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本末分章全译 -- 桥上

《定四年经》：

夏四月庚辰，蔡-公孙姓帅师灭沈，以沈子-嘉归，杀之。（（p 1533）（11040003））（109）

《定四年传》：

沈人不会于召陵，晋人使蔡伐之。夏，蔡灭沈。（（p 1542）（11040301））（109）

《定四年经》：

楚人围蔡。（（p 1533）（11040011））（109）

《定四年传》：

秋，楚为沈故，围蔡。伍员为吴行人以谋楚。（（p 1542）（11040302））（110、109）

楚之杀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孙嚭为吴大宰以谋楚。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蔡侯因之，以其子乾与其大夫之子为质于吴。（（p 1542）（11040303））（110、109）

我的粗译：

这次沈人不来参加召陵的盟会，晋人就让蔡国去问罪。蔡国派公孙姓率一支部队前往，这年夏四月庚辰那天（杨注：庚辰，二十四日。），攻灭沈国，把沈国国君沈子-嘉带回去杀了。

到秋天，因为沈国被攻灭，楚国去围攻了蔡国。

同时，伍员（伍子胥）当上吴国行人，参与对楚国的谋算。九年前楚国杀害郤宛时，伯氏之族逃离楚国。伯州犁的孙子“嚭”（伯嚭）此时成为吴国大宰，也参与了对楚国的谋算。

楚国自从昭王即位以来，每年都有吴军去进攻。这年秋天，借此机会，蔡侯（蔡侯-申，蔡昭公，蔡昭侯）把他另一个儿子“乾”和手下大夫们的另一些儿子送到了吴国为质。

一些补充：

注意，召陵之盟是在夏五月才举行盟誓，则“蔡-公孙姓帅师灭沈”是在盟会过程中完成的。

杜预《注》“楚之杀郤宛也”云：“在昭二十七年。”

杜预《注》“伯氏之族”云：“郤宛党。”

杨伯峻先生注“伯州犁之孙嚭”曰：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伯嚭”作“白喜”，且误以郤宛即伯州犁。

桥案：注意，伯嚭是作为族长带领整个“伯氏之族”逃去吴国的，因此他在吴国的地位也就高于伍员。另外，伍家人出名的能干，终于不被楚国所容，以悲剧收场。

“蔡”——“新蔡”推测位置为：东经114.99，北纬32.75（新蔡二高周围，有遗址，省保。昭十一年蔡灭，昭十三年复封于新蔡，哀元年因楚围请迁，哀二年迁于下蔡——州来）。

“沈”（杨注：沈，国名。传世器有沈子簋，据铭文，知沈子实为周公之曾孙，其父始封于沈，沈子继其父封，然犹秉承其大宗周公，说详《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三卷三期温廷敬《沈子簋订释》。其地在安徽省-阜阳县西北一百二十里之沈丘集，西北距河南省-沈丘旧县治三十里，约在今临泉县，今沈丘县则已移于旧治北之槐店。#沈为楚国之县，或以为即沈国，然沈国-春秋末期犹在，则楚此时不得有其全部土地，或文三年楚伐沈时曾得其部分土地以为楚县，《左传》襄二十四年楚康王时有沈尹寿，昭四年灵王时有沈尹射，五年又有沈尹赤，十九年平王时有沈尹戌，哀十七年惠王时有沈尹朱，而哀十八年另有寝尹，则沈未必即寝丘，尤未必即孙叔-敖之所封。说参李惇《群经识小》及梁履绳《补释》。#沈，县名，即故沈国地，今安徽-临泉县，见文三年《经•注》。#沈，姬姓，故国在今河南-沈丘县东南沈丘城。即安徽-阜阳市西北。又见文三年《经•注》。#阮刻本无“沈”字，今从《校勘记》及金泽文库本增。），推测位置为：东经115.24，北纬33.07（沈丘古城遗址）。

“召陵”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6，北纬33.59（会盟地——召陵镇-傅庄南傅庄遗址）。

“晋”——“新田”——“绛”——“绛县”推测位置为：东经111.31，北纬35.62（成六年后，新田遗址，4000万平方米，在同一区域内有6座城址。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

“楚”——“郢”——“为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有遗址，长方形城，4500╳3500，1600万平方米。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楚——为郢：庄十七至庄十八，庄三十至僖二十七，文九至文十四，宣八至昭五，昭三十至定六）。

“吴”（杨注：吴，姬姓，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之后。《史记》有《吴世家》。孔《疏》引《谱》云：“至寿梦而称王。寿梦以上世数可知而不纪其年。寿梦元年，鲁成公之六年也。夫差十五年，获麟之岁也。二十三年，鲁哀公之二十二年，而越灭吴。”吴国自称为“工”（者減钟）、“攻[（又/又/一）攵]”（吴王剑）、“攻吴”（吴王夫差鑑），亦称为“干”，详刘宝楠《愈愚录》卷四《干越》、《墨子•兼爱中》孙诒让《閒诂》及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吴王寿梦之戈》。亦称禺邗，传世有禺邗王壶，即哀十三年黄池之会后所作。吴自称王，彝器如此。《吴语》又称“吴伯”“吴公”，《春秋》则称“吴子”。吴初国于梅里，据高士奇《地名考略》，今江苏省-无锡县东南三十里之梅李乡，旧称泰伯城者是其地。至诸樊始徙于吴，今之苏州市。），推测位置为：东经120.11，北纬31.51（阖闾城遗址，春秋晚期大城遗址，阖闾：昭二十八至定十五）。

《定四年传》：

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左司马戌(xū)谓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阨。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既谋而行。武城-黑谓子常曰：“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战。”史皇谓子常：“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难而逃之，将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尽说。”（（p 1542）（11040304））（110、109）

《定五年经》：

夏，归粟于蔡。（（p 1549）（11050002））（109）

《定五年传》：

夏，归粟于蔡，以周亟，矜无资。（（p 1550）（11050201））（109）

我的粗译：

到这年冬天，蔡侯（蔡侯-申，蔡昭侯，蔡昭公）、吴子（吴王阖庐）、唐侯（唐成公）共同率兵进攻楚国。他们在淮汭放下船只，走旱路沿豫章进军楚国，与楚军隔汉水对峙。

这时，楚国的左司马“戌”（沈尹“戌”）对楚军主帅子常（令尹囊瓦）建议：“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阨。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大人率部队沿汉水和他们周旋，我去把方城外的部队都动员起来，毁掉他们留在淮汭的船只，再回来堵住“大隧”、“直辕”、“冥阨”，到那时，大人渡过汉水进攻他们，我抄他们的后路，一定能大败他们。）”。

约定好了以后，左司马“戌”就出发了。他一走，子常部下武城-黑就对子常说：“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战。（吴军战车是纯用木头做的，我军战车用了皮革，皮革不耐久，我们还是该快点开战。）”，另一部下史皇则告诉子常：“楚人恶子而好司马（戌）。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楚人讨厌大人却喜欢司马，要是司马在“淮”毁掉吴人船只，再堵住“城口”打回来，那就是他一个人战胜了吴军。大人一定得赶快开战，不然，肯定没好。）”。

于是，楚军渡过汉水列阵，从小别一直到大别。随后开战。连打三仗，楚军都败了，不断退却。子常知道大事不妙，准备流亡到别的诸侯那儿，史皇就对他说：“安，求其事；难而逃之，将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尽说。（没事儿时候，揽来了这责任，遇到危险，却想逃避，还能逃哪去儿呢？大人一定得死在这儿，那前边罪过就都抵了。）”。

随后，吴军攻入了楚国，下一年，我们定公五年（公元前五〇五年，周敬王十五年，晋定公七年，楚昭王十一年，蔡昭公十四年，吴阖庐十年），夏天，吴军还占据着楚国，出征的蔡军也仍滞留在外，我们给蔡国运去了些谷子，为他们救急，我们是同情他们断粮了。

一些补充：

后来史皇战死，子常还是逃走，流亡去了郑国。

杨伯峻先生注“蔡侯、吴子、唐侯伐楚”曰：

杜《注》：“唐侯不书，兵属于吴、蔡。”盖唐国小力弱，邲之战，唐惠侯从楚，亦不书。

杨伯峻先生注“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阨。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曰：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云：“遂使孙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阴令宣言于楚曰：‘楚用子期为将，吾即待而杀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子期即公子结，此次抗吴，未尝为将帅。足见子胥畏之，而知囊瓦之无能也。沈尹戌此一战略，足操胜算，而囊瓦败之。

杨伯峻先生注“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战”曰：

用木用革盖指战车而言。吴车无饰，纯以木为之。楚车以革漫之，须加胶筋。用革者滑易而固，然不耐雨湿，胶革解散，反不如徒木之无患，故曰不可久。说详姚鼐《补注》。

这里提到了战车是用木还是用革，对于探讨战车的制作用材有一定意义。《左传》中没提到过“木车”，提到“革车”的则有三处：《闵二年传》：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p 0273）（04021001）），《昭八年传》：秋，大蒐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p 1302）（10080401）），《哀十一年传》：王卒助之，大败齐师，获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献于公。（（p 1663）（12110302））。玩其文意，都以“革车”为好车，且都是指的战车。结合此处的叙述，“革车”与“木车”在用于作战的功能上似无本质区别。我猜测是在舆底和车栏某些部位用材上有所差异。

下面是皮革编织车栏遗痕（新郑郑王陵车马坑）的图片，出自福成中华《新郑郑王陵车马坑》，记得我还在网上见过皮革编织舆底遗痕的图片，与此类似，但没找到，这里的文和图其实也挂了：

《襄二十五年传》有：下车七乘，不以兵甲。（（p 1100）（09250209）），这个“下车”说不定就是与“革车”相对的“木车”。

杨伯峻先生注“夏，归粟于蔡”曰：

《春秋》例，不书主者，鲁史自不书“鲁”也。杜《注》谓“蔡为楚所围，饥乏，故鲁归之粟也”，甚知《经》旨。《公羊》、《谷梁》两《传》皆谓“诸侯归之”，谬妄不足信。

杨伯峻先生注“夏，归粟于蔡，以周亟”曰：

周即賙，救也，给也。亟，杜《注》：“急也。”此谓救济急难。

桥案：蔡国上年春天去参加召陵之盟，夏天去攻灭沈国，秋天被楚国围攻，冬天又随吴国攻打楚国，军队长期在外滞留，既严重影响耕作，损耗又大，此时“国”中正是青黄不接了。

杨伯峻先生注“矜无资”曰：

矜，怜悯也。资即僖三十三年《传》“脯资餼牵竭矣”之“资”。杜彼《注》云：“资，粮也。”僖四年《传》“共其资粮屝屨其可也”，资粮连文，尤可证。

“唐”推测位置为：东经113.12，北纬31.99（随州-唐镇）。

“淮汭”——“淮”（杨注：杜《注》：“吴乘舟从淮来，过蔡而舍之。”），推测位置为：东经115.55，北纬32.41（淮水与汝水交汇处）。

下面是“自豫章与楚夹汉”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其中我标上了两个可能的“豫章”所在。既然是“自豫章与楚夹汉”，则此“豫章”已经离“汉”不远，考虑吴、唐、蔡联军的行军路线很可能要经过“唐”，此“豫章”可在“冥阨”一线（下图中靠西那个），随后则应越“冥阨”经“唐”而至“汉”。如果“豫章”为淮水之与今东淝河交汇处以上部分，则此处的“豫章”或应在淮水之与訾水交汇处（下图中偏东那个）：

从上图中可见，自“豫章”至“唐”还有可能不经“冥阨”、而大体沿淮水走“负函”、“谢”、“稷”一线，在“稷”南面有一山口或在当时亦可通往“唐”，而且这一路线更合于所谓“自豫章与楚夹汉”。另外，在此次楚人战败、吴人“入郢”之后，来救援楚人的秦军曾在“稷”与楚军会合，邀击回撤的吴方夫槩王，这也是支持此一路线的旁证。如此，则此处的“豫章”或应指淮水之与訾水交汇处（上图中靠东那个“豫章”）以上河段，这样一来，“豫章”与“汉”的距离就更近了。

下面是自“豫章”至“唐”附近一带之GoogleEarth地形图，在图中可见淮水和汉水，我还标上了“负函”、“谢”、“稷”和“冥阨”以及“唐”所在的位置，请按验：

因此，此处的“豫章”我认为是指浉水入淮处（上上图中偏东的那个“豫章”，东经114.5，北纬32.3）以上的淮河。

关于“豫章”和“豫章之汭”所在，我在前面有较系统的讨论，如有兴趣请移步《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豫章与淮-上》和《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豫章与淮-下》。

“汉”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6，北纬31.2（可能的经“唐”而来“与楚夹汉”的起始点）。

“方城”——“城”推测位置为：东经113.22，北纬33.34（方城县-独树镇-杨武岗村南）。

“大隧”（杨注：“冥阨”阮刻本作“寘阨”，今从《释文》、《石经》、宋本。详《校勘记》。杜《注》：“三者，汉东之隘道。”今豫鄂交界三关，东为九里关，即古之大隧；中为武胜关，即直辕；西为平靖关，即冥阨。冥阨有大小石门，凿山通道，极为险隘。冥阨亦曰黽塞。），推测位置为：东经114.22，北纬31.83（黄岘关，水库坝址）。

“直辕”推测位置为：东经114.02，北纬31.62（武胜关）。

“冥阨”推测位置为：东经113.93，北纬31.87（平靖关-大关口）。

“城口”（杜《注》：“城口，三隘道之总名。”），“大隧”、“直辕”、“冥阨”。

“武城”（杨注：杜《注》：“黑，楚-武城大夫。”武城，今河南-信阳市东北。），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4.2，北纬32.3（信阳市东北扼守“大隧”、“直辕”、“冥阨”三关之处）。

“大别”、“小别”（杨注：洪亮吉云：“大别、小别皆淮南、汉北之山。”大别山，据郑玄《书•禹贡•注》、《汉书•地理志》、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俱谓即今安徽-霍丘县西南九十里之安阳山。今湖北-英山县北有大别山，亦此大别山脉之峰。小别则在今河南-光山县与湖北-黄冈县之间。洪亮吉《卷施阁甲集•释大别》及《汉水•释》言之甚详。汪之昌《青学斋集•小别大别考》谓今湖北-天门县城东南有大别山，土名大月山，其西有二小山，小别当在其中。似二山相距太近，未必确。），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6，北纬31.15（“大别”、“小别”两地相距当甚近，否则不可能“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