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乔治出生于2009年4月9日。他出生的那一天早在开始之前就充溢着各种情感。与劳拉以及约翰相比，我对于分娩的危险性有着远远更加详尽的认识；“怀孕期间一切都好，可是到了临产的时候……”像这样开头的故事我已经听得太多太多了。我试图抚平自己的焦虑，但是当乔治的头部露出来的时候，我的掌心还是出汗了。劳拉主动选择了不使用止痛药，这个决定使我再一次对她刮目相看。在过去九个月里，尽管我一直都知道她帮了我们两个一个大忙，但是我心里总觉得她的行为无非相当于于帮我们将一口袋越发沉重的杂货搬上了一道越发陡峭的台阶。但是此时此刻我突然意识到她其实为我们两个创造了一个生命。眼看着她的分娩过程，我目睹了宫颈扩张的最后阶段，目睹了她怎样全身用力，感受到了从她体内挤出来的极端生命力。自从认识她以来，我第一次清楚看到了她体内的某些狂野而又豪迈的特质，看到了身为男性的人生经历从没教给过我的心胸与勇气。她连续用力两次，然后乔治就冒了出来，并且用一声清亮的啼哭与手脚的摆动彰显了健全的心肺功能。产科医生宣布他非常健康。然后我们注意到脐带扭成了绳结。

乔治的出生时机恰到好处。假如分娩的时间再长一点或者再晚几天，绳结就可能收紧，致使他因为缺氧而脑死亡，并且让劳拉遭受可能致命的胎盘出血。我就像其他人忖度命运那样打量着这个绳结——只差一点就是另一个结果——并且亲手剪断了绳结下端的脐带。其实从上端剪断脐带的效果也是一样的，但是我只想让这个危险尽量远离我们来之不易的孩子。我只想把他抱在怀里，看着他的眼睛，感受这具小身体的蠕动。我相信这个孩子将会为我们的余生带来不掺杂质的欢乐，同时我也知道这种信念无非只是稍纵即逝的幻觉，但是我依然希望这具小身体能将我的幻觉多延续一会儿。

接下来我们完成了健康分娩之后的一切半医学仪式与个人仪式。我们拍了一大堆照片。我们脱去衬衣，用肌肤接触他的全身。我们看着他接受了称重与体长测量。我们看着护士给他点眼药膏。我们将他介绍给了奥利弗与露西。布琳恩的兄弟从伦敦给我寄来了一盒香槟口味的太妃糖，我将这盒糖全都分发了出去（要不是产房里禁止酒水，我就直接开香槟了）。我们还给我父亲，我继母，我兄弟，布琳恩，以及其他几位对我们关系重大的亲友都打了报喜电话。约翰欣喜若狂——我就知道他会这样——因为分娩如此神秘，甚至比巫术或者星际战争还要怪异，以至于立刻就会让目击者感到自身的渺小。我再一次体验了小布琳恩出生时我心中的感受。这个人以前不存在，现在却存在了。我记得当时我的想法就和所有人一样，相信他的降生能够为我弥补此前人生的一切损失。

等到约翰与我终于在医院的家属休息室里消停下来，护士也为乔治完成了平生第一次淋浴，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我们两个随即陷入了幸福的梦乡。我平时睡得很沉，这一次也不例外。约翰则会每隔几小时下床看看乔治并且给他喂奶。等到我醒来的时候，约翰已经将乔治抱到了楼下劳拉的房间里。 泰米带着孩子们正在房间里吃肉桂面包卷，气氛非常欢快。约翰对我说他要合眼休息一下，让我去找儿科医生了解一下情况。根据我们之间的分工，一切医学问题都由我来负责。我觉得这是乔治人生第一天里的例行公事——听力检测，乙肝疫苗注射，等等。我无忧无虑地坐在屋里吃着面包卷，指导奥利弗与露西怎样抱孩子才安全，然后儿科医生就满面忧色地走了进来。

乔治的双腿并没有像一般婴儿那样蜷起来，而是直挺挺地伸着，一连三分钟都不打弯。医生将这种现象称作“肌肉紧张度偏高”，认为这一点可能是脑损伤的表现，并且打算做一下X光成像。我问她这种情况是否常见，她说在目前阶段并不常见。劳拉欢快地抢着说道乔治肯定没事，其他人也都没有放下手里的面包卷。可是我却感到我心里平时总是热乎乎的那部分突然变冷了，而暴露在外的身体其他部分却突然像火烧火燎一样。医生冷静地解释道，乔治的反常表现可能是脑出血导致的，此类出血可能自行停止，也可能需要手术干预。她谈到了脐带打结的问题，并且表示我们需要确保这一点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她注意到乔治的头部尺寸大得有些反常，有可能是脑积水或者脑肿瘤的征兆。此外她还补充道，乔治的两条腿的僵硬程度并不一致，这可能意味着他的大脑发育不对称，或者大脑内部有肿块。这位医生很年轻，我能看出来她之所以学会了如此稳健的发言方式就是为了与病人家属开诚布公地交谈。

从乔治受孕那天开始，直到这一天为止，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我正在以非常态子女为题进行写作，假如在此期间我自己也生育了一个这样的子女，那可有多么讽刺呢？但是我也知道自然界对于讽刺并不陌生。我问医生X光的结果等多久才能出来，她说她会尽快安排，然后她就干脆利落地离开了休息室。我看着乔治，突然间非常希望自己能够不爱他。可是无论怎样努力，我还是做不到这一点。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究竟多么爱他。我还记得我采访过的父母们都曾经四处宣扬新生儿降临人世的喜讯，可是一两天之后却又不得不拿起电话，向亲友们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我心中负责理性的那部分试图决定我将会在怎样的环境里支持一切可能有必要的英勇行为。我心中惊慌不已的那部分正在考虑是否应当将他送进看护机构。我心中最强烈的冲动则是将他紧紧搂在怀里，根本不让他接受任何检测。我希望他能一切平安，可我也希望自己能一切平安。就在我反复思量这道分界的时候，它却轰然崩塌了，我意识到这两者离开对方都无法存在。

我立刻给我父亲打了电话，给我哥哥打了电话，还给几位朋友发了邮件。我哥哥立刻开始联系纽约市的儿科神经学家，我父亲则打电话找到了一位当医生的熟人。我们将整件事彻底讨论了一遍。许多父母都告诉我，应对此类情景的实务需求压倒了他们心中的悲观情绪，而我也在转换进入解决问题模式之后略微松了一口气。我相信自己会做到所有正确的事情，尽量推迟痛苦与焦灼。我记得有些父母告诉过我，医生们并不会一开始就说你的孩子需要经受三十场大型手术，他们只会说这孩子需要接受一场手术，过一段时间再告诉你需要另一场手术，然是是另一场——这样的逐级渐进剥夺了他们的自主权。因此我决心在每次做选择的时候都要清醒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给护士站打电话，想问一下什么时候才轮到我们做X光成像，结果却得知刚才电脑系统出了故障，我们的申请没有提交成功。然后儿科护士又说她要给乔治进行动脉抽血。她将一根针头深深地插进了他的手腕。动脉抽血？我采访过的五百多位父母有人提到过动脉抽血吗？最后终于有人叫我们去接受扫描，可是一直陪伴我们的护士却被调走了。现在负责照顾我们的是一位漂亮的年轻姑娘，她的举手投足就像空乘一样彬彬有礼，不过并不能完全掩饰她心中的厌倦与不耐。我问她以前有没有参与过类似的诊疗，“刚出生的孩子就做X光成像？”她说。“不，这种事我从没听说过。”我感到两种负疚感在我心里相互冲突。首先，我孕育了一个可能会一辈子受苦的孩子，我可能会亏欠他一辈子；其次，尽管我见证了这么多在非常规子女的养育过程当中找到深层意义的父母，尽管我从他们那里听到了那么多振奋人心的故事，可是我依然不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当然，绝大多数此类父母都没有主动选择自己的处境；而且我也记得勇气的培养无法遵循时间表。

成像室里的气氛很阴冷，尽管也点缀着几件用来营造欢庆友好气氛的饰品。事实上这种故作欢快的友好气氛正是导致成像室如此阴森的因素之一。如果换一个没那么可怕的环境，也就用不着这些装饰品了。我们无助地看着乔治被人塞进了机器里。此时他多少已经睡着了，并没有乱动。他的头部与机器之间的空隙里塞进了好几叠毯子，一条束带勒住了他的额头。医生允许我们穿着铅围裙等在成像室里，我们试图安慰乔治，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对于一个还没有学会向我寻求慰藉的人来说，我的存在多么令人不舒服。

回到刚才还十分温馨的休息室里，我们默默地等待着。又来了一个轮班的新护士，我求她去把检测结果拿来。值班儿科医生给放射科打了电话。结果还没出来，于是我们只能接着等。最后我终于挤到护士站跟前，堵住了一位刚上班的儿科医生，他告诉我结果已经在护士站里放了一个多小时了。“我认为我们应当和你丈夫一起谈谈，”他语气生硬地说道。我们回到了约翰一直等在里面的房间，满头大汗的我脱口而出，“他的大脑出血了吗？”医生说没有。然后他开始向我们解释具体的检测项目以及每一张X光照片的内容。最后他告诉我们成像结果完全没有异常。乔治没事了。这场虚惊终于过去了。

我觉得人世间所有的爱都由三部分构成，大约三分之一的自我形象投射，大约三分之一的接受与宽容，至于知识与见解的比重绝对无法超过三分之一。我的孩子出生之后，我投射了太多，也接受了太多，以至于知识与见解基本没有发挥作用。我想起了莎拉.海登，她意识到儿子的残疾多么严重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让他受洗，借此坚定自己的信念，坚信这个孩子无论怎样都还算是一个人。尽管此时乔治除了哭泣与进食之外还没有做出任何了不起的事迹，但是对于我来说他已经具备了丰富且永久不变的人类特质。果实或许会掉落在远离果树的远方，果树却不会生长在远离果实的远方。

当我与约翰成为父亲的时候，同性恋伴侣为人父母依然是刺激的崭新冒险。在医生正式宣布乔治一切正常的那一刻，我意识到希望并不是一只羽毛斑斓的飞鸟，而是一个遍体粉红、哭叫不止的小肉团，而乐观主义的最高体现就是生儿育女。我们对于子女的爱几乎根本无法摆脱具体环境与条件的影响。尽管如此，这依然几乎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强烈的情感。这本书当中的事例与我对我的孩子们的爱相比，大约就是寓言故事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扎实的叙述能让最抽象的理念也变得栩栩如生。我之所以成为了我现在这样的父母，正是因为此前我在书中记述了这么多关于顽强与坚韧的非凡事例。

在我刚出生的时候，社会主流观点认为后天养育能够决定子女的一切特质。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人们的关注重点转向了先天因素。在过去二十年里，人们则开始更广泛地谈论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方式。此前我已经在智识层面上接受了这两者之间的精妙结合，但是有了我自己的孩子之后，我开始思考是否还存在着独立于先天与后天之外的第三种因素，比方说某种未知的精神或者灵性变换。每一个人的子女都如此特殊且具体，以至于人们难以想象要是当初未曾受孕的话这些子女居然就不会存在。我在本书当中采访过的绝大多数父母都表示自己不想用另一个孩子替换现在的孩子。鉴于这些子女体现了如此艰难的挑战，父母们的主张乍看上去很令人意外。但是既然所有的孩子都具有某些方面的缺陷，究竟为什么我们当中还会有人更喜欢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另一个真实存在或者凭空想象的孩子呢？如果有一位脚踩祥云的天使降临在我家，提出要用另一个孩子来交换我现在的孩子——一个更聪慧，更和善，更欢乐，更可爱，更听话，更有出息的孩子——我肯定会将我的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并且就像绝大多数父母那样祈祷这个凶险的鬼影赶紧消失不见。

英国数学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曾经发问道，我们的物质世界与柏拉图的理念领域是否是一回事。他认为人择原理或许表明宇宙具有对于意识的结构性需求——换句话说，一切事物的存在都证明了存在的不可避免。人择理论与哥白尼革命的理念针锋相对，认为人类的出现绝非偶然，我们的存在就证明了我们必须存在；一切事物的可理解性都体现了我们自身理解能力的功能，反之亦然。这样说来，主观性或许反倒比客观性更加真实。这一理念对于为人父母也有所启迪。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我们的子女是我们不得不拥有的子女，我们根本不可能拥有其他的子女。我们的子女在我们眼中永远都不会是偶然的产物；我们爱他们，因为他们正是我们的命运。即便当他们身负缺陷、行为不端、伤害我们甚至先我们而去的时候——即便在这些时候，他们依然是我们衡量自身人生的尺度之一。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是我们衡量生命的整套尺度。我们为子女赋予了生命，而子女也以同样深刻的方式赋予了我们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