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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GA系统的反腐打黑，终于有点求死不能的味道了 -- 方平
家园 确实现实中廉政不等同于能力 往往能力强的人，欲望也强，权力，金钱，美女，成功等等，等等。寸度，把控，价值观，这几年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大环境太黑了，令孤，康师傅，徐军头……一般的党员，小干部想出污泥而不染，不容易，这一点大家能理解吧？
所以我觉得打完老虎后必须彻底打掉苍蝇。否则过两年又一波苍蝇升级为老虎是必然。
家园 我父亲的同学80年代当过南京市的副市长之类的领导。 我父亲的同学80年代当过南京市的副市长之类的领导。
我父亲说他连汽车班的车都要不到，当完一届任期就不干了。
当时觉得这知识分子又受迫害了，现在看来就是能力不行，边都没摸到。
我们厂一个八十年代调到市经贸委的官不大，成天夹个人造革的包装清廉，但是人真是混的如鱼得水，到处都是咱的人，受学历限制，上不去，但是能办事。
我们厂另一个直接到市经贸委当副主任，每天有车接那种，他能力还可以，口才也不错，但是到市里也是抓瞎，干完一届就退了。我觉得他要是早早调到市里，应该能办事情，去的太晚，不认识人，只能坐办公室玩了。
只能说当官这事情能力一半，运气一半。
家园 新闻里那些塌方政治腐败环境里 清廉等同于被排挤，等于“自毁前程”如果这种政治生态不打破，崛起复兴就是历史笑话。
家园 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能力不够，然后说自己清廉被排挤。 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能力不够，然后说自己清廉被排挤。
政府机关，哪怕是肥的流油的单位，绝大部分人也是与贪污不沾边的。
贪污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得有权，二得有胆，三得有机会。
敢贪污的能力都很强。
家园 在单位呆过么？ -- 有补充 贪污还需要能力？只要你有那位置，旁边人敢不分你一份？吃拿卡要，需要啥能力。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家园 不贪污才需要能力 -- 补充帖 因为你不干，旁边人怕啊。所以不贪还能干成事才要大能力。
见前补充 4614473
家园 那年头的小车班，是不能轻易得罪的 真得罪了，轻则给领导（当然是比较软比如弱的）甩脸子；
重则，都懂。
机关的那点破事，小车班啥不知道啊。
家园 笑话，你的能力决定论，，， 草根在基层，做好事是不会有人跟随的，
做坏事有利可图，就能纠集一班人做成事，，，
良心未泯的人，可能乘机做一些不损自己小团体的好事，，，
只有这样，才有上升的可能，这是现在基层黑的一塌糊涂的内在原因，
对于有背景的，守住清贫，想做好事一样做不成，只能做一样不痛不痒的事，混资历，混到高层，就可以不忘初心了，请莫对号入座，，，
中国人，普遍的缺乏公德，，，做好事的人，必被杀，很少人会感恩的，，，
归纳起来，只有位于高层了，才能做看起来是进步的事，，，
家园 再回方兄：我看的资料，李昌平在80年代做乡书记时成绩斐然 李昌平的问题，昨晚没有时间展开，现在详细说一下。
声明一点：我看的都是第二手、乃至第n手的资料，方兄是湖北人，如果有第一手的资料的话，万望指正、分享，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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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昌平大约是84年开始做乡党委书记的。按现在能看到的资料，他那段时间干得很好、很开心（当然，那段时间的农村政策也的确好）。
为了更好的工作，他于87年出去脱产学习（感觉经济学硕士就是那段时间拿的，不过不能确定）。然而他脱产学习的那段时间，中央连续出台不利于内地农村的政策，把农村一步步打入深渊。此后做落后地区的乡党委书记，最大的考验就不是行政能力，而是对农民下不下得去手（这个我回头细说）。
因此，方兄质疑李昌平的行政能力，我是不认同的。而七常委批示的改革的失败，恰恰证明李昌平的失败不是行政能力问题（这个下面我会引用温铁军的话证明）。
2. 关于方兄所说的，“李昌平最终也算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中国改革》的农村版主编（正处级、北京）”，温铁军是这么说的：
李昌平辞职了以后就离家出走，南下打工。。。湖北的一个大企业，就是现在出了问题的蓝田，找到李昌平说，你与其给别人打工，不如给我们打工，我们可以利用一点你的知名度。蓝田把他招到公司，地方的领导干部就找到蓝田老总，说怎么回事，听说李昌平到了你们蓝田了。蓝田老总就没办法，找李昌平谈话，说还是很抱歉。最后李昌平变成在广州没有正式职业，给报纸临时写点小文章，变成了这么一个没有正式职业的人。我当时正是一个中央的一家媒体的负责人，是《中国改革》杂志的社长总编、法人代表。李昌平找到我，我说我是搞农村调研出身，你是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经验还是很丰富的，那你就到我这儿来吧。这样才算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老百姓只是觉得，他到了北京工作了，还安排了个处级干部，大家可能觉得这还是个好事。但其实要我说，他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李昌平辞官以后，地方领导还跟着追杀，非让他做无业游民不可。所以方兄论述的起点：
李昌平上书后，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对支持并不是事实。地方恨死他了，肯定是嘴上支持、暗地下绊子。
中央的支持呢？在我看来也不是真心实意的。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看李昌平是怎么失败的。方兄的帖子引用了温铁军的说法，但是没有引全：
棋盘乡历年累积下来的乡村公共负债，在乡这级累积三千万。李昌平就说你们这些各个部门，什么七所八站，你们停摆一年，你们的费用我照给，你们说你们多人头，多少行政费，多少开支，我照样给，但是你们不要再下去，不到到村，不要上街，不要扰民第二件事情，清债。。。计生罚款有钱，派出所罚款有钱，工商在集上收费有钱。。。他们有了钱，对政府放贷，这个债呢，利息都比银行要高很多。。。那就清债，按照银行利息。干了一年不到，就导致了所有部门都反对这个乡党委书记。。。组织部长只好跟他谈了，说你已经成了监利县最不安定的因素，你得调离了，你不能在这干了方兄引用前一段说明李昌平得到的支持力度大，然而不到一年（我的印象中是半年）就让他走，这算什么支持？
李昌平干的两件事：一是不准下级部门扰民（钱照给），二是清理下级部门借给乡政府的债（利息照给），招致了下级部门反对，不到一年（我记得只有半年），县委就一定要把他调离----中央如果真心实意支持他，会是这个效果吗？
如果真如方兄所说，李昌平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对支持，却连乡政府下属部门的这么一丁点利益都动不了的话，这笑话就大了。
所以我说：从中央到省地县，对李昌平的支持都是假的。中央是做做样子；省市县则是口头支持、实际下绊子。越朝下，下绊子的力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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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澄清一下：我之所以强调李昌平的经济学硕士学位，不是因为我认为学历即能力----我还没有那么浅薄。我强调李昌平的学历，是基于两个原因：
1、李昌平在80年代是一位成功的乡党委书记；
2、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干部提拔，学历因素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基层，有学历的干部比较少。即使抛开能力不谈，以李昌平的年龄、资历、学历，不提拔也是非常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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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转回头说一下80年代末90年代初把农村打入深渊的一连串政策。
有关这个话题，我发过一个主贴：七天:浅谈内地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兴衰和政策背景
这个帖子内容比较多，我大致总结一下：
1）分地给了农村用地自主权；这个自主权导致了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这些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基层政府的钱袋子。
2）84年取消公社、设立乡镇，基层组织形式发生根本变化，政府规模大大膨胀（比如说以前公社只有一个财税员，设立乡镇后发展成财务所、国税所、地税所三个所）
3）87年财政包干，财权上收、事权下沉；
4）88年开始反思大包干。但是在调整过程中，8x8发生了，分地成了改开的牌坊，再也动不得，这导致调整做了一半、成了夹生饭。具体是：88年《土地法》收走了基层用地权，89年银行退出农村。这两个政策直接导致了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衰亡----基层政府逐渐失去了这个钱袋子，但是降低基层负担的那半套调整没有做。
5）88年《土地法》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土地浪费和污染问题；
6）92年南巡后，东南沿海获得了廉价的土地使用权、优惠的财税、金融政策，而内地农村则承担了“守住土地红线”的“光荣任务”，于是1亿民工东南飞。
7）94年分税制，财权进一步上收、事权进一步下沉。连军烈属的费用都不拨钱了。
8）失去用地权和银行支持的乡镇企业的负担不断增长；
9）农民的负担也不断增长。农民负担增加导致购买力下降，农民购买力下降导致乡镇企业没有市场，乡镇企业困难进一步加剧乡镇财政困难。乡镇财政越困难，农民和企业的负担就越重，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直到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完蛋。
10）最后基层政府的负担完全压在农民的头上，就是臭名昭著的“三提五统”。
11）负担加重导致种田赔钱，种田赔钱导致土地抛荒，土地抛荒导致公粮难收，于是基层政府开始收旧社会才有的“人头费”。从刚出生的婴儿到80岁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每年都要交几百块钱的“人头费”。
12）三农问题日益严重后，中央下文件要求减轻农民负担，要求农民负担不得超过产值的x%（个位数）。这又催生了产值注水问题（中央规定负担比例，只有虚报产值才能收够钱）。
13）然后呢，产值成了政绩，政绩出官。于是注水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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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里，90年代是内地农村最黑暗的时代。那个时候的乡党委书记，说难干难干，说好干也好干：
只要你能按上边的要求注水、然后不择手段地把钱从农民手里榨出来，你就能做好这个乡党委书记；
但是，如果心肠不够硬、血不够冷，作为直接面对农民的官，下那样的狠手对付原本就很可怜的农民老百姓，也不那么容易。
所以，我开始才说：方兄质疑李昌平的行政能力，我不能认同。李昌平的问题不是行政能力，而是心肠不够硬。
那段时间的农村有很多悲惨的故事。我高中的同桌就是我大二那年死的。
通宝推：柴门夜归,葡萄干,朴石,花棍舞,surfxu,诸葛小花,李根,领班军机,审度,冻雨,阴霾信仰,拉拉的拉拉,偶卖糕的,p47109,方恨少,老老狐狸,燕人,阳春白雪,大眼,四十千,达雅,海峰1,起于青萍之末,家园 搞改革，只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包括官 我们讨论的能力，不是李昌平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时的工作能力。当然，拥有研究生学历，四次担任乡镇领导，年富力强，按理说，完全应该被列入上级重点考察培养对象（同属荆州市的邻县公安县的比李昌平小一岁、同样是平民出身的中专毕业的龚道安，在李昌平上书时，已经被提拔为荆州市公安局公安局副局长了）。
我们讨论的，李昌平得到中央七常委明确批示支持后，从事的“疾风骤雨”般的棋盘乡农民减负改革试点中，所表现出来的实践自己改革蓝图的行动能力，这也是中央七常委明确要求湖北省监利县要认真地搞好棋盘乡的改革试点，对李昌平的农民减负改革实验报以巨大期待的原因。
我不认为中央七常委对李昌平的批示与支持，是假的。别说七个常委批示，就一个常委批示，你看从省到县，哪一级领导敢敷衍？（我长辈是遭遇过两个常委的批示的，我深知压力之巨大，包括承办的部、委）。
那么，李昌平的改革，为什么会失败？我上一个帖子已经讲了拙见。这里引用早期一些研究人员的分析：
监利改革似乎并不是农民要求的，而是政府主动恩赐的。农民负担减不减、减什么、减多少、何时减、减多久，一切都由政府说了算，农民没有丝毫发言权。这种自上而下的“皇恩浩荡”式的减负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施舍性、随意性和不可靠性。施舍者随时可能收回对农民的恩赐。 棋盘乡的减负运动，由于并不是农民主动去争来的，而是自上而下赏赐的，改革的目的则由“减负”异化成了“应付”。既然如此，那么改革的结果就可以预料和理解了：改革的发起者李昌平在改革过程中日益孤立无援，一方面，他触动了上级、下级的既得利益而被明显孤立，另一方面，他又没有想到、也根本就不敢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我觉得最后两句话讲得有道理：
1、走改良路线吧，李昌平却从一开始就将所有的同级、下级，推到了自己改革的对立面-------李昌平一开始认为手握“七常委尚方宝剑”，要求乡镇所有的部门、七所八站、停罢一年、费用我照给-----没有上面支持，他一个乡党委书记大概也没这个权力；
2、走群众路线吧，他又不敢。
所以，仅仅一个半月后，李昌平就意识到，自己的改革路线图（要求乡镇所有的部门、七所八站、停罢一年），根本走不下去了-----须知，这个改革路线图，不是任何人强塞给李昌平的。
李昌平走了，从某种意义上，他个人得到解脱了。然而：
他成了孤家寡人，只得中途当了逃兵。丢了党委书记这顶乌纱帽，对他而言，固然是一种不小的损失，但这种损失毕竟是有底线的，是他可以承受的，与改革失败后监利农民的遭遇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他好歹还可南下打工，可以写书，甚至还可以出国考察，而被他抛弃的棋盘乡农民，在改革"成功"后不久，即迎来了变本加利的报复性掠夺，沉重的对公负担卷土重来，远比改革前更甚，以致三个月时间里，监利县就有四位农民因欠税费而被逼死于非命。那么，李昌平当时有没有别的办法来实现他的农民减负改革呢？这是同一篇分析文章里举的例子：
1992年底，在面临县政府强行征收不合理摊派款的高压下，以张德安为代表的谢安乡农民自发团结起来，学法、用法、宣传法，不屈不挠地开展了历时3个月之久的抵制运动，期间经历了艰苦卓绝的群众性斗争，甚至包括某些比较出格的过激行为，一度被扣上了"暴动"的吓人帽子。在此过程中，乡、区、县等地方政府都持强硬高压态度。由于压不下去，为避免事态扩大和局势恶化，最终由省政府出面宣布取消县政府的不合理摊派行为，该事件遂以政府的妥协和农民的胜利而渐告平息。这场风波是自下而上的。博弈的双方，一方是市县乡各级地方政府，另一方则是当地农民群众。农民始终是此场风波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其中的领导人物张德安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没有任何行政职务。
而当地政府是如何对待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农民带动群众发动的减负运动的呢？
有意思的是，乡党委书记、经济学硕士李昌平先生在改革中途辞官当了逃兵（根据事态的发展，他不辞职也难免被解职），而农民张德安则始终与老百姓团结在一起，深得老百姓的坚决支持和保护，直至被群众自发高票推选为该县人大代表（众所周知，非候选人高票当选县人大代表，这是比较“出格”的。）并受到县、市、省主要领导的多次登门拜访。1993年2月，时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原副省长）、工作组组长刘昌杰同志专程赶到谢安乡召开现场大会，当着数千农民群众宣布："张德安抵制不合理负担没有错，（政府）保证今后不得以任何方式对他进行追究。"谢安乡农民的胜利还不止于此。93年事件后，该乡农民负担得到较大幅度的降低并持续10年保持全县最低水平（人均负担约50元/年，该县其他乡镇人均负担则多在140元/年左右）。此外，从1993年至1995年期间，国家拨专款21万元，为当地农民修建大桥（“共安桥”）一座，以安抚民心。谢安乡农民依靠自发的依法团结斗争，争得到了货真价实的持久胜利。他们成为全县农民羡慕的对象。
乡党委书记李昌平VS农民张德安，谁拥有的资源更多呢？
说到底，做任何事情，尤其是改革，发动一群人做，总比一个人做，成功的把握大得多。
除了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级乃至下级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除非你认为，整个监利县官场全部烂透了，除了一个李昌平。但是毛主席说过：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 。搞改革，必须团结左派、正确中间派、孤立乃至收拾右派-----这就是我说的改革行动能力。
当然，我没有资格苛责李昌平。他放弃了本来至少不错的仕途（累官不失副县），离家出走，完全是出于对乡亲农民的当年悲惨生活的同情，所以我至今保持对他最大的尊重。
通宝推：审度,nanimarcus,回车,独立寒秋HK,起于青萍之末,辣椒,唐斩非,燕人,桥上,老老狐狸,家园 李昌平上书：干部如蝗虫！ 90年120人，2000年340人。
干部集体就是全烂透了。
他已经得罪绝大多数干部群体了，活着离开，就是阿弥陀佛了。
家园 关于李昌平，再一次回方平兄。 我感觉方兄是放弃上一个帖子（方平:坦率讲：李昌平的悲剧与清廉无关，主要是行政能力问题）的论述原点了：
方兄上一个帖子证明李昌平缺乏行政能力的论述原点是：
李昌平上书后，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对支持现在呢，又要求李昌平团结官。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方兄曾说过一新在武汉市长任上也是天怨人怒、甚至累死了一个组织部长。So？有人敢龇牙吗？
一个乡党委书记，如果得到常委级别[b]真心实意的支持，监利县敢不到一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也就半年）就急火火地赶他走吗？在李昌平辞官后，湖北地方官员敢追杀吗？[/b]
一个常委的批示，就让令尊郁闷了数年；李昌平有7个常委的批示，他的领导连1年都不愿等、而且还要追杀，这不是假的还有什么是假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我父亲很早就开始做民办教师，按标准早就可以转正了，但是一直转不了。在我留京工作的那年，顺顺利利地转了----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能水，而是他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万一我在北京能认识个什么人。
湖北地方官员敢在李昌平辞官后追杀，就是因为他们清楚李昌平得到的支持是假的----否则的话，把这个瘟神送走就好了，还追杀什么？不怕惹出新的麻烦吗？他们显然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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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方兄李昌平不能团结官员的评价，让我们看一下李昌平当时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状况：
县委书记本已升任副市长，因为李昌平上书，回来做县委书记----因为他受到降至处分的上级。
下级呢？我曾经不止一次说过：
在我的印象里，90年代是内地农村最黑暗的时代黑暗的根源，是中央的一系列政策；而撒播黑暗的手，则是基层的小吏。我一直非常讨厌县乡小吏（尤其是张口法规、闭口政策的那种），就是因为他们太坏了，比黑社会坏得多。黑社会为了立flag，有时还讲点道义，但是他们不用，因为他们代表政府；黑社会做事需要注意分寸，怕万一大发了引来政府镇压，他们不用，因为他们不用担心被镇压。
那个活，尤其是直接对农民下手的活，好人干不了。有心肠不那么坏的，对农民下手的时候躲在后面，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甚至随大流了。而且，在那个环境下，有良知你也不敢露出来（完成任务的时候不让你脏手已经对得起你了，你还敢假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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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团结人，无非是三条：信仰、胡萝卜、大棒。信仰先不谈。先谈胡萝卜和大棒。
胡萝卜李昌平没有，因为他的初心是减轻农民负担。但是他的对手有，他的对手是县委书记、更高层的官员、甚至整个官场。他们需要尽快证明李昌平是错的。他们可以给李昌平的手下许诺，鼓励甚至暗中组织他们跟李昌平闹，告诉他们李昌平很快就会滚蛋，等李昌平滚蛋后论功行赏。
大棒呢，李昌平也没有：手下的官他免不了，连工资都不能少他们一个。但是他的对手有：在那种环境下谁敢跟李昌平走，纯属老寿星上吊。
至于信仰，上级因为他受到降级处分；下级被他断了搜刮农民的财路，没有胡萝卜、没有大棒，光靠信仰？毛主席都说：手里没把米，鸡都唤不来。方兄当李昌平是超人吗？
现在回头分析，李昌平改革的失败是监利县、乃至湖北省想要的：只要改革失败了，就能证明他们没错。即使李昌平说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是事实，也不是他们的错----我们牺牲农民也是万不得已。
而7常委批示完了就拉倒了，既不跟踪执行情况，也不管李昌平的死活，说明他们对牺牲农民是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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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兄在上个帖子里，用湖北省厅派往武汉市局的局长成功完成使命的例子来证明李昌平行政能力不足，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这位局长代表的是湖北省公安厅的利益，对手是武汉市局。他的背后有省厅毫无保留的支持，而他的对手则要在官场的规则内跟他玩。
而李昌平呢？他除了一腔热血，几乎一无所有。而他的对面，上有欲除之而后快的领导；下有穷凶极恶的小吏。你把他们放在一起比，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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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帖子，方兄把李昌平和张德安放在一起比较，证明李昌平，依然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张德安的出现是一个概率问题。当时农村的反抗非常多，各种形式都有。我们乡就有一个领导家院的门楼被用土炸药炸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听苏北的同学说，当年推着小车支援淮海战役的农民，喊出了“用打碾庄的战斗意志反抗反动政府”的口号，带领农民暴力抗税。最后调动了好几个县（包括邻省）的武警才镇压下去。
众多的反抗运动中，出现一个张德安那样的案例，是一个概率问题。
但是李昌平只有一个。我有理由相信：如果为民请命的乡党委书记，像此起彼伏的反抗运动一样多，也一定会出现像张德安一样的李昌平。
另外，李昌平作为党员、乡党委书记，身份也不允许他做出带领群众暴力反抗政府的行为。
毛主席发动老百姓闹革命已经惊世骇俗了。
通宝推：柴门夜归,海峰,阴霾信仰,surfxu,迷途笨狼,四十千,审度,