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三国有感随笔 -- 解甲
- 复 人要有点理想。
家园 我大体明白老兄的意思了 我读书不多（实事求是的说），所以很多地方只能脑补，拿不出来什么证据，也容易以己度人以今度古。像老兄这样把书读的如此通透也是不容易，佩服。上面论述绝大部分我都同意。所以这里以无责任脑补为主。
河里批邓一大罪名就是私心重。不过我觉得他们这个层次实际上已经超出欲望的范畴了。如果只是追求欲望的满足，他们早年随便投降投靠一下也能封妻荫子，根本走不到最后。支撑他们在这个层次还在奋斗不息的，我想一个是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一个就是后退就死无葬身之地的恐惧。而在面临这样极端的选择的时候，人的应对和选择也必然是极端的。所以我觉得读历史还是应该以分析、学习和理解为主。带着感情看问题没有意义。这一点兄台的理性可以说是表率。
兄台在上文中说“主席晚年的一些举措，甚至扩大点说，包括文革在内，都有很明显的缺点”。我想结合自己的经历说说自己的看法。比如这几年经济形势不好，很多行业都是寒冬，那你该怎么规划自己呢？当然是提高自己，待机会来了尽力抓住。提高自己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多学技能，另一方面是完善三观。而且后者可能更重要。很多人本来发展挺好的，突然抑郁了或者想看看世界之类走了不少弯路，就是因为三观没想透。
文革当时的形势不也是一样吗？当时的外部环境对发展经济来说就是寒冬，文革做的事情也和我这个待业青年对自己的规划是一样的。在窘迫之中，我的应对也犯过很多错误。我有时候也自责可能可以做的更好一些。但是在当时，由于物质和精神力量的不足，我实际上没有更多的选择。文革也是一样。事后看来可能有改进空间，在当时则未必。而且，如果不是那十年让老百姓明白了一些事情，中国在大事件中说不定就直接抑郁得歇菜了。
组织安排上，我以为主席原来对身后的布局是文靠江，武靠林。可是林摔死了，就注定了毛的组织计划被全盘打乱了。尽管如此，毛一发现外部有机会马上就跟美国人建交，文革也很快结束。这里边既有人谋也有运气，不能不感叹中国运气超级好，很多事情都是踩着点。
主席给新中国列了很多目标。如果所有目标都在他任内实现，那他就真的是神了。那么如果这些目标不可能全都实现，重要性的先后顺序应该怎么排？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六亿神州尽舜尧”。因为他相信人民、相信年轻人，这个目标才是最根本的，也要比赶英超美之类的对他更有意义。
而在恶补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缺课的过程中，我相信每个人都学到了很多（绝非讽刺）。起码知道革命先烈在为什么而奋斗，而新的制度、新的文明要诞生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需要每个人的自我解放才可以。虽然离尽舜尧还有距离，但是看网上发言水准的进步，说是在路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如果中国人的思考能力这样发展下去，我相信毛的所有目标都是可以实现的。而现在的困难事后看看都不过是个小插曲而已。
对毛这种层次的人来说，理想即现实即信仰。某个人预见到了自己在未来二十年的发展机会并为之努力，这是理想呢还是现实呢？而对毛来说，预见到了世界在未来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走势，并试图让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世界能够发展的更好，这是理想、现实还是信仰？任何一波趋势都有回撤、震荡，最后走成什么样是各方面合力的结果。但至少目前为止，虽然路径有些偏离，但我们仍然在他预判的趋势中前进。
通宝推：天白,journal,家园 如果中国不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毛主席成功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在当时，反帝救亡和反封建民主这两大目标上，救亡消耗了太多资源。
- 复 人要有点理想。
家园 理想与现实要匹配才有可能实现，否则就成了空想了。 对于蜀汉来说，国力人力均不足以对抗魏，能够偏安已经是成功，隔个三年五载北伐走走秀就行了。这一点蒋介石做得好些，一直叫嚣着反攻大陆……
左中右搞平衡，不是左右言欢，而是中能够居中调停。正是因为江青的主席夫人光芒让外加其跋扈的个性让英明领袖没有了安全感，因为华的资历是“借”来的。失去了节制的左，弱势的中自然也就没法延续了。
老帅们的资历源自军功，江青的资历源自主席夫人的光环，前者跋扈易于被接受些吧。
据老老狐狸河友考据，江青入政治局其实是为了平衡（协助）叶群入局，当然应该也与江青本人的愿意相关。不管怎么讲，这种夫妻老婆店总会让人心里犯嘀咕。我始终认为让江青从政是毛主席最大的败招。
家园 不好意思，可能我表述不到位 我的意思是（猜测）：
1、主席可能是以叶群入局交换101对小张的支持，但这个愿望没实现；
2、主席并不希望江青入局，但江青本人是希望入局甚至 更上层楼；
3、江青最终入局，是作为指标人物确认文革路线、力量平衡的结果。
当然，这三点，都是我的猜测、分析。
家园 仁兄啊，我说我等凡人没法轻易评论天才。 不就是因为对理想和现实的判断，其实是个很需要天才的事吗？我一直在说的，是说对理想要给予尊重，因为这是人类发展的动力。至于这理想切不切合现实，我们的见解彼此聊聊可以，太当真未免有些自大。当然，有些理想过于荒诞以至于妄想，那我们一般人还是看得出来的。
文革后左中右是无法平衡的，因为左加中的力量也不敌右。对左派来说最好的结果是通过团结一部分中右力量达成一个偏左的路线，但左乃至中都缺乏有这个操作力量的人。
至于江青，乃至张玉凤这样主席的近侍都能参与甚至影响政局，与其说是主席的败笔，不如说主席不得不为。主席晚年身体一落千丈，一度失明，根本无法负荷较长时间的工作。这种条件下，主席哪还能通过工作考察别人？只有身边人，主席还能通过日常生活，得以了解把握。他们的才能确实有限，但路线可靠却是没问题的。
主席晚年这个情况，有批评曰老人政治，我曾经，并且现在还部分地认为有理，这确实主客观都有一些问题。但是我认为这是无可奈何的，如同开始我说到的，这是天才的孤独，世界上哪有完美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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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 读三国有感随笔
家园 读书至此，似有所悟 想起08年大阅兵。
灵帝中平五年
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帝欲厌之，乃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起大坛，上建十二重华盖，高十丈。坛东北为小坛，复建九重华盖，高九丈。列步骑数万人，结营为陈。甲子，帝亲出临军，驻大华盖下，大将军进驻小华盖下。帝躬擐甲、介马，称“无上将军”，行陈三匝而还，以兵授进。帝问讨虏校尉盖勋曰：“吾讲武如是，何如？”对曰：“臣闻先王?翟德不观兵。今寇在远而设近陈，不足以昭果毅，只黩武耳！”帝曰：“善！恨见君晚，群臣初无是言也。”勋谓袁绍曰：“上甚聪明，但蔽于左右耳。”家园 阅兵不是吓唬敌人的 是激励自己的部队的， 也是人君显示对部队的信任。
古代底层将领害怕自己的军功被冒领，不肯出力，阅兵让人君能亲眼看到自己的部队，认识低级将领，从而激励士气。
其次阅军需要自己暴露在军队的武器下，人君不对军队绝对掌握，不会亲临军前。既然去了，就是对部队效忠绝对的信任。这种效忠和信任，也是对潜在帝位觊觎者的一种警告， 让他们打消这种非分之想，以此达到上下同欲。
孙子云， 上下同欲者胜。
古代文人出身的官僚，都反感皇帝对军队的绝对掌握。最好是皇帝通过官僚集团掌握军队，这样对他们自己安全。因此这些人说的话，都要三思。
通宝推：yiwensilan,迷途笨狼,飒勒青,李根,mezhan,老老狐狸,家园 古代越是败仗之后君主越需要检阅部队讲话 提升部队士气。
家园 然。 天下太平，何不放马南山。
- 复 读三国有感随笔
家园 从一带一路看蜀汉经济 中国的史家有秉笔直书的美名，然而传统史书的翻案文章，在河里就有不少，我自己在这个帖子里，也表示了对史家的不以为然。要我说史家们的问题，就是传统史书基本是政治史，然而史家却罕有政治家，从而造成传统史书的逻辑架构往往由文人所构想，而非遵循真实世界运行的规律。用科学习语来说，这种外行的臆测往往是not even wrong，连错都算不上。
譬如蜀汉这个国家，从史书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它是一个人民负担极重的国家。按晋书记载，刘备章武元年，蜀中有二十万户，九十万口；而按三国志裴注记载，蜀汉灭亡之时，刘禅献上的户口簿，则是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口，兵十万二千，吏四万。关于这个户口数，讨论有很多，譬如蜀汉户口比例异常证明存在大量逃口，这是因为蜀汉沿用汉制，赋税以口计不以户计的原因；又譬如蜀汉兵、吏户口是否与魏吴一样属于另册，也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意见。但蜀汉军民比例，即使往宽泛了算，大体也要在1：10左右，这显然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
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蜀汉还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三国鼎立中，蜀汉是主动进攻最频繁的，建兴六年至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去世，诸葛亮共进行了五次北伐；而延熙十六年姜维开始主军到延熙二十年，姜维也是五次北伐，每年一次。战争，大概是世界上最烧钱的事，从军队的给养到战功的褒赏，无不需要钱。而蜀汉与曹魏所争之地，大抵在西北边鄙之地，而且蜀汉也并没有占到明显的便宜，说以战养战，恐怕还远远谈不上。
更神奇的是，从史书中还可以看出，蜀汉是一个政治稳定，人民满意度相对较高的国家。而且这还不太像是史家溢美，因为有一个相对过硬的参考是政变和民变次数，这个蜀汉记载确实极少。另一个是称道蜀政的记载，有多个立场不同，利益不相关的来源，其采信度应该说是很高的。那么问题来了：这可能吗？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又要人出钱出力，又提供不了相应的回报，又要人满意，这在客观上是反人性的。这种反人性，有时以高远的愿景和执行者个人优秀的品质来弭平，共和国的奋斗史证明了这一点。但同时也是由共和国的历史教训我认为：这三者不能在较为宏观的范围内同时达到。
不过史家们的记载，还是留下了一些关于解答这个谜题的提示。
诸葛亮执政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对南中用兵，南中当时脱离了蜀汉中央政府的管辖，然而南中地处险远，当时朝议并不认为有必要由诸葛亮亲征。而诸葛亮显然是把南征当成了一件大事来办：“虑诸将才不及己，意欲必往”，事实也证明，诸葛亮的南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但我觉得，这正是史家不知所谓的地方，蜀汉的军资，不依赖发展良好的四川盆地，反而要依赖当时还是化外之地的云贵高原，这难道不奇怪吗？
其实蜀汉的军资来源，诸葛亮自己说得清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蜀锦作为地方名产，在汉时便拥有近乎垄断的地位，而诸葛亮又大力推广鼓励蜀锦生产，乃至诸葛亮本人的遗产中，便有“桑八百株”。然而锦缎这种东西，以当时的等级制度而言，其市场范围有限，严格说起来也并非生活必需品。且锦缎生产技术对曹魏来说不是秘密，以当时的行政能力，曹魏严控蜀锦贸易或许做不到，但说蜀汉军事生命线依赖于对敌国的贸易顺差，那怕是也玄了点。
南中对蜀汉的重要性，除了提供兵员和物资之外，很可能更在于它是蜀锦的重要外销通道，西南的对外贸易来往，还要早于张骞通西域，张骞初至西域时，便见到西域已经有蜀布、邛竹杖。西汉武帝时曾谋划打通这条通道，未能成功，直到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建永昌郡，才算是在这个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而蜀汉设庲降都督管理南中，与北拒曹魏的汉中都督，东防孙权的江州都督平级，其地位之重可见一斑。这种重视程度，在历代王朝中也是罕见的。
历史上出名的丝绸之路，主要还是由我国西北方向途径中亚到达地中海一带的比较有名。这一方面因为西南通道地形较差，另一方面与印度南部始终没有形成强大统一的政权也有关。蜀汉北伐侧重凉州，军事上的考虑是一方面，同时也未尝没有打通丝绸之路以进行贸易的意思。
而且事实上蜀汉很可能还取得了一定成效，蜀汉末期的一个重要失败，即姜维败于段谷，其结果是“众庶由是怨讟，而陇已西亦骚动不宁”。有一点值得注意，“陇以西”名义上并不在蜀汉控制，而其“骚动不宁”作为姜维战败的直接后果（“众庶怨讟”显然是间接的）导致姜维自请降级，可见蜀汉在陇以西必有直接利益相关，这次战败重大影响了这一利益，显而易见的，贸易通道是很合理的解释。
而且，这次战败很可能还导致了蜀汉迅速灭亡，这与当时的国际局势还有点关系。当时正值波斯萨珊王朝崛起，贵霜帝国衰落，南中贸易通道势必受到影响。再失去西北贸易通道，对蜀汉经济打击不问可知。蜀汉灭亡时府库库存情况为“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采绢各二十万匹”，对比刘备定蜀时的赏赐，“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来看，蜀汉的金银库存显然已经极大缩水，而蜀锦已经积压。这个比例，恐怕单单用生产规模扩大是不足以解释的。
通宝推：黄序,80后30,晴空一鹤,岳阳,jhjdylj,大黄,万年看客,广宽,林风清逸,C狂飙行者,煮酒正熟,故乡在喀什,旧时月色,史文恭,朴石,脑袋,三笑,西安笨老虎,老老狐狸,决不倒戈,西门飘飘,白玉老虎,卢比扬卡,老陈70,okcgb,snark,明心灵竹,北纬42度,陈王奋起,ton,何求,家园 很多年前看过《三国志》，记得蜀汉有段时间如果用粮食酿酒死罪。 家园 不是死罪。 您提到的，当是简雍传里提了一嘴的“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不是死罪。
说到酿酒，刘备的对头曹操便是行家，他曾经向汉献帝奉上过自酿酒及酿酒方法，并留下了一篇《奏上九酝酒法》：
臣县故令南阳郭芝，有九酝春酒，法用曲三十斤，流水五石，腊月二日渍曲。正月冻解，用好稻米，漉去曲滓便酿。法饮曰譬诸虫，虽久多完，三日一酿，满九斛米止。臣得法酿之，常善。其上清滓亦可饮。若以九酝苦难饮，增为十酿，差甘易饮，不病。今谨上献。据我粗浅的知识，这酿酒的配方不能随意按比例缩小。那么从上文所述的酿法可知，酿酒确实消耗大量粮食。
曹操不仅酿酒还好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但他也发布过禁酒令。禁酒令的原文没有留下来，但孔融的驳文倒是传下来了两篇：
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樊哙解厄鸿门，非豕肩钟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王，非引卮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脱其命。定国不酣饮一斛，无以决其法。故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屈原不酺醩啜醨，取困于楚。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昨承训答，陈二代之祸，及众人之败，以酒亡者，实如来诲。虽然，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后汉书对孔融驳文的评价，是“多侮慢之辞”，通读下来，信不为诬。从记载看曹操不仅禁酿，还禁饮；而且为时甚长，孔融于建安十三年被曹操所杀，从徐邈传的记载看，直到建安十八年曹魏还在禁酒，禁令可说比刘备还要严了。只是执行效果嘛，从史书散见的记载来看，不怎么样。至于原因——
三国时期，统治阶级好酒可以说蔚然成风，不独曹操，刘备也喝：
于涪大会，置酒作乐，谓统曰：“今日之会，可谓乐矣。”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当，宜速起出！” 于是统逡巡引退。先主寻悔，请还。统复故位，初不顾谢，饮食自若。先主谓曰：“向者之论，阿谁为失？”统对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乐如初。孙权更是酒品极差：
权于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于是大怒，手剑欲击之。今日好强劝的“酒桌文化”人，当拜孙权为祖师爷。
另据曹丕揭发，刘表也逼人喝酒：
荆州牧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升，中雅受六升，季雅受五升。又设大针于杖端，客有醉酒寝地者，辄以劖刺之，验其醉醒，是酷于赵敬侯以筒酒灌人也。当然曹丕自己也不是什么好鸟，他好洋酒：
（葡萄）酿以为酒，甘于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统治者不能率身正下，这酒自然是禁不掉的。
家园 从币值改革再看蜀汉经济 前一篇文章，河友们提出了一些“未必如此”的疑问，我回答也只能回答到“未必不如此”的程度，因此换个角度，再来看一下蜀汉经济。
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中有一段很有名：
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巿。”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对这段最常见的解释，是刘备制造通货膨胀，剥削人民以达到“府库充实”的效果，以搜索引擎搜一下，帖子是一片一片的。但这个说法其实站不住脚，不妨对比一下河友更为熟悉的刮民党发行金圆券的历史：
首先，刮民党以金圆券刮民，其原理是以迅速贬值的金圆券收兑金银外币等币值坚挺的硬通货，所以能被刮民党刮到，前提是持有金银外币。换句话说，刮民党主要刮的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刮民党未必不想刮，只是利害关系盘根错节，刮之不动。以汉末社会构成，有多少人满足被刮的条件，这么刮能刮上来多少，恐怕可以打一个问号。
其次，刮民党的收兑，是以国家暴力来保证执行的，不兑换，就没收。这个于蜀汉也是不太可能，倒不见得是蜀汉没有刮民党那样的执行力，而是蜀汉如果要这样做，没必要如刮民党那样脱裤子放屁。给蜀地狗大户们寻上诸如“勾结刘璋，抗拒王师”的风流罪过，满门抄斩，财产自然就充公了。当然这么干社会秩序也就完了，可是刮民党多费一道手续，社会秩序又好到哪去了呢？
最后，就算不管三七二十一，认定刘备的“府库充盈”是刮民而来，蜀地民众总不是傻子，被这样盘剥，怎能不怀恨在心？然而恰恰蜀地社会局势是稳定的，就算是史家有粉饰太平的嫌疑，然而与曹魏决战汉中时蜀地“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动员程度却做不得假。还是如前一帖里所说的问题，又能刮，又能让人卖命，蜀汉这执政能力，强得可疑了吧？
但是“府库充盈”同样也是做不得假的，府库里面的东西是哪来的呢？考虑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考虑一下府库里面的东西是怎么没的，以及没的是什么东西。刘备本传说得更为清楚：“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府库中的硬通货被将士拿走了。正如一些河友提出的，硬通货吃也吃不得，穿也穿不得，将士们拿了去，必然会以之交换衣食田宅等等生活必需品。当时蜀地市场上货币供给量必然激增，也就是说，刘备发行直百钱之前，就已经在通货膨胀了。
所以发售直百钱，更可能是回收流动性，抑制通胀的行为，这个史书里写的也算清楚，“平诸物贾”。之所以铸造直百钱这种大额铜钱，是因为刘备当时可调用的铜数量不足以回购市面上流通的金银贵金属，南齐书崔祖思传记载：“刘备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铜的紧张可见一斑。在币值上加以放大，是不得不为之的权宜之举。
发行大币值钱币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之前也有人为之。譬如汉武帝在任用桑弘羊改革财政之前曾调整币制：
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闲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鋊，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撱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其结果显然失败了：
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其后二岁，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其实道理很简单，金属货币与纸币不同，其金属含量就是价值的保证。纸币滥发引起恶性通胀造成的货币体系崩溃，由于货币总量不易感知，崩溃的速度决定于滥发的数量和速度（当然还有宏观经济情况影响）。而金属货币滥发则价值体系最终会回归到重量计量上，并且由于面值和实际价值不匹配一目了然，盗铸几乎必然同时发生，盗铸反过来又会破坏金融秩序。因此古代发行大额金属货币的尝试几乎全是迅速失败的，实际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的，只有蜀汉这一个例子。
蜀汉是如何成功的，老实说，我不能清楚地描述，因为史书记载过于简略，发挥空间实在太大。从相关记载来看，蜀汉有比较发达的国营经济以及由之带来的可观财政收入（王连“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比较方便的货币兑现渠道（上面记载提到的“令吏为官市”）。我个人的观点，蜀汉似乎已经突破了金属储备量的制约，建立了一定程度上的信用货币制度。
信用货币制度是目前通行的货币制度，现在看来当然是司空见惯，然而要考虑到蜀汉时代是公元三世纪。信用货币以及与之配套的金融制度，实际的雏形是将近千年之后的交子（不知是否巧合，交子起源和主要流通范围也在四川）；而其理论体系，则几乎贯穿了整个经济学史，由数十代经济学家所删改增修。如果刘巴能早在千年之前数月之间建成行之有效的信用货币体系，他那句“易耳”，恐怕是经济学史乃至整个学术史有史以来最响亮的一记耳光。
当然，我觉得说蜀汉拥有先进完善的金融制度，跳跃太大了，证据也不能完全支持。但是刘备以政府信用保证，回收贵金属储备这个事实，可见蜀汉的金融观念相当先进，同时证明了蜀汉的法律制度和政府执行力也相当可靠。
通宝推：年青是福,三笑,老老狐狸,卢比扬卡,盲人摸象,家园 不同意你的看法 如果蜀汉真的和南线丝绸之路有贸易往来，陈寿的三国志可能会遗漏，但常壉的《华阳国志》不会一点记录都没有，蜀汉灭亡后按理说这种边境贸易晋朝没有理由会断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