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胡搅蛮缠，不值一驳 -- 红军迷
家园 人总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意愿这个东西真是太可怕了，宛如黑洞般的存在，就如西西河这么小的圈子，立场观点已经高度接近了，但大家不也是党同伐异，互相攻击么。
俺作为毛粉，信奉的是载体能动论，但却反对盲目的泛群众运动，因为这种能动性容易失控，容易被精英阶层所利用，而形成相互攻击，劳动才应是体现群众能动性的地方，而不是泛政治化的运动。
只有目的明确，有针对性，有组织性的群众运动，才是有价值的。
以民众为载体的劳动，以科技为载体的生产，才是人类社会最有价值的两大类能动，前者主要通过市场存量，市场变量来实现，而后者主要通过产业链的多少，和产业链的位置来实现。
俺支持习，主要是支持中央集权，和政治强人的缘故。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越来越难以为继，今后必然会征收房产税，这种直接的财产税，必然会引发民众对民主选举的要求，这种政治上的变革，是经济变化倒逼政治变革的结果。
在未来十年内，中国经济总量必然会超过美国，而绝不甘心做第二的美国，也必然会不择手段地打压中国。
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旦大量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替代，传统能源被新能源替代，必然会引起工业国和资源国的激烈动荡，人类世界将进入动乱时代。
可以说，中国自己的问题，美国以及跟班对中国的打压，世界新变局的到来，都需要中央集权和政治强人来解决。
更具体地说，现行体制难以继续，大国关系难以继续，世界局势难以继续，在这些情况下，除了中央集权和政治强人，实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就如毛主席时代，如果不是毛周的终身制，中国能顶住美苏两大霸权的威胁，恢复联合国席位，实现拉美抗苏，融入西方世界么。
在有些人看来，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没有在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能够在美苏两大霸权的威胁下，维系独立自主，并实现拉一派，打一派的伟大战略，好像都是理所应当的。同样的，在这些人看来，今后中国面临的三大问题，要么会水到渠成，要么是自由民主治百病。
意愿决定论，是一种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这方面印度人就是典范，印度打小巴是理所应当的，自己的飞行员做了俘虏被释放也是理所应当的，对我有利，与理所应当完全成了同义词。
官僚冗员严重，贪腐严重，近亲繁殖严重，要普遍地征收房产税，养这些官老爷，俺自己就不愿意，在信息时代一旦形成群体效应，必然会倒逼政治改革，相应的房价也必然会 大跌，影响金融和经济，形成连锁反应，这将是中国今年后面临的最大内在问题。
美国绝不甘心当第二，和人工智能和新能源对世界局势的改变，则是中国必然面临的外部两大问题，这些都会在未来十多年内集中爆发，将是二战后的最宏大的世界变革。
由奢入俭难，工业国和资源国都会陷入停滞和衰退，而人口的膨胀却难以控制，除了中美两个超大型国家，其他国家都很难在动荡的世界里获得安宁，这也是俺判断中美两国占世界经济比重，会从现在的约百分之40，上升到百分之60以上的根本原因。
唯大不败，唯集中难破，虽然大与集中并不是完美的，但在动荡的情况下，却是最明智的选择。
现实是残酷的，意愿如果不能转变为意志，特别是群体意志，那么，再美好的意愿，也不过是吹出的泡泡而已。
通宝推：本嘉明,慧诚,脑袋,红军迷,家园 大洪水要来了 有一个坚强的大族，登高一呼，大概可以吸引/挽救至少一半的其他小族吧。
人心总是多疑的，另一批民族试着走其他的路，人类文明用多种路径突围求生，最后总能保住薪火再传。
大族真正的作用，是展示出一种“硬核”的姿态，令其他小族感到安心，有希望，有盼头，肯归附，受到感召/激励而振作起来。这时候，大族重要的是骨头硬，本族心齐，这一族是不是科技巅峰/体制完人等等，其实不太重要。
“现行体制难以继续，大国关系难以继续，世界局势难以继续”，这是非常准确的判断。不过中国的管理体制，确实也有改善的空间，毕竟老百姓不满意的地方还是不少的，上下不能同心的例子是不少的。不能因为现在需要大，需要集中，需要权威，就给自己加冕一个“例外论/非常时期论”，那样的话，将来去见马克思和主席，是要挨批评的。
通宝推：hullo,家园 旧帖重发 首先是好奇：村级选举这个坑，
到底是笑贫首先发明的？还是国际犹太人给笑贫指的路数？以此来证明“中国不适合选举”、“要50年以后”。
干扰选举公平公正（进而有效）有三大因素：金钱、暴力、上级。由此在选举的链上，村级选举是最容易被干扰的、干扰成本是最低的；而另一头是最不易被干扰、干扰成本是最高的：无上家、收买成本即使国际垄断金融集团也“缺钱”、暴力威胁也最无效。
所以呢，90老基出面，才决断必须在B成为被选举人之前拿下。在这点上，还真不能把面瘫看高了，他还真就是个窝囊废。
通宝推：hullo,家园 集中当然必要，民主也是必然的，这个同意 然而，如果不能从主体角度进行研究——过去十几年，不仅体制内不能研究讨论选举、体制外无论左中右（《民主与法制》、乌有、本河），都不能讨论选举。这就有问题了。
不讨论、摸石头，八十年末摸到过一个程度。现在“民主”还要“摸着石头过河”——有边疆某教问题、一港一岛问题，再摸，代价还会小码？
通宝推：hullo,- 待认可未通过。偏要看
家园 工业党科技党的确会被打倒 俺也曾认为毛在58年以后，就是瞎折腾，但后来却发现，毛尽管也犯了很大错误，但在底线和方向方面，并没有错。
毛说他一生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将蒋介石集团赶到了那个小岛上，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更为具体地讲，前者就是革了别人的命，后者则是要革自己的命。
革别人的命，尽管也很了不起，但在历史并不是唯一的，这样的人是现实主义英雄，而要革自己的命，毛不是唯一，也是第一，这样的人是理想主义英雄。
理想主义英雄，尽管值得敬佩，值的崇拜，却不应该成为民众模仿的对象，实际上，也不可能成为模仿的对象。
对于文革，俺的态度很明确，也写了很多帖子了，那就是学说上基本肯定，政治上基本否定。那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甚至是死马当活马医的不得已手段。
因此，对于毛的评价，不应局限于两种革命范畴，即革别人的命，与革自己的命，毕竟革命并不是人类历史的主流。
对于毛的评价，应该放在底线与方向，这两大政治范畴之中，底线决定稳定，方向决定发展，而稳定与发展才是人类历史的主流。
毛构筑的底线主要是解放，毛构筑的方向主要是独立，总体而言，解放主要是对内的，可以概括为民众主义，独立主要是对外的，可以概况为民族主义。
是高举两种革命的大旗，还是高举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旗，是毛主义的两大根本分歧，前者主要被称为毛左，作为后者的俺却自称为毛前，取无论左右，一往无前之意，当然，也会被人称为毛右，或毛修。
能革别人的命，俺十分的敬佩，能革自己的命，俺更是万分的敬仰，但真正的革命者一定要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如果只是鼓吹革命，煽动别人，这种革命，还是滚一边去吧。
革别人的命，俺做不到，革自己的命，俺更是做不到，只是鼓吹与煽动，让别人去流血，去牺牲，俺的良心也过不去。但基于解放的民众主义，基于独立的民族主义，俺还是能尽到绵薄之力的。
阶层固化，阶级压迫的特权寄生和资产食利，是民众主义的根本祸患，只有上中下各个社会阶层能够形成良性互动，良性循环的社会，才能实现国富民强，其主要表现就在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因此，基于社会财富积累的市场存量，与市场变量，是最有价值的指标。
现代社会的独立，最重要的就是基于科学技术的产业链的独立，因此，产业链的多少，产业链的位置，就是衡量一个国家独立性的第一指标。
从底线和方向，或者说解放和独立的方面来讲，毛的路线并没有错误，不但适用于今后的中国，也同样适用于世界。如果将毛的路线局限于两种革命，那么，既不适用与今后的中国，也不适用于世界。
在俺看来，毛主要犯了两大错误，一是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过于迷信群众运动。战争时期的群众运动是十分正确的，但搞经济，搞政治也迷信群众运动，则很容易出乱子，瞎折腾。二是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不足，对自然科学人才重视不够。文人参与劳动，接触劳动人民没错，但让科技人员也这样做，就大错特错了。作为一个工业党，科技党，认为工业和科技才是人类社会能动性的第一载体，中国的希望，人类的希望，都在以科技为核心的产业链。
有人的地方就会左中右，就会有上中下，因此，阶层固化，阶级剥削压迫的威胁永远也不会解除，中国的解放运动也是永远在进行中。
同样，中国的独立运动，也必然永远处于进行之中，抗美援朝就是一场民族独立战争，不但是独立于美国，更是独立于苏联，否则，即使美国只是屯兵于鸭绿江边，中国为了国家安全，也必然会与苏联仅仅绑在一起，难以获得独立。后来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没有在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则是独立地位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重要标志，在这个基础上，才实现了拉一派，打一派的棋手地位。
所以，从民众解放，和民族独立的角度来看，毛的路线并没有错误，也永远不会过时，甚至是普适性的，这也是俺自诩为毛前的主要原因。
譬如大跃进，毛并没有照搬苏联，搞单一的计划经济，而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集中力量办大事，建立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则是让地方政府和人民公社，搞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自给自足。
这两种经济政策，尽管在当时酿成了重大危机，却是改开后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所在。前者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后者则形成了大量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
苏联的工业成就，远比中国发达，却陷入崩溃，根本的原因就是缺少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中国却是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根源就是毛时代的自给自足的地方小企业，小作坊。
大跃进的经济政策，还有后来的三线建设，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损失和错误主要在于具体的操作，和当时的国际环境。
文革的主要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破解外部困局，二是破解内部困局。
文革之前，中国处于美苏两大霸权的封锁压迫之下，在国际上也得不到承认，甚至建交国还一度少于台湾，这种困局不该变，新中国就完蛋了，因此，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只要能够破局，就算是基本成功。
文革与中国重返联合国，与西方缓和，与美国建交，是密切相关的，学术界却一片沉默，只是以为哭诉伤痕，岂不知没有这种政治上的乾坤大挪移，这些人怎么能够看到希望。要知道刘提出的三和一少，实质就是向苏联妥协，投向苏联的，如果中国真的导向苏联，那么，中国遭受的将远不是少数人的伤痕，而是整个民族的败亡。
外部困局，破解成功了，甚至十二分的成功，文革就谈不上失败，至于内部困局，主要是建国后人口过度膨胀，从而造成的城乡僵化，工农分化，干群对立，以及派系势力，地方势力的兴起，最为糟糕的是特权身份的遗传继承和近亲繁殖。从结果上来看，虽然毛打造的左中右结合，老中青结合的政治局面瓦解了，但内部的政治困局也算是基本缓解。
所以，文革的两大目的，一个完全实现，一个基本实现，尽管代价极大，也为中国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如果中国倒向苏联，如果中国没有恢复联合国席位，如果在联合国形成了两个中国，中国的下场就会十分凄惨。
最后做一下总结，是革别人的命，革命自己的命，还是民众解放，民族独立，这是毛主义者对毛的两大类解读，俺不否定前者，认为那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策略，但俺更肯定后者，只有民众解放，和民族独立，才应该是中国永远的路线。
民众解放，中国永远在路上，民族独立，中国永远在路上。
通宝推：方平,红军迷,审度,须弥一芥,笑不拾,家园 大跃进的确失败了 但也不是瞎折腾。考虑一下人民币的问题，在金本位的时代，中国没有黄金储备，那么人民币凭什么值钱当然就是个问题，在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说有苏联支持人民币就值钱，但与苏联发生争吵后这就又成了问题，马克思也说货币天然是金银，所以这不是靠马克思主义能解决的问题，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只能依靠苏联，苏联自己也不例外，为了不被苏联胁迫，靠繁荣的经济保证人民币的价值就变得很有必要。在当时，像鸡蛋这样的东西，虽然政府规定了价格，但农民不卖，要买到就只能花高价从黑市买，所以光靠政府定价还不行，尤其是农产品。为淘汰实物税收这种落后制度创造条件大概也是搞大跃进的原因之一吧。
大跃进的结果显然是悲剧，那以后，中国只能更严厉的控制物价，也控制人民币的发行量和社会舆论（对人民币和经济、社会制度的质疑都很危险，人民币和吃不饱的问题都是经济的大弱点，还没法发展太快），唯恐不可控的恶性通胀，投资的缺少当然会影响经济发展，言论不自由也不是什么好事，但这毕竟让中国坚持了下去，并取得了成功，不但美国放弃了金本位，金本位的苏联还先崩溃了，这就说明中国的坚持没有错。
有人说毛时代的经济比改革开放后发展得还快，但那些吃不饱饭的人恐怕不会相信这样的事，共产党和毛本人对当时的经济也不会满意，如果经济发展真的很快，应该是需要更多农民进城才对，农民的儿子们（不只毛一个）怎么会用农村户口阻挡农民进城呢？又有什么必要搞计划生育和上山下乡？
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的确受到了外界很大阻碍，但毛也的确有错。工业是大机器生产，这意味着巨大的投资，一个企业必须要有足够大的生产规模，才能产生规模效益，即使社会主义国家，要做到多快好省也同样需要规模效益，要在创新中收回投资就更需要扩大规模，而毛在不敢多投资的情况下还要搞群众运动分散投资，工业又怎么能发展好呢？即使大而全的企业也不符合工业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小而全的企业又能有什么希望呢？毛时代对工业的投资恐怕是真的太少了，不过这大概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到大投资的时代才解决，靠的是实践出真知，或者说探索、尝试，改革就是探索、尝试。
通宝推：hullo,- 复 大跃进的确失败了
家园 主体经济学 毛主席在经济领域的最大成就，就是造就了更多的经济主，这是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性区别，也是中国经济成功转型，而其他国家难以转型的根本原因。
工业体系，两弹一星等经济体系，并不是毛造就的最重要经济成就，这方面苏联远比中国更出色，人民公社，三线建设，基础教育，农业工人等方面造就的经济主体，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根本。
因此，大跃进政策错了，并不能说人民公社，三线建设错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规模生产，是将鸡蛋装到一个篮子，因为缺乏竞争环境，这个篮子还是个破篮子，还不如将鸡蛋分散开来。
许多破篮子，胜过一个破篮子，一方面是分散了风险，另一方面也平衡了地方，能够调动各个地方的积极性。
充分竞争条件下的规模经济，才是有价值的，垄断计划条件下的规模经济，只是一艘破船，一个破篮子，风险极大，还加剧了整个社会的僵化。
多元化的经济主体，因为高度同质化，必然会出现一放就乱，一严就死的弊病，也的确放大了大跃进的损失，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多元化经济主体。
因为西方的市场经济，也周期性地产生经济危机，现在中国的经济，也主要是粗放性的增长。
苏联那种计划经济是一棵树，科技树与经济主体一元化，而毛主席留给我们的不但有科技树，还有一片经济树林，这片经济树林是中国转型为市场经济森林的基础。
经济主体，不但是指资源集中所形成的企业，还有个人和家庭，毛时期实现了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将懒散的农民，改造为农业工人，这是印度等国家到现在也无法实现的。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十分不易的，第一桶金更是艰难，毛时期所形成的经济主体，被大多数人给忽视了，甚至诟病不已，杨小凯就批判人民公社和三线建设，好像改开后的乡镇企业，集体企业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即使这些企业在竞争中衰败了，后继产生的企业也直接或间接与这些企业有关。
苏联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将科技树与经济主体一元化，一损俱损，是苏联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毛时期的中国，以及西方，却将科技树与经济主体二元化，一个企业不好，另一个企业可以替代。
日韩的混合财阀制，美国的大企业制，中国的混合所有制，是彼此经济主体的特征。
比如三星集团，年营业额超过2万亿，横跨金融，地产，电子等多个行业，而华为只有6000多亿，这便是三星成功的秘密，自己家的银行等部门就可长期补贴电子部门，完全不需要政府帮助。将国家的各种经济，打包给几个财阀集团，全力参与国际竞争，是韩国经济的最大特征，日本也是类似，开始也是财阀制度，后来则在产经联的主导下形成了交叉持股的经济结构。
可以说，经济主体的多少，大小，强弱，结构等因素，才是决定经济发展的第一关键。
- 复 主体经济学
家园 建立那样的主体没那么难吧 不应该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我想毛也不会同意你的观点，他关心的是公平和消灭剥削，没有理由认为他不是在认真的为这个目标而努力。
工业这东西，实在是太复杂了，还没有谁是真正理解了的，西方虽然成功了，但也是在碰运气，所以现在变得要么保守要么堕落，马克思和毛都缺少很多经验，所以照他们的主张做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倒是现在这个被称为“奶共”的党，各种思想观念和经验都不缺少，不管什么探索、尝试都能做到，也许能实践出真知吧。
通宝推：hullo,家园 市场经济与主体经济 这几年，俺经常思考这个问题，经济的根本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成就了西方？又是什么造就了中国经济奇迹？
俺的答案是主体经济，而非市场经济，所谓市场经济只是多次元主体经济的表象而已。而且，主体经济既能解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能解释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实质就是基于稀缺的一元经济。
主体经济，根据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主动性经济主体，主要就是企业，二是被动性经济主体，主要是个人和家庭。
因此，主体经济不但可以解释供给侧，也能解释需求侧。对于先发的强势国家，供给侧更重要，而对于后发的弱势国家，需求侧更重要，只有供给与需求能够形成良性的互动，良性的循环，经济才能持续的发展。
苏联那种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是一种一元经济，这种主体经济形式，在战争年代是十分高效的，但进入和平年代，就必然陷入僵化之中。
韩国那种寡头财阀经济，对于高度依赖出口的国家是十分高效的，但也将自己的脖子伸到了美国的口中，因此，日韩经济对美国及其主导秩序的依赖，远远超过了军事。
主动性经济主体，主要有产业链的依存关系，和同行业的竞争关系。世界能够和平发展，首先是二战后的产业链更多，更长造成的，其次则是财富积累，市场做大，第三产业成为重头，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同质化竞争没有那么你死我活了。
缺少经济主体，只是鼓吹看不见的手，就是瞎扯淡，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抑制相互激发，才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但经济主体的形成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毛时期形成的多元经济主体，虽然很是柔弱，一旦稀缺的大环境改变，变成了相对剩余的大环境，就会如雨后春笋一样成长起来，即使在成长的过程中大部分衰败了，新的主体也在旧的基础上前赴后继地成长起来。
从经济主体的角度来分析经济，是一条从没有人走过的路，要解释清楚的确很难，因为国家的不同，时代的不同，根本就没有一种普世的路径，苏联，日韩，美国，欧洲，中国的经济主体都有巨大的差别，又要具备普遍性，还要具备特殊性，这种经济理论就更加艰难。
载体能动的哲学思想，主体经济的经济思想，中性政府的政治思想，只是俺的一些粗浅想法，与传统的哲学，经济，政治思想差别很大，不被理解也算是很正常的。
- 复 大跃进的确失败了
家园 毛错在太相信某些投机革命者私德了 “毛也的确有错。工业是大机器生产，这意味着巨大的投资，一个企业必须要有足够大的生产规模，才能产生规模效益，即使社会主义国家，要做到多快好省也同样需要规模效益，要在创新中收回投资就更需要扩大规模，而毛在不敢多投资的情况下还要搞群众运动分散投资，工业又怎么能发展好呢？”毛错在太相信某些投机革命者私德了
搞大规模人民公社，霸占老百姓资产一平二调还有虚报产量高征购的是扛着红旗反红旗的官僚，比90年代抢提留还狠，就是为了全面推动“三自一包”
饿殍遍野时高级干部有特供（后来中级也有），农村多数干部如何，四清和文革就是报应
饿死人问题上专门搜罗的毛教导资料——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一)从写文章谈起。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要议一议，作些修改。文章写得好，看了很高兴。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就是所提指标和根据要切实研究一下。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标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各部需要补充根据。比如，讲十年达到四亿吨钢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就说得不充分。要搞得更扎实些。中央委员都要看一看，还可以发给十八个重点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让他们都看一下，使他们有全局观点。有的文章修改以后甚至可以在报上发表，让人民知道，这没有什么秘密。我说要压缩空气，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样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或者固体状态。
报告总要有充分根据。要再搞得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比如，钢铁的两头设备——采矿和轧钢没有过关，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是否明年三月、四月、五月?为什么那时候可以过关?要说出个理由和根据。又比如，机械配套为什么配不起来，究竟什么时候配得起来，有什么根据?要与二把手商量一下。再比如，洋炉子可以吃土铁，有什么根据，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解决?还有电力不足怎样办?现在找到了一条出路，就是自建自备电厂。工厂、矿山、机关、学校、部队都自己搞电站，水、火、风、沼气都利用起来，解决了不少问题。这是东北搞出来的名堂。各地是否采取同样办法?能解决多少?在座的如果没有电力，一切事情都搞不成。
如何解决呢?是不是议论两三天后，再动手修改文件，补充根据，主要要求确实可靠，指标要改一下。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2]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3]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后来我们反对这样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都那么老实吗?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搞评比，结果就造假；不评比，那就不竞赛了。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检验，要组织验收委员会，像出口物资那样，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4]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不然，人家起来放哨怎么办?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上了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
(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破除。张良[5]辟谷，但他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饭，大概是产量报多了。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要吃饭，二要睡觉，破除了这两条，就不好办事，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的东西被当作迷信在那里破除。人去压迫自然界，拿生产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界这个对象要作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上走路，地就有个反抗，如果没有抵抗，就不能走路。草地不大抵抗，就不好走路；拌泥田不抵抗，陷进去就拔不出来，这种田要掺沙土。自然界有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要把你整死。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鉴于苏联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应破者没有破，秩序相当凝固，我们应当应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为讲话记录稿刊印。
[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毛泽东于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在会上作了讲话。二十三日的讲话共有七个部分，本篇节选其中第一、第四、第五部分。
[2]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也称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
[3]《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不久就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4]王任重（一九一七——一九九二），河北景县人。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5]张良（？——前一八六），字子房，城父（今安徽亳州东南）人，刘邦的重要谋士。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二 六中全会的决议[1]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这样做了以后，公社一级的权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当大的；公社一级领导机关并不是没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1]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郑州会议纪要[1](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在郑州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了七天，三月五日结束。到会者，中央二十人，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二十七人，共四十七人。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首先由毛泽东同志讲了他的意见，然后进行了几次讨论。结果如下:
(一)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二)规定了如下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十四句话是: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 分级管理，权力下放； 三级核算，各计盈亏； 分配计划，由社决定； 适当积累，合理调剂； 物资劳动，等价交换； 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三)起草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1]这个纪要是毛泽东起草的。
一 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2]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三月三十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 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开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县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放大鸣，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三天至四天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1]，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2]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结，四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里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工暇全民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五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三天时间(三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有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多三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公社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是原来高级社)的领导骨干。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迅即施行。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上午七时，于武昌。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一平二调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表现，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三收款，指银行将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统统收回。
[2]王任重，当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一九一八年生，江苏溧阳人，当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两次郑州会议 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和部分地方领导参加的会议和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一次 开始纠正了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第二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人民公社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这里的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相当于原高级社的规模）为基础的体制；在公社内部承认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等。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郑州会议意义 这次会议还针对当时全民大办钢铁、大兴水利、深翻耕地等连续苦战需要休整的实际情况，规定了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
第一次郑州会议，是在完全肯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讨论和认识问题的。所以，仍未摆脱对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不切实际的估计，还继续提出了一些高指标。这次会议对人民公社内部的“共产风”也还没有认识到。因此这次会议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第一次郑州会议及会议以后，使大家认识到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应该有一条界限，不能混淆。这就基本上解决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思想。会议提出的一些重要方针、政策，对于保证我国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次会议，是我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一些“左”倾错误的开端。
第二次郑州会议 针对农村人民公社整顿中不断发现的新问题，为研究进一步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和方法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同志20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27人。[1]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造成同农民关系的紧张状态，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并强调不允许“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又指出，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会议要求公社在统一分配上，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收入之间的合理差别；在体制上，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队(大体相当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的地方是生产队，有的地方是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为基础；并规定在清理“共产风”问题时，旧帐一般不算。会议下发了《郑州会议记录》。3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旧帐还是要算，“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人民网资料）
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亲自撰写的《党内通讯》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4153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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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１日在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３０００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2]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3]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搞评比，结果就造假；不评比，那就不竞赛了。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检验，要组织验收委员会，像出口物资那样，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4]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不然，人家起来放哨怎么办?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上了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文集》第七卷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文集》第八卷
七千人大会上林彪讲的一点没错——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林彪临时决定抛开事先准备的讲话稿，他说：“这几年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现象。”“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几十年里，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 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
”
通宝推：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