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四川的铁路1 -- 老老狐狸

《曾希圣传》编纂委员会

　　2004年10月18日，是曾希圣同志诞辰100周年。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心支持下，由军事科学院和安徽省委组织编写的《曾希圣传》也顺利出版了。江泽民同志亲自为该书题写书名，李先念同志在生前亲自为该书撰写了序言。李先念同志的序言，对曾希圣同志的一生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既充满对战友的深情怀念，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可贵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理解把握这本传记的“金钥匙”。作为《曾希圣传》写作组的成员，今天我们重温李先念同志的这篇序言，仿佛又一次拿起这把“金钥匙”，在这位革命家的引领下，去探寻另一位革命家追求真理、实现理想、奋斗不息的光辉足迹。

　　一

　　李先念同志称赞“曾希圣同志是我党的一位优秀党员”，“始终充满着革命激情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坚信党的事业一定胜利”。曾希圣1904年生于湖南省兴宁县东乡州门司（今资兴市州门司镇）牵牛坳村曾家下湾，16岁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在恽代英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下，开始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18岁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夏，曾希圣随哥哥曾中生一起来到广州，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次年1月，他们俩经考试合格成为黄埔四期的正式生，但曾希圣因病退学，后转入实际上由林伯渠、毛泽东、李富春等共产党人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这段时间的学习，对曾希圣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6年夏，从政治讲习班毕业的曾希圣，与同学段德昌、黄克诚等一起，积极报名参加北伐，被分配到前线部队做政治工作。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一些人经不起严酷斗争的考验，纷纷离党。就在我党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刻，曾希圣同志毅然加入了党的组织，并接受党组织的指派，继续留在国民党军中，一方面做争取所部官兵投入革命的工作，另一方面负责收集情报和为武装起义购买枪支弹药等工作。从那时起，曾希圣同志就表现出了卓越的做秘密工作的才能和智慧。

　　李先念同志对曾希圣同志开创我党情报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指出：“曾希圣同志是我们党的情报工作创始人。在红军时代，他担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为毛泽东同志制定正确的军事部署、指挥红军作战，提供了许多准确无误的国民党军事情报。”李先念同志在序言中还引用了毛泽东、周恩来赞扬曾希圣和军委二局工作的话。毛泽东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周恩来也称曾希圣是我党情报工作“创业的人”。

　　做情报工作，是曾希圣同志一生最富有传奇色彩，也是最值得大书特书的经历之一。1931年12月，由于斗争形势恶化，根据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安排，担任军委参谋部谍报科长的曾希圣，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中革军委对曾希圣的到来十分重视，立即委以重任。担任军委二局局长，是曾希圣革命生涯的一个新的起点。在此后的7年中，他把全部的心血和智慧都用在红军情报工作上，发展技术手段，培养人才队伍，屡建奇勋。"

　　1933年春，中央苏区开展第四次反“围剿”，曾希圣和他领导的二局截获了敌人的大量情报，配合方面军首长准确捕捉战机，从而彻底挫败了蒋介石的“围剿”阴谋。在此后不久的“八一”建军节，曾希圣和王稼祥、刘伯承、陈毅、聂荣臻、滕代远等红军高级领导同志一起，被苏区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长征路上，湘江战役后，曾希圣和军委二局关于蒋介石调主力企图将红军“聚歼于北进湘西途中”的情报，坚定了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支持毛泽东等同志转兵贵州的建议，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没的危险。遵义会议后，经过严酷斗争洗礼的曾希圣和他所率领的情报队伍，经验更为丰富，方法手段更趋成熟，对复杂情报处置更加裕如，为毛泽东等领导指挥四渡赤水建立了奇功。特别是曾希圣所提的“假蒋介石之电调开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主力”的妙计，毛泽东、周恩来十分赞赏并付诸行动，取得了奇效。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后来形象地说，“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曾希圣是‘搞玻璃杯的’”。

　　正如序言指出的那样，曾希圣同志“不愧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在党中央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曾希圣坚决地站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这一边。他的哥哥曾中生曾受党中央的委派到鄂豫皖苏区任特委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同志之一，但张国焘到达鄂豫皖苏区后，即把曾中生作为排斥打击对象。懋功会师时，曾中生正被监禁，后惨遭秘密杀害。张国焘深知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曾想方设法动摇曾希圣，拉拢二局的主要骨干。曾希圣那时虽然还不知道大哥已遭杀害的消息，但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行径已让他恨之入骨。在党中央决定单独北上时，曾希圣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叶剑英的部署，带走了全部人员和装备器材。前来接应的彭德怀拉着他的手激动地说：“希圣，你又为党立了大功！”

　　曾希圣同志领导军委二局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1936年12月12日，曾希圣在第一时间掌握了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立即电话报告了毛主席，为党中央、毛主席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蒋抗战，抢夺了宝贵的先机。

　　李先念同志在序言中深情地写道：“我和曾希圣同志及他哥哥曾中生同志早就相识。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新四军五师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他在七师任政治委员，我们这两支队伍互相支持，共同战斗在大江两岸，对他的情况我是熟悉的。”

　　1941年1月，蒋介石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惨案：皖南事变。当时担任新四军渡江指挥部指挥长、正在无为县东乡准备接应部队北渡的曾希圣闻讯悲愤万分。他立即投入接应皖南部队突围人员的接应工作。很快，中央决定将皖南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七师，任命张鼎丞为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

　　由于师长张鼎丞在延安党校学习一直没有到职，曾希圣一人挑起军政两副重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七师边组建，边投入到反摩擦、反“扫荡”的战斗。后来他又担任中共皖江区委书记。曾希圣和其他党政军领导同志一起，大力加强党的建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出色地运用党的统一战线，广泛团结各方面朋友，巧妙地孤立打击顽固势力，在敌伪顽统治的夹缝中开辟了一小块根据地。

　　曾希圣同志还充分施展了他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卓越才能。他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活动，大力发展农副业、工业和兵工生产，建立根据地自己的金融机构，还向敌伪区和国民党地区开展特殊贸易，根据地经济建设成效显著，除供应七师外，还有力地支援了军部和兄弟部队，皖江根据地成为全国19块解放区之一。

　　七师刚组建时，部队不足2000人，代军长陈毅对曾希圣说：你那里困难，将来能带出1万人就是胜利。到1945年七师主力奉命北移时，已是一支3万余人的强大力量。

　　四

　　李先念同志充分肯定曾希圣同志“有高度的事业心，对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有勇于开拓的胆识和魄力，敢想敢闯，百折不挠，能在各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打开新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曾希圣长期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解放初期，安徽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生产水平非常落后，人民生活极其贫困。面对国民党垮台后留下的烂摊子，曾希圣提出：必须从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抓起。抓发展生产力，一定要从安徽的实际出发。在1949年担任皖北区委书记时，曾希圣就上书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治理淮河必须“苏豫皖同时兴办”，“三省协同办理”。这一建议，对一年后中央的治淮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主持领导治淮工程兴建佛子岭等五大水库以及淠史杭灌溉系统等配套成龙的水利设施，其中多项技术在亚洲乃至世界处于领先水平，效益惠及皖北广大地区。

　　在治水的同时，曾希圣又根据安徽的自然特点，提出了以“改变夏秋收成比重、改种高产作物、改变广种薄收习惯”为主要内容的农业“三改”方针，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55年，安徽粮食全面丰收。全省夏秋实产粮食共1152．9万吨，超过国家下达计划的28．88％，比历史最高产量的1953年增产244．5万吨。1956年元旦，毛主席在杭州听取了曾希圣关于安徽省推行农业“三改”的情况汇报后，以赞同的口吻说：“你这个曾希圣是抓生产力的，要继续坚持从实际出发，抓下去，抓出成效来。”

　　曾希圣同志十分重视工业的主导作用。他周密思考安徽工业结构和布局，兴建了一批农副产品加工厂和农业机械厂，大力发展煤、铜、铁等基础工业。同时，还积极借助外部力量，加速发展安徽工业。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安徽共从上海内迁工厂106家，使安徽的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实力大大增强。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安徽工业已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曾希圣同志还十分重视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对人才的引进和使用，具有相当的远见卓识。1952年安徽建省之初，曾希圣“三顾茅庐”，延请党外民主人士、安徽医学院院长张锡祺出任副省长，主持文教卫工作。他指示省报和电台一再发布广告和消息，招收技术人才，还派人到上海、南京、镇江等地，高薪招聘人才。他敢于突破禁区，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他听说一位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工程师，当时正关在上海监狱，便派人拿着自己写给谭震林的亲笔信，将其从上海带回安徽。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安徽新增科研机构50个，新办高等学校30余所。

　　由于曾希圣和省委、省政府领导集体，团结一心，励精图治，埋头苦干，在短短几年里，安徽的工农业生产和科教文卫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全省上下政通人和，欣欣向荣，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安徽呈现在人们面前。

　　1960年，由于“左”的影响，加上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合同和自然灾害袭击，我国的经济建设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曾希圣同志带病坚持工作，为扭转安徽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而殚精竭虑。9月25日，周总理专程飞抵安徽，调粮、铁和煤。他告诉曾希圣，罗布泊原子弹实验基地的粮食即将断绝，10万科技精英有可能饿死罗布泊，曾希圣感到十分震惊。尽管安徽也有困难，但他坚决服从全国大局，上调粮食。此后，安徽更加困难。但这种勇于牺牲局部利益，帮助中央渡过难关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李先念同志在序言中对此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这年秋天，中央决定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0月上旬，曾希圣举家迁往济南，以便集中精力解决山东的问题。兼顾安徽的工作。但是，4个月后，当他得知安徽各地出现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的问题时，他忧心如焚，寝食不安。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回到安徽去，与安徽人民一起共同渡过难关。于是他毅然决然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要求辞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回安徽同干部群众一起克服困难，战胜饥荒，扭转局面。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

　　李先念称赞曾希圣“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倾听广大农民的呼声，与群众息息相通，第一个站出来大胆揭示人民公社体制存在的弊端”。

　　是严峻的现实和人民群众的实践，使曾希圣成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知先觉者”。1961年2月他从山东回到安徽后立即展开调查研究，亲自组织试点，在此基础上，他率先提出“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田”办法。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要冒极大的风险，但他义无反顾。他对省里其他领导同志说：“你们不必担心，一切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责任田”一经推出，就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被称为“救命田”，很快推广到全省。“责任田”作为一种联产责任制形式，迅速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扶危定倾、扭转危机、开创新局面的作用。1961年，安徽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89亿斤，比1960年增产54亿斤，增产幅度达40％，农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

　　邓小平同志一开始就对“责任田”持肯定的态度。在1962年7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1982年10月，时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安徽视察工作，曾说：“对‘责任田’的认识有先有后，当时我对这个办法是不赞成的。”他特地约请1961年积极推行“责任田”的有关地、县领导，当面表示道歉，作了自我批评。

　　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极“左”思想的影响，这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创举，注定是要夭折的。从1961年2月开始进行“责任田”试点，到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批评“责任田”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曾希圣为“责任田”整整奋斗了一年。“责任田”的名称与曾希圣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它深深扎根于农民心中，留下了希望的火种。正如李先念同志指出的，“曾希圣同志提出和倡导的责任田办法，对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十分重要的启迪和引路的作用。今日中国农村改革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果，曾希圣同志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六

　　李先念同志在序言中特别强调，曾希圣同志“一贯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奋斗不息”，热情赞扬他的高尚品格和高风亮节。

　　曾希圣同志眷恋着他为之浴血奋斗的这片土地，深爱着他为之忠诚服务的人民群众。传记中记载了他的三次流泪：当他看见淮河两岸群众在水灾中挣扎，当他听到有人因为受到错误批判挨整致死，当他从山东回安徽的路上目睹沿途一片萧条肃杀的景象时，他都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他在1950年8月给党中央的一份电文中，提到“淮河洪水泛滥，致使489人死亡”，使毛泽东同志流下了沉痛的眼泪，说：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

　　曾希圣同志工作勤奋，严于律己，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在红军时期，他经常连续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地工作，顾不得理发和刮胡子，以至于获得了“胡子局长”的美誉。在安徽最困难的时期，他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学习，自己带头不吃肉，还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吃肉，和群众共患难。这期间，过度的劳累，加上营养不良，他患了浮肿病，医生多次劝他住院疗养，都被他谢绝了。他在安徽工作期间，省委、省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带着牙膏毛巾等洗漱用品上班，随时准备跟“曾政委”下乡蹲点调研。他的作风影响了全省各级机关，培养了一批干部。

　　曾希圣同志具有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共产党人的风格，并为人们所称道。1958年，就在毛泽东视察安徽并充分肯定安徽群众性大办钢铁不久的10月下旬，曾希圣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宣布立即停止40万大军土法炼铁，所有农民返回本地从事农业生产。他在会上说，实践证明土法炼铁不成，不能再做这种劳民伤财的蠢事了。他当场拿出一块“生铁”说，“这哪里是铁！这是毫无用处的氧化物！停止土法炼铁的决定如有错误，由我全部负责”。

　　曾希圣同志为我们党的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文化大革命”中，他惨遭林彪、康生和“四人帮”残酷迫害，于1968年7月15日逝世。就在他重病在身，生命垂危之际，仍然为我军的侦察技术改革忘我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李先念同志在序言的最后号召我们：“曾希圣同志的革命精神、优良作风和高尚品质，应当作为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今天我们重温李先念同志的这篇序言，是与革命家一起思念革命家，与忠诚共同感受忠诚。我们坚信，他们身上最美好、最珍贵、最崇高的精神品质，一定会代代相传。

谁知，田家英调查的结果是，农民对“六十条”并不怎么认帐叫好，农民真正的要求是要实行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在1962年5月田家英向毛泽东反映湖南农民这些愿望的同时，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赞成包产到户的主张也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随后，又有中央副主席陈云专门找毛泽东谈话，提出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的意见。接着，毛泽东了解到的情况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有这一意向。不仅在中央，地方上安徽的钱让能、河北的胡开明，以及陕西等地的农民，也纷纷写信反映这一要求，他们所提出的方案不同，但大体都是赞成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的，一时间，呼声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