动转向内部驱动，乃是中国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根本之策。这一方面是为应对目前世界经济减速运行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国内市场非常庞大。而目前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仅为60％左右，低于最近10年世界平均消费率78％－79９％的水平，国内市场还有很大潜力。坚持扩大国内需求，努力开拓国内市场，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同时也可以使我国经济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减少对外部 经济的依赖，增强抵御国际经济危机的能力。

　　综观世界各国，大国经济一般都是内需主导型经济。美国2000年外贸依存度为20．7％，日本为20．1％，也就是说，美国和日本的GDP中有80%是用于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而同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为44％左右。习惯上我们总是将美日经济归于高度发达的外向型，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我国人口大大超过美国和日本，所以依赖国内市场的份额理应更大。

　　2001年在世界经济增速减缓的情况下，只有中国、俄罗斯和印度3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5％，它们之所以受世界经济影响较小，主要因为它们都是大国，有庞大的内需市场。

　　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是依靠民营企业实现的，中国下一步的发展要更多地依靠民营企业。现在，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遇到各种阻力，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还不能被一视同仁，民营企业得到的事实上是“反向国民待遇(reversed national treatment)”。很多国企和外企能做的事，民营企业反而不能做，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长期缺乏对内开放的过程，缺乏对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的改善，启动民间资本就会画饼充饥。

　　民营企业的发展道路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入WTO之后，按有关协议，在今后5年内外商将全面进入中国的各个产业包括现在尚未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电信、金融、保险等诸多垄断领域，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投资比重将更为明显地攀升。而从道理上讲，在对外开放之前，应先对内开放，否则将产生严重后果：一是国有企业总体上不敌外企，已有公认，如再不加紧发展民营企业，若干年后中国市场岂不成为外企的天下？二是现在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策略是，“先占领市场，后谈利润”。我国私人企业本来实力就不如人，如不先下手为强，将来根本无法从外资企业手中夺回市场。这可能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最大的危险。

　　中国政府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心态也许比较复杂，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外资企业跨国公司同样是私人的。俗话说，肉烂了烂在锅里，民营企业毕竟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部分。

　　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过度，有控制中国经济的危险，严重威胁了我国的经济安全。跨国公司在中国搞国际一体化，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好事，但是就经济安全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坏事，因为中国高度依赖国际分工，一旦没了跟外面的分工关系，你甚至连一件象样的产品都生产不出来，加大了对外技术上的依存度。如果我们的经济都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话，中国的经济活动就完全受外国的支配，中国人只是四肢，大脑和嘴，头脑在外国。[55]

　　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的一个重大教训是，对外资银行过度依赖，导致外资控制了本国银行体系，致使国家金融主权削弱甚至丧失。在过去10年私有化过程中，阿经济已外资化甚至外国化，外资控制了阿经济命脉，银行体系也是如此。目前，全国十大商业银行中，七家为外资独资银行，两家为外资控股银行，商业银行总资产的62%～68%被外资银行所控制。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导致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下降，经济和金融主权名存实亡，完全受制于人。[56]

　　另外，从长远的经济战略安全的角度上看，也不能排除中国与美国交恶时西方大企业在本国政府的政治压力下撤资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目前很小）。

　　一旦中国的经济为外资所控制，当初积极鼓动中国加入WTO的人，恐怕会成为民族的罪人。这并不是因为加入WTO的这个主意的错，而是因为对外开放的同时，没有对内开放，没有很好地利用制度的创新来发展民营经济。所以如何给民营企业以国民待遇，创造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的问题，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显得迫切。

　　我们生活的世界，最富有的工业国家和最贫穷的非工业国相比，人均收入之比是400：1。美国、日本、西欧发达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均真实收入的差距高达10倍到30倍。而在250年前，最富和最穷国家人均收入之比大约为5：1，欧洲与东亚或南亚（中国或印度）的人均收入之比大约在1：1到2：1之间。

　　现在经济史家一致认为：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人均收入差不多都在维持生存的水平，相互之间的差距很小。工业革命之后，美国、日本、西欧各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50－300倍，整个20世纪，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增长至少在10－30倍。但与此同时，多数国家人均收入却几乎没有任何增长。

　　为什么各国经济增长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发达国家凭什么实现了惊人的经济进 步？落后国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贫困的恶梦？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源泉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解释，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一直到文化宗教、风俗民情、机遇命运，凡影响人类生活的要素几乎无所不包。斯密强调劳动分工的效率，李嘉图重视比较优势，马克思提倡科学技术，熊比特推崇企业家精神。索罗将其归于“劳动的有效性”或技术进步，保罗?罗默强调知识积累和发明创造，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尤其是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几乎每一个经济学家都试图提出自己对经济增长的解释。

　　迄今为止的经济增长理论给出的解释是：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经济持续增长的充分条件，但肯定已经发现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确的私有产权保护（包括廉洁的政府、公正的司法）、自由的企业和竞争的市场（最少的经济管制、最少的政府垄断和行政干预）以及普遍的、基本的全民教育。[57]

　　民间积聚着巨大的投资能量和投资热情，面对着加入ＷＴＯ的的新形势，民间资本亟待在竞争中壮大自己。但如果民间资本仍然得不到公平的竞争环境，就等于是我们自己卡自己的脖子。因此。“激活”民间资本，不能光在口号上重视，更不能叶公好龙，而是要采取踏踏实实的措施，消除阻碍民间投资的各种壁垒。纲举目张，笔者认为，明确界定财产权和对合法财产的有效法律保护，消除所有制障碍，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

　　对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的核心是对财产权的明确界定和法律保护。

　　西方工业化国家有绵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财阀或家族企业，中国社会的定则却是“富不过三代”，原因就在于产权制度。西方社会很早就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成文法，民法、商法完善而详备，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从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有的却是周期性消灭富人的制度性因素和传统，文雅些的是“借商”（唐玄宗、唐肃宗、唐德宗），直接些的是“告缗”（汉武帝）[58]，甚至赤裸裸地剥夺――明朝最有名的江南巨商沈万之，可谓富甲一方，朱元璋看他不顺眼，令他修建南京城的城墙，结果一面墙还未修好，沈就破产了。

　　古往今来，中国的富豪显贵和政权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林语堂称之为官绅富“三位一体”），这种格局导致政治斗争必然介入经济领域，暴富者不善终，财富的得失与权力的得失正相关，由此造成财富状况的不确定性。按照中国社会的规律，一有运动首先就会向私人资本开刀，这也是导致社会发展极其缓慢的重要原因。由于财产权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障，使得短期行为大行其道，富人们“今朝有酒今朝醉”，为富不仁，骄奢淫逸遂成为历史的常态。

　　印度卧莫儿王朝时期有一个奇怪的习俗，当富裕的官员或商人死亡时，皇帝要索取他们的全部财产，所以统治者把搜括来的下层民众生产的经济剩余挥霍一空，财富积累不能通过遗赠或其它的方式传给后代，使得奢侈挥霍风行，只花费不贮藏是那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正由于此，印度的靡丽奢华是建立在卑陋的基础之上的，由于财产所有者的全部财产死后有被抄没的危险，所以贸易受到严重的损害，工商业经常处于风雨飘摇之中。[59]

　　作为市场游戏规则核心的市场秩序一旦出了毛病，市场配置资源的效 率和质量就得不到保证，经济多年的发展成果可能将毁于一旦。规范市场秩序的目的就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有序化和高效化。离开了规范的市场秩序，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效运转和持续、健康发展。市场秩序混乱就是慢性自杀，无序的市场经济根本无法谈及效率。而这种状况若得不到及时的根治，它还会像肿瘤那样，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要有良好的经济秩序就必须有明确的产权制度。产权是指资源的产权，明确界定的资源产权，具有三层含义，其一是资源的使用权有明确的界定，即资源的使用有明确的决策主体和执行主体；其二是资源的有明确的界定；其三是资源的转让有明确的界定。没有资源的转让就没有资源的充分流动。

　　产权是人们道德操守的基石，“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语），这话反过来讲就是无恒产者爱骗人。大量私企、民企不讲信誉，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感到自己的产权无法得到可靠的保障。明晰的产权是个人和企业追求长远利益的动力之源，产权不清，人们就无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自然就没有必要讲信誉。信誉是为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当人们不肯考虑长远利益的时候，信誉就无从谈起了。只有有追求长远利益的人才会讲求信誉，破坏产权，实际上是一种搅乱预期，从而毁灭道德的行为。

　　财产权的保护与信用正相关，无论是金融还是国家安全都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中国企业和个人不讲信誉以及资本外逃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的产权不清楚，没有确定的私人所有者。

　　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和可重复博弈的规则，使人们之间的博弈变成长期的重复博弈，使人们对未来有一个积极稳定的预期。而产权不明晰，人们之间的交易只停留在一次性博弈上，你的信誉的价值随时会被别人拿走时，讲求信誉就不是理智行为。

　　政府的重任就是要承担起法律保障特别是保护产权的责任，这包括立法和执法两方面。财产权保护的真正含义，简单说就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能侵犯别人的财产。

　　中国改革的主要问题是怎样把一个靠等级来排序的社会变成一个靠产权的拥有来排序的社会。

　　政府最重要的是制定和维护公平交易的规则，而不是去搞什么针对某些企业的优惠政策，有一个公平竞争的体制加上有效的产权保护，什么高科技都可以发展起来。

　　无庸讳言，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充满了“原罪”，如果给所有现有的内资以合法身份显然是极不公平的，一个比较合理而又对社会震动较小的解决办法是赎买――对它们征收“原罪”税或“良心”税，然后用此款对改革的受损者给予一定的补偿。[60]

　　实施“良心”税其实是与中国渐进式改革精神相契合的，因为“改革始终是在变革与交易两者之间的平衡――在精神和态度上是变革，而在过程与结果上是交易”[61]，这应该是比较实际的选择。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了。只要进一步将体制理顺，让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和机会去奋斗，经济自然会快速增长。

　　时至今日，我国《宪法》还没有对私有财产（包括实物资本或货币资本）实施保护的明确法律条文。现行的1999年3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虽然已经确认“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针对国家如何保护私有产权这一实质性问题，该修正案仅仅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在这里，“合法权益”包括那些方面，如何届定，都缺少相应的配套法律予以明确。

　　长远看，解决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难题，也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当然，拖得越久，损失越大。

　　信用缺失问题以及资本外逃，从本质上讲，都是私有产权缺乏保护而产生的，一旦这个难题得到解决，作为社会善意的回报，规范的市场秩序，国民经济的高效运转和持续、健康发展指日可待。

　　从现实来看，中共政权的合法性目前是奠基在经济的持续发展上，只要中国大陆的经济能够持续维持中高程度的成长，人民生活能够继续不断的获得改善，中共政权出事的可能性就相当的有限。从这个意义上讲，消除所有制障碍，确立私有产权（“三个代表”已经为意识形态方面的成见解套），其实最有利于中共政权的长治久安。

　　没有有效的私有产权保护就不可能促进长期稳定的投资，确立私有产权不仅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而且从政治上看，它还是建立一个民主和自由社会的基石。

　　财产最直接有益于人的幸福，又易于转移，人们很容易用它来交换其它的一切。财产是人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保障正常生活的盔甲或堡垒，对个人而言，它是人身的最好的保障，一个没有任何财产的人，只能是个蓬头垢面，食不果腹，在寒风中抖抖缩缩，沿街乞讨求人施舍的乞丐。

　　私有财产是独立人格的基础，只有基本的衣、食、住、行有保障，人才能真正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没有了财产权，欲做隐士而不可得，只能做奴隶。

　　社会的铁则是：主宰一个人的薪给，即可主宰其意志。只有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才能有独立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

　　俄国著名政治活动家列昂?托洛茨基指出：“在一个国家是唯一雇主的国度里，反抗意谓着慢慢地饿死。传统的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已被一种新的原则所代替：不服从者不得食。”??

　　经济收入不独立，而欲求个人独立却无处可立，只能陷入“人身依附”的罗网之中。

　　独立的不受任何力量或个人影响的稳定的经济收入，是破除“人身依附”这一顽症的唯一法宝，它是民主社会的前提，也是个人自尊、自由和独立的物质保证。

　　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使经济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是破除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人身依附”的釜底抽薪之举，唯如此，中国才能跳出治乱相循的怪圈，建立一个民主和自由的社会。

　　民营经济是我们经济中的一个亮点，它们不需要国家投资，只要政策对头，取消过去对它们的歧视和压制，它们就能很快地发展起来。

　　在当今中国，理念（如姓社姓资或产权）是“大道理”；体制（如是行政性垄断还是市场公平竞争）是“中道理”；政策（如利率、税率、汇率等）是“小道理”。“大道理”管着“中道理”，“中道理”管着“小道理”。在推动变革与发展上，“大道理”动一动，比起“中道理”来力量何止大10倍。

　　一个国家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全体国民勤奋劳动的结果。中国20年改革践行的是增量改革的道路，一部改革的历史就是不断扩大民企自由度的历史。我们有目共睹，一种并非来自体制内的革命产生的自由度已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如果政府主动进行制度创新，理顺体制，整个国民经济会是什么结果？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曾经放言：只要确定了产权，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体制，取消政府管制，中国的GDP年增长率至少可以达到30%[62]

　　人才兴国

　　国家进步的根源在于人力资源的素质和运用，人力资源的基本意义是指一国国民的“知识、技艺和性向”的综合[63]。所谓综合国力的竞争，实际上是国与国之间高科技的竞争、运筹策略的竞争、人力资源的竞争。人力资源的水准和拥有量是决定一个企业抑或一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竞争力的最关键要素。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曾在《寓言》中写道：假如法国突然损失了自己的50名优秀物理学家、50名优秀化学家、50名优秀数学家、50名优秀诗人、50名优秀作家、50名优秀军事和民用工程师……法国马上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因为这些人“对祖国最有用处”，而要重新培植这样一批人，则“至少需要整整一代的时间”。

　　假如法国只是不幸失去了国王的兄弟和那些王公大臣、参事、议员、主教、元帅、省长和上万名养尊处优的大财主，并不会因此“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不幸”。因为这些人并没有用自己的劳动直接促进科学、美术和手工业的进步。[64]

　　研究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们一致肯定：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不是资本积累，而是技术进步或技术积累（假定经济增长的其它必要条件都具备）。著名的索罗模型证明：资本积累只能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20％，80％来源于技术进步。这个结论被反复证明不仅适用于发达国家，也适用于欠发达国家。

　　中国历来非常重视资本积累，改革开放以后，非常重视引进外资。国内资本积累和大量引进外资，本身当然伴随着一定的技术积累和技术引进，但与制度化的技术创新完全不同。对制度化的技术创新重视不够，是中国政府和企业普遍存在的重大问题，这将影响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竞争力的提高。[65]

　　在2002-年3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韩启德委员在代表九三学社中央作大会发言时说，目前我国许多产业的核心技术和重大装备均依赖进口，西药、精细化工产品95％以上依靠仿制。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仿制之路将被堵死 ，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也将失效，要引进国外技术只能购买。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我国必须努力实现技术发展由引进、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转变。

　　在目前的知识产权体系中，所谓自主技术的最主要标志是拥有专利。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我国目前面临形势的严峻性：在高新技术领域，国外公司在中国申请的专利占主要部分，其中计算机占70%，移动通信占90%，集成电路占90%。就是在国内企业申请的为数不多的专利中，绝大部分是属于“小打小闹”，真正能形成拳头产品、带来核心竞争力的实属凤毛麟角。从2001年的统计看，国内申请的专利82%都是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有的电脑厂家宣布一款产品包含十几项专利，其实都是这种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专利。反观国外企业，在我国申请的专利中，接近88%的都是发明专利。[66]

　　另外，我国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性成果不多。例如，我国自1989年起实施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每两年颁奖一次，而2000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的一等奖是空缺，而且这两项奖已连续四届空缺。这反映出尽管我国基础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原创性、创新性的重要大成果偏少，为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提供的科学支撑不够，基础研究的实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67]

　　改革开放20年，中国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货早已销往世界各地，在国外的许多商场里“中国制造”的标签随处可见，中国的玩具、厨具和纺织品出口居世界前列，仅1998年就向美国出口了价值700亿美元的商品。许多人津津乐道于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现实情况却是中国从事的主要是低级产品和加工业，具备的优势是资源和廉价的劳动成本，中国落后的制造业和疲软的创新能力束缚了中国企业的手脚，而中国钢铁工业的“虚胖”、家电业的“芯太软”、制药业的“新药空洞”等等让中国企业一直抬不起头来，无法抵挡高技术和大资本的进攻。

　　最关键的是，“中国制造”以低技术产品为主，而即使有些产品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其关键技术还是“舶来品”。比如，彩色电视机技术包含一千多项核心专利，没有一项属于中国；虽然中国的土霉素、头孢菌素、盐酸强力霉素、维生素Ｃ、青霉素等产量居世界第一，但中国的医药工业是建立在生产国外的非品牌药和专利过期药之上的。[68]

　　从量上来说，中国的工业产品总量虽然比较大，但一般档次低，品种少。以钢铁为例，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钢产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但是中国产量最大的是低档次的建筑钢材，高档次、高附加值的钢材品种很少。2000年，中国进口钢铁97亿美元，出口40亿美元，逆差57亿美元。IT业及汽车业用的高档钢材，中国需要大量进口。同时，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差，仿造或模仿的产品多，也缺乏能支持大规模科研开发的大型企业集团。2001年世界500强中国有11家，但是这11家企业跟制造业有关的一个也没有。[69]

　　目前，我国已跃居世界第六大出口国。从贸易额讲，是贸易大国，可从商品结构讲，却远非贸易强国。排在我们前五位的国家，出口商品高科技含量超过60％，而中国2001年这个比例还不足15％。[70]

中国贸易逆差大的工业品中，第一是初级形状塑料，就是聚丙烯这样一些石油化工原料，逆差达到100 多亿美元。第二是集成电路，2000年的贸易逆差达到105 亿美元。这意味着什么呢？中国虽然生产大量的电子产品，但是高附加值的核心部件主要依赖进口。

　　中国现在真正有竞争力，或者说贸易顺差特别大的工业品是什么呢？服装300亿美元，鞋靴90多亿美元，玩具礼品等杂项将近200 亿美元。[71]

　　我国出口的制成品中相当比例的商品仍然是低附加值的商品，特别是劳动密集性的商品占有较高比重。表面看，我们的出口市场在拓展，集装箱重量在加码，实际却是现有的出口结构使中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越来越被动。

　　下面这个数字尤其能说明我们的窘境。 外经贸部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对法国出口约1亿双鞋，平均1名法国人要摊2双鞋，而这1亿双鞋挣来的外汇才够换回一架空中客车。[72]

　　在全球经济中，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是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片面主张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交换，在实践上危害极大，对于国家来说意味着丧失安全，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被人控制。

　　中国厂商普遍未掌握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技术主要依赖进口。中国的格兰仕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商，但关键件磁控管仍然信赖进口。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小家电OEM （贴牌生产）基地，但核心部件――温控器是从英国进口的。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但高性能柜机仍要采用美国谷轮公司的涡旋压缩机，而变频空调统统要信赖日本技术。由于产品档次低，中国产品出口的附加价值普遍偏低。看一看海关的报关单，一目了然：同样的产品，中国出口的一般只相当于进口的1/3-1/5 。[73]

　　虽然中国已经生产出世界上最多的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影碟机和微波炉，还有自行车、热水器，但在国际市场上还鲜见贴有中国自有品牌的货品，因为中国的产品大多以OEM （贴牌）的方式变成了外国货。

　　由于没有自己独家生产技术，很多关键的部件都要用人家的品牌，所以中国制造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根本无法与洋品牌相匹敌，结果只好为人家打工，为其做OEM （贴牌）定牌生产，而且做的都是普及型产品，所赚的也是薄得不能再薄的加工费。

　　OEM 的特征就是：技术在外，资本在外，市场在外，只有生产在内。在家电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各环节中，生产环节的利润是最低的。一些世界级家电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下订单时，会把价格压到最低，这种订单虽然量很大，但是利润却很薄，没有上升空间可言。而且由于产能过大，市场容量有限，中国的家电企业只有上演一轮又一轮残酷的价格战，从而导致全行业的利润微薄，相应地企业的研发费用短缺，在核心技术上无法摆脱对别人的依赖。

　　在商业领域中，生产已经不是主要的获利手段，流通才是真正获利的手段。中国没有自己的品牌，只是一个廉价的加工业者，所能赚取的利润有多少？

　　一个著名的提法，中国要成为世界产品的“生产车间”，但与那些跨国企业生产的造型新颖、工艺考究的产品赚取成倍的利润相比，这个“生产车间”创造的利润只有1%～2%！[74]

　　繁荣的中国制造景象背后还掩盖了另一个严峻的事实，即总体上中国国民经济和高技术产业所需装备已形成进口依赖。近几年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的2/3 依赖进口，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 ，石油化工装备的80% ，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 被进口产品占领。[75]

　　事实上，“中国制造”这个说法本来就是奇怪的，因为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中国制造”，“中国制造”是一个神话。所谓“中国制造”，不过是全世界制造业中的一环，而且是比较低端的一环，世界制造业真正的主宰仍然是世界上掌握高技术的跨国公司。当跨国公司将工厂乃至研发中心迁移到中国大陆，当中国大陆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的时候，跨国公司其实早就准备好了新的应对战略，那就是通过核心技术的掌握进而掌握规则的制定，再通过规则的制定牢牢掌握住竞争的主动。这样一来，就算所有的产品都是你生产的，主要的利润却是我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一个严重依赖出口、资本在外、技术在外、市场在外，只有生产在内的国家，即使其经济总量再高，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装配大国，不能成为经济强国，而且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76]

　　在国际贸易领域，传统的“比较优势”概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在李嘉图最早明确指出比较优势之时，主要指的是资源禀赋优势（包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但随着技术在全球生产中逐步占据支配地位，传统的比较优势已经难以发挥作用。最根本的比较优势是技术领先的优势，不是资源的富有或劳动力的廉价。经济全球化使这个问题更加尖锐。比如，美国2％的农业人口可以养活其余98％的人口，并创造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出口。中国农民不知比美国农民廉价多少倍，但中国农民的生产力比美国相差更远，所以中国农业在国际市场上无力与美国竞争。

　　过去人们相信所谓“后发优势”，以为仅仅通过引进和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就可以赶上发达国家甚至超过他们。但历史经验没有提供后发优势的任何佐证，而且增长理论的严格数学模型已经证明：如果一个国家只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她永远不可能赶上先进国家。理论还证明：如果一个国家以比先进国家技术创新速度更快的速度引进技术，那么她有可能赶上先进国家，但要超越先进国家，就必须依靠自主的技术创新。中国自主的技术创新不仅远远落后美国、欧洲、日本，而且连韩国都不如。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包括政府决策者）一直热衷于“以市场换技术”，即外国大公司觊觎中国巨大市场，自然会将先进技术和管理带入中国。不可否认这的确有一定效果，但自主创新的落后是中国经济致命的弱点，以市场换技术无济于事，基本上它们转移到中国的多半是在国内已经淘汰的技术和产品，而且跨国公司通过对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产品征收技术转让费，间接达到了占领这个广大市场的目的。[77]

　　引进技术和跟踪国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后发国家是必要的，但是战略技术、核心技术是引进不来的。在产业技术领域，中国的发明专利只有日本和美国的三十分之一；高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更是大部分或绝大部分为跨国公司所有；跨国公司在中国申请的发明专利也大大超过中国公司。如果中国仅仅满足于跟踪国外的技术，很难形成自己的专利；而以此为基础的产业，则会在专利问题上面临跨国公司的重重壁垒，2002年年初中国生产的DVD机在欧洲海关被扣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78]

　　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和相应的地权，无疑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在工业时代，能源和相对的所有制结构是工业的制高点，相派生的可能是大规模生产体制；在新经济时代，制高点已经转向由国家技术储备和公司的技术垄断地位为基础制定的游戏规则和各种产业和技术标准和人力资本（人才）。在这个时代里，公认的价值来源于一个基因序列，一条电脑代码或者是一个标识语句。人民在判断商品价值的时候，越来越多地看重没有一点重量的技术成分，而不是他们的有形实体。

　　原始性创新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分水岭。知识产权或专利保护制度和高新技术产业“赢者统吃”的竞争模式，使各国在创新资源和收益的分配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掌握原始性创新必然成为其中的最大受益者。

　　有专家以计算机业为例分析说，英特尔和微软这样的上游公司人力和原材料消耗最少，却能获取整个产业70%以上的利润，生产主板、内存、硬盘的韩国和台湾地区厂商获得20%以上的利润，而我国的联想、ＴＣＬ这样以组装为主的企业，在全行业分得的利润只在6%左右。[79]

　　技术含量决定企业在“产业食物链”上的位置。由于我们没有与之相抗衡的技术，面对微软、英特尔的垄断，我们除了冲动地喊几声外别无它法；我们的技术命脉全部掌握在别人手中，“食物链”上一个轻微的摆动都会使我们损失惨重。上游的厂商靠技术垄断将利润瓜分殆尽，留下的是一些残羹冷炙，所以我们的销售额达100多亿，而利润只有区区几个亿；我们被垄断的技术牢牢栓住了，只能为国外公司累死累活地打工。

　这正应了一句俗话：上游喝矿泉水，下游喝上游的洗脚水。没有核心技术，就只有处处受制于人。

　　此外，伴随引进技术而来的国外技术的垄断，极有可能给中国带来国家安全方面的隐患。比如，英特尔（Intel）的奔腾（Pentium）芯片的序列号以及微软（Microsoft）视窗操作系统（Windows Operating System）的后门，曾颇为引人关注；而某些进口的计算机（电脑）安全产品以远程维护为借口故意留下安全漏洞，为其幕后公司或组织留下信息殖民的入口。而一旦中美关系出现紧张局面，中国租用的美方卫星向中国提供的信号便会变得模糊不清。[80]

　　有人把发展中国家不由自主地被发达国家用技术牵着走的处境叫作掉进了“技术黑洞”，没有自主技术的国家永远只能走重复购买别人技术的老路，永远只能在“黑洞”中挣扎！

　　中国经济最严重的隐患是经济增长而产业结构不升级。从总的趋势看，中国对于技术密集产品的进口依赖度迅速上升，而出口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却始终局限于低技术领域。如果中国老是在低技术领域增长，而不能切入高科技领域的话，无论是从国家安全还是经济增长空间看，其前途都是岌岌可危的。

　　全球一体化的市场就好比是一个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参与市场竞争的各个国家，按经济实力与经济性质分别处于食物链中的各个环节。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将按照政治、经济与科技等综合实力的对比来决定其经济地位与收益。中国作为一个在科技与管理上都比较落后，只能向世界市场提供初级产品的国家，就好比是食物链中的初级生产者，其辛勤工作的绝大多数的成果将被那些居于较高阶层的高级消费者与终极消费者所享有。就象PC业那样，全球的PC生产商都要向因特尔和微软纳贡，接受WINTEL标准，以微薄的自身养肥高高在上的跨国公司。正所谓“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我们现在处于为别人生产箱包、玩具、衣服、鞋帽和农产品的不利地位，这些产品技术含量低，利润薄，替代性强，而且，屡次遭遇别人的贸易壁垒和反倾销惩罚，中国企业要想不永远停留在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忍受利润一天天趋薄的煎熬，要不满足于现在的制造，就必须要提升制造业的整体实力，使它达到整个产业价值链的上端。[81]

　　根据《200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国每创造1 美元的GNP ，其能耗相当于德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美国的2.1 倍，印度的1.65倍。由中国科学院推出的这份报告，援引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2000年度的《国际竞争报告》中的资料：中国的科技竞争力的排名继1999年大幅下降12位后，2000年排名又下滑了3 位，列全球第28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总体排名2000年也比上一年的29位下降2 位，被列为31位。从整体水平看，中国科技落后于美国、英国等世界先进水平15-20 年左右。当前，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12，日本的1/11。由于中国的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状况在全世界不具比较优势，由此导致中国的发展成本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82]

　　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来，中国一直奉行外向型和参与国际大循环的经济战略。中国目前在全球经济中处于发展中大国的地位，缺乏自主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计能力。而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政策运行的后果，并不是致力于弥补这种劣势，而是接受这种劣势，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参与所谓的国际大循环。这种经济政策使得中国的战略产业受到沉重的打击，经济安全度下降。杰出的青年经济学家田立为先生深刻地指出了这种战略的弊病，“由于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全面实施比较优势产品出口，严重扰动了国际市场原来的价格均衡条件，使得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价格急剧下降，大大加深了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之间的鸿沟，导致了中国外向型工业群体的边缘化。同时与中国产业结构类似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贸易条件上也迅速受到打击而急剧恶化。中国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实施后果，促进了第一世界的更加富裕，同时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整体边缘化，中国自己的工业当然在依附性发展的轨道上也迅速实现了边缘化，使得中国通过大跃进积累起来的重工业资产，处于无用和报废的境地，彻底摧毁了中国装备工业的灵魂，使得中国国内数千万国企职工面临下岗的命运。

　　“由于亚非拉国家往往缺乏购买力，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市场当然地定位在欧美日的消费者身上。在中国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时，需要接受那些具备购买力的西方富国消费者的选择权，在品种花色和工艺结构上满足他们的要求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标准，这样中国的外向型工业的装备在中国的重工业部门是没有生产能力的，因此在工业发展的装备和技术上只能是依赖西方的重工业基础。实际上由于需要执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中国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被人为地斩断了，重工业实际上在农业被社会发展进程抛弃之后第二个被抛弃。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农轻重’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就被彻底断送了。中国的发展将依赖于轻工业，产业发展只能是定位在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上，这个产业的发展空间有多大，在国际上受经济和政治因素制约有多深，那么中国经济发展就能够走多远。”[83]

　　中国人多地少，靠农业、出卖资源、甚至旅游业是无论如何撑不起中国经济的，没有核心技术，只有帮别人打工，任人宰割。

　　韩德强先生发聋振聩地说：谈到民族工业，中国的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汽车工业、船舶工业、电子工业、兵器工业、重型机械工业等等才是真正的民族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骨胳和肌肉。如果这些工业纷纷垮掉，就算服装鞋帽业发达十倍，把全世界的业务都揽过来，中国也是弱小国家，只有一堆任人鱼肉的经济脂肪。[84]

　　中国有限的自然资源已经无法继续支持以往那种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了，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导致中国极度依赖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中国迫切需要以知识经济作为整体经济发展的龙头。

　　一个国家的强弱完全在于它的经济、科技、教育以及国防的实力。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是新一轮社会财富积累的核心，中国要跻身于强国之林，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从根本上加强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

　　从长远来看，一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该国的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毫无疑问，科技进步的取得靠的是人才的培养与使用。而人才的产生，离不开有效的教育体制。

　　教育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最重要的一个工具，是产金蛋的母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转化器，也是一个民族的前途所系。??

　　教育是改变人的心智，价值观，提高其技能，培养优秀劳动者的不二法门。只要有适宜的教育体系，一群乌合之众可以训练成所向披靡的军队，文盲可以训练成熟练工人，专家和科学家。

　　教育是发达国家富强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贫困国家落后的关键症结所在。

　　在人类步入工业文明以后，教育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生变量。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国经济发展潜力更是完全取决于教育。改革开放，资金、技术、思想、文化都可以引进，唯独人的素质无法引进。

　　表面上看，教育的直接受益者是受教育者本人，但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最终受益的是整个社会和国家，因而教育应该视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对未来的投资。国民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投资，它有不可改变的先期投入，后期收获的“滞后性”，其功效往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才显现出来，此外，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即民众教育成功的好处和失败的害处都会扩散到他人和社会上去，从经济学角度，私有资本缺乏对“公共品”的投资热情，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政府必须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码程度的普及国民教育的责任。

　　日本二战后从废墟上快速发展成经济强国，原因就在于它当时拥有的高素质科技和管理人才。资料表明，日本在一九一零年就已经达到边远乡村教育普及的水平，当时的工厂企业管理人员中拥有本科学位的就已经达到47％。

　　日本以弹丸小国之地和贫乏的自然资源，其工矿企业却能够高效地大批量地制造出先进的武器，蹂躏中国半壁江山、横扫东南亚诸国，在太平洋战场与美国一决雌雄、持续15年的大规模战争，其国内企业中科技和管理人才储备量之充沛、素质质量之高，可以想见。[85]

　　1962年日本文部省发表的白皮书声称，在1890─1960年间，日本用于人的资源的开发投资，比用于对物的开发投资多16倍。这使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用了大约60移美圆，就引进了上万种的新技术，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转变为强大的生产力，很快地能超过美国和西欧。[86]

　　日本朝野从上到下都认为“教育是只母鸡”，尊师重教蔚然成风，1984年，日本文部省有个通告，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一定要在一切公务员之上。这乃是重视教育的最佳方式。

　　德国（西德）战后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是上靠教育特别是靠职业教育的成功，为此，德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两部法律：《联邦德国职业教育法》，《联邦德国职业教育促进法》，一法不够还要再颁一法，法规之外，还要促进，促进也是法律，堪称一大发明，无怪乎人们将西德的职业教育称为造成德国经济奇迹的秘密武器了。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的国家是迅速发展了，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了，现在更提出“科教兴国”的口号。但教育是否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客观地讲，中国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更多地表现在口头上。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在世界153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教育支出排序中，我国名列第145位。从总量上看，我国财政对教育的支出仅占GDP的2?5%，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想用世界教育预算的1%来教育世界25%的学生。[87]

　　研究结果表明，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300美圆，500美圆和600美圆时，其平均教育预算应分别占GDP的3?2%，3?5%，4%。而中国人均GDP早在1997年就达到了836美圆。

　　现在我国小学生升初中的有一半人，6000万初中生升高中的占1／5,约1200万人，高中生升大学的约1／2,也就是500万。中国整个平均受教育水平，绝大部分是初中水平，有4%的人连小学都没上过。[88]虽然实行了9年义务教育，农村偏远地区的教育却还要靠“希望工程”来支撑。如果中央财政不拿钱，义务教育永远是一个画饼。

　　在国际上，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一般是作为公益事业，由政府免费或以较低费用提供的。在北欧诸国与西欧主要国家，大学教育基本是免费的，法国的国立大学只收取少量注册费；东欧诸国高等教育也实行免费与廉价制度；在加拿大，高校收费低廉，由政府巨额津贴，等于全民办学与全民共享；美国公立大学虽然也收取学费，但其每年学费平均仅占人均收入的11.8%。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实行高收费的政策，收费之高完全可以用“昂贵”来形容。

　　我国2000学年的大学学费，相当于14个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而达到“两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 以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据市民家庭生活费份额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或者说，目前我国大学的学费至少相当于普通职工4 ―8 个月的工资。（至于广大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状况，肯定比城市差得远；但因为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无法进行讨论。）[89]

　　如此昂贵的学费，不仅让贫困的家庭对大学望而生畏，即使对普通的家庭而言，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意味着，对大多数百姓而言，大学的门槛离他们更高更远了。国家对教育投入不足而让老百姓承担沉重的教育负担，不仅有失社会公平原则，更是一种短视的行为。

　　教育学家把高等教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校大学生在适龄人囗中所占的比例（毛入学率）低于15%为精英阶段，超过15%就达到大众阶段，超过 50%后进入普及阶段。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在有数据可以比较的153个国家中，52%的国家高等教育处于精英阶段，45%处于大众阶段，3% 处于普及阶段。美国大学毛入学率早在1940年就达到 16%，而根据中国政府

《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国要到2000年才能达到 15%。在44个亚洲国家和地区中，有21个已进入大众阶段，中东（西亚）、中亚、东南亚和东亚的多数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均已实现大众化，俄罗斯和韩国则更上一层楼，进入了普及阶段，而中国大陆毛入学率1996年只有 5.78%，甚至比印度等南亚国家还要低。

　　以上是高等教育的“增量”指标，下面则是高等教育和一般教育的两个“存量”指标。根据何麻庥等对教科文组织公布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据的计算，25岁及以上人囗中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占的比例，1990年低收入国家按人囗加权的平均数为 2.7%，1981 年的印度为2.5%，而1990年的中国仅为2.0%。15~64 岁人囗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992年的数据，美国为18.04年，

日本为14.87年，而中国只有5.42年。教育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和潜力。1993年，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79.6人，美国74.3人；1996年的中国只有 6.8人。如果不能尽快消除如此悬殊的差距，科教兴国又何从谈起呢？[90]

　　中国是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在教育财政投入上几近吝啬，然而，在奢糜享乐方面又惊人地奢侈，早在十多年前，媒体就报道了国内公款吃喝达到一千亿元（一千亿可以救助2?5亿失学儿童）。如果加上卡拉ＯＫ、桑拿、按摩，如今这个数字早不知又创什么新纪录了。所以要说国家穷没钱办教育，恐怕没有人敢相信。

　　早在八十年代，千家驹老先生就在全国政协会议等各种场合大声呼唤、警告：我国教育落后的严重状况如不迅速改变，将会和五十年代忽视人口问题那样，带来严重的后果。

　　对教育的漠视，除了观念落后，最大的障碍源于各极政府官员急于得到回报和尽快取得经济成果的急功近利的短视心理和行为，因为后者乃是升迁荣升的主要“政绩”。

　　今天的中国正在花几千亿搞基础实施建设，而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的是另外一种基础实施建设――人才的培养与竞争。

　　结果如何，可能早就有了答案――我们又得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

　　在知识经济时代，竞争的核心已经不是工业时代的资本和机器，而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高素质人才。中国需要勒紧裤带办教育的眼光和干劲，必须坚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的战略。因此，由中央政府制定和实施20-30年严厉的国民强制教育法案并给予充分的财政支持，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复兴与强盛的最佳保障，亦必将是一桩造福子孙万代，功德无量的壮举。

　　全民教育比任何一种财富分配方式都更能给个人以权力和机遇。投资于贫民的教育，是经济增长的跳板，投资回报率高达10倍。

　　有朝一日，中国的大学入学率达到美国的一半时，美国人可能要大小便失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