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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汪晖到底有没有剽窃 转了一圈，留下的基本印象正如这篇举证抄袭的网友所言：
从抄袭的内容的性质上来说（frnkl注：如果有的话），汪晖的抄袭多半不是文中的核心部分，多数核心观点应该确实是经过他的认真思考的（好吧，这个我不懂，还要请更专业和有公信力的学者来判定）。涉嫌部分基本为背景介绍部分，所以无怪乎钱理群会说是引文不规范的问题，而有人反而感叹汪晖的文摘卡片功夫深。
家园 反思一下：南方周末开始就做错了 南方周末在学术界还没有机会自己解决这个事关学者声誉的学术争议问题之前介入此事是很不恰当的。
家园 《反抗绝望》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严家炎先生de看法 中国青年报：您知道王彬彬在《南方周末》上批评汪晖《反抗绝望》这部著作的事了吗？作为当年汪辉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之一，您对王彬彬批评文章的看法是什么？严家炎：汪晖博士论文《反抗绝望》的答辩，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汪晖的博士论文是有学术深度的，是扎实的。论文的主体部分属于汪晖的原创。那时的答辩还是很严肃的，很认真的，这篇论文的主体至今看来还是立得住的，确实属于他自己的，不是抄别人的。
注：涉嫌部分基本属于文献回顾。
说到第二点——王先生称作“抄袭”或者“剽窃”的问题。我觉得王彬彬先生有些地方引出来的文字，看上去确有根据，如果是那样，当然可以说是“抄袭”。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说得好像过分了一点。比如“参见”的问题，就可以讨论。如果一个作者说“参见”，他在自己论述的地方加了个注，说“参见某位作者的某部著作的某章某节”，就应该算是一种交待，不能简单地说这种“参见”还是有意的“抄袭”，这就有点走样了。应该说这也指明了一种渊源关系。作者有时觉得自己说得比较简单，其他著作论述比较详细，请读者“参见”，这是允许的。所以，所谓的“参见”可能有多种情况，经常使用来注明出处，不能仍然说这是抄袭。像汪晖引的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还有引张汝伦的《意义的探究》，注明“参见”的，不能都当做剽窃来批评，不大准确。
但是王彬彬先生文章中摘引出来的地方，确实证明汪晖与他人有多处文字基本上相同，却完全没有注明出处，前后也没有说明交待，用了一段跟别人几乎不差几个字的文字，你说这个部分是抄袭或变相抄袭，我觉得可以说。这类地方对汪晖的批评，我觉得是能够成立的。
注：我觉得严先生还是受王彬彬误导了，看汪晖原文可以发现，那几个所谓硬伤并不那么“硬”。
家园 不知清华大学有什么回应吗？ 我赞成挺汪，但现在最能挺汪的，就是清华大学了。不就是那些理由么，网上那些长短不一的文章能讲清楚，清华还怕讲不清楚？感情上偏袒汪晖，程序上认真对待，对谁都有好处吧。
家园 官僚的一个特点，就是躲事 学校的大权在官僚手里，而没有一个官僚会主动揽这种事的。另外一个难点是目前很难组织一个中立公正的调查委员会。华人学术圈，包括大陆和海外，就那么大；而且盘根错节，没有谁能超然物外。
家园 关于对汪晖抄袭张汝伦文章的指控 王彬彬文章中还定义了一种抄袭，叫作：“老老实实式”。这主要是指文章最后提出的两条《反抗绝望》文字，王彬彬在此指责《反抗绝望》抄袭了《意义的探究》一书。这两条在河北教育版和三联版都是紧连着的两段，但王彬彬文章列出时，不标出原有的注释号位置和注释，同时还做了一处非常细致的“小手术”，并分开讨论，并以这两条的讨论作为全文的压轴段落。通过下面的分析，我将说明：这是一种不老实的“王彬彬式搅拌”。我们来看看最后的这两条。首先特别要说明一下：下面将引用的是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的《反抗绝望》第79-80页。王彬彬既然费心用功地写这篇万字长文来谈“学风问题”，他应该掌握了全盘正式的出版资料，他应该和我作为编辑策划、审编此书出版一样，都手握此书最早的1991年上海版作为参考。
由于这里需通过一个略显复杂的技术分析来说明最后这两条的问题，我希望读者给予充分耐心。我们来仔细看一下汪晖极长的这一整段，并加上汪晖原有的注释（河北教育出版社对这一长段做了职责所在的必要分割，分为三段喘气以便阅读；三联版追随河北版）。上海版的本来面貌是这样的——
历史与逻辑的悖论。“反传统”一词所表达的含义不仅是一种主观态度，而且是一种理解世界、理解历史、理解文化的特殊方式。对于鲁迅等新文化创造者来说，“反传统”似乎就是他们存在的基本模式，而不仅仅是主体理解或认识客体的一种一般的意识活动，因为在新旧交替中他们就是作为旧的或传统的对立面而出现于历史舞台的。然而，“反传统”作为一种对传统的否定性的理解方式，恰恰必须具备构成对传统进行理解的历史性前提。如果我们承认传统有其基于特定历史和社会处境的历史结构，传统文化及其创造者总是一定地处于一个世界，总有其不容忽视的历史性，那么从中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传统的批判者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处于一定的世界上，他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也是无法消除的。伽达默尔指出，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注1]因此，现代释义学的下述结论恰好构成“反传统”的存在模式的悖论：“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成见构成了我们的在。”[注2]在伽达默尔看来，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于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理解对象。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伽达默尔指出：“不应把理解设想为好象是人的主观性行动，理解是将自身置于传统的一个过程中，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注3]五四新文化运动赋予科学与民主的理性精神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在这一绝对权威下对“传统”进行价值重估，其实际内容是指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礼教对人们的精神控制，从而为历史的变革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当这一运动形成了人们心理上的“反传统”趋向时，恰恰又使人们陷入了逻辑上的悖论：“反传统”作为一种对世界或传统的理解方式就在传统之中，因而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注1]参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
[注2] 伽达默尔：《哲学释义学》第9页，转引自同上书第176页。
[注3]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50页，转引并参见《意义的探究》第180页。
请注意我用波浪线标出的两处，一短一长。短的这句“伽达默尔指出”，即受到王彬彬指责的倒数第2条。王彬彬明摆着引用了“伽达默尔指出”这个短句，却指责说“汪晖是将其作为自己的观点显示给读者的……实在欺人太甚：欺原作者太甚；也欺读者太甚”。
波浪号标出的一长句，包括[注1]、[注2]两个注释号，正是王彬彬做细致“小手术” 的地方，他完全用省略号来处理，也就是说，他把这一长句摘除了！由于摘除了一句“在伽达默尔看来”、两个注释号，按道理，王彬彬的指责语气应该更甚，更应该说“汪晖是将其作为自己的观点显示给读者的”，欺原作者极甚！也欺读者极甚！但是，王彬彬的语气恰和前面矛盾，反倒说汪晖的这一“剽袭方式，让人反感的程度就要轻些。”
在[注3]之前包括注释号的一长句，即我画了直线的一句，是汪晖改订此书刊行河北教育版时自己删掉的，因此这个跟随的注释自然也删掉，所以现在河北版、三联版都看不见注释里的“转引并参见《意义的探究》第180页”。我审稿时曾比对过，认为这句引文删掉是正确的，因为它与上下文并无紧密关联，这样也利于一大长段划分成三个便于阅读的段落；但我和汪晖都忽略了：“转引并参见《意义的探究》第180页”还说明了上面几句话的出处，并不仅仅只说明伽达默尔的出处。
王彬彬握有上海版，他自然找到第180页；他针对这个地方，引用的时候还特别说：“此处跳过张著引用的伽达默尔一句原话”，即汪晖第3个注释引用《真理与方法》里的话。也就是说，汪晖这里并没有跳跃，王彬彬却跳跃了，而且他还反过来指责汪晖“这回采取的是跳跃式，即抄几句，便跳过若干字、若干句、若干行。”
这些自我矛盾的表现，不妨说是不老实的“王彬彬式搅拌”。
家园 王彬彬所谓的铁证不怎么可靠 王彬彬原文到处被转载，随处可见，不过这个版本阅读体验最佳。
其中有一段，王彬彬说（看到这么明显的证据）“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同样根据这一段，方舟子说汪晖抄没抄，小学生都知道。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让我们先看一看王彬彬相关的文字：
三、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美国学者勒文森这本研究梁启超的书，给了汪晖巨大帮助。可以说汪晖非常过分地借助了这本书。 这里的“过分”不仅仅指在具体场合对勒文森的剽袭，更表现在常常无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区别，把勒文森分析梁启超的理论框架简单地套用于对鲁迅的观察。勒文森认为，梁启超虽在理智上认同了西方的某些现代价值、疏远了本国文化，但在感情上却对本国文化、对本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有深深的留恋。这成为勒文森解释梁启超一生言行的一个重要依据。在分析鲁迅的思想矛盾、精神痛苦时，汪晖极大地依赖于勒文森的此种理论。对所谓“历史中间物意识”的论说，是汪晖《反抗绝望》中最引人注目之处。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汪晖正是仿效勒文森对梁启超思想、精神的分析，来论述鲁迅的思想和精神。鲁迅与梁启超当然有相似之处，但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巨大差别。鲁迅之所以为鲁迅，主要不体现在与其他人的相似上，而体现在与其他任何人的不同上。过分借助研究他人的理论视角来观察鲁迅，就可能走向对鲁迅的歪曲。实际上，《反抗绝望》对鲁迅留恋传统文化的一面，是做了过分的解说的。对所谓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反抗绝望》也强调得过了头。汪晖对勒文森的剽袭方式，也能说明他是如何不辨梁鲁了。
汪晖《反抗绝望》第二章第二节，题为《重新诠释历史/价值的二分法》。所谓“历史”与“价值”，也是勒文森用来分析梁启超的一对重要范畴。这一节，汪晖这样开头（第68页）：
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二章，题为《传统世界的崩溃》。这一章，勒文森这样开头（第46页）：
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汪晖只把勒文森的“梁启超”换成“鲁迅”，其他便“几乎”是原原本本地抄录勒文森。这为我上面的说法提供了证据：在借助勒文森理论分析鲁迅时，汪晖是缺乏“边界意识”的，是很忽视鲁、梁二人的差别的。对李泽厚的剽袭，还是将李的观点用于对同一对象的研究。对勒文森的剽袭，则是将对一头熊的认识用于对一只虎的判断了。说汪晖“几乎”原原本本抄录勒文森，是除了名字的变换外，还有一个标点符号的差异。勒文森的“技术、结构”，在汪晖手里变成了“技术结构”：“技术”与“结构”之间的顿号没有了，这可能是匆忙间的疏忽。但“技术、结构”是两件事；而“技术结构”则变成了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汪晖的剽袭，总是有意无意地损害原文。
咋一看，确实是汪晖抄袭无疑了。但我初阅读时，总有一点疑惑：这里有否脚注？因为王彬彬在前面与李泽厚等人文章与汪晖文章对比时，是从“参见”式脚注不能代表引用的角度入手指控的。手头没有书，没法验证。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为汪晖辩诬的文章，里面引用了汪晖的原文，转引如下：
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人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人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① 与梁启超等人不同，鲁迅的这种以民族文化改造为根本目的的文化引人主要是以否定性的方式进行的，即是以抨击与批判传统文化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以系统的介绍方式引人。正是经由鲁迅及其同伴的努力，西方现代文化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逐步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内部结构，从而在根本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历史发展。（《反抗绝望》第68-69页）这段引文中标注的“①”是个脚注，其内容是“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6页”。
王彬彬在他的指控文章里，有以下重大缺陷：（1）王彬彬没有提这个脚注的存在，有故意误导的嫌疑。（2）王彬彬在文中指责汪晖“常常无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区别，把勒文森分析梁启超的理论框架简单地套用于对鲁迅的观察”。如果只看王彬彬对汪晖的引用文字，这个指责似乎成立。可惜，当看了汪晖原文后，我们可以发现汪晖的本意就是强调鲁迅与梁启超的不同。王彬彬再次有故意误导嫌疑，或者他根本没有读懂汪晖的这段话。(3）从文本理解的角度，汪晖原文脚注后（红字部分）强调鲁迅与梁启超的不同，脚注前面部分应该是讲述鲁迅与梁启超相同的部分；而这一相同的部分，以脚注结尾，表明是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一般地，如果不看引用文献的题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读者很容易会理解为“鲁迅著作。。。。。。”是引用文献的研究结论（即使注意到文献的题目，对于不熟悉此文献的读者，以上理解也是可能的，因为中国近代思想涵盖鲁迅的思想）。由于脚注的存在，这段话很难被读者理解为汪晖的原创结论。那么这段话有没有问题，有！就是表述不清，这已经是汪晖的标志性特点了。其实汪晖只需要把开头的“鲁迅著作”改为“鲁迅著作，正如梁启超著作一样，”加上原来的脚注，就一点问题就没有了。
总之，我认为王彬彬在这个引用上对汪晖的指控很大程度上是站不住脚的。汪晖在这个问题上，最多是引用不规范的问题。
家园 坦率地说 后面有人发掘出李龙牧的问题，那才是比较麻烦的。但话又说回来，那个只能说技术层面上可以判定为抄袭（因为确实是原文，没任何注脚），但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第一是历史背景陈述，没什么抄的价值，第二，汪晖在论文的参考文献里面列出了来源资料。估计是当时写得匆忙，漏掉了。
家园 我的理解是 这里“鲁迅的著作”就是“梁启超的著作”之误，抄错了，或者行文的时候疏忽了--这句话本来就是裂纹僧的原话。否则不能理解后面的转折关系或者递进关系。
对汪晖的指控大多很勉强站不住脚，反而对朱学勤的指控容易落实。看来鹦鹉学舌和独立思考到底有不同。
家园 列文森著作明显是汪晖研究鲁迅思想的重要借鉴 汪晖在《反抗绝望》里开宗明义的文字（转引自王彬彬的文章）
鲁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深刻、也最复杂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这位深刻的思想巨人以他独有的敏锐感受着自己的内在矛盾，那种精神痛楚锐利得有如承受酷刑的肉体的感觉。他频频使用“挣扎”、从“沉重的东西”中“冲出”等意象，使人感觉到鲁迅是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相容的思想交织而成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鲁迅对自身的矛盾有着深刻的内省与自知，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从而长久地处于精神的矛盾和紧张之中。…… （第3页）
以上是全书开宗明义的两段。
红字部分有助于理解对汪晖抄袭列文森文章的指控成立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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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李陀的一些观点 李陀：九十年代的分歧到底在哪里？（《南都周刊》采访完整版本）
关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
南都周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多数也都是接受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多强调绝对的、普世的自由主义观，而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已经抛弃了这样的一种理念了。李陀：关于经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涉及很多复杂的理论和学术问题，在这样一个对话里讨论，很困难。就中国情况而言，在自由主义名下其实有很多区分，有真有假，有新有旧，鱼龙混杂。如果自由主义阵营内部来个大辩论，谁是假自由主义，谁是真自由主义，谁是经典自由主义，谁是新自由主义，谁是法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谁是苏格兰传统的自由主义，化界限，弄清楚，我看对自由主义有很大好处，用不着老是枪口一致对外。当然，所谓“新左”这边，也应该这样，自家先和自家吵，摆一摆分歧，辨一下真假，这肯定能大大提高各方的理论和知识水平。总之，在现在情况下，我主张“左”方和“右”方，都先自己人和自己人吵，这可能比现在的乱打一锅粥更有意思，也更有收获。
注意两段红字里的话。李陀这里也解释了我以前的疑问：中国的这些自由派怎么不像活在现代，和历史脱节得这么厉害？
南都周刊：在探讨这场思想争论之前，我们先聊聊在90年代中期的社会环境和知识背景，你是怎么理解的？李陀：这太好了，很愿意和你这样讨论问题，在我看来，这恰恰是理解九十年代这场争论的关键。十多年了，关于争论双方的分歧，比如自由问题，民主问题，公正问题，已经有很多文章做了分析和讨论，但是，在这些表面的话题后面，还有一些更大的话题被掩盖了，或者被模糊了——其实正是这后面的东西决定着那些公开的的争论。今天既然有了机会对这场九十年代论争进行回顾，这些话题就应该被突显，被强调，被着重讨论，如果能在这些话题上重新展开争论，就好了，也许争论在一个新的水平上重新展开，能出现一个新局面。
这些话题后面的话题是什么？主要有两个。一是二战后，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后，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怎么看待这变化？二是在这同一时期，在世界这个大范围里，知识发展有没有发生变化？是什么性质的变化？这两个问题都很大，但正因为大，所以对其他 “小”问题都有制约。
自二战之后，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不是什么新看法，但是，要追究这到底是什么变化?什么性质的变化？这就涉及很多问题，其中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怎么看今天的资本主义。近半个世纪以来很多理论研究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是：在二十世纪后半段的发展中，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新的形态和新的体制。这个体制有全球化的规模，在半个多世纪的不断的变化调整中又具有了传统资本主义完全没有的新特征，还有与之适应的新的意识形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话，国内外有很多理论家都说过，分析过，例如汪晖就在他的文章里对此有很多讨论（可惜，他的文风艰涩，这些论述常被一些“复调”式的修辞淹没），但是，问题就在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无论真假，都忽视这一点，或者根本不承认。这样，他们所有的论说都有一个前提：假定资本主义无论作为体制，还是体系，没有什么变化，或者没有根本的变化。这对他们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躺在帕克、托克维尔、伯林、哈耶克等经典大师的理论词典里著书立说，指点江山。但是，他们不明白的是，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连同它的对立面社会主义），都已经不再是帕克、托克维尔所认识那个世界，也不再是伯林、哈耶克的思想所籍以产生的那个世界，不作修改，没有创新，再凭借这些古典理论和思想，讨论世界问题，讨论中国问题，做好了，是刻舟求剑，做坏了，就是胡说八道。
和这个大变化相应的第二个转变，是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至今还没有结束的人文知识转型。解释社会主义运动为什么失败，解释全球化的新型资本主义为什么诞生，并且对它们做出政治和理论的说明，这是摆在一切生活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知识分子的不能回避的课题，其结果产生了持续几十年的重要的理论发展和知识建设。今天盛行的一些命名：“后工业社会”、“福利社会”、“媒体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后社会主义社会”、“后集权社会”等等，正反映了试图揭示和解释这个大变化的众多努力，背后都各有一大套新理论，新知识，都是企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这种转变。例如近来被议论最多的后现代理论，也是这些新理论的一部分，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它在中国比较热，而且热过了头。问题还不在于出现了这么多的新理论，真正关键的是，这些努力，在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等思潮带动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学术转型”，这个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对启蒙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双重批判（前一批判有更长的历史），这个批判不但使过去以往的几乎所有的人文知识都成了问题，而且在新的前提下出现很多新的知识。
在2000年5月号《读书》上，刘禾发表了《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一文，在评价《白银资本》一书的同时，尖锐地提出“以当代后殖民理论为代表的这股新思潮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和冲击，已开始改变世界知识生产和流通的格局，使很多学科包括人类学、历史学、文学史、社会学、科学史等陷入危机，在西方学界引起种种复杂剧烈的冲突。在我写作此文时，经济史领域虽然已有沃勒斯坦和弗兰克等人的世界体系理论，但尚未出现反省欧洲中心论的重要研究。时隔不过七年，《白银资本》出版了，终于也使经济史领域出现一次大的转折，我认为它和萨义德的《东方学》、伯纳尔的《黑色的雅典娜》，构成了当代学术转型中的三个路标性著作，我想，这些路标对中国学人提出的挑战，已大大超出了‘西方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实际的老问题，更不是要不要‘反西方’的问题；它真正的挑战是：中国学人处在当今剧烈变动中的全球文化格局里，应承担何种角色?或不承担何种角色?”我觉得刘禾提的这些问题今天看来还是很现实的，对回顾九十年代争论也很有启发。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自由主义”者们几乎全体拒绝承认有这样一个“学术转型”（这可以拿当年徐友渔对刘禾的反驳文章为代表，他那时候很天真地问：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转型”？），因为，如果承认，他们依据的理论和思想基础就成了问题，他们借以藏身的象牙塔就会轰然倒塌，他们还怎么能给中国人画出一个安安稳稳走西方道路的理想地图？
与此对照，具有左倾立场的知识分子一般都对这些新理论和新知识不但不取拒绝态度，相反，他们大多都把它们当作重要理论资源，尝试着理解它们，消化它们，以解释中国，解释世界。当然，其中有不少生搬硬套、食洋不化的现象(这在很多“后现代”热衷者那里，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和批评。不过，我想在对《读书》的很多批评里，“看不懂”竟然成了那么大的罪过，和《读书》的一些文章推动这些新知识、新学术、新理论的传播有密切关系，因为有些人根本就不愿意正视这些新学术和新知识，因为这威胁了他们的学术利益和权威地位。这让我想起八十年代初对“朦胧诗”的围攻讨伐，那时候“朦胧诗”的第一大罪状，也是“看不懂”，这真让人感慨。
注意这个记者提的问题还是很到位的，总结的很好。南都周刊还是有人才的。
南都周刊：你刚才聊到新知识、新理论的转型背景问题，但在“自由主义”视野中，中国当下社会的 “真问题”，不是一个从“现代”到“后现代”，更多的是一个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型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彻底，还被权力扭曲、干扰，当下最重要的课题还是是怎样制约权力，所以像哈耶克、洛克的思想才在中国有那么大的一个市场。李陀：这涉及另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凡是坚持遵循经典启蒙思想来考虑问题的人，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或是其他主义，基本上都有一个进步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阶段的，都必然依照由低级到高级，由蒙昧到文明这样一个规律一步一步“进步”的。但是经历了二十世纪战后的知识转型之后，对这种进步主义历史观的质疑和批评已经相当普遍（这是老生常谈，但是眼下又不能不谈，没法子）：历史并不是按照从低到高的规律来线性发展的，进步和倒退之间也不是这种线性关系所能描述的，无论进步还是倒退，可能要在某种特定的结构中（结构的共时性没法子和线性的时间观念相调和）才能得到解释——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中国现在当下的“真问题”既不是什么“现代”如何向“后现代”的进步，也不是什么从“前现代”如何向“后现代”进步，这两个说法的前提都是不能成立的，这样的前提实际上是一片难以立足的沼泽。
说中国市场经济还不彻底，说由于这种不彻底“权力”今天如何被扭曲、干扰，说因此今天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制约权力”——这一切说法，在我看来，都是建立在早已过时的陈旧知识之上的推断和论述，都是在沼泽地里的危险舞蹈。问题倒是：这样的舞蹈今天为什么这样流行？为什么“自由主义”群体对这样的说法都坚信不疑？我以为这只能说明，他们无论出于疏忽，还是出于守旧，都对如何认识今天的世界变化没有做足功课，舞蹈之前，没有检查自己的脚是落在了什么地方。最近两年，对中国和世界变化的解释，“自由主义”们的言说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对伊拉克战争的判断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其权威性日益下降，可以说是对他们这种尴尬最好的说明。
很多人都关心“制约权力”的问题，认为是关键中的关键。但是，这又不能不回到刚才咱们讨论过的话题，这里要制约的，究竟是什么权力？回答这问题，我以为关键是认可不认可这样一个新现实：如今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也在全球建立一种全新的秩序，因此，在这个秩序里，“权力”早已经不是传统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秩序里的“权力”了，更不是和封建主义相联系那个权力了。这样，什么是他们说的那个需要制约的“权力”，本身并不是一个自明的、确定的东西，那是个新形态的“权力”，需要重新的界定和分析的。可是，这一定会被那些“自由主义”者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根本用不着。在他们那里，蓝图是清晰的，实现蓝图的途径也是清晰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按照经典大师预设的道路往前走就行了。
还要说明的是，上边说的这些，无论国内国外，在很多人的著述里都已经分过了，讨论过了，问题是你能不能正视。我希望反对者最好直接对这些著述里的观点和说法展开批评，而不是来回说什么这些理论“不合国情”。他们应该问问自己：他们那么崇拜的西方大师的理论就一定“符合国情”？
这篇文章干货极其多，强烈推荐阅读。我这个文摘不过是挂一漏万。
删节后发表的稿件应该是这篇：
李陀：自由主义者画不出理想的路线图 2007年08月17日14:29 南都周刊记者按语：
一名“新左派”眼中的十年思想界：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也在全球建立一种全新的秩序，在这个秩序里，“权力”早已经不是传统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秩序里的“权力”了，更不是和封建主义相联系那个“权力”了。那是个新形态的“权力”，需要重新的界定和分析的。可是，在那些 “自由主义”者那里，蓝图是清晰的，实现蓝图的途径也是清晰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按照经典大师预设的道路往前走就行了。南都周刊记者 陈建利 实习生 谭丽玲 潘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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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感觉其观点最关键的地方其实强调的是创造性和真正的独立性 其实这个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同样适用。马克思列宁当年能有自己的创见，现在的马列主义者们是不是也得有自己的创见？
- 复 李陀的一些观点
家园 你加上了红字的那段论述 所谓“对进步主义历史观的质疑和批评已经比较普遍”，也是在西方的学术圈比较普遍，并不是在中国吧。比方说河里就不普遍，历史唯物主义、工业化（实质是现代化）的历史观就频频出现，但遭遇批判的好像非常少。这个比方当然不是太恰当，但也可以反映一定情况。所以怎么说呢，左右都有照搬，一个照搬建构，一个就照搬解构，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中国自己并没有产生足够的理论工具。
举个例子，关于是否要实行西方式的选举民主，有人会倾向先有了再说，无论如何这比没有好；有人则引用对于民主的种种批评和弊端，呼吁慎重。前者很少会讲种种弊端和漏洞，是否会把选举民主异化为更等而下之的政治；后者也很少会讲，如果不搞现成的西方式民主，则应如何促进民主。当然，不能指望有谁能提供完美的答案。政治本身，也就是从不完美的选项中做出选择的过程。
我觉得左右并没有天然的正确、错误之分，更取决于哪种思维更能适应某一个时点。TG自建立以来，可以说毫无疑问地侵犯了一些消极自由（免于……的自由），但同时也不折不扣地促进了一些积极自由（得以……的自由）。单讲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好像都不够客观。但是考虑到左右不光是学术观点，更影响政治走向，所以无论哪一方面，都无法做到所谓“客观”，谁客观谁就是示弱、求败。不过，在河里完全可以豁达一点，这里倒是可以寻求一点真理、真相，但不是较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