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25：季宿——三分公室 -- 桥上

《襄二十九年经》：

夏五月，公至自楚。（（p 1153）（09290002））（087）

《襄二十九年传》：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释不朝正于庙也。（（p 1154）（09290101））（094、087）

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曰：“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后闻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只见疏也。”（（p 1155）（09290401））（087）

公谓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对曰：“君实有国，谁敢违君！”公与公冶冕服。固辞，强之而后受。公欲无入，荣成伯赋《式微》，乃归。五月，公至自楚。（（p 1156）（09290402））（087）

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终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孙见之，则言季氏如他日。不见，则终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无以在冕服敛，非德赏也。且无使季氏葬我。”（（p 1156）（09290403））（087）

我的粗译：

我们襄公的二十九年（公元前五四四年，周景王元年，晋平公十四年，楚郏敖元年），春王正月，我们的“公”（鲁襄公）还滞留在楚国，《春秋经》上写“公在楚”，就是要说明此年为何没有“朝正于庙”。（桥：此处恐怕也反映《春秋经》例应记载“朝正于庙”之事，只是大多没保存下来。）。

我们的“公”从楚国返回，到达方城时，接到书信：季武子夺占了“卞”，先是派出季家子弟公冶慰劳主上（鲁襄公），然后把此事写在书信中，用印章封固这个书信，派人追上公冶让他带给主上。书信中写着：“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得知“卞”的守将要作乱，臣下率领部属平乱，已经打下了“卞”，特地向您禀报。）”。公冶向主上报告了自己的使命，然后退下，到驻地，他才得知书信中有夺占“卞”的信息。而我们“公”看了信只是说：“欲之而言叛，只见疏也。（看上了想要却说他们作乱，只会让我不再信任你。）”。

接着，我们“公”问公冶说：“吾可以入乎？（我还能回去吗？）”，公冶回答：“君实有国，谁敢违君！（这“国”只能是主上的，谁敢不要主上！）”。我们“公”赐给公冶冕服，他坚持不愿接受，我们“公”下了命令他才最终接受了。

当时，“公”不想回来，听到我们大夫荣成伯唱：“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052）《邶风?式微》），他才继续踏上归程。这年五月，“公”从楚国回来了。

回来以后，公冶把自己名下的村邑都还给季家，从此不主动去季家。他说：“欺其君，何必使余？（既然要糊弄自己主上，何必把我拉进来？）”。季孙如果召见他，他就正常讨论季家的事；如果不召见他，他就绝口不提季家的事。等他生了病，还把自己的家臣召集起来，告诉他们：“我死，必无以在冕服敛，非德赏也。且无使季氏葬我。（我死以后，一定不能把家里主上赏的那套冕服陪葬，这不是因为好事赏下来的。还要记住，不能让季家为我下葬。）”。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夏五月，公至自楚”曰：

去年十一月鲁襄公往楚，此年五月归，凡历七月。

杨伯峻先生注“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释不朝正于庙也”曰：

所以书“公在楚“者，盖为“不朝正于庙”作解释。诸侯每月初一至祖庙，杀羊致祭，然后回朝听政。前者谓之告朔、视朔或听朔，后者谓之朝庙、朝享或朝正。告朔之礼大。但春秋中期以后，天子、诸侯均不亲临，仅杀羊而已，故“子贡欲去告朔之餼羊”（《论语?八佾》）。此不言告朔，而言朝正，或者鲁此时已不告朔矣。

杨伯峻先生注《僖五年传》“公既视朔”云：

诸侯于每月朔日，必以特羊告于庙，谓之告朔，《论语?八佾》所谓“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文六年《传》“闰月不告朔，非礼也”是也。告朔之后，仍在太庙听治一月之政事，谓之视朔，亦谓之听朔。文十六年《传》“公四不视朔”、《礼记?玉藻》“诸侯皮弁听朔于太庙”是也。杜《注》云，“视朔，亲告朔也。”混告朔、视朔为一，实误。互详文六年《经?注》。（（p 0302）（05050101））（035）。

杨伯峻先生注《文六年经》“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云：

《传》云“闰月不告朔”，则“告月”即告朔。告朔者，每月以朔告神也。《论语?八佾篇》云，“子贡欲去告朔之餼羊”，是告朔用特羊，告朔之后，听治此月朔之政事，谓之听朔。《礼记?玉藻》“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诸侯皮弁以听朔于大庙”是也。听朔又谓之视朔，僖五年《传》“公既视朔”、文十六年《经》、《传》“公四不视朔”是也。行此礼讫，然后祭于诸庙，谓之朝庙，此“犹朝于庙”是也。又谓之月祭，《礼记?祭法》“皆月祭之”是也。其岁首则谓之朝正。襄二十九年?传?“释不朝正于庙”是也。先告朔，次视朔，然后朝庙，此三事同日行之。告朔、视朔皆于大庙，孙诒让《周礼?春官?太史?正义》分别甚明，可参看。又孔颖达本《疏》及《礼记?玉藻?疏》以《周礼?春官?司尊彝》之“朝享”为朝庙，则不可从。朝享为四时之间祀，非月祭也，亦详孙诒让《周礼正义》。齐召南《考证》云：“犹者，幸其仅存此朝庙之礼，是餼羊之意也。《经》意所讥，在不告朔耳。”（（p 0543）（06060009））（052）。

杨伯峻先生注《文十六年经》“夏五月，公四不视朔”云：

诸侯于每月初一以特羊告庙，谓之告朔，亦谓之告月。告朔毕，因聽（听）治此月之政，谓之视朔，亦谓之聽朔，又见六年《经?注》。孔《疏》：“《传》称‘正月，及齐平，公有疾，使季文子会齐侯’，则正月公初疾，不得视二月朔，至五月而四，故知不得视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又云：“告朔谓告于祖庙，视朔谓聽（能）治月政。视朔由公疾而废，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废也。”孔说是也。《论语?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公羊传》：“自是公无疾不视朔也。”后人据此遂谓告朔之礼废于文公，其实非也。鲁文仅此年二月至五月四次不视朔，六月以后仍视朔。若永不视朔，是不为君矣，安有此理乎？告朔之礼，或自定、哀之间而渐废，视朔之礼则不得废。前人议论此事，多混告朔、视朔为一，即江永《乡党图考》亦不免此病。（（p 0615）（06160002））（062）。

杨伯峻先生注“季武子取卞”曰：

杜《注》：“取卞邑以自益。”卞今泗水县东，洙水北岸。本鲁公室邑，故《鲁语下》载此事，谓襄公欲出楚师以伐鲁，荣成伯力劝止之，乃归。

杨伯峻先生注“使公冶问”曰：

《鲁语下》作“使季冶逆。”问为问候，逆为迎接。襄公未离楚境，且季武子亦难以知襄公还归之日程，《左传》较确。杜《注》以公冶为“季氏属大夫”，《鲁语下》韦《注》则曰“季冶，鲁大夫，季氏之族子冶也”。据下文，“致其邑于季氏”云云，则为季氏属大夫明矣。

杨伯峻先生注“玺书追而与之”曰：

以印封书追与公冶，使之转致襄公。玺，印章。蔡邕《独断》云：“古者尊卑共用之。”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西门豹为邺令，魏文侯收其玺，是大夫之官印亦曰玺，是尊卑共用玺名。秦始皇始以天子之印曰玺，然据《汉书?百官表》师古《注》引《汉旧仪》，诸侯王之印亦称玺。古时无印泥，封识用印，先以泥封口，然后按印，近世有所发现，谓之封泥。清人吴式芬、陈介祺曾合辑?封泥考略?，可参看。据于省吾《双剑誃古器物图录》，载殷商铜玺摹本三，一为“商[朋/十] 鉩（古玺字）”，一为“商隼鉩”，一为“商奇文鉩”，然此三玺，出自古董商，疑不可信。清-徐坚《西京职官印谱自序》谓印“始于周，沿于秦，而法备于汉。”《周礼?春官?职金》云，“（职金揭）楬而玺之”，亦用玺之证也。

下面是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玺印文字为“轪侯家丞”之封泥（长5厘米，宽2厘米，厚1.5厘米）的图片，出自《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撷珍》：

下面是玺印文字为“长沙后府”之封泥的图片（长5厘米，宽3厘米，厚1.2厘米。1993年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王后墓中出土。封泥匣呈长方形，中间下凹以填封泥，纵断面呈凹字型。封泥上印有“长沙后府”四个字），出自 长沙简牍博物馆《【渔阳墓器物】“长沙后府”封泥匣》：

下面是悬泉置遗址出土封检的图片，右侧凹槽处似有封泥的遗痕。图片出自《丝路上的国家邮驿——悬泉置》：

杨伯峻先生注“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曰：

此玺书内容。盖季武子欲得卞，乘襄公不在国内，借口卞大夫将叛而自取之。

杨伯峻先生注“及舍，而后闻取卞”曰：

公冶固不知玺书内容，襄公拆阅而后传闻于外，始知之。

杨伯峻先生注“公与公冶冕服”曰：

襄公知公冶不以季氏为然。杜《注》：“以卿服玄冕赏之。”

杨伯峻先生注“荣成伯赋《式微》”曰：

《式微》，《诗?邶风》篇名。有云：“式微式微，胡不归？”荣成伯劝之入国。式，语首词。

杨伯峻先生注“公冶致其邑于季氏”曰：

退还季氏所与之邑，示不为其臣。

杨伯峻先生注“欺其君，何必使余？”曰：

公冶知季孙问公起居是假，致书告取卞是真。取卞是欺君，己受使亦见欺。

杨伯峻先生注“我死，必无以在冕服敛，非德赏也”曰：

公冶自恨为季孙欺骗鲁君，鲁君赏之，则非以其有德，因不欲以所赏敛。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楚”——“郢”——“为郢”（杨注：楚亦名荆，详庄十年《经?注》。初都丹阳，据《史记?楚世家?集解》及《正义》当在今湖北省-枝江县；《水经注》谓在今秭归县一带，难信。武王迁郢，今江陵县北十里之纪南城。定公六年，楚昭王因畏吴而迁鄀，旋后还郢，证之楚王盦章钟铭，可信。武王十九年入春秋。楚王-负芻五年，灭于秦。楚器传世及出土者多见。#郢，楚都，今湖北省-江陵县（，详桓二年《传?注》）。黄在今河南省-潢川县（，见桓八年《传?注》）。自江陵至潢川今约七百里，古里较（今里）短，今之七百里当古之九百里，亦犹今自苏州至山东省-邹县约一千五百里，而哀七年《传》邾子谓“吴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也。说参阎若璩《四书释地》。），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有遗址，长方形城，4500╳3500，1600万平方米。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楚——为郢：庄十七至庄十八，庄三十二至僖二十七，僖二十七至文十四，宣八至昭五）。

“方城”——“城”（杨注：姚鼐《补注》云：“楚所指方城，据地甚远，居淮之南，江、汉之北，西踰桐柏，东越光-黄，止是一山，其间通南北道之大者，惟有义阳三关，故定四年《传》之城口。《淮南子》曰，绵之以方城。凡申、息、陈、蔡，东及城父，《传》皆谓之方城之外，然则方城连岭可七八百里矣。”说方城者甚多，唯姚说最为有据。《水经?潕水注》引盛弘之云：“叶东界有故城，始犨县，东至瀙水，迳（原作“达”，依赵一清校改）比阳界，南北联，联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云。”《注》又云：“郦县有故城一面，未详里数，号为长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间相去六百里。北面虽无基筑，皆连山相接，而汉水流而南。故屈完答齐桓公云‘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又云：“《郡国志》曰：‘叶县有长山曰方城’，指此城也。”依郦《注》诸说，以今地理度之，凡今桐柏、大别诸山，楚统名之曰方城。洪亮吉《左传诂》谓“方城”当作“萬城”，萬或作万，以字近而譌。然《国语》及《战国策》诸书皆作“方城”，则未必各书皆误，洪说殊不可信。#方城已见僖四年《传》并《注》，此方城当指方城山之关口，或即定四年《传》之城口。与文十六年《传》之庸方城自不同。#据江永《考实》，缯关在今河南省-方城县。），推测位置为：东经113.22，北纬33.34（方城县-独树镇-杨武岗村南）。

“卞”（杨注：卞，鲁邑，故城在今山东省-泗水县东五十里。#杜《注》：“取卞邑以自益。”卞今泗水县东，洙水北岸。本鲁公室邑，故《鲁语下》载此事，谓襄公欲出楚师以伐鲁，荣成伯力劝止之，乃归。），推测位置为：东经117.50，北纬35.63（泉林-卞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