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自由派的衰亡 -- 联储主席

自改开以来到2008年初，中国除了在经济上一直在走开放线路，文化思想上则一直在朝着自由民主化演进。这在通俗文化上的表现，之前是《读者（文摘）》、《心灵鸡汤》等读物在上个世纪的广泛流行，现下则体现为各类微博博客平台上的对时弊话题的抨击。这方面，笔者亦不能免俗，曾几何时笔者的思想整体上也偏向于自由派，甚至就在提笔前笔者做的2012版政治倾向坐标测试的结果里，文化倾向上上依然属于自由派范畴。

那既然自由派的思想这么深入人心，为什么还要说什么衰亡呢。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中有则故事是说，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想劝他的好友信教，最终他的朋友答应去罗马看一下天主教高层的行迹来决定是否皈依。这却把这位老兄给吓坏了，因为他料想他的朋友在看到天主教高层的种种劣迹后断然是不可能改换门庭的，结果却是他的朋友改信了天主教。理由是想知道为什么天主教虽然如此腐败却依然能有这么强大的影响力。笔者当年的情况就有点相似，曾经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自由主义，最终却选择于之保持距离（自认为还不能说是渐行渐远）。

反思往往源于那些无法在逻辑上自圆其说的困惑的积累，而最令笔者难忘的一次困惑发生在早年的一次查阅。当时看到前苏联元老、斯大林的外长莫洛托夫的资料时，有这么一段。从1969－86年，17年间，莫洛托夫接见了著名记者Ф·丘耶夫139次采访，谈了许多问题。归纳总结为9条，其中第8条是这样：我反对释放一切政治犯，赫鲁晓夫推行国有制经济，吹牛皮要进入共产主义，他只是局部平反，但却放出了一个可怕的敌人——人道主义。（原文如此，有兴趣的人可以直接去百度百科莫洛托夫词条下看）。

莫洛托夫在和赫鲁晓夫的宫廷斗争中失败后，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便遭到彻底排挤，可他却非常长寿，活了96岁，见证了苏联（俄）从首任列宁到末任戈尔巴乔夫的完整兴衰过程。但即便是以当时笔者对其较为否定的看法，也很难理解莫洛托夫为什么要将“人道主义”这虚无缥缈的东西作为前苏联意识形态上最大的威胁。直到后来又接触了自里根始到小布什时极盛的共和党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时，才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今人绝大多数只知道小布什手下的共和党新保守主义者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时的骄横与不可一世或他们提出的“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却不清楚实际上这些新保守主义原本并非多么了不起的势力，在其萌发的上世纪70年代，美国正处于自由主义思潮的顶点，民权运动、福利社会与中产阶级的三驾马车是牢不可破的民意基础。而新保守主义的起点，实际上不过就是区区几个人构成的一个小学术圈子，其中实践理论上是兰德公司创始人沃尔斯泰特（此人对自由主义的评论是：中产阶级，既不工作也不战斗），他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具有操作价值的核战略，而不只是简单的相互摧毁。这里主要说一下其意识形态上的精神领袖，美籍奥地利裔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他凭什么做这个精神领袖呢？沃尔福威茨、拉姆斯菲尔德以及切尼，不是他的学生就是其拥趸，而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在其理论的指引下，这些人在福特时代彻底架空了权倾一时、在美国外交上一手遮天的亨利.基辛格。

列奥·施特劳斯的主要政治哲学观点可以归为以下两点：

首先是，如果民主本身是软弱的，不能起来与专治、扩张主义者作斗争，甚至诉诸武力，它就不可能占优势（笔者认为最典型的莫过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信奉绝对民主的雅典败于相对集权的斯巴达，这里说的是相对，按现代的标准斯巴达的民主程度怕是还比多数西方民主国家高）。因此施特劳斯非常崇拜丘吉尔，因为他敢于在美苏都没有参战的情况下孤身抗击希特勒德国，甚至还每年定期纪念之——笔者注：即“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出处。比较有趣的是，依照国内普遍的评判标准看，类似余杰这种极端自由民主普世派，几乎是狂热的追捧是小布什这样的新保守主义者，却没发现其中巨大的逻辑自我矛盾。

第二个是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施特劳斯想回答为什么随着文明的发达和生产力的昌盛，20世纪现代社会中却产生了2个新的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他认为这是现代性使人们抵制作为民主基础的道德价值和美德。通俗来说就是施特劳斯认为，近代的启蒙运动开造就了历史相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即不承认在具体的、直接的、偶然的善中有更高的善存在，也就是缺乏或者说模糊了核心价值观和最高道德。

其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美苏趋同论以及基辛格推行的对苏缓和政策。这一理论在上世纪60、70年代风行一时。在一定程度上，它导致了对美国式民主价值观与苏联共产主义道德的等值承认。而在施特劳斯看来，政权有好有坏。政治反思不应该抑制对价值的判断。好的政权有权力——甚至有责任反对坏的政权。布什的 “邪恶轴心”即是对这种思想的粗糙表述。

对列奥·施特劳斯的思想笔者也有两点体会：

首先是，面对共产主义的现实挑战，欧美传统的自由民主思想已经难以为继（最典型的就是英国政坛上的传统大党自由党在20世纪初被工党所取代）。因为共产主义的平均思想所提供的集体安全保障，无疑在伦理上胜出西方自由主义点缀式的善心掩盖下的丛林法则。因此施特劳斯聪明而适时的提出了正义性这个话题（即最高道德）。从政治权力组织架构，而不是经济分配制度上来强调欧美政治经济制度的合法性。这点笔者其实也较认同。现在舆论在谈到欧美基础价值观的时候，总爱动不动就提原罪，实在是大谬。像国内某着了魔的演员夫妇更是信教以后就凶性大发，动辄就喊着人人都有罪为其无知开道。既然原罪人人有份，实际操作上其实就是人人无份，反正都是罪人，凭什么你要装高尚呢。所以原罪根本就是个伪命题，谁该下地狱才是真命题，也就是谁的“罪”更正义，谁做了更多“必行之恶”。

然后是，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虽然是以反对政治专制为其核心价值，但也可以被作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目的使用，即以反专制集权的名义加强集权专制。这个逻辑上的悖论，相信他本人一定也想到了，但相信他也一定认为这属于“必行之恶”。

那又凭什么据以上的东西说，国内的自由派在衰亡呢？

如果问美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自由派传媒是哪家？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纽约时报。而对于非美读者来说，纽约时报的重量级专栏作家中，最有影响力的可能莫过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不过多数人不知道的是，保罗克鲁格曼在学术上出名的地方不单单是他得了诺贝尔奖，还在于他是美国经济学界少数几个不承认存在“结构性失业”的主流经济学家。而这个结构性失业的意思就类似“结构性通胀”，即失业完全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因为信息交流不畅，雇主找不到人干活，而有技能的工人找不到工作。更直白简单粗暴的表述就是：你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你投的简历还不够多（猪肉价格上涨是因为大家集体偏食导致需求暴增了）。实际上，我们知道在现实中的确会存在一些符合结构性失业描述的情况。但保罗克鲁格曼却要断然否认之，这实际上是把失业问题的矛头指向自由经济制度本身，很接近于对资本主义持根本上批判态度的典型左派思想了。

这其实就是欧美自由派面对新保守主义的挑战后所进行反击，即进一步跳出意识形态对立的约束，吸取传统左派的思想精华，加大对社会制度本身不公平性的批判来吸引支持。

而如果再用这个标准来看国内的自由派们就会发现。在改开后急于与前三十年做切割的站队心态使得他们对一切沾了“左”的东西都避之惟恐不及，污之唯恐不尽（比如陈丹青、李承鹏），从而基本丧失了对社会的批判性。只能在“人道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走火入魔。而人道主义的滥情导致对一切思潮和问题的看法变得相对化（除了左，一切都情有可原，黄赌毒都可以有不同解读，只看怎么解读）、进而变得同质化。

这一方面方便了国内的自由派根据自己的利益，通过不同解读随意操弄社会舆论。但另一方面也在彻底瓦解社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越来越多的人其实已经发现，隐藏在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理性审视和人文关怀的表象下的，是他们核心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混乱与空白。总在斥责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的国内自由派，自身却在信奉无立场无原则的虚无主义道德观（如前文所述，余杰之流居然是在用新保守主义，这个欧美自由派的最大敌人的最高正义来补充自己在这一块的短板），这恰恰是导致道德沦丧的最直接原因。因为他们只说出了人人都有罪，这个社会怎么了，却不想也不敢说，谁更应该下地狱。（这里要说的是，笔者以为其实现在一些所谓的左派，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但由于整体趋势的关系，这还不对他们构成大的威胁，至少比之自由派有更多机会做调整）

以上说的是中国自由派的衰，但要说亡却有更迫近的原因。改开后三十年的中国几乎一直是在破旧立新、高速发展中度过的。在此过程中，社会、个人与小群体（尤其是先富起来的小群体）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自由派这种“事事皆有其合理性”的虚无主义价值观来混淆是非，来为他们突破规则，无所不用其极的攫取个人利益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和道德支撑。

但随着全球经济大周期调整的到来，在增量不足、分配不均的大格局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那条越来越窄的成功独木桥上跌落，他们会自然的转而选择抱团取暖，趋向保守。即通过建立一个是非分明、超越一般道德和价值观的最高道德。让他们可以通过依附这个最高道德，来明确自己的基本权利，获得集体安全保障。

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操作上都不存在真正可行的左转选项的情况下（当然，对某些人来说从极右到中右就是左转了），摒弃跛脚的中国式自由主义，走向强硬和保守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在可见的未来，对内集聚政治支持向外发展、对外抵御分化维持内部稳定的最可行方式。

• 陈述事实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