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胡搅蛮缠，不值一驳 -- 红军迷
家园 在革自己命的路上，毛并不孤独， 前有国共分裂，苏联的肃反，后面有匈牙利事件，波兰，捷克动荡，乃至东欧剧变，颜色革命，占领华尔街以及黄马甲运动。至于中国重返联合国和文革的关系，感觉就在看还珠格格，纯粹是戏说。美苏争霸，中苏对立才是中国重返联合国的主要条件。就像现在金胖子动不动来北京朝圣，不是因为改革开放如何成功，而是因为苏联解体之后，俄国人家里不宽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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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 太错了
家园 他发动文革，踢开党委闹革命是不是革自己的命？ 他可是党魁啊，他要求群众不要相信他领导的党组织，起来造反，就已经“自绝”于共产党了，就已经准备再上井冈山了。
难道他这个风险都意识不到吗？
只不过他太强大了，别人革不了他而已。
彭德怀逼宫，七千人大会“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论，武汉五一六冲击，老帅大闹怀仁堂，林立果五七一计划，天安门四五运动。——以上桩桩件件不都是别人要革他的命吗？只不过没成功而已。
难道别人一革他的命，他不得反抗辩解，乖乖伸过脖子去让人砍才叫“允许别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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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我确定。对付刘少奇真的如他自己所说“一个小指头就行” 真不是和你抬杠。
仅为对付刘少奇而发动文革，不仅是小瞧毛泽东，而且是太高看刘少奇了。
但是，撼刘少奇易，撼刘少奇所代表私有制的这个人心难啊。
私有制自几千年来深入人心，要想人们狠斗私心一闪念，不容易啊，为什么农民一搞人民公社大家就磨洋工，刘少奇一搞分田到户大家就起早贪黑？为什么工人把车床电动机开得嗡嗡响，却坐到一边去聊天？为什么领导干部开始搞特殊搞腐败？都是因为私心在作祟。不将人们内心的私心革除，社会主义肯定搞不下去的。
有人主张慢慢来，搞过渡，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老毛这帮人都做不了，后人更做不了。
所以其必然逻辑是发动一场甚至几十年来一次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涤荡人们内心根深蒂固的旧观念（封建的，资本主义的）。
如果仅仅把文化大革命理解成一场争权夺利的内斗，太肤浅！你觉得老毛是为了抓一只老鼠而拆掉整座房子的蠢货，那我们就此别过，无话可谈。
老兄就算不读赞毛的书，那么批毛的书也还是要读些吧？张国焘总是老毛的死对头吧，听听他对文革的看法吧。
在分析毛泽东的特点时，张国焘认为毛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认为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一种对“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也就是所谓的“变修”时），毛便想采取措施来达到目的。这是“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张国焘晚年分析中国政治老毛有诗云“昆鸡长笑老鹰非”，大概就是说这种总喜欢以自己的身高来揣度别人思想高度的妄人吧。
家园 您的帖总要收起来慢慢看。 粗略看一遍，总觉有哪不对头，可一下又说不出。
我也认为主席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犯了经验主义，不同之处是我认为毛不是迷信群众运动，而是迷信他缔造的这只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路走来的行政组织大军。
自56开门整风到双百方针（工厂农村都不予参加，只限知识文化界），毛的本意是利用社会精英阶层来约束这支战争期间如臂使力的各级行政机构却在建国后所萌生的官僚主义，但经不住官僚阶级的群起抵制，毛为取得大跃进的路线支持，最终选择的是反右。这期间无论是国际国内，毛都是明言不要群众运动，“要慎用大民主，那是是对付阶级敌我矛盾<大意>“，板子最后打的是也那些要民主的体制刺头（也有少部分要走第三条道路的真正右派），而对体制内的贪污腐化，则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许多干部都是退赃了事，比右派更为恶劣的那几个大区第一书记却是不甚了之。
另外，我也不认为毛对自然科技人才不够重视，毛无论新民主义期间还是建国后都是相当重视科技知识对生产力的发展，毛只是认为旧知识分子队伍要经过思想改造才能为大老粗占多数的行政体系配套。
你去看56期间的毛选，毛每次讲话几乎都是在强调技术革新，督促各级党委重视教育及人才的培养。（不记得是武昌会议上还是南宁会议，听人反映教育师资力量欠缺，毛是当场批了一亿元教育支出。另外我手头有一本五六十年代文化部编的内部刊物，文革之前对旧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高的吓人，那时出一本数十万？字的书，稿费可达几万元之巨）。
自56一62经历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的挫折后，毛才真正转变思想，开始由下而上的依靠群众组织的力量去牵制行政体制内的精英力量。
一部《保卫延安》稿酬可得十万元，只能说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下乡真不能透露自己的工资情况，别把贫下中农们吓倒。
一个放映员工资最低的只20元，行政机别高的工资可达300多元，还有5%一30%的行政津帖，而行政编制上，厂长助理、厂长秘书这些一应俱全。文化界“按劳取酬“的状况是一直保持到1959年三年困难期间。
家园 不用慢慢看，本来就不对头 不用慢慢看，本来就不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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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关于官僚体制的一些看法 1；俺十分反感贤能政治，官办经济等鼓吹中国官僚的论述。中性——才应该是衡量官僚的第一标准，也就是尽可能地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切割，形成普遍联系，又相对独立的群体。
2；西方的官僚体制，主要是权力制衡的产物，因此，其相对中性的特征，主要是被动制衡，相互博弈的结果，而且宗教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宗教社会，人与人也许很难彼此信任，但通过一个神灵，就容易建立相对信任的关系。
3；中国现行的官僚体制，主要源自延安时期任弼时主导的等级制度，这是照搬苏联的做法。毛对这种等级制度并不是很满意，但大多数人都对按资历，按功劳论资排辈的等级制，还是很满意的。其间最著名的就是王实味事件，他就嘲讽了这种等级配给制度。
4；建国后，又更加完善了延安时期的等级制度，并进一步扩展到全国各个行业。但是却产生了三大派别，一是民主派，二是白区党，三是红区党。这种强调资历，功劳，成分的制度设计，对于民主派是不利的，白区党也不是很满意，红区党则是最大的获益者，但这些主要来自军队，来自农村的人，却又是对城市工作，对生产管理最不懂的一批人。
5；毛第二次访苏后，就萌生了全力发展经济，与苏联以较长短的想法。毕竟朝鲜战争结束了，中国进入了相对和平的环境，因为赫鲁晓夫的位置并不稳固，为了获得中国的支持，向中国援助了大量项目，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都会有大干特干的想法。
路线确定了，干部就成了决定因素，但是民主派，白区党，红区党的矛盾却逐渐暴露了出来，本来毛是想利用民主派来监督中共官员，却没想到引起了民主派的爆发，甚至扬言要取代中共的统治。
民主派的观点主要有两点，一是其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比起民国时期都低，当然不满意。二是认为中共只懂打天下，不懂治天下，应该让更懂城市管理，更懂生产的他们治理国家。
再加上东欧也爆发了类似对共产党不满的运动，党内对毛的主张也十分不满意，因此，毛迅速改变了方向，主张反右。
反右本没有错，错误主要在于扩大化，对于民主派，应该既要使用，也要改造，而不应该完全打倒。遗憾的是，反右不但扩大了，还比走向了极端，很多白区党也被波及，党内逐渐形成了一种声音。
在这方面，毛犯了很大的经验主义错误，道理很简单，文革时期毛主张的老中青结合，左中右结合，本就与民主派，白区党，红区党并存的结构高度相似，前后政策的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说明毛对于之前的政策已经做了自我否定。
在战争年代，领导班子的高度统一，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建设时期，还照搬这种做法，则很容易走向极端。
6；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这三面红旗，前两者没有问题，但大跃进就是个错误，道理很简单，随着战争的结束，全国各地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积极性爆棚，作为最高领导人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绝不能火上浇油。
遗憾的是，毛不但确立了大跃进的政策，还在周总理反冒进的时候，主张士可鼓，不可泄，还是照搬战争时期的做法，犯了经验主义错误。
反右的扩大化，造成了最不懂城市管理，最不懂生产的红区党掌握了高度统一的话语权，大跃进，以及反反冒进，则完全是火上浇油，尽管毛也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却在原本降温会的庐山会议上，将火烧向了彭德怀，没有批左，反而继续反右。
毛批彭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绝不允许军权旁落，二是绝不允许苏联对中国的干预。而彭搞军队反教条，换掉了很多人，与苏联官员接触却不及时汇报，都犯了大忌，所谓军人干政，彭的上书，原本不算大问题，却导致了矛盾的爆发。
随着中苏关系的决裂，苏联援助的断绝，中国陷入了巨大的经济危机之中。尽管中苏决裂是一定的，但毛的很多作为，也是中苏过早决裂的原因。一方面导致了中苏关系的过早决裂，集中决裂，另一方面又对中苏决裂准备不足，毛在对苏关系上，犯了两样错误，其中准备不足更为重要。
7；所谓人无完人，即使俺称毛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第一人，还是要承认他反了很多错误。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也亲自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退居二线，但问题却永远也不会断绝，主要有三大问题，一是派系势力，地方势力的兴起，正如毛所说的，他只能管北京很小的一块地方，而很多部门，很多地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二是建国后人口大膨胀，远远超过了城市和工业的容纳限度，而论资排辈的官僚等级制度，不可能公平地适用于第二代，必然造成城乡，工农，干群等关系的固化僵化，并导致矛盾的激发爆发。三是面对美苏两大霸权的封锁，新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合法的地位。
可以说，当时的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是生存与毁灭的问题。
皇帝没有了，土皇帝却出来一大堆，这是辛亥革命后的典型写照，派系势力，与地方势力是人类政治的永恒话题，永远也不会过时，这两种势力一旦实现了遗传继承，近亲繁殖，就会产生各种独立王国，让国家陷入分裂甚至战乱，苏联的解体就是典型。
毛退居二线后，其他人并没有毛的威望资历，只能形成各自的势力和圈子，这种情况是必然的，并不能过多地指责这些人。只要军队还在毛的手中，毛的地位就不会真正受到挑战，毛面临的最大威胁，主要不在内部，而在苏联。
强势而独立的毛，肯定不符合苏联的利益，他们的领导人曾当面对贺龙说，我们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应该将毛搞掉。因此，向苏联妥协，不但挑战了毛的权威，也会动摇中国的独立自主的根本。
刘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政策，既是向内妥协，又是向苏联妥协。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是自主工业化的大敌，一方面导致工业生产没有了买方，另一方面也瓦解了原有的小企业，小作坊的工业积累。而在美苏对中国封锁打压，中国没有合法国际地位的情况下，要搞和平路线，减少对外援助，是典型的投降主义。
现在很多人将改开后的政策，与刘的政策相接，来论证刘邓的正确，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跟何不食肉糜类似。
8；文革其实是另一次长征，长征开始的时候，仅第一方面军就有八万多人，而最后到达陕北的只有几千人，那么，能说长征失败了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红军在陕北找到了根据地，在日军的敌后获得了根据地，就如中国重返联合国，在各种国际组织获得合法席位，而与西方的缓和，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就如接触到了更多民众，从龙困浅滩，实现了龙潜入海。
9；毛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但这种目标的实现却太难了，文革时期的老中青结合，左中右结合，就是毛的实践，也是毛勉力维持的结果，毛对邓的要求就是继承这两种三结合，却遭到了邓的拒绝。邓很清楚，他不愿意，也不能够维持这两种三结合。
军队必须是一体的，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又是与军队密切相连，左中右的政治结构中，却只有右边与军队最为密切，【右边比右派的称谓更贴切】。因此，毛去世后，控制军队的右边，就与中间抓捕了左边，然后，又排挤到了中间势力。
枪杆子里出政权，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一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左中右的政治局面，要么是政治强人勉力维持的结果，如文革时期；要么是只能大部分存在于体制外，如现在；要么是西方那种民主选举，权力制衡，轮流执政。
体制内一种声音，尽可能地中性，体制外则左中右各种声音都有，就是中国当前政治局面的最大特色，也是最适合当前情况的做法。而当前中国政治的最大问题，则是掌握权力的官僚与各种利益集团之间，难以切断联系，甚至形成了一人当官，全家经商的官商一体化，和近亲繁殖，官官相护的派系化地方化。
官僚体制，是政治体制的关键所在，而中性则是衡量官僚体制的第一大标准，也就是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公有化，特别稀缺垄断性资源的公有制，二是科技化，程序化，尽可能地减少人在权力中的作用，三是制衡化，公开化，也就是所谓将权力关进笼子，置于阳光之下。
三种路径各有所长，兼容并蓄才是最正确的做法，陷入意识形态之争，将公有制的切割，与私有制的制衡完全对立，则是陷入了极端。
派系，地方，阶级，其实都是既得利益集团划分方法，派系势力基于属人原则，地方势力基于属地原则，阶级则主要是基于身份和劳动属性，静态的阶级论走向极端就会陷入印度那类种姓制度，而动态的阶级论走向极端就如陷入翻烙饼，需要不断地翻下去，这也是毛所说的，阶级斗争要常抓不懈，文革需要每隔十年八年就要来一次的根源。
10；中国能够走到现在，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的奇迹，这种奇迹将随着日韩的没落，而更加显著，毛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第一人，其扭转乾坤，改天换地的功绩将会被更多的人所认识。
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总设计师，连基本的逻辑都说不通，与现在建边境墙的自由主义旗帜其实是一回事。
但对毛的认识，绝不能局限在两种革命，革命毕竟是人类历史的非常态，只有民众解放和民族独立，才是人类的主流。
有河友不同意革自己命的观点，其实是不了解继续革命的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官僚，所谓走资派主要不是走资本主义路线，而是企图将权力派系化，局部化，遗传继承，近亲繁殖的当权派 ，是没有资本的资产阶级。革自己的命，也主要不是洁身自好，独善其身个人行为，而是向自己所在的群体下手的群体行为。
通宝推：夜如何其,须弥一芥,夏至欧锦,deaf,笑不拾,侧翼,家园 一点商榷： 说“反右的扩大化，造成了最不懂城市管理，最不懂生产的红区党掌握了高度统一的话语权”，这个应该是另一种结论：我们面前能看到的历史资料，是刘邓派1954年整高饶、56年（假手）整粟刘、1959年搞掉彭系、1962年后拉罗刘，这个是大军事干部的脉络，至于小的如王近山的事，基本数不过来。到1964年，挡在刘邓派军事干部前的、可以出头，也只有林彪系。这方面也可以是收缩的。
通宝推：hullo,家园 苏联在实践上的一个错误是 主动地促进形成了一个实际上的统治阶级：官僚特权阶级。
泰国和缅甸的军人特权阶级的形成有点类似。
这种模式，在早期有利于统治。中期好坏间杂，依然不是最坏的制度。但最终必然僵化。
通宝推：hullo,家园 既得利益阶层的巢穴 既得利益阶层一旦形成，为了安全，为了传承，必然会筑造巢穴，这种巢穴不可能凭空产生，主要依托于权力，资产，生产等。
人类文明能够有今天的成就，主要是工业革命，科技进步后，很多既得利益阶层属于动态的生产创造领域，而不是紧抱着权力寄生，和资产食利不放。
哪个国家生产创造性既得利益阶层的比重越高，哪个国家的就越发达，就越有希望。
苏联那种资产公有制，生产计划制，导致革命成功以后形成的既得利益阶层，必然会聚集于权力，形成官僚集团。
这种依附于权力的等级官僚集团，并不是最糟糕的，那些主要依附于资产的国家，更加的糟糕。
等级官僚集团的危害主要有三个层面，第一就如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官家的位子也不够，等级壁垒彻底固化僵化，清朝末期的皇族内阁，终于让立宪派彻底翻了桌子。第二则是派系之争，这是各种历史剧，宫斗剧的主旋律。第三则是不同阶层，不同派系与地方势力结合。
只要等级之间的通道没有被彻底堵死，只要派系之争没有彻底撕破脸，那么，官僚体系就能维系下去，苏联的悲剧，主要是地方势力与派系势力，与不同阶层相互媾和的结果。
等级固化，派系纷争，还主要是隐形的，一旦与地方势力结合起来，就成了显性，也就不可救药了。
苏联的解体，与满清的崩溃其实很像，推力不是来自外部，也主要不是源自内部战争，都是地方势力派过于强大的结果。
家园 这不新鲜 官僚资本，蒋介石那个四大家族就是。无非是苏联的披着社会主义马甲。今天的中国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甲。其实都是一回事：封建残余。
家园 毛什么时候退居二线的？又是怎么承认自己错误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也亲自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退居二线”毛什么时候退居二线的？又是怎么承认自己错误的？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2]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3]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搞评比，结果就造假；不评比，那就不竞赛了。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检验，要组织验收委员会，像出口物资那样，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4]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不然，人家起来放哨怎么办?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上了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文集》第七卷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文集》第八卷
家园 毛是有担当的人 毛是有担当的人。公司运行，出了问题，毛董事长不是把问题推到CEO头上，而是自己承担。。。
不像新朝，出了问题，罪过都是CEO的，董事长一点责任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