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Joshua Freeman:巨兽兴亡录 -- 万年看客

二战的结束导致了国防产业用工人数的迅速缩水，对于大规模失业的恐惧卷土重来，劳资双方之间再度爆发了板块冲撞一般的冲突。最切近的议题在于工人们要求涨工资，一方面是为了追平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是为了弥补战争结束之后工时缩短造成的收入损失。但是更大的问题在于组织化劳工在战后世界应当占据怎样的位置。工会想要巩固在新政与二战期间取得的成果，雇主则希望遏制乃至逆转工会的发展势头。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美国爆发了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罢工，先后足有五百万名工人参加。1946年1月罢工高潮期间全国共有两百万工人离开了岗位，其中七十五万人是炼钢工人，十七万五千人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电器制造业工人有二十万，肉品加工工人也有二十多万。左翼记者阿特.普雷斯在匹兹堡观察到当地炼钢厂“毫无生气地趴在地上”，纠察线上工人们用来取暖的火堆则形成了“一道壮观的链条，一头拴住了谷地，另一头拴住了河岸。”

一战结束时的美国也发生过类似现在这样的冲突，当时的工会赢了几仗也输了几仗（炼钢行业同样举行了罢工）。但是面对着强力压制、经济下行以及政治风气转向保守，总体而言工人运动的规模与力量都遭受了断崖式衰退。二战结束后的罢工浪潮则是另一个大不相同的故事。1945年的大罢工总体而言很和平并且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罢工的结果是工人时薪增加了十八又二分之一美分左右（相当于2017年的2.46美元），可谓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也是美国的劳资双方在历史上达成的唯一一次全国性工资协议。物价上涨很快就严重侵蚀了工人们通过本次加薪获得的实利，但是这场大罢工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里，美国的产业工人还会赢得更加显著的收入与福利改善。

二战之前新近成立的产业工会其实并不太强调工资率，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美国正处于通货紧缩阶段，只要保持工资稳定就意味着购买力的提高。当时的工会斗争重点在于争取工会获得资方承认，进一步细化用工合同的条款，建立工人代表制度与意见申诉制度，以及将工龄纳入裁员与分配工作的决定因素当中，从而限制经理阶层的权力。战争结束之后，工会成功地迫使资方加薪，还赢得了一系列越发增加且由资方承担的员工福利，其中包括医疗保险，用来补充社保的企业养老金，以及补充性质的失业保险。所有这些成果造成了累积效应就是大规模产业的从业工人、工人家属以及工人社区的日常生活得到了天翻地覆的改善。时任炼钢工人工会主席菲利普.摩瑞曾经表示，对于工人们来说工会就意味着“墙上挂的照片，地上铺的地毯与家里播放的音乐。”二战过后二十五年里，资本密集型工会化产业当中的从业工人们还争取到了远不仅仅局限于此的成果。曾经对工人们来说十分陌生甚至从未听说过的东西——私人住宅、现代家电、带薪假、私家车以及第二辆私家车、送子女上大学、在身体尚且硬朗的时候就退休——变得越发普及起来。到了1949年，工会化已经发展得极其根深蒂固，以至于某左翼报纸的批评家这样写道：“查尔斯.希勒揭示了工厂建筑之美，成为了福特公司的拉斐尔。这样说来汽车工人联合会何时才能有自己的乔托呢？”

由政府与资方共同提供的更高收入与福利项目——包括养老金、失业保险、残障保险以及医疗保险——为工人们带来了十分陌生的安全感与幸福感。当然，依然有许多工人心存不满，认为生活改善的代价过于高昂——尤其是一直伴随着福特生产法延续下来、尽管略有收敛的威权主义管理作风，单调枯燥的流水线作业，以及制造业重体力劳动对于身体的耗损。尽管如此，宾州约翰斯顿炼钢工人家庭出身的杰克.梅茨加还是写道：“如果我们在五十年代经历的这一切还算不上解放，那么解放在真正的人类生活当中就从未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