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网笔记 -- frnkl
- 复 李陀的一些观点
家园 里面与徐友渔有关的一个八卦 南都周刊：在这场争论中，你也参与了，在96年12月还在《读书》上写了“让争论浮出水面”一文，当时是怎么回事？李陀：当时的情况是汪晖和黄平刚刚接任《读书》的主编，有一次和黄平聊起，感觉90年代的知识界和80年代很不一样了，不但对很多问题没有共识，而且分歧很大，加上社会环境的变化，大家沟通机会不多，大多都是背对背互相批评、议论，很不利于团结（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考虑真简单，根本没想到大家还会又分成这“派”那“派”地打起来）。怎么办？黄平出了主意，说请几个人到编辑部来聊聊，面对面交换看法，也可以争论，然后写几篇文章在《读书》上发表。于是找了四个人：徐友渔、雷颐、陈燕谷和我，就在三联书店咖啡厅一起谈了半天。我记得，虽然意见不同，几个人当时聊的还都是心平气和的，没有吵，连激烈的争论也没有。这场聊天后来有了成果，就是分别在《读书》1997年12月和1998年1月《读书》上发表的徐友渔、雷颐和我的三篇文章（我的一篇就是《让争论浮出海面》，陈燕谷没有写）。我希望有兴趣的人不妨找这几篇文章再看看，特别是看看徐友渔的文章里这样的句子：“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价值的内涵是它的批判精神，它提出和发展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反省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负面现象抵制物欲的膨胀和拜金主义盛行，具有可贵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但另一方面，它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气质，它对现代化的拒斥态度，有可能在中国引起‘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般的反响，造就出几个西方‘新左派’的盲目追随者和蹩脚模仿者，有碍于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读这些文字，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我的震惊：怎么上来就这么大的火药味儿？一下子就判定人家是“西方‘新左派’的盲目追随者和蹩脚模仿者”？怎么这些“盲目”和“蹩脚”的笨家伙还能有碍于“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说实话，我看见这么大的帽子飞了起来，一下子就想起文革里红卫兵写的大字报，“何其相似乃尔”！后来，当我看到徐友渔写的那些激昂的批判文革的文字时候，就不能感叹：徐友渔，你怎么就看不见自己文凤里那股红卫兵的味道啊？那味道还不够浓吗？
从这三篇文章发表以后，我一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本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80年代都是匆匆上阵，大家知识准备都不足。九十年代的大辩论，本来是个特别好的机会，相互揭短，互相批评，相互提高，参与争论者都在理论上不断成长，在知识上不断丰富，这不挺好吗？可是后来，辩论在一定程度上变成混战。尤其是后来的 “长江读书奖”事件，里面污浊的东西太多，今天看来，其后遗症也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我相信，将来历史学家会把这个事件搞清楚。比如，那次评奖委员会的评奖记录如果能够公布于世人，很多事情都会很清楚。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评奖记录直到现在还不能公布，让汪晖吃了一个哑巴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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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李陀先生的信： 林毓生先生 外链出处（被阉割版）
你在谈话中说到“抄袭行为除了是一种失德的行为以外，它直接破坏了学术秩序。建立稳定、公平、合理的学术秩序，对于学术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这种学术秩序之内，学者们才能自由地相互切磋、启迪、讨论。没有健康的学术交流，很难有学术的进展。而有成果的学术交流，只能建立在学者们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的疑惑也由此而来。自王彬彬的文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在《南方周末》重刊以来，关于汪晖究竟是否涉嫌抄袭之事，国内学术界是有争论的。王文发表之后，钱理群、孙郁、赵京华等学者都发表过意见，但是，由于他们大多是就事论事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我以为可以把这些意见当作一种“表态”且置之不论。问题是，此后，还有几篇很认真写就的与王文争辩的文字，如钟彪的《驳王彬彬的诬蔑：学术“私律”与莫须有》、舒炜的《“王彬彬式的搅拌”对学术的危害》、魏行的《媒体暴力与学术独立——关于一起媒体公共事件的备忘录》，这些文章与网络上的许多所谓“倒汪”和 “挺汪”的意见和言论不同，是严谨的，是针对王文（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文章）有的放矢，提出不同的具体材料和论据逐条与王彬彬等人商榷的。本来，我以为这几篇文字出现之后，会有一个虽然激烈但是说理的辩论局面。但是，这样的局面延至今日并没有出现。我想这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例如，这样一场对汪晖涉嫌“抄袭” 的大批判，虽然始自《文艺研究》，但发动者和推动者实际上都不是学术刊物，而是大众媒体，这对展开这样一场具有相当学术性的辩论显然不是很合适的平台。可是，现在你介入了这个论辩，我觉得是一个转机。为什么？因为你是学界公认的一位严肃的学者，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期盼你的介入是严肃的，公正的。不过，仔细读过你的相关谈话，以及这些谈话中的意见和结论之后，坦白说，我相当失望。因为，你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上的言论完全没有提及对汪晖涉嫌“抄袭”还有不同意见，还有辩论，白纸黑字，还有钟、舒、魏主人的文章，正是这一点使我产生很大的疑惑。我想，虽然你在谈话里最核心的一点，是提出清华大学应该组织调查委员会（如果清华大学不这样做，校长就应该下台），但读过你谈话的人，任谁都明白，其实你已经做出汪晖是抄袭者，甚至是个“抢夺”者的结论。这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结论，且不说你所期望的调查委员会是否会得以组织，也不说这个委员会如果组织起来会得出什么结论，就现在而言，你这个结论经过这几天各种纸媒和网络媒体的散播，实际上已经对一位目前只是“涉嫌”的学者形成极大的伤害，甚至可能影响他的终生。我还想，以你多年在美国大学执教的经历，应该明白一个学者对自己的同行作出这样的指控，都负着什么法律和道义的责任。不过，我这样说并没有指责你的意思，我只给你个具体的建议：你能否写一篇文章，针对钟、舒、魏诸人的文章做一次认真的分析和辩驳，看经过这样的辩驳之后，你现有的对汪晖的评判和结论是否还是站得住的，是服众的。信是真的，见上海东方早报的报道。另外说一句，东方早报是一份极好的报纸。当年三氯氰胺毒奶粉事件，是东方早报第一个敢于公开点名生产厂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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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李猛写信的对象是南方周末编辑刘小磊 部分内容
通告：南方周末刘小磊就汪晖涉嫌抄袭答李猛信已经根据李猛本人要求删除刚才接到南方周末编辑刘小磊手机短信以及来电，转告李猛要求，删除他和刘小磊之间就汪晖涉嫌抄袭的讨论信件。
刘小磊手机短信如下：
洪森老师：李猛通过三联书店舒炜打电话来，说是私人通信，希望不要公开，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小磊
李猛的信，王彬彬文章以及南方周末编者按可见外链出处。
谁能找到南方周末刘小磊就汪晖涉嫌抄袭答李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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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最近致社科院和清华公开信的操作者是《南方周末》编辑刘小磊 证据见外链出处
[转帖] 刘小磊：就汪晖涉嫌剽窃问题给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公开信清华大学, 汪晖, 剽窃, 社科院, 中国汪晖, 清华大学, 剽窃, 社科院, 中国
（各位师友：
几位朋友一起拟了一封信，委托小磊发给大家，吁请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对汪晖抄袭事件展开调查，想找一些学者连署。您若同意，请回复。
署名是自愿的，如果不愿意参与此类行动，也没有关系，因为大家的情况不一样。我不会对任何人讲曾经找过哪些人。请放心。我也不愿意被强迫表态，更不愿意强迫别人表态。
此信的收件人是我自己，并以"密送"的形式发给大家，收信人之间并不知道还有谁一起收到了此信。
随信送上一份双方的论争文献集。
小磊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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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附件 —
汪晖公开信增补版.doc
汪晖涉嫌抄袭事件论辩集.doc ）
问题：既然操作者本身是南方周末的编辑，公开信为什么要去中国青年报发，而不是在南方周末发？
注：引用贴发布时间为7月3号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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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确实如此，概念混乱 第一个问题：什么精英
第二个问题：精英是否代表大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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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笔记（续一） 每个人的知识都有自己的边界，当越出边界讨论问题时，不免捉襟见肘，但当回归自己的领域时，还是高手。茅于轼：俄罗斯个税改革的经验 就是后者的例子。
这篇文章介绍了俄国2001年由累进税制改为单一税制的经验，对中国的税制改革应该有启发作用。茅的最后结语说
是累进税制好还是统一税制好？从理论上讲累进税制更合理，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也从俄罗斯的经验来看，累进税制只有理论上的优越性，实际上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它并不优于统一税制。累进税制本来是为了纠正贫富差距，但结果是高收入的人干脆不报税，大部分税负都由普通收入的纳税人承担，收入分配更不合理了。累进税制是一种比较先进又比较复杂的税制，只有征管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之后才有其优越性。而我国还处于征管问题基本上没有解决的状态。所以俄罗斯的经验特别值得我们研究和参考。这是非常实际的探讨。理论上优越公平的东西由于实际操作的困难反而成为非最优选项，在现实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