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三国随感 -- gb2312

莫说汉末三国时期，就算是后来的门阀全盛时期，士族也从未显示出可以直接威胁某个军事集团的力量。实际上强大暴力只能靠强大暴力来对抗，而士族不倾向于掌握强大暴力，因为这与士族的认同标准是相悖的。以暴力为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不仅不是士族的作风，而且这么做将会危害到士族的认同标准，我认为袁绍正是为此而不能团结士族。非得要说，袁绍本人倒是个对曹操军事集团构成了强大威胁的世族，只不过此时他的身份已经蜕变为大军阀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士族在面对军阀的暴力威胁下毫无自保能力，曹操在兖州几乎全面溃败的起因就是杀死了名士边让导致兖州士族反水。这种教训面前，恐怕任谁在对拥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士族动手时都得考虑一下。而士族在地方的强大势力和影响力也使得割据军阀们不得不依靠他们，我觉得与其说士族与军阀的关系是寄生，不如说是共生，其主从关系并不是一定的，而是要视双方力量的对比。反方面的例子有陶谦，刘表等人，在割据范围内，他们固然名义上是一方诸侯，掌握着最高权力。但实际权力在执行中显然受到很大限制，连自己的继承人选都不完全出于自己的意志，说当地士族依附于他们是不太准确的。

而荀彧在曹魏官僚体系中的地位，恐怕您有所低估。“汝颍集团”是常见的名词，但我认为这名词不准确。曹魏官僚体系中不存在“汝颍集团”，只有颍川集团，按史载，曹魏没有汝南籍重臣而颍川则三公迭出。荀彧作为颍川世族领袖，无论是从史料时序上看还是从逻辑推断，在其中必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单纯从史料看，荀彧推举了大量人才，最值得注意的是荀彧对地方牧守有举荐权，这已经不合常规。若再考虑从现有记载看，荀彧的举荐，全部得到了曹操的任命，其中的意味显然不能忽视。

荀彧本人的陟黜，也不见得由曹操予取予求，固然从史书看不出曹操将荀彧调离许昌费了多大力气，但是从时间间隔来看，说曹操下了相当决心，做了相当准备，也不会太错。荀彧在尚书令位置上坐了十六年，调动的结果是他的不正常死亡，我觉得这足以说明荀彧的位置不能轻动。史书里另有个旁证是曹操曾想表荀彧为三公，荀彧派荀攸辞让十数次方止，这显然不是常事，曹操和荀彧为何均如此坚持？为何最后是曹操让步？我想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颍川和曹氏势力彼此消长，是有一个过程的，从荀彧投曹到官渡之战，二者利益攸关，基本同舟共济；官渡战后到彻底平定河北这段时间，二者的矛盾便有初步显现：荀彧阻止了曹操复九州之议，曹操时自领冀州牧，复九州是扩大自己地盘的打算。此议被阻止不是史书那套荀彧真知灼见，曹操从善如流的说辞那么简单，九年后，荀彧已死，曹操几乎按原议执行。

官渡战前，曹操势力已经开始了急剧扩张，这背后更多的是颍川集团在世族中的强大号召力而非曹操自己的能征善战。所以河北平定时，颍川集团占上风，手中掌握了大部分地方实权——荀衍、钟繇都是有兵权的。我上文里提到颍川世族对官僚体系的把持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程度，这势必引起曹操的注意。

赤壁战前，曹操就开始着手布局反击了。曹操自己常驻邺城，取消了荀衍都督河北的权力；罢三公自任丞相，另建统治中心，架空了许昌的汉朝廷；派最亲信的夏侯惇任河南尹，监视许昌。同时，曹操对豪族的掌控进程则是稳步进行的。建安八年，曹操颁布命令，诸将作战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建安九年，见于记载者即有李典、臧霸、孙观三个大豪族献质，可以推断同时献质的豪族不在少数。

赤壁之战中荀彧给曹操出的是一个大军急进，以突然出现的强大武力慑服敌人的策略，该策略对刘璋，刘琮奏效了，但对孙权没有奏效。如果该策略完全奏效，曹操将达成形式上的统一，但南方地区的割据形势不会有大的改变，可以想象如果形成了这种中央皇权-割据军阀的二元统治体系，则世族对这些地区影响力的权重将非常高。赤壁之战尽管曹操败状甚惨，但见于记载者无将领阵亡，且曹操集团接下来的军事行动依然相当活跃，可见主力并无重大损失。

您说赤壁之战导致曹操战略方向出现了一个转变，这个结论和您给出的原因我也赞同。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可能发现了一个情况，即虽然他掌控的地域和人口占绝对优势，但他可调动的力量对比孙刘并不占相当优势。曹操统治地区中，他真正整顿了秩序的可能只有兖州和冀州。那么其他的力量在哪里，他为什么不能随意调动，这答案也是很明显的。

建安十四年，曹操令臧霸牵制东吴，以主力部队消灭了盘踞江淮十余年的陈兰等人，同年曹操颁布命令，把供养兵户的部分财政压力摊派到了郡县一级。建安十五年，颁布求贤令和自明本志令；建安十六年，树立曹丕继承人地位，逼反关中豪族，借西征为由以夏侯渊替下了钟繇。应该说此时曹操对世族的反制已经颇有成效，次年曹操便以称公的提案向荀彧摊牌了，荀彧不妥协而死。如果说荀彧的死是颍川世族的一次重大失败，那么短短数年间，颍川世族卷土重来并支持曹丕在夺嫡之战中最终获胜，转折点在哪呢？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我认为荀彧的死并不是颍川世族的失败，而是荀彧以死显示了世族的决心，阻止了曹操进一步限制世族。荀彧死后，不仅荀氏，连世族们都确实一点浪都没掀起来，但并不一定掀不起来。这点可以看荀攸的待遇，荀攸入曹魏太庙配飨的顺序是裴松之都为之打抱不平的，而荀攸死后直到正始年间才予以追谥，很可能是与入太庙同时。如果一点政治斗争都没有，荀彧就是因为与曹操的意见出现了龃龉，简简单单的死了，那曹魏何薄于荀攸？

您关于荀彧对士族政治贡献这个论断，我是完全不赞同的。因为颍川荀氏是没有家学的，荀淑“博学而不好章句”，传统的大世族都是专治一经，如汝南袁氏治《易》，弘农杨氏治《尚书》，后世士族多和荀氏一样，尽管家族内部有一些知识的传承关系，但并不以家学作为标榜。实际整个大势也是这样的，魏晋玄学的兴起，恰恰就是士族无法继续保持对儒学知识的垄断，而另辟蹊径的结果。

您前面认为士族是儒化的结果，我认为并不是，士族是贵族化的结果。荀彧在其中的贡献，最主要的就是为士族的认同标准和行为准则提供了一个样板。无论是看儒学知识的世族还是看家族势力的豪族，尽管他们也尽力实现垄断，但其毕竟都有在一定程度上客观的判断标准，从而还是存在一点流动性的。而士族认同则完全是小圈子自娱自乐的东西，他们也有活化石，看看欧美的“上流社会人士”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