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写到那儿算那儿—说说白毛女 -- 烤面包的胖大叔

看电影<美国匪帮>,讲十九世纪美国纽约的, 两派人各有个领袖,看前半部分不出好坏人. 但自从一个从背后扔刀子杀人后,我立刻说:这是那个bad guy.　背后扔刀子杀人不道德嘛．

道德在政治语境中是做为策略/手段存在,政治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权力最大范围内的延伸,而不是为了往高层次上带人,统治阶级使用这种或那种道德原则的标准仅看它是否好用。

中国传统政治治理使用的道德话语基本来自儒家。儒家的道德最早源于周时期“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治体制。宗法制度起源于何时，尚有争论，但到周已经非常成熟，周王称天子，是天下的大宗，贵族的最高家长，同时也是天下共同的政治领袖，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其余诸子为诸侯，诸侯对天子是小宗，而在其国则为大宗，爵位有嫡长子继承。余子分封为卿，卿对诸侯是小宗，于其家则为大宗，其爵位由嫡长子继承，余子分封为士。士对卿是小宗，在本家则为大宗。大宗率小宗，天子-诸侯-卿-士则形成一个家庭统治网。在周划分群体是根据血缘关系，国是家的面貌出现，这种父权制的统治模式，很自然产生了孝道伦理。我们今天或许可以把孝描述成子女反哺，但政治语境中的孝则是建立在父对子生杀予夺之权上。

礼崩乐坏就标志着传统家国体制的解体，但先秦儒家继承了周的家庭道德观，并且把外在的社会规范，内化为道德追求。《郭店楚简》中《语丛一》里提到的，为孝，此非孝也；为弟，此非弟也。《语丛三》的，父慈子爱，非有为也。和孟子的思想何其相似。就是说，慈爱孝悌这些观念都出于天性，人为的慈爱孝悌则不够纯正。孔孟荀在具体的论述上或许存在差异，但他们都试图通过规范家庭秩序，给家庭每个成员安排合适的角色。凸显家庭领导人-父亲的绝对领导地位。同时将家庭秩序扩大为社会秩序，以父子关系，比拟君臣关系。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用于规范家庭内部关系的伦理话语，慈孝爱敬，在政治语境中成为了治理社会国家的手段和工具。

当然用类比的手段“移孝做忠”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忠和孝的问题，孝虽然源于宗法制度的社会规范，但毕竟是一种实在的情感。儿子面对父亲和属下面对领导，大臣面对君主，从情感上来说终归是不同的。当忠和孝发生冲突时，又该如何取舍呢？在孔子看来，自然以孝为本，也就是所谓，父子相隐，直在其中。但这中解决方法明显不能被统治者接受。儒家的其它学者就开始采用一种“捣浆糊”的方法。将“忠”“孝”通过强力搅拌混同起来，比如孝经里的：“以孝事君则忠”。让忠同时兼有“忠”和“孝”双重属性。

而这种对“忠”“孝”的捣浆糊式黏合，也使得在家国体制下，“公”“私”界限的泯灭。儒者通过希望提醒君主以公为念，考虑政策出于公心，比如说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就含有对君权的限制，所以理学在宋一直未能成为统治思想。而后世聪明的君主发现，灭人欲如果不是灭君欲，而是灭民欲，不就很完美了吗？公权力也因此得以全面扩张。

从中国传统的政治语境分析，儒家的道德观念在中国的大/小传统中主要是保留了空洞的概念，而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从更有利于维护自身统治出发对这些概念的具体内容进行自己的书写。

在这一节前，本来打算写白毛女的“集体创作”过程。稍微具体展开谈一谈，权力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农民话语这三者是如何互动的，比如说“枪毙黄世仁”的改动就直接来自中国中央的指示，这多少反映了当时中共的角色转变，从解救者转而变成反抗者。但考虑到篇幅可能会较长，《白毛女》大的修改就进行了七次，而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又进行了相当多的修改，因为精力原因，细致的分析很难做到，而过于粗疏，又总觉心有不甘，索性将整节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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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讨论中共的政治，当然离不开讨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前的政治批判大多数是基于道德立场。这种道德立场以超越的抽象的人性做为基石，以完美的政治生活为终极目标的政治思维和道德主义原

则。虽然古今中外的一些思想家对道德主义立场从各自的角度表示质疑，比如说马基利维亚，韩非子等，但都无法撼动这种强有力的传统。

马克思思想中的道德观念无疑源于康德，但在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看来，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对“道德先验原则”的解构，从而超越了康德。具体来说，道德伦理的发展是和人类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做为社会意识的道德，其产生和内容都取决于人的物质活动和交换的需要。意识在任何时候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在他们的生活过程中。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道德做为社会意识，是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利益调节的必要性。

同时，就政治来说，利益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认为“诸种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该到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应当到有关的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而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归根到底可以看成是政治学说。他指导人们不仅寻求批判的武器，而更是要用武器来批判。政治从根本来说就是“权力斗争”，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政治斗争的自然状态是“一切人与一切人的斗争”但这种自然状态无法形成人类社会。而走出最初的无秩序状态后，政治则表现为“群体与群体的斗争”。在群体的斗争中产生了权力，权力表现形式是：权力主体（统治阶级）对权力客体（被统治阶级）拥有控制权和行动权。而权力又根据它在具体运作的形式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它只存在一个划分标准，就是敌与非敌。从同一性的认识出发，每个群体存在一个自我认同，敌人的存在就是群体认同的否定。变成了“他者”，政治的划分标准和其它范畴的划分标准是不能混淆的，而道德的划分标准是善恶。但道德上的善，或许是政治上的敌人;道德的恶，则有可能是自己人。在政治的理想状态中，一切斗争都围绕着权力展开，没有是非，真假，对错，善恶。常见到一些言论攻击毛泽东爱搞权力斗争，但毛泽东作为一个职业政治家，不搞权力斗争，搞什么呢？

不过，政治在具体实践过程也是离不开道德的。作为一个合理的政治体制运作应该说更依赖法律，社会领域的矛盾冲突依赖于某种社会规则进行调整和控制，法律赋予这些规则一种强制性的力量，而法律本身具有一般性，公开性，平等性和不溯既往性。它必然的具有某种社会正义性，使得整个社会不至于限于混乱。但法律有个问题，法律的制定和推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道德呢，既存在统治阶级的道德，同时也存在被统治阶级的道德。对两种道德观念的调和有利于统治阶级权力的延伸。西方有个“自然法”的观念，兼具有道德理论和法学理论。而“自然法”不同于

“实在法”，更接近一种价值观念。而在中国，中华法系的法在现代法律观念中是“刑”，本身不具备本体价值。所以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更加依赖“德”。

先告一段落，下午再接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