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科技创造问题 -- 晨枫
家园 说的有道理 但是这事情回头看来，还是得从学校本身找问题。
美国学校的功课，压得你抬不起头来，稍微不小心，就有挂科的危险，所以不可能主次颠倒。只有学校课程安排不合理，压力不够大，学生才产生混学位的思想。
家园 你和你老婆都很牛 我能猜出是那两所学校。
家园 研究生其实就是给导师去做廉价劳力，小力巴。 但所有的技术都是这么学出来的，除非你有本事自己挑头，从零做起。
不光是学界，工人也是一样，没人能不从打杂，小力巴开始。也别以为都要师傅手把手的教，就是师傅一句话不说，跟着打杂看也看会了。就是因为如此，一些敏感的地方是禁止对手进入的。
家园 再具体地说说 别的专业我不敢说，就拿计算机科学来说，研究生教育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博士教育，一个是硕士教育。
博士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一个科学家，对于计算机科学来说，就是计算机科学家，请注意，不是计算机工程师，不是程序员，虽说计算机科学家最好懂编程，越懂越好，但是象学会一门程序设计语言进行编程那根本就不是博士教育的重点，连硕士教育都不以此为重点，甚至在本科教育都是次要的。懂得了原理，自己照本书学学很快就知道了。博导应当教会学生怎样进行一个合格的研究项目，什么是科学研究的方法，什么是科学精神，以及提供一个具体的研究方向。请注意，一个研究项目指的是，怎样做一件从来还没有人做过的事情，或者以一个新颖的角度去做从来还没有人做得够好的事情，请注意，不是一件怎样做已经知道而只需劳动力（脑力）的事情。
而硕士教育，简言之，其实是对博士教育的一个课程学习的铺垫。所以在美国大学，只要修满足够课程就可以拿到硕士学位，绝大多说情况下，这些硕士课程是和博士课程等同的，当然，有时候硕士生也可以参与研究项目，并且可以计学分，但我没有发现美国教授去拉来一个搞钱的横向项目让硕士生替他打工。
关于实习问题，美国的实习对于博士、硕士，甚至本科生都存在（连中学生都有打工的），但美国的实习基本是在假期，如暑假这样的长假期，而不是在学期内。
为什么美国高校认为硕士生修够学分就可以拿到学位，为什么不强制要求所谓的“实践”能力，为什么不象国内某些高校硬性要求硕士生也要发表论文？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提醒两点：
一，美国的课程教育比国内规范得多。我记得我本人在中国某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计算机专业竟然连一个较好的硕士级别的算法课程都无法提供。大家也许会问这是什么烂校，我不想说哪个学校，但是这个学校排名是很靠前的，是个“名”校，系里拥有数位院士。但是学校对教学看得太轻，随便糊弄糊弄了事。而且有个现象，本科课程倒是比研究生课程要规范些。研究生课程，说句粗话，简直瞎JB乱搞。美国高校的硕士课程要求严格，很多课程需要做很多小型项目（关于这一点，有一个旁证，那就是当年龙芯初出的时候，很多在美的中国学人臭那只是个大作业，虽然这个评价有些不当，但侧面反映了美国课程作业的“含金量”），包括写作性准论文作业，学生学习压力很大，所以一方面，学生很难有精力再搞别的副业，另一方面，学生在课程学习上确实学到了知识。
二，美国高等教育重视实习，但是美国的实习被纳入一本比较规范的雇佣体系，因为实习是一种“工作”，工作与报酬的关系，被予以应有的规定，不存在“你不过是个小瘪三学生，我要你来打工是施舍你牙慧”。学生在校内做助研（research assistant）也是类似。这里确实有种“人权”和“法治”精神在内。（本人在美读博的唯一负面感受就是“真tmd难”，除此之外没什么不爽，事实上凭心而论挺不错的，作为research assistant拿的奖学金甚至让我觉得满丰厚，除了缴纳学费，够我吃、住、花、存。而我在中国读硕士期间就觉得许多事情都是瞎JB乱搞。）学生实习很多是自己到工业界联系，但导师也有时会根据自己的人脉帮助联系。我有一个暑假就是导师帮我联系的，不过不是工业界，而是另一个高校。而且有趣的是，对于美国的所谓实习（internship）, 基本都是在本校之外。
我冒着被披崇洋媚外的风险说美国高校和科研体制的优点，本人其实两年前已“归”到国内，在国内过得也很宁静，所以不存在崇洋媚外，也不存在对现实不满，纯粹是就事论事。不妥或不实之处，在美和国内的研究生与教授们都欢迎指正。但是，如果对中国和西方科研的微观过程都不了解，那些局外人，我觉得很难做出恰当的评判。
通宝推：阴霾信仰,山海马甲,大黄,西安笨老虎,李根,家园 这就是让人不安的地方 但所有的技术都是这么学出来的，除非你有本事自己挑头，从零做起。不光是学界，工人也是一样，没人能不从打杂，小力巴开始。也别以为都要师傅手把手的教，就是师傅一句话不说，跟着打杂看也看会了。就是因为如此，一些敏感的地方是禁止对手进入的。
这说明中国的现代化任重道远，在文化上、体制上还存有许多根深蒂固的影响。像许多人，包括颇有些知识的人，就认为你读研究生就得干些脏活烂活接受三年“后本科”职业中专训练。没办法，谁叫中国人多又搞扩招，人命都不值钱，人的智力能值多大钱，你不愿干，愿干的人多了去了。
其实，研究生教育和封建时代师傅带学徒既有相似性，但更多的是不同。相似之处在于都是个体对个体的技艺的传授，不同的是，现代的科学教育，不应当设置禁区，而是一个开放的交互过程，如果现在哪个导师还搞藏私那一套，那简直是太可悲可耻的了，也让人笑掉大牙。我觉得中国导师倒是不存在藏私这种事情，而是学生太多，小工太多，他想顾也顾不过来。
一个国家的种种问题，不在于问题有多少有多严重，重要的在于人们对于问题的态度。是正视问题有利于进步呢，还是一直感觉良好或者“习惯成自然”更好呢？
家园 我倒没想到藏私的问题， 我见到过的学者，当然没有很高级的，一般对知识都不会藏私，但对一些别人还没有的新奇的想法是会藏私的。
现在公司藏私很厉害，我们买的仪器为修理找出品公司要图纸，嘴上答应就是不给。
工人师傅中有不少会藏私的，哪怕是一些很平常的知识。也许是限于文化水平低，这点知识也是费了很大劲学来的。
当年我在工程队时，我的初中水平在工班里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班里也有当地的初高中毕业生，看来当时大城市的教育是比小地方强些），班长把一些非本工班专业的技术活都给我干。某天工作用的铁皮水壶漏了，班长叫我焊。另一位工人从他当白铁工的哥哥那里要来自小瓶盐酸，我问他加过锌没有，他说加过了。
结果一上午怎么也焊不上去，怎么清洁也不行。下午这位工人来焊，他当着我的面找了个废电池，把锌皮加进盐酸里，很快焊好了。
我知道盐酸助焊剂要加锌，但我没想到人家会骗我，还以为是其他问题。不过他也教会了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家园 一声叹息，国人的生存环境就是被这种小聪明坑掉的 100个人里，只有一个人耍耍小聪明，那是聪明。若干年后，这100个人都通过所谓“儒学”、“传统文化”学会了耍这种小聪明，那就只能说是这100个人傻X了。
国人的生存环境就是被无数这种小聪明坑掉的。
家园 我知道历来有那种现象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绝活”就是丢失在师徒传承的链条之中，这既是一种文化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是小生产的经济方式决定的。
现代科研不存在这种藏私。当然，一个人的成绩如果还没有完成，有人会选择暂时对同行隐瞒，这个不属于藏私。更普遍的情况是，每个研究者都希望及早让同行了解到他们的成就，哪怕是阶段性成果，他们恨不得今天有一点小成绩，明天就发表若干篇论文......世界上所有的导师，只要是脑子没有发生错乱，是不会对自己的学生有所保留的，中国的导师也不例外，但是，学生多了，厚此薄彼是可能存在的。偶尔导师抢占学生成果，或者只顾自己研究，这种导师极少。科学传授，就象老母鸡带小鸡，导师指导学生和母鸡带小鸡找虫子，简直是如出一辙。
家园 说得太对了 国内国有企业和国有科研单位的资金使用效率非常低，但是国内现在科研经费的大头却是流向国有单位。
和国外相比，这几年国内科研是财大气粗，大手笔不断，但是好多银子砸下去，真正能拿出手的成果却不多
今天还和一个朋友聊天，我朋友成立了一家私人公司，他们公司最近做了一个和我所在企业类似的科研项目，所花费用是我们企业的五十分之一，听了真让我感慨不已
家园 施一公饶毅讨论目前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 提供一篇这两位知名科学家撰写的文章。这两位可算是真正的“知情者”了。
科研，离不开经费，这点不言而喻，所以真正的核心问题还是“钱”怎么分的问题。资源分配，是靠水平呢，还是靠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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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饶毅联合为《科学》杂志撰写社论
讨论目前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9/237032.shtm
编者按：施一公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饶毅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近日，两位科学家联合撰文，讨论目前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的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他们认为，目前正是中国打破研究基金管理中各种潜规则、建立健康研究文化的时机，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所有新的研究基金必须基于学术优劣分配，而不再依赖私人关系。
此文英文版在9月3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以社论形式发表。
施一公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院长
饶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院长
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甚至超过了中国最乐观的科学家们的预期。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而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这些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
尽管对于一些比如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小型研究经费来说，科学优劣可能仍然是能否获得经费的关键因素，但是，对来自政府各部门的巨型项目来说，科学优劣的相关性就小多了，这些项目的经费从几千万元到几亿元人民币。对后者而言，关键问题在于每年针对特定研究领域和项目颁发的申请指南。表面上，这些指南的目的是勾画“国家重大需求”；然而，项目的申请指南却常常被具体而狭隘地描述，人们基本上可以毫无悬念地意识到这些“需求”并非国家真正所需；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年度申请指南。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合作。所谓“专家意见”不过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员及其赏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
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不仅压抑了创新，也让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中国大多数研究人员常嘲讽这种有缺陷的基金分配体制。然而，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也接受了它。部分人认为除了接受这些惯例之外别无选择。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中：他们很快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的文化。在中国，相当比率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作研究或培养学生（甚至不乏将学生当做廉价劳力）。很多人因为太忙而在原单位不见其踪影。有些人本身已成为这种问题的一部分：他们更多地是基于关系，而非学术优劣来评审经费申请者。
无须陈述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中的伦理规章，因为绝大多数中国研究界的权势人物都在工业化国家接受过教育。然而，全面改变这一体制并非易事。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尽管路途障碍重重，科学政策制定者和一线科学家们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借助于研究经费增长的态势和日益强烈的打破有害成规的意愿，现在正是中国建设健康科研文化的时刻。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基于学术优劣，而不是靠关系，来分配所有的新基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新文化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一种新系统的顶梁柱，它将培育而不再浪费中国的创新潜力。
家园 说来说去还是生存环境的问题，拉关系的收益远超过搞学术 传统文化中的垃圾，中国人的家庭教育说：先做人再做事
这个态度反映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生存现状：会做事不如会做人，“会做人”的收益碾压“会做事”，“会混(混社会)”的收益碾压你本本份份的做事。
这个家庭教育经验是全世界最最现实的中国人在几千年来的社会生存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由所谓的传统文化中的垃圾所放大、所传播的。所以呢，全世界独此一家，中国人全民都热衷于拉关系、混社会，在这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不会混、不会拉关系的人统统都进社会最底层去，但是聪明的中国人忘了一件事情：
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会做人会拉关系”是小聪明行为，从整个社会生存环境的角度来看，“会做人会拉关系”是个群体性的傻X行为。这个道理，就如同雷锋塔的倒掉一样，1万个人里有一个人去搬一块雷锋塔底砖回家镇邪，那是这个人的小聪明行为，但如果这1万个人都去搬一块雷锋塔底砖回家镇邪，那就是这个人群傻X了，因为雷锋塔底砖被搬完，塔就倒了，塔都倒了，砖就没有了镇邪的收益。虽然塔砖的收益不再存在，但由于惯性的原因，整个社会已经达成一种共识（或所谓的文化）：谁家里要是没有一块雷锋塔底砖，就意味着你不正常，因为大家都去搬塔砖，只有你一个人不去搬嘛，所以你不正常，他人看不正常就意味着你将会被这个社会的其它个体排斥，怎么办？不想被其他人看做是怪物、不想被其他人排斥，那就去搬砖呗。于是乎，虽然塔砖镇邪的收益已经不复存在，但在这个群体里，深更半夜搬砖的行为还将继续，这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任何收益的行为就成了整个人群额外的付出，会将整个人群都折腾得睡不好觉，睡不好觉就没精力去干其他的事情。
具体推及到拉关系现象来说，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拉关系并没有明显的收益，但为什么还是要去拉关系？
中国人拉关系，很多时候仅仅是因为别人在拉关系，如果你不拉关系，那么，今后后可能的机会就不降临到你头上，这种拉关系行为是趋利，是由对获利的预期趋动的。
另外一种情况，在领导眼里看来，5个下属里4个下属都在拉关系，这种拉关系已经成了“承认领导权威”的社会仪式，而就你一个不拉关系，那你就不正常了，你不拉关系就是不“承认领导权威”，找个机会给你穿穿小鞋就是必然的了。这种行为是避害，是避免受到他人的伤害。
杜绝“会做人拉关系”这种传统文化中的垃圾，需要从“趋利”，“避害”两方面着手。“趋利”方面的，可以让老老实实做事的收益超过“会做人会混”，或者让“会做人会混”的收益降低。“避害”方面的，我觉得最根本是要让社会个体能自由的出卖自己的资源(劳动力或其它资源)，如果一个社会个体无论都到何时何地都能自由的出卖自己的资源(劳动力或其它资源)，那么，还需要在工作中、生活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搞关系、看某些领导的脸色吗？这个自由可比普世派那虚无飘渺的“人权自由”要实在的多。
家园 饶和施每年拿多少经费阿？ 如果拿的比他们在美国时多，那就没啥好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